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实验室泄漏说：COVID-19起源调查内幕 （1/2）
The Lab-Leak Theory: Inside the Fight to Uncover COVID-19’s Origins
作者： 凯瑟琳·艾班 Katherine Eban
目录：
I.一个名叫DRASTIC的小组
II. “充满蠕虫的罐头”
III. “似乎是一场故意掩盖”
IV. “抗体反应”
V. “风险过大，不应继续”
VI. 注重细节的人
VII. 墨江的矿工
VIII. 有关功能获得的争论
IX. 备忘录对决
X. 赴武汉的调查团
XI. 病毒所内
XII. 走出暗影
I. 一个名叫DRASTIC的小组
吉尔斯·德马内夫（Gilles Demaneuf）是一名数据科学家，他在位于奥克兰的新西兰银行工作。十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并认为这给他带来了专业优势。"他说： “我非常善于从数据中发现他人注意不到的规律。”
去年初春，全世界的城市都为了阻止COVID-19的传播而陷入封锁。52岁的德玛诺夫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研究导致该疾病的病毒——SARS-CoV-2的起源。普遍的理论是，它先从蝙蝠传播给了其他动物，然后在中国的一个市场中首次感染人类（那里最早的病例出现在2019年底）。位于武汉市的华南批发市场是一个综合市场，销售海鲜、肉类、水果和蔬菜。少数商贩出售活的野生动物——它们可能是病毒的来源。
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病毒起源理论。武汉同时是中国最重要的冠状病毒研究实验室的所在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样本和蝙蝠病毒菌株的存储地点之一。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首席冠状病毒研究员名叫石正丽，她是最早发现马蹄蝠是SARS-CoV的自然宿主的科学家之一，这种病毒在2002年引发了一场疫情，在全球范围共感染了8000多人，其中有774人死亡。在SARS疫情后，蝙蝠成为全世界病毒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石正丽无畏地探索蝙蝠洞穴、进行样本收集的事迹，使她在中国被誉为“蝙蝠女”。而近年来，她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同事们高调进行了让病原体更具感染性的实验。这种被称为 “功能获得”（gain-of-function）的研究在病毒学家中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
对一些人来说，质问这场全球瘟疫是否源于武汉病毒所的泄漏事件是很自然的反应，而石正丽坚决否认这种可能性。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这份世界上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力的医学期刊，发表了一份声明，全面否定了实验室泄漏的假设，将其打为气候变化否认主义与反疫苗主义混合了仇外情绪的产物。这份有27位科学家签署的声明表达了 "对中国所有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的声援"，并宣称："我们站在一起，强烈谴责暗示COVID-19并非来源于自然界的阴谋论"。
有关COVID-19起源的辩论尚未开始，《柳叶刀》的声明就给它画上了句号。作为一个旁观者，德马内夫感到病毒的起源被盖棺定论，自然起源论已被立为正统。“每个人都处于必须认同这一观点的压力，甚至胁迫之下。这为一切后续展开奠定了基调。”
然而，德马内夫认为这份声明是“完全不科学的”。在他看来，它不包含任何证据或有效信息，于是。他决定以一种 “恰当的”方式开始自己的调查。此时的他还完全不知道自己将发现什么。
德马内夫开始在现有数据中寻找规律，不久后他就有了一个发现。中国的实验室据称是完全气密的，其安全措施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实验室相当。但是德马内夫很快发现，2004年以来，中国已经发生过四起与SARS有关的实验室违规事件，其中两起发生在北京的一个顶级实验室。由于设施过于拥挤，一个未完全灭活的SARS病毒被移到走廊的一个冰箱里。一名研究生随后在电子显微镜室观察了它，并引发了一场疫情。
德马内夫在一篇题为 “良好、糟糕和丑陋表现：三起SARS实验室逃逸事件及处理回顾” 的Medium帖子中发布了他的发现。那时，他已经开始与另一位开源调查员，鲁道夫·德·迈斯特（Rodolphe de Maistre）合作。德·迈斯特是一位驻巴黎的实验室项目主任，曾在中国学习和工作，当时他正忙着驳斥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一个实验室”的说法。事实上，武汉病毒研究所内包括大量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实验室，其中只有一个达到最高防护水平，四级生物安全水平（BSL-4），进入的研究人员必须穿上有独立氧气系统的全身隔离服。其他的实验室则被指定为三级BSL-3，甚至二级BSL-2，这种防护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的牙医诊所。
德马内夫和德·迈斯特在网上取得联系后，二人开始收集一份中国所有实验室的名单。他们把这些内容发布在推特，很快引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一同加入调查。一些人是著名研究机构的尖端科学家，其他人则是科学爱好者。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名为DRASTIC的小组，即Decentralized Radical Autonomous Search Team Investigating COVID-19 （大意：去中心化的COVID-19进步自发调查小组）。小组的既定目标是揭开COVID-19的起源之谜。
“国务院的调查组说，他们反复接到建议，不要打开‘潘多拉魔盒’”。
