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謹言語，慎出行，簡交遊」—— 文學大師汪曾祺(之二)

（一）

汪先生回不了城，於是給老同學楊毓珉寫信。

在西南聯大，楊毓珉比汪先生低一班。他聽聞一多教授講唐詩，不知怎麼會讓汪先生代寫課程作業。聞先生一看，大為贊賞，說：「比汪曾祺寫得還要好！」

楊先生在北京京劇團當藝術室主任。他得過汪先生的好處，這時當然要搭救老學長。好在相關的頭兒都知道汪先生的《范進中舉》，事情辦得蠻順利。1962年1月，汪先生成了北京京劇團的編劇，以後一直沒有挪過窩。

1963年冬，江青拿了兩個滬劇的本子，叫改成京劇。北京京劇團挑了《蘆蕩火種》，因為名角趙燕俠適合演裡頭的阿慶嫂。

汪先生跟劇團的另外兩條漢子跑到頤和園的龍王廟，把劇本弄出來。演員趕緊排練，劇團發了海報，宣佈1964年元旦公演。

江青看了彩排，不滿意，不讓演。北京京劇團歸北京市管。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說，不妨先來幾場，聽聽觀眾意見再改。但江青不讓演就是不讓演，彭真不高興也沒用。

1964年春，汪先生跟劇團黨委書記薛恩厚住進市文化局招待所改本子。兩個人各搞幾場，然後由汪先生統稿。重頭戲和許多後來廣為流傳的名段都是汪先生的手筆。

本子出來了，江青先看。大到一幕戲，小到一句台詞，她都要管。江青一開口，就是「重要指示」，說一不二。她下令砍掉一場戲，演員們覺得很可惜。副團長肖甲舉起記錄江青講話的小本子，大聲講：「別爭了，這就是咱們的‘生死簿’！」

這件事傳了出去，北京市委大為緊張，叫肖甲趕快先寫一份檢討，以防江青問罪。幸好事情傳得不遠，肖甲沒有馬上倒霉。到「文化革命」，他因為那句話被撤職批鬥，搞了接近十年，到1975年才「解放」。

劇本弄好，演員趕著排練。江青來看彩排，覺得滿好，轉頭問畢恭畢敬陪在身邊的劇團領導：「詞寫得不錯，誰寫的？」

於是江青知道了汪曾祺。

（二）

1964年6月，《蘆蕩火種》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名聲大振。

毛主席也看了。接著江青跟劇團領導講毛主席的指示，汪先生他們照著改出第三稿。劇名也奉命變為《沙家浜》。

小說《紅岩》出版後，挺轟動。1964年冬，江青想把它改成京劇，一聲令下，從全國各地叫來一批人，包括小說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還有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閆肅、北京京劇團的薛恩厚和汪曾祺。

有一天，江青把他們叫去中南海頤年堂。這是汪先生第一次見到江青，直接領教她毫無理由的霸道。她居然對羅廣斌講：「將來劇本寫成了，小說也可以按照戲來改。」

這完全顛倒了原著和改編的關係，把汪先生嚇了一跳。他跟江青沒有交談。汪先生一向低調，也不想攀附任何人。另外，他知道，江青點名要他參加改編，是因為他筆頭好，實際上對他並不信任。

江青叫閆肅搞京劇《紅岩》，說從京劇團找人跟他一起乾。閆肅回答，一定跟這同志好好合作。江青馬上糾正說：「他不是‘同志’，是右派。」

於是汪先生他們開始改《紅岩》。第二年4月，他跟劇團一大幫人在重慶體驗生活。江青突然命令他們趕去上海，重排《沙家浜》。

見面的時候，江青問汪先生多大歲數，什麼文化程度。

後來討論劇本，江青一到，就對汪先生說：「汪曾祺同志，聽說你對我有意見？」

汪先生回答：「沒有。」

江青說：「哦，沒有。」

對話就完了。汪先生沒想過要套近乎。

過了些時候，江青跟劇團的領導講：「汪曾祺懂得一些聲韻，但寫了一些陳詞濫調。我改了，他不高興。」

（三）

劇團突擊準備，給江青演《沙家浜》。

江青看了挺滿意，把它定為「樣板」，下令5月1日公演。「樣板戲」的大名就是這麼來的。這時離「文化革命」還有一年多。汪先生說：「‘樣板戲’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導。」這些東西不是「文革」的創造，那場災難是形勢自然發展的結果。

