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米米亚娜：作为女性，我与“母亲”概念渐行渐远

本文为我为歪脑撰写的一篇母亲节评论文章，原文链接：《作为女性，我与“母亲”概念渐行渐远》，祝妈妈们节日快乐！

我对妈妈最深刻的感受之一，竟然是某种“缺失”。

小时候，幼儿园流行着一种名叫“全托”的服务，小孩从周一到周五都呆在幼儿园，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被父母接回家。这虽然大大方便了还在上班的年轻父母，但对孩子来说却是种煎熬。幼儿园老师很难替代父母能给与孩子的情感，所以我至今还记得那些被Ta们粗糙对待、忽略的时刻，以及时常害怕被父母丢弃的焦虑感。

我从来不觉得妈妈有“享受”她的母职

 我出生直到度过童年的时期，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80到90年代。风华正茂的父母正赶上时代上升的风口。我的爸爸远赴沿海打拼，数年都不在家里，全靠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上完小学。她白天去单位上班，下午接我放学后还要去夜校读大学文凭；常常来不及一起吃饭，只是把准备好的饭菜放在桌上，并且上好一个闹钟，叮嘱我吃完饭就自己写作业、 看电视，听到闹钟响之后就上床睡觉。等她上完课深夜回到家，我已经自己睡着了。升上小学高年级后，我就可以每天来回骑半小时自行车通勤了。

妈妈在文革的上山下乡时代被下放成知青，度过了匮乏而艰辛的少女岁月，后来又读了卫校，去大山里一个小县城当儿科医生。她怀我的时候已经27岁了，当时算是晚育，但她也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曾经打算把我“流掉”，因为一心想回到城市工作，担心小孩会拖累自己。

在我高中的时候，妈妈还随口提起自己流掉了一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刚好给了她这样的女性抵御父权传统的顺风之力，客观上促进了一代城市精英女性的崛起，却又是以无数更弱势女性的血泪为代价。坦白来说，我无法想象，如果妈妈生了更多小孩，她是否还能读完大学，而我长大后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出国留学。一些女性与另一些女性的命运，就此天差地别。

妈妈是当之无愧的进步女性，她如此上进，总想走在时代的前沿。回到城市之后，她不但边工作边读完大学，还在私家车没有普及、极少女性开车的时代学会开车，又在电脑还没有普及之前学会了电脑办公，甚至教会我使用Word写作的是她，她靠自己的“进步”在90年代末席卷全国的下岗潮中保住了自己的工作。

我从来不觉得妈妈有“享受”她的母职或者对此有多热衷，大多数情况下，她给我一种勉勉强强，得过且过的感觉。在无法得到老一辈帮助的育儿过程里，她从不吝惜借用市场手段去分担自己的母职。

家里断断续续请了“阿姨”。特别是我上中学期间，为了让我吃得更好，好“全力备战高考”，妈妈换了好几个阿姨，才终于找到满意的那一个，她每天来家里做清洁、做饭，给我煲鲫鱼汤喝。阿姨们自己也有家庭和子女，但她们出售了自己的劳动去照顾别家的孩子。我至今还记得家里来的第一个阿姨，刚从农村出来的她比现在的我还年轻得多，在没有家政公司的年代里甚至没能经过任何专业培训。她为了得到这份工作而谎称自己会使用家用电器，露馅后遭到妈妈的严厉训斥。

妈妈也并不上心把我培养成贤妻良母，她从未让我帮忙做家务，对我全部的期望都在于好好读书。她的“母爱”带着某种中国特色——并非密集的情感投入，而是对教育的无限推崇。虽然还够不上后来兴起的“鸡娃”风气，但今天站在西方角度去看，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中国式养育，曾经一直让我深陷于对母爱的怀疑之中——认为妈妈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可我终究还算幸运的一个，身边很多年轻人都是从原生家庭的创伤中第一次品尝到父权制的毒性：被工具化的生育的结果，必然是被工具化的小孩——Ta们觉得自己只是父母的工具。

撇开某种情感缺失不谈，妈妈作为一个女性长辈的进步和独立深刻塑造了我，而她在与时代的双向选择之中一次次所累积下来的阶级优势，成为了我进一步脱离父权制（甚至在父权制内外来去自如）时拥有的“特权”。当我越多地遭遇现实的残酷，也越认识到了这种特权，就越是理解了她爱的方式。

作为女性，我在各个层面上都在远离“母亲”

妈妈走出了她的大山，而我比她走出得更远。当我离开家庭、辞去工作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曾短暂地爆发过矛盾，但很快这种进步底色就把我们带回了同一个语境。回想起我对母职的逃离，更像是我逃离大型父权社会暴力时顺带抛下的一部分，其他部分还包括性别和性向歧视、社达、内卷、审查、极端民族主义和控制狂一般的政府......母职并不是那个独立存在的“终极压迫”，而是整个父权制中甚至都没那么糟糕的一部分。

如今我已经在西方社会生活了近六年了，我确实拥有了很多母职之外的幸福，比如自由写作、丰富的社交和文娱生活、积极参与公共议题后贡献的公共价值，接触大自然、游历大千世界、有更多余裕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不为生计所累......