很多时候，在他们目力所及范围内，唯一也在讨论实验室起源论的人不是阴谋论者就是政治枪手——这些人希望把COVID-19作为反对中国的武器来使用。比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前政治顾问史蒂夫·班农 (Steve Bannon) 与一位流亡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 (Guo Wengui) 联合起来，宣称新冠病毒是由中国政府研制，并故意释放到全世界的生化武器。作为证据，他们推出了一位香港科学家，让她在右翼媒体上反复露面游说，直到她明显缺乏的专业知识再无法支撑这场闹剧。
夹在声名狼藉的疯子与不屑一顾的专家之间，DRASTIC的研究人员经常感到自己好像在荒野中孤军奋战，研究这个世界上最紧迫的谜团。不过他们其实并不孤单。美国政府内部提出相似问题的调查人员也处在麻烦之中——在他们面临的环境里，政治化与对公开调查的敌意程度不输于推特上的任何回音室（echo chamber）。当特朗普本人在去年4月提出实验室泄漏的假设时，他导致分裂的能力和极低的可信度完全没有帮到寻求真相的人们，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更大挑战。
"DRASTIC小组的调查做的比美国政府更好，"国务院的前高级调查员大卫·阿什（David Asher）说道。
问题是：为什么？
II. “一罐蠕虫”
自2019年12月1日以来，引起COVID-19的SARS-CoV-2病毒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感染了超过1.7亿人，并导致350多万人死亡。时至今日，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如何或为何突然出现在人类群体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是学术界的追求：如果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就不能确定如何采取正确的措施来防止类似疾病卷土重来。
然而，在《柳叶刀》声明的发表后，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有毒种族主义的阴云下（后者促成了近日美国令人震惊的反亚裔暴力浪潮），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可能答案之一被扫入了禁区，直到2021年春天。
不过，在紧闭的门后，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专家，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官员正在有关各种问题是否可以被调查和告知公众的激烈争斗中僵持不下。一切利害攸关。
《名利场》为这篇报道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调查，采访了四十余人，并参阅了数百页美国政府文件，包括内部备忘录、会议记录和电子邮件通信。调查发现各机构、部门间的利益冲突（部分来自政府发放给有争议的病毒学研究的大量拨款），在每一个环节阻碍了美国对COVID-19起源的调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试图要求中国政府提高透明度的官员们表示，他们曾被同事们明确告知，不要探寻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获得研究，因为这将把不受欢迎的关注引向美国政府对该研究的资金支持。
在《名利场》获得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国务院军控、核查和合规局的前代理助理国务卿（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托马斯·迪南诺（Thomas DiNanno）写道，来自两个局（他自己所在的和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局）的工作人员曾“警告”他的领导，让他们 “不要对COVID-19的来源进行调查”，因为如果调查继续，将会 “会打开一个充满蠕虫的罐头”。 */意 “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有很多理由去怀疑实验室泄漏的假说。自然界病毒外流导致的疫情爆发历史悠久，而且有据可查，即使有时初始和中间宿主在数月甚至数年间都没被发现。同时，一些病毒学专家说，SARS-CoV-2序列的所谓怪异之处已被发现存在于自然界中。
但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验室泄漏这一情况不仅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甚至错误的，而且还被视为道德上的禁区。3月下旬，前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告诉CNN，他认为COVID-19可能来自实验室后，收到了来自其他科学家的死亡威胁。""因为提出另一种假设，我受到威胁并被同行排斥出业界，” 雷德菲尔德告诉《名利场》， “我预料到自己会被政客威胁，但从没想到它会来自于科学界。”他说。
随着特朗普总统下台，在拒绝仇外叙事的同时继续追问应当成为可能。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里，为什么疫情开始于全球最大规模的蝙蝠病毒收藏之一的实验室所在的城市，而且这个实验室还进行着一些最高危的研究？
理查德·埃布莱特博士（Dr. Richard Ebright）是罗格斯大学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理事会的教授。他说，从看到武汉爆发与蝙蝠有关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份报告的那一刻，他只花了 “一纳秒或一皮秒”就联想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世界上只有另外两个实验室正在进行类似的研究，它们分别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 “这不是十几个城市，”他说，“总共只有三个地方。”