回到北京，汪先生接著搞《紅岩》。1966年，快過春節的時候，江青打電話叫閆肅和汪曾祺他們火速趕去上海。汪先生幾個連忙坐飛機南下。在上海，江青說，四川黨組織執行王明路線，京劇《紅岩》不搞了。她要另外編一個戲，講軍隊派一個女黨員去重慶，發動工人迎接解放軍。汪先生和閆肅連乾兩天兩夜，弄出一個提綱，劇名叫《山城旭日》。江青覺得不錯。

3月，江青又把汪先生他們叫到上海談《山城旭日》。她發動批判京劇《海瑞罷官》，把矛頭指向北京市委，鬧得沸沸揚揚。北京京劇團在北京市委管轄之下。同去的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對江青不夠順從，江青站起來，狠狠地說：「讓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就在這裡試驗。不讓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就到別處去試驗！」

當時北京京劇團是「江青同志的試驗田」。她不知憑什麼把全中國都當自己的家產，想到哪「試驗」就到哪「試驗」。

聽了江青的話，汪先生挺不舒服：一個女性，開口「老子」，閉口「老子」，太過粗魯。

後來「文化大革命」的野蠻，其實自上而下，不能全怪紅衛兵。

（四）

1966年5月，「文化革命」正式開始。

過不了多久，汪先生就挨批了。最大的罪過，是跟薛恩厚一塊搞的劇本《小翠》。裡頭講狐狸仙女是「大尾巴貓」。於是有人講「貓」就是「毛」，薛恩厚和汪先生攻擊毛主席。隨後是大會批鬥、罰跪、戴著高帽遊街。不由獨立的法院判決，誰的命運都沒保障。中國人在這方面有最多的教訓。

汪先生跟幾個倒霉的劇團領導和名角一起，天天運煤、劈柴，或者集中在一座小樓上讀毛主席的書、寫檢討。最讓他受不了的是被迫去洗女廁所。「文革」鬧完以後，提起這件事，他還一肚子氣。

汪先生有三個孩子。「文革」開始的時候，老大上初中，最小的念小學四年級。學校全停課了，他們閒著沒事。

那時好些挨鬥的人挺不住，有的跳樓，有的服毒，有的沈湖，被說成「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

有一天，汪先生吃過晚飯，帶著十二三歲的女兒到外頭走走。他們出門不久，看到一個人躺在馬路對過的大樓底下，身上草草蓋著條床單，下面是一灘鮮血。小姑娘嚇壞了，抬頭望父親。汪先生呆在那裡，面色鐵青。女兒拉了他好幾下，汪先生才魂不守捨地跟著走。

小女孩突然覺得自己責任重大，鼓足勇氣對父親說：「你不要跳樓！」

汪先生問：「為什麼？」

「跳下來很難看，還被人圍著罵。」

「噢。」

倆人悶悶地向前走。小姑娘一下子忍不住，淚水湧出雙眼，大聲跟爸爸講：「不許自殺！」

汪先生嚇了一跳，定了定神，說：「好吧。」

總的來說，汪先生是個風趣的人。他的性格對應付那場災難大有幫助。一次，汪先生的三個孩子去劇團看大字報，碰到父親。汪先生穿著破棉襖，扛根扁擔，正要去抬煤，見到他們，有點意外，但並不尷尬。

