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難者日記

2022.10.30

決心逃跑的第十五天。這麼寫真的好像《安妮日記》啊，也還記得她在地下室里因愛情而困擾的故事。一切都是那麼得類似，從前的作壁上觀現在全成了感同身受，成了前人珍貴的經驗。如今去學歷史，更像是閱讀一本生活攻略，去看同樣處境下的人們如何與恐懼、與威權共處。

接下來兩周將有很多事要完成，告一段落大約是11月11日的事了，再往後應該不會有幾天輕松日子過了。忙些挺好的，反正現在也不過是熬過這幾個月罷了，都不過是在地獄里掙紮著讓自己跪得體面些，在死的教育、死的社會里，一切都散發著屍臭，一群僵屍通過捂住耳朵閉上眼讓自己看起來像是活在人間。

我正在蟄伏，蟄伏帶來的一切是那樣痛苦，我明明是想要挺直腰板站起來的人，卻不得不假裝自己不過是個沒有危害的、與所有人都相同的死屍，再痛苦不過的一年了。若是這一切都只是故事只是笑談，回過頭去看一切都那麼輕易，然而做一個24小時的演員又談何容易，我多想一巴掌打在所有死屍的臉上叫她們看看這惡鬼橫行的世界，可我什麼也做不了。

忍忍吧再忍忍吧，我向妳保證，熬過了最痛苦的19歲20歲，妳的人生只會有自由的光明不再有地獄的惡寒，先驅者注定痛苦，清醒者也注定痛苦，痛苦讓妳保持清醒保持自我的存在。

極權尚且綁不住我的腿，女神在上，會保佑我一切順利的。

2022.11.24

來自名為「平行詩歌節」活動的一個思考。周三晚上放映的是獨立電影《犴達罕》，放完後還有導演的映後交流。不論是電影還是交流，都是一次非常愉快的體驗。

鄂溫克人的遭遇，現狀不必多說。由於電影是在詩歌節上放映，加之我自我認定的創作者身份，我免不了進行過度解讀。「失語的寫作者就是上交獵槍的鄂溫克人」，這是我看完電影最大的感受。生態移民後將獵槍上交的鄂溫克人，失落了民族的傳統。她們本為狩獵而生，失去了獵槍不只是失去了謀生的手段，更是失去了所有信仰賴以棲息的土壤。所以她們痛苦、壓抑，唯一的出路就是酗酒，直到酒精麻痹了一切，模糊了一切，直到中毒，直到死亡。為什麼要在詩歌節上放映她們生活面貌的記錄，不是因為鄂溫克人是詩人，這種解釋太淺薄也太居高臨下了，是因為，詩人是鄂溫克人，詩人終將成為鄂溫克人。我們以筆為槍，曾以為能寫下直指一切黑暗的文章。然而當權者獰笑著靠近，要你心甘情願地上交你的筆，你的槍。我們因正常的表達空間不斷被侵占而無話可說，最終進入失語的狀態。會不會有一天，一切這片土地上的創作者也成了理所當然被犧牲的少數，完全地失去了我們的槍。

2023.2.21

醒來還是有那麼多的問題亟待解決。考試，和看不完的教材，進入這里又開始焦慮，對考試的恐懼是一種本能反應，長期訓練，得心應手。聽隨機波動，淡豹，酒神，多想成為狂女，可我連一場考試也無法放下。愛、生活、時間，等待、願望、審判，日神的目光無處不在，甚於極權，也無聲於極權當中。自吐的絲纏成的繭要多久才能撕裂，我不是要成為蝴蝶，我只是想喘一口氣，把懸在頭頂的刀奪來，或讓她墜落，劈開我混沌的靈魂。