接着，《柳叶刀》的声明被发现是由一位叫彼得·达斯扎克（Peter Daszak）的动物学家发起的（此前他只是位列27位签名的科学家之中）。他将美国政府的重新打包，并分配给进行功能获得研究的机构——其中就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现任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大卫·阿什是主持国务院COVID-19起源调查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他说，很快就可以看出，联邦政府内部 “有一个巨大的支持功能获得性研究的官僚结构”。
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出现能证明病毒自然起源论的宿主动物，这使得来自可靠怀疑者们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要。在一位前联邦卫生官员看来，情况可以这样总结：一个实验室，拿着美国的美金资助，试图教一种蝙蝠病毒感染人类细胞，然后这个实验室所在的城市爆发了病毒。这种情况下，不考虑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假设是 “在理智上站不住脚”的。
考虑到中国对公开透明调查的奋力阻止，并已知该政府撒谎、混淆视听和压制异议的历史，我们有理由质问，即使武汉研究所的首席冠状病毒研究员石正丽想报告她实验室的泄漏事件，她有没有这么做的自由？
5月26日，随着疑问的不断升级，美国总统拜登终于发表声明，承认情报界已经 “同意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并宣布他已要求情报机构在90天内提供更明确的结论。他在声明中指出：“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的调查员未能到达现场，这将不断阻碍我们在未来进行任何有关COVID-19来源的调查。” 但这还不是美国政府唯一的失败之处。
用东亚局前副助理国务卿（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戴维·费思（David Feith）的话说，”为什么某些美国政府部门对病毒起源的好奇程度远远低于我们认为该有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III. “似乎是一场故意掩盖”
2020年12月9日，来自四个不同部门的十几名国务院雇员聚集在雾谷（*美国国务院所在地）的一间会议室里，讨论即将前往武汉的事实调查任务。调查代表团部分由世界卫生组织安排。参会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向中国施压，以使其允许一场彻底、可信和公开透明的调查，并允许代表团成员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医院和政府实验室。接着，谈话转向了更敏感的问题。美国政府应该如何对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问题公开表态？
国务院军控、核查和合规局内部有一个小组已经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该小组最近获得的机密情报表明，所内曾有三名进行冠状病毒功能获得实验的研究员在2019年秋季病倒，当时COVID-19疫情还未为世界所知。
根据《名利场》获得的会议记录文件，当与会官员讨论哪些内容可以透露给公众时，国务院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局下属的生物政策参谋部主任，克里斯托弗·帕克（Christopher Park），建议他们不要透露任何会指向美国政府自身也参与功能获得性研究的内容。
“世界上只有两个实验室，分别位于德克萨斯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这不是十几个城市，” 理查德·埃布莱特博士说，“这是三个地方。“
一位熟悉会议内容的官员说，一些与会者 “完全被击倒了”。美国政府中的官员可以“在正在发生的灾难中，提出如此赤裸裸地反对信息公开的论点，这令人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
2017年， 帕克曾推动恢复美国政府对功能获得性研究的资助。他也不是唯一警告国务院调查人员，让他们不要在敏感地方挖掘的官员。接受《名利场》采访的四位前国务院官员说，在调查小组探究武汉实验室泄漏以及其他可能性时，其成员被反复劝告不要打开 "潘多拉的盒子"。托马斯·迪南诺说：“这些告诫 ‘似乎意味着一场故意掩盖’，而我不打算参与其中。”
克里斯·帕克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名利场》："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认为自己受到阻碍而无法提出事实"。他补充说，他只是认为 “这是一个巨大的、无正当理由的逻辑跳跃……暗示进行那种研究[一定意味着]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IV. “抗体反应”
美国政府里主要有两个团队在努力调查COVID-19的起源：一个在国务院，另一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大流行刚开始时，国务院内没有人对武汉的实验室感兴趣，但他们对中国明显在掩盖疫情的严重性感到严重关切。中国政府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下令销毁实验室样本，声称有权在发表前审查任何有关COVID-19的科学研究，并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团队。
2020年1月，一位名叫李文亮的武汉眼科医生试图警告他的同事，正在传播的肺炎可能是一种非典型肺炎。他因此被警察找上门，被指控扰乱社会秩序，并被被迫签署训诫书。他因为感染COVID-19在2月去世，被中国公众誉为英雄和吹哨人。
“你面对的是中国[政府]的胁迫和压制，”国务院东亚局的大卫·费思说。"我们非常担心他们在掩盖事实，并怀疑中国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是否可靠。”
随着问题不断涌现，国务院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Miles Yu）意识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几乎一直保持着沉默。熟练掌握中文的余茂春开始搭建研究所网站的镜像，并将有关其研究的问题汇编成一份档案。4月，他把这份档案交给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后者则公开要求进入那里的实验室。