他問孩子來幹什麼，然後平靜地說：「好好看吧。」

三兄妹看了一會，發現京劇團的人文化水平低，大字報寫得挺糟，遠比不上學校里的，沒看頭。

他們回家講了爸爸的事。汪太太覺得丈夫可憐，認真準備晚飯，還打了酒。

汪先生從劇團回來，小女兒看見他被刮了光頭，就說：「爸爸剃了禿子不好看！」

兒子走過去摸摸他的光頭，問：「怎麼都是疤瘌呀？」

全家大笑。

汪先生老老實實地說，自己小時候鬧過瘌痢頭。

以後孩子們都管他叫「小瘌子」，汪先生也答應。他還常在家裡講挨整難友的趣事，拿整人的傢伙開玩笑。

（資料圖：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五）

後來人們給紅衛兵和造反派很多指責。其實整誰不整誰，全由上頭說了算。

1967年4月的一天，汪先生照例回劇團抬煤。中央文革小組的聯絡員把他叫去，說：「要解放你，你準備一下，向群眾做一次檢查。」

汪先生回到批鬥對象集中的小樓，琢磨怎麼做檢查。聯絡員又把他叫去，說：「不用檢查了，你表個態。不要長，五分鐘就行了。」

汪先生剛出辦公室，又被叫住。聯絡員說：「不用五分鐘，三分鐘就行。」

不一會，整個劇團的人都來了。汪先生上台把自己罵了一下，講了點要重新做人之類套話，說一定認真去搞樣板戲。於是，他一下子從「黑幫」變成「革命群眾」。

剛開過會，就有人送來一張票，說晚上江青要看《山城旭日》，讓汪先生參加。沒多久，又有人把票收走，換了張請帖。中央文革的聯絡員把他叫去，說：「江青同志今天來看戲，你和閆肅坐在她旁邊。」

汪先生的衣服爛糟糟，渾身煤末子，沒法跟「首長」坐一塊。回家換衣服已經來不及。他趕緊上街買了一身灰外套，到澡堂從頭洗到腳。

開演之前，那位聯絡員特別交待汪先生：「不該說的話不要說。」

汪先生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他是最本分的人，根本就沒有什麼話要跟江青說。

那天晚上，江青問一句，汪先生答一句。

快開場時，江青打聽一個演員情況。汪先生不知道，就應付說：「挺好的。」

幕間休息，江青對汪先生講：「不好吧？但總是比帝王將相的戲好。」汪先生沒答茬。

後來汪先生跟閆肅、張永枚他們一塊把小說《敵後武工隊》改成京劇，接著又奉命參加編《草原烽火》的劇本。他們去內蒙調查，發現日本鬼子沒有進草原，那裡也沒有游擊隊，沒法寫。

（六）

因為江青的特殊地位，演樣板戲的劇團特別風光。

它們是「樣板團」。裡頭的「文藝戰士」發制服，一年兩套，夏天穿淺灰的，春秋穿深灰的，式樣、料子和顏色都由江青欽定。劇團的人說那是「板兒服」。

當時全國人民吃不好，穿不好。樣板團的食堂有特別供應。香酥雞、番茄燒牛肉、炸黃花魚、炸油餅，各式各樣，餐餐不同。劇團的人管那叫「板兒飯」。

樣板團外出表演或者體驗生活，那是「御史出朝，地動山搖」。各地領導親自接待，奉若上賓。

但汪先生死腦筋，想法總跟不上形勢。大兒子初中畢業，被送去山西當農民。毛主席說那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年輕人也覺得很光榮。汪先生卻對兒子說：「把你們送到那樣的地方，我認為是對年輕人的摧殘。但願你們能夠用行動改變我的認識。」

汪太太是新華社的翻譯，看到社長、副社長和部門主任一個個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挨批挨鬥，還不斷有人找她調查這個那個，好像到處都是階級敵人。她老受刺激，心裡緊張，到1968年精神崩潰。汪太太總覺得有人盯梢、錄音、拍照。女兒大聲說話，她受不了。汪先生在床上哼京劇，她也受不了。她半夜起來痛哭，嘴裡念念叨叨，一再想自殺。

大兒子下鄉去了，家裡剩下兩個沒成年的女兒，小的剛上初一。她們覺得媽媽那麼鬧很丟臉，訓斥她。汪先生會寫文章，但不能幹實事。過去家裡全由太太掌管，這時他不知怎麼辦。他在外頭硬挺著，回到家就唉聲嘆氣。幸好汪太太的同事善良，送她去看病。治了一年多，汪太太突然清醒。

《杜鵑山》本來是話劇，後來改成京劇。1964年，北京京劇團演過。到1968年，北京和上海的劇團都準備重排。江青知道了，要把它弄成新的樣板戲。汪先生參加修改。這年冬天，江青對北京京劇團的人說：「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詞，他對我有意見。」