2023.2.23

寫到這里還是在回避一些重要的事。比如今天中午又有些輕微的驚恐。更多為A4 Revolution發聲的藝人被禁言了，秋後算賬漫漫無期。剛得知約半年前兩名清華學生因在超市內擺放彩虹旗受到處分，上訴永遠失敗。持續地攝入新疆相關報道，幸存者的負罪感持續地在體內擴張。唯一的好消息是郭藝，A4 Revolution之前獨自響應四通橋事件設計海報的女孩得到暫時釋放了。願她平安、健康。

我知道那些笑臉不可信，那些保證只是風中的一口唾沫。那些關心是帶著懷疑的偽裝，那些平庸之惡被完美的敘事掩藏。新疆是內地未來的模樣，而我似乎總是無法忘記那些罪惡，我帶著幸存者的原罪痛苦地艱難地前行著。

最近難過的一件事是新疆，不，是東突厥的遭遇。一個美麗的、燦爛的文化和一群善良堅定的人們，被抹殺，被關押，被堵塞所有發聲的通道，恐懼籠罩在如此遼闊的土地上，全世界的抗議竟也救不出集中營里的人們。我後知後覺地瀏覽過那麼多輕描淡寫的悲劇：沒有任何理由被擊穿頭顱的婦女，子宮里的節育環，被入侵的家庭生活，被玷污的虔誠信仰，被燒毀的文字和詩歌，被金錢和政治左右的婚姻與人生，被強迫唱出的歌曲，被毆打，被強暴，被分離，被失聲。

突然想到有一天晚上放學回宿舍，周圍沒什麼人，一家清真飯店的門口有一位婦女，旁若無人地向著天際跪下祈禱。那時我什麼也不懂，只是感到驚異和好奇，如今想想，在那個無人的夜晚被我窺見的不過是維吾爾人無聲的一生中多麼細微的切片。我好想抱抱她，可我不能，我更不配。細想來，清真飯店那麼多，街上卻從未有過維吾爾人的蹤跡。高中時內高班的同學們被限制出入、被切斷通訊的記憶重又湧來。僅對她們開放的食堂和新聞，僅對她們關閉的校門，大學里披著「了解情況、一切保密」外衣的宗教信仰調查，多麼赤裸，多麼惡毒，而我，又是多麼麻木，多麼無知。高中對內高班模糊的記憶，只有時常在廣播里響起的「新疆班同學到XXX教室集合開會」，傳言里沒收的手機和曾經可以公開慶祝的古爾邦節。唯一的親身體驗，是有一次和普通班的三兩同學並排走著，突然有一個她們班的新疆生插入我們中間，低聲而快速地說：「我跟妳們一起出去，保安應該不會攔。」她假裝和我們說說笑笑，順利出了門，快樂地說謝謝、再見，然後轉身離開。我不知道對我而言無比自然的周末下午，放學後和朋友們走出校門，逛街或回家，對那個偶然闖入我生活的女孩來說，是怎樣的一個午後。是難得的自由嗎，是監控不到的最後一扇門旁的日常嗎？我希望是後者。希望她是對民族苦難沒那麼明晰的少女，像《1984》的女主角一樣，只是輕巧地、不作聲地打破規則，去享受一個下午的愛和自由。

2023.3.2

在白皮書樂隊的現場發生了一件讓我「咯噔」一下的事。白皮書最出名的一首歌是《老鼠》，這也是讓我第一次對這個樂隊乃至後朋克都產生了興趣的一首歌。歌曲高潮有一句髒話「Mother Fucker」，上節目時改成了「Get Off」，當時我接受了，為了上節目，太多歌曲被改得面目全非了，一句髒話似乎算不上什麼。但兩年多後，我不斷地穿梭於各個音樂平臺後發現，目前似乎已經沒有一處保留了「Mother Fucker」的版本。我又想，沒事，審核這事在大陸早已是心照不宣的常識了，大家知道就好。到了現場，唱到《老鼠》，大家歡呼，唱到高潮，劉家輝將話筒朝向觀衆席，觀衆們唱「Get Off! Get Off!」。那一刻我真有了一種溫斯頓的無措，關於「Mother Fucker」的記憶失去了一切佐證，所有人表現得如此自然，似乎從來就沒有「Mother Fucker」這件事。

