简单的自白

湾岸的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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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出生的,父亲是新闻人,母亲是编辑。都是改革开放中前几批大学生,从外地进京定居,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嗑着瓜子看参考消息。心怀天下似乎是一种爱好,在学校,语文和历史学得是最好的。但是作文总是写得太长太啰嗦,有时候满分,有时候拿不到及格分。

在上高中的时候,即使是在较好的中学中的较好的班级,我的历史成绩也是前三名的。但是,那时候自我感觉良好的我,也是在历史课上留下了日后让我很羞愧的一段记忆。

因为我看的报纸多,词汇量也十分丰富,在历史老师某个讨论类似于「如何看待日本的侵华历史和日本人的反思」的提问之中,我夸夸其谈,用貌似理科中的口吻说了七八分钟,然后被老师不知作何表情地叫停。回想起来,我自以为帅气的夸夸其谈,全是对新闻联播参考消息和历史课本劣质copy,剩下的就参照新闻报道对日本人,日本社会的无端臆想。完全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而且还是当着某个班上的中日混血留学生的面。

那时候的我成为了最想抹去的黑历史。毕业以后,我在FB上对那个学生道歉,说那时候我好蠢,不该胡说一些我完全不了解的东西。

然后多年后,我又来到日本留学,生活了近五年。中学时候的那件事不再是我的一件黑历史,而是成为了我人生的一个标志牌一样的东西,展示着我的认知是怎样改变的。



我从小感觉,新闻和写作可能是我一生的事业。

或许因为子承父业,或许因为我从小认为自己写东西很厉害。

在毕业之后,我也去了某国字头的小规模报社工作。那里的前辈很亲切,接触到的采访对象也都是较为务实的经济官僚和学者。

但即便如此,工资低到没法看,能报道的东西也看不出没什么价值。在我看来行业内最最优秀的新闻报道,也不过就只是多说一些实打实的数据,少说一些瞎话而已了。而自父亲入行的那个时代起的十几年中,曾经涌现的很多深度报道、调查报道,在我那时已经成为传说。当时我觉得报纸行业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我没想到的是,在我离职之后,整个中国的新闻行业的堕落速度还能快到我无法想象的程度。

仅仅只是留日五年的时光,就让我已经忘记了中国有新闻这回事。虽然在日本的大学中我依然攻读的是接近新闻学的一个专业,但我已经不相信在国内新闻业有任何前途了,其原因这里也毫无必要详述。


即便如此,从小爱看报纸,相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我,即使是长大了,不再相信很多事了,但在社交网络上还是会犯贱,去关注各种议题。

我不怎么写评论类文章,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写作文就感慨太多,而真正铿锵有力的论述太少。我也没有能量去参与维权事件,或者用金钱和物质帮助他人。但是如果一天不去关心那些事情,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又无法释怀。

我的手机note里时不时记录着各种事件,各种早已消失在互联网的人们的只言片语,但我也不知道能拿他们来做什么。我怀有恐惧,在我技术上确定实现匿名之前并不敢写什么。但是我还是会发很多微博。但我也渐渐觉得这没什么用处。社交媒体上的人逐渐变得癫狂,而原本那些正常人一个接一个消失。我只能焦虑地观察着这个社会,观察身边的每个人。我学会的最有用的东西是自保的欲望,表达的欲望却渐渐消退。


直到有一天我写了一些东西。

我写了一些无聊的小说,和新闻,和正义完全无关。但是我极其享受这个过程。虽然在经历了最初的狂喜后,乐趣也很快消退。但我毕竟是头一次创造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创造出了世界,也有许多人享受在这些世界中的旅途。

然后我忽然发现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我想要写故事。我要把我所有的感情也倾注其中。如果真实世界拒绝认识它自己的真实,我就创造一个镜中的世界,要它看自己。

我想要创造世界,想要让每个人都陷入其中。如果有人拒绝被批评,也不会被说服,那我就用最愉快的旅程邀请他,让他走进我的世界流连忘返,然后不得不一头扎进我为他准备的真实。

我想要写学习小说,我想要试着写寓言。用故事去对抗世界。

如果我将来有了孩子,我要把我的寓言讲给他听。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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