江青一句話就能定人生死。京劇團創作室的梁清廉吃飯時把江青的話告訴汪先生。那時天氣挺冷，汪先生一聽臉都白了，沒有說話，滿頭是汗。

過了一會，他跟梁先生講：「反右時挨整得了毛病，一緊張就出汗。」

汪先生覺得江青反復無常，非常可怕。

（七）

他的女兒初中畢業，又得下鄉。汪先生很痛心。

江青派於會泳指揮修改《杜鵑山》。於會泳上海音樂學院出身，懂理論，又收集整理過好多民歌。汪先生覺得他譜曲確實了得，為提高京劇音樂水平立了大功。但在文學方面，於會泳遠不是汪先生的對手。但那傢伙拍上壓下的毛病很嚴重，捧江青捧到她都臉紅耳熱，到了劇團卻指手划腳，不可一世。汪先生挺憋氣。

有一天，於會泳指責汪先生寫的「謹防隔山煙塵漲」不通，說「煙塵」不能用「漲」來形容。其實「煙塵漲」的講法古已有之。汪先生二話沒說，騰騰騰端來一本唐代詩集，翻開放到於會泳面前，說：「你看看！」嗆得於會泳講不出話。

汪先生覺得多少出了一點氣，回家就把頂撞於會泳的事講給孩子聽。

江青想顯示自己有多了不起，要改定「樣板戲」的劇本，拿到《紅旗》雜誌發表。

1970年5月，汪先生和《沙家浜》的演員被召到人民大會堂。大概是在安徽廳，江青、葉群和姚文元坐在一邊，汪先生和演員坐在對面的一排桌子。大家拿著劇本，輪到哪個角色，那個演員就開口念。

按法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的辦公樓恐怕不該這麼用。

江青覺得劇本哪裡不順耳，就說：「這裡要改一下。」汪先生得當場改，直到江青說「可以了」。好在汪先生有才氣，腦子快，不然真對付不了。

這事搞了十幾個鐘頭，足足弄了一個通宵。江青累壞了。下半夜以後，她一次又一次離開座位，在大廳里走來走去，驅趕困意。汪先生更累，但他只能恭恭敬敬地坐著等。

（八）

汪先生的本事給江青印象很深。

《沙家浜》定稿以後，他奉命給《紅旗》雜誌寫介紹文章。這非他所長，很傷腦筋。突然，江青的秘書給劇團打電話，說毛主席要在天安門廣場開群眾大會，聲援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叫汪先生跟高官名人一起上天安門城樓，代表各界表示支持。這在當時是很了不得的事。

但汪先生死心眼，跟劇團領導說：「那文章怎麼辦？能不能叫楊毓珉去？」

領導覺得汪先生瘋了：「什麼事都先放下。這件事別人怎麼能代替！」

5月20日，汪先生上了天安門城樓。下面是五十萬群眾。毛主席發表聲明，由林彪代讀。汪先生回家告訴孩子，林彪念錯了字。

汪先生莫明其妙地露了大臉。有個下鄉知青的父親挨林彪整，汪先生的兒子違反規矩，把他帶回北京。山西的官員正要收拾汪公子，看到《人民日報》站天安門城樓的名單，連忙作罷。

汪先生本來可以乘機撈點好處。他當過「右派」。不過廟堂從來就沒啥原則，張春橋、姚文元的家庭和歷史都有把柄。他們能討主子歡心，照樣青雲直上。但汪先生不開竅。他寫了幾句話，壓在家裡書桌的玻璃板底下：「謹言語，慎出行，簡交遊」，一天到晚，戰戰兢兢。

那時電話很少，汪先生家當然不會有電話。作家鄧友梅正挨批，被趕到外地。他回北京探親，沒打招呼就跑到汪家。汪先生很驚喜。

鄧先生說汪先生過得不錯。

汪先生回答：「我還有這點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從沒有過非分之想。知進知退，保住腦袋喝湯吧！」

搞完《杜鵑山》，汪先生參加寫一個講高原測繪隊的戲，在西藏住了些日子。結果大家覺得沒法弄，打道回府。於會泳正式當上文化部長後，又要汪先生他們把電影《決裂》搞成京劇。

但不久毛主席逝世，江青一伙被軍隊抓起來，改《決裂》的事就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