仔細想來，多數人第一次聽到《老鼠》便是在「樂夏」，她們只會記得「Get Off」，而「Mother Fucker」這一句嚴重厭女辱女的髒話，改了似乎也無可厚非。只是我覺得歌曲情緒烘托到那時，「Get Off」並不足夠，以「f」輔音結尾，沒有聲帶震動，且嘴唇閉合，「er」則是元音，發聲時聲帶震動且嘴唇相對而言是張開的，語音學上看這句話改得並不合適，我覺得「Father Fucker」會更恰當些，如果不是出於審核考慮的話。

但這一切都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爲沒有人記得這次改動了。而歷史大約就是這麼被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的。

2023.3.16

昨天參加一個集體活動，被拉到湖上坐小船。湖上風景很美，中心小島的薩克斯演奏更是別有一番風味。同船的同學不太熟識，組織起這條六人船的是班長，除了日常的接觸外對她最深的瞭解就是英語課時聽她説過以後想當老師。她是很傳統的那種活潑來事兒的班幹部，加入了很多學生組織，上個月還在朋友圈分享了她參加的大創項目。至少在我看來，是個很投入地在生活著的女孩。但在船上她説了這樣一句話，「這一趟把我一個月的不開心都吹走了」，加上她在上船前表現出的極度疲倦狀態，都讓我有些意外。

説到學校這些活動，根據我的觀察，它們對於今天的大學生來説，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臨界點上。譬如前幾周一個類似藝術節的活動，主題是「青春心向黨，奮進新征程」，看到一位比班長更熱衷於校園活動的女生為這個活動排了一部舞臺劇，據她的分享，去年排的是《甄嬛傳》，今年排的是《紅巖》。再想到初高中參加過的那些文藝活動，只要不是紅歌比賽，基本上是不通過主題來潛在要求妳演什麼的。那樣目的明確的分割肯定比現在這個狀況好。要唱讚歌我們配合妳唱，但我們想排個《哈利·波特》、想慶祝個聖誕節妳也別管。而如今，黨政宣傳的大手伸進生活的每一處，要想排舞臺劇就只能配合「主題」，從前還要找個建黨建國大年才能理所當然地把宣傳目的放進標題，現在十四五二十大兩會換都換不過來，每年都是大年，每天都有無法推脫的宣傳任務。我敢肯定很多空間就是加碼加沒的。一個學院的藝術節活動，不跟黨扯上關係真辦不了嗎？恐怕不見得，但就非得這麼做。又或許這就是黨支部無處不在的後果，副院長兩三個「黨委」開頭的，怎麼能容許「獨立」的藝術活動開展起來呢？於是甚至都不是自我閹割的問題了，現在的空間狹窄到必須得先唱兩句讚歌才能允許妳有一點政治無關的表達。但不敏感的人完全不會覺得這有什麼不對，就像那位排完《甄嬛傳》排《紅巖》的女孩，她不會知道當她決定開始排《紅巖》時，她可能已經永遠失去了排《甄嬛傳》的機會。

所以爲什麼有那麼多「大學牲」，當她們的自我表達空間已經坍縮到一句「疫情有三年，青春才幾年」都會招致輔導員的批評時，她們想做的所有事都已經面目全非了。妳的所有表達欲、才華、熱情都在藝術水準極低、審查要求又極嚴格的活動中被消磨殆盡。當妳回望自己的大學生活，那些充斥著宣傳目的的作品真的是妳最想表達的嗎，它們又真的能給妳帶來多少發自內心的成就感呢？