我们不清楚余茂春编撰的档案是否被送到了特朗普总统那里。但在2020年4月30日，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模糊的声明，目的显然是为了压制围绕实验室泄漏理论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声明中说，情报界 “同意广泛的科学共识，即COVID-19病毒不是人造的，也未经基因改造”，但将继续评估 “疫情是否始于人类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者武汉的一场实验室事故。“
“情势一片惊慌。“前国家安全副顾问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中文名博明）说：“他们收到了大量的问题。有人做出了一个不幸的决定，说 ‘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发个声明吧’”。
然后，擅长扔炸弹的总司令本人也参与进来。就在几小时后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反驳了他自己的情报官员，声称他看到了机密证据，表明病毒来自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当被问及该证据是什么时，他说：“我不能告诉你这个。我不被允许告诉你。”
特朗普过早的声明对任何寻求COVID-19来源真相的人来说都是毒药。据波廷格说，政府内部出现了一种 “抗体反应”，任何关于实验室来源可能性的讨论都与破坏性的本土主义姿态联系在一起。
这种反感延伸到了国际科学界，他们 “令人抓狂的沉默 ”让余茂春感到沮丧。他回忆说：“任何敢于发言的人都会被排斥出社群。”
V. “风险过大，不应继续”
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的想法最早并非来自鹰派的特朗普主义者，而是中国的社交媒体用户。他们早在2020年1月就开始分享相关猜测。然后，在2月，一篇由两名中国科学家（分别来自武汉的两所大学）共同撰写的研究论文作为预印本出现在网上。它讨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在大多数蝙蝠冬眠的严冬，一种新型的蝙蝠冠状病毒是如何进入中国中部一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都市，并将一个不出售蝙蝠的市场变成疫情中心的？
该论文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对海鲜市场周围的区域进行了筛查，并确定了两个进行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实验室。第一个是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该中心距离华南市场仅280米，据说收集保存了数百份蝙蝠样本。而第二个，研究人员写道，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
这篇论文对COVID-19得出了一个惊人直率的结论。这个致命的冠状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应当采取措施，将这些实验室迁离市中心和其他人口稠密的地方”。这篇论文出现在互联网上后几乎立刻就消失了，但它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官员的注意。
那时，马修·波廷格已经批准了一个COVID-19起源调查小组，由负责监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局管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亚洲问题专家和前记者，波廷格有意限制了调查小组的规模，因为政府内部有许多人“完全不考虑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波廷格说。此外，许多前沿的专家都曾接受或批准过支持功能获得性研究的资金。波廷格说，他们身份上的 “利益冲突”有力地混淆了视听，并持续阻碍小组成员推动公正调查的努力。”
当他们把公开资料和机密信息一起复盘时，团队成员很快发现了石正丽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流行病学家拉尔夫·巴瑞克（Ralph Baric）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文中证明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尖峰蛋白可以感染人类细胞。他们以小鼠为研究对象，将来自中华菊头蝠的蛋白质插入2002年的SARS病毒的分子结构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
这个功能获得性实验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作者自己都进行了标注，文中写道：“科学审查小组可能会认为类似的研究...... 风险过大，不应继续。” 事实上，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发出警报，警告全世界 “目前在蝙蝠中传播的病毒里有重新出现SARS-CoV的风险”。论文的致谢中提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一个名为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非营利组织提供的资金，该组织从美国国际发展署中分得了拨款。这个生态健康联盟是由彼得·达斯扎克管理的，他就是那位帮助组织《柳叶刀》声明的动物学家。