但随着我的生育年龄逐渐临近结束，要不要成为母亲的焦虑又浮上心头。我开始怀疑，也许我永远也无法真正理解我的妈妈了。

 在我的人生道路分叉出去太久太远后，我也许不能通过“生养”去变成“母亲”，从而与她再次相遇，去打她打过的仗，并且获取所有秘而不宣的伤痛和成就。

 这在当代或许没有什么可惜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比普罗大众更早地接触女权主义的人，我早已对 “母职神话”彻底祛魅，熟知父权制依靠如何的社会结构、文化和话语，将女性的身体、情感和社会角色牢牢控制在家庭里，让她们以妻子和母亲之名终身从事免费劳动，且无法退出。

免费劳动——在女权主义的论述中，这是理解母职对女性的剥削性的关键。人们在歌颂母亲伟大的同时，又往往看不起家庭主妇，因为“母职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价值，但是很低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肖索未，《疫情下的母职危机1：“母亲的困境被居家隔离放大》）

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束缚着女性：第一，在道德绑架之下，履行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成为了女性理所当然的义务，还令她们自责做得永远不够好。第二，在经济上，无法积累资本的劳动导致女性缺乏议价权和自主性，从而更加依附于家庭和男性。

在母职神话被女权主义彻底解构之后，母职不但褪去了崇高的光环，还被揭示为对女性的终极压迫，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抵制。“反婚反育”成为了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泛女权社群的主要议题之一。当致力于改善社会的行动主义已成过去，拒绝合作的消极抵抗便成为主流，具有资源和阶级优势的女性更能在精神和物质上脱离父权的控制，但同时也失去了和弱势女性的共情。泛女权主义者对父权制的仇恨，也常常波及到生儿育女的女性身上，她们被认为是保守势力，是压迫的合谋者。

即便像我一样能够反思自己的特权，对进行婚育的女性不持负面预设的人，也极少去关注生养的经验。我无意识地将这些经验归于一部分“特殊人群”的私人经验，而非能够普及的公共经验、能够得到广泛参与的公共讨论。

英国小说家卡斯克（Rachel Cusk）在她的作品《成为母亲》里说:“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

我发觉自己作为女性，在各个层面上都在远离“母亲”。远离母亲的概念，母亲的事务，母亲的群体，甚至作为母亲的个体——疫情之后，我已经三年没有见到身在国内的父母了。而且我早就走出了妈妈的人生经验范围，她也不再有“值得分享”的人生经验了。

母职将我们割裂。与我同龄的女性大多已经生育，在我和她们的日常里，有着埋藏在“前提”中的，巨大的不可言说的差异。我的朋友圈子里总是补充着新认识的年轻“后辈”，但Ta们往往很难连接上我的生命经验。脱离了“什么时间做什么事”的桎梏之后，我像是成为游离在代际之外的人。

失去这样的连接让我觉得很孤独，无论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女性，还是一个人，我都意识到，不是她们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她们。

毕竟纯粹的个体自由也不是目的，自由的价值在于我们对重要的事物拥有选择权，对追求重要的事物拥有自主权。而我越是拥有自由，就越是倾向于相信女性对生育具有自主权和能动性，而非全然受制于父权制的建构和绑架。

我们是否还在寻求母亲身上无法被解构的部分

确实，有条件的女性可以通过不参与性别分工的方式尽可能地规避剥削，但那也意味着我们难以实践自己的意志并获取需求，正如吕频所说:“很多女性只能以受害的方式卷入这个社会”，但全然作为消极的“受害者”存在的女性，可能只存在于女权主义的理论模型里。这让我想要跳出旁观者的姿态，去带着女权主义的视角进入母亲的世界，去见证甚至亲历她们作为女性个体与父权制之间讨价还价，甚至勉力搏斗的复杂界面。

除此之外，搁置对“解放女性的整体方案”的探寻，我其实不再期待女权主义为我提供关于母职的所有答案。当我离母亲越近，越能看到母亲这个标签下的不堪细节，和所有那些破碎的不和谐；但离得越远，母亲就又幻化成一个整体的、抽象的形象——总是重新点燃我的渴望。

我们是否还在寻求母亲身上无法被解构的部分，比如说“无条件的爱”?当我厌倦了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不断进行交易、寻找他人的认同和“对社会有用”的价值的时候；或是为了追求独立和自由，而不得不忍受孤独的时候，我想念母亲，仍然把对人类终极连接的想象投射到母亲的身上，并愿意为这种连接展露一切脆弱。

成为母亲永远都“不符合工具理性原则，通不过世俗利益的成本收益核算”（黄微子，《我们是否有可能想象一种女性主义的母职》），母职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永远都是赔本买卖。在这一点上，母亲又一直都是抵抗着这个世界的战士。尽管我承认，战士有时被描绘成勇者，有时被描绘成炮灰。

正如肖索未所说：

母职的实践凸显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依存乃至纠缠的事实。作为抚育者，不得不为另一个个体考虑、决策、服务、负责、妥协等等。抚育者必须去了解被抚育者的需求和想法，需要搁置自我，并且从他人的成长和成就中获得满足和乐趣。这种他人指向的行动（通俗地讲，就叫“爱”吧）以及与他人发生连接的能力是提供好的照料的前提。这事实上是跟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体性的一种深度反思甚至挑战，这是我认为母职在当代社会具有“解放性”的一面。

（肖索未，《疫情下的母职危机1：“母亲的困境被居家隔离放大》）

因此，我对母亲的观感，连带要不要成为母亲的焦虑，永远在这两种矛盾的情绪中拉扯着。当我们将关于母亲的叙事从父权制的绑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又如何去重新安置母亲们的经验？而在对母职的不断建构和解构之中，我们又如何重建和母亲的连接？

我没有答案，但感谢妈妈对于母职的实践，让母职变得更像她了。近两年她已经不再过问我关于婚恋或是生育相关的任何事务，而对我个人来说，当感受不到复杂的外部压力时，这个议题已变得更加纯粹。我准备好了和她讨论关于成为母亲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