2023.10.30

現在是新西蘭的下午四點二十分，我坐在某個小鎮的某個房間裏，重新開始書寫我的故事。

之前為什麼不寫，是因為還處在極權統治的陰影之下，常常莫名奇妙地讓被迫害妄想癥控製了自己。去年白紙運動爆發後，我短暫地停止了一段時間的更新，隨後照常寫作。但那段時間對我而言其實是非常重要的life-changing moment。

我不在那幾個主要的城市裏，但仍然在推特的犄角旮旯找到了一個二十幾人的小群，最後大約有六個人去了一座標誌性建築前舉起白紙，拍照，投稿。本以爲一切安好，一日後便有成員接到警局的電話，另有一位同是大學生的參與者被叫到保衛處調查。我是最後幾個和國安局見面的，前一天晚上已經有一半的人見過國安了，我們大致對好了口供，只等審判的一刻來臨。那天晚上我不得不把手機裏所有的敏感信息上傳備份再清理，我並不懂太多高深的技巧，只能一個個地刪除，用最嚴苛的目光審視我手機裏保存的無數回憶，然後一一粉碎。那天晚上輔導員來查寢了，聽到門外的腳步聲和談話聲我恐懼得幾近崩潰，又不敢在宿舍裏表現得太奇怪，只能用盡全力控製住異常激烈的心跳聲，假裝正常，洗漱睡覺。第二天早上十點，班長來敲門，說輔導員找我，我穿好暖和的衣服，買了麵包當早餐，準備充足的能量用最平靜的態度面對她們。接著便是一輪又一輪的談話，對方假作理解假作和藹，有人問，妳們舉白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解釋，但我連「新聞自由」這四個字都説得模模糊糊，似乎在這種地方，這種時刻，説這種話，是個可笑的、應該被異樣的目光打量的行爲。後來那個群沒有散，新年時互道了快樂和平安，還加了其中一個姐姐的微信，知道她現在已經在日本讀書了。

一切結束之後有一位同行者發了一段感慨的話語，我也借此寫下這些：

「我自認是一個寫東西的人，而他們沒收了我的筆，污染了我的語言，將恐懼和無力深深地植入我的內心，老大哥在心臟最深處望著我。但從教學樓走出來時，我看到道路盡頭警車閃爍的燈光，那一刻我沒有來由地開心，嘴角抑製不住地上揚。我不知道這興奮從何而來，我只知道這是我政治覺醒後最快樂的一天。

「『我控訴』不會收尾，正如10月13日那天沒人能想到一個多月後他的口號能在那麼多條街道上響起。白紙會被藏進看不見的地方，但它不會消失。

「『我們會在沒有黑暗的地方相見。』」

我依然經常沒來由地感到害怕。剛剛結束調查的時候，有一天晚上舍友忘記帶校園卡沒法進門，她敲門，我立刻進入應激狀態冷汗直冒。期末考試前一天梯子不能用了，我問朋友她的是否正常，但進考場前她還沒回我，於是我整場考試都在一邊答題一邊想象考完後可能會發生什麼。而事實就是梯子故障了。恐懼太多，像浪潮吞沒我的理智，在每一個我以爲一切正常的瞬間輕易地擊潰我，我沒法一一細數。

九月去學校辦理休學，又是同樣的領導笑瞇瞇地警告我，說我們都知道之前發生過什麼，妳現在準備出國，我們必須先告訴妳，如果妳有任何反動行爲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我們也沒辦法保留妳的學籍。小心間諜，小心詐騙。我也學會了笑瞇瞇地回應，我知道。

來到新西蘭之後，我終於能夠稍微喘口氣，和車厰的年輕移民者談論他此前的種種不順和此後的種種計劃，和當地的人們聊生活和天氣，在小鎮果園裏用體力勞動掙得自愈和學習的時間。恐懼當然依舊存在，但已經不甚清晰了。近來的大小新聞也終於不再如從前那般讓我隨時隨地地進入應激狀態之中。於是，我終於可以在一年之後，重新回憶2022年，回憶所有那些改變我、重塑我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