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病毒可能已经从武汉病毒研究所中逃脱，这是一种引人警惕的情况。但同时，收集蝙蝠样本的科研之旅也有可能导致在野外，或是回到实验室后的感染。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发现，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实验室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安全。石正丽本人曾公开承认，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她的团队的所有冠状病毒研究——有些涉及类似SARS的活病毒——都是在不太安全的BSL-3甚至BSL-2实验室进行的。
2018年，一个美国外交官代表团参观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中BSL-4实验室的揭牌仪式，这是一个重大事件。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报道，在一份非机密电报中，有代表团成员写道，合格技术人员的缺口和模糊的管理规范都对该设施的安全性造成威胁。
这些问题并没有阻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领导层宣布该实验室 “已经准备好进行四级病原体（P4）的研究，其中包括最烈性的病毒，这些病毒能够以气溶胶形式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2020年2月14日，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项计划，要求快速实施一项新的生物安全法，以加强整个国家实验室的安全程序。这是对国内机密信息的回应吗？ “新冠大流行的最初几周，怀疑这东西是否来自实验室似乎并不是个疯狂的主意。”波廷格回想道。
显然，这个理论对石正丽来说也并不疯狂。《科学美国人》杂志曾采访过她，并在2020年3月发表了一篇报道，描述了她的实验室是如何在那可怕的最初几周内率先对病毒进行测序的。文章还记述了她的反应：
“她疯狂地翻阅自己实验室过去几年的记录，检查是否有任何处理实验材料的不当行为，特别是在丢弃过程中。当结果出来时，石正丽松了一口气：没有一个序列与她的团队从蝙蝠洞中取样的病毒相符。“这真的让我松了一口气，” 她说，“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
当国家安全委员会追踪这些不同的线索时，为他们提供建议的政府病毒学家标亮了一项在2020年4月首次提交的研究。在23名共同作者中，有11人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这是中国军队的医学研究机构。通过被称为CRISPR的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人员设计出具有类人肺部（humanized lungs)的小鼠，然后研究它们对SARS-CoV-2的易感性。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随即从发表日期倒推该研究的时间表，很明显，这些小鼠是在2019年夏天的某个时候被设计出来的，那时新冠大流行还没有开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感到疑惑：中国军方是否在有类人化器官的小鼠身上测试病毒，以获知哪些病毒可能会传染给人类？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认为他们发现了有利于实验室泄漏假说的重要证据，并开始与其他机构联系。这时，锤子砸下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反扩散和生物防御的高级主管安东尼·鲁吉罗说：“上层不予理会，我们获得的反应非常消极。”
VI. 注重细节的人
到2020年夏天，吉尔斯·德马内夫每天花多达4个小时研究COVID-19的起源，时常在凌晨加入与欧洲合作者的Zoom会议，几乎不怎么睡觉。他开始接到匿名电话，并注意到他的电脑上有奇怪的活动。他把这些活动归结为中国政府的监控。“我们肯定是被监控了。”他说。后来，他把工作转移到加密平台Signal和ProtonMail。
随着他们公布自己的发现，DRASTIC的研究人员吸引了新的盟友。其中最突出的是杰米·梅茨尔（Jamie Metzl），他在4月16日开设了一个博客，那里成为政府研究人员和记者研究实验室泄漏假说的首选网站。作为亚洲协会的前执行副总裁，梅茨尔是世界卫生组织人类基因组编辑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并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多边事务主任。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中，梅茨尔明确表示，他没有确切的证据，并相信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人员有 “最好的动机”。梅茨尔还说明，他“绝不支持或赞同任何可能被视为不公平、不诚实、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顽固守旧或有任何偏见的活动。”
2020年12月11日，德马内夫——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联系了梅茨尔，提醒他他的博客里有一个错误。德马内夫向他指出，2004年北京的SARS实验室逃逸事件导致了11例感染，而不是4例。梅茨尔立即表示他会纠正这一信息，这让德马内夫 “印象深刻”。
“我们从那时就开始一起工作。”
“如果这场大流行的开始是一场实验室泄漏事故，它对病毒学造成的打击将会堪比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之于核科学。”
梅茨尔又与巴黎的调查小组取得了联系，该小组由30多名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组成，他们每月一次在Zoom上举行长达数小时的会议，讨论新的线索。在加入巴黎小组之前，伦敦国王学院的生物安全专家菲利帕·兰特佐斯博士（Dr. Filippa Lentzos）曾在网上对离谱的阴谋进行过反击。不，COVID-19不是中国人用来感染201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上的美国运动员的生物武器。但她研究得越多，就越担心某些可能性没有得到足够的探究。2020年5月1日，她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了一份细致的评估报告，描述了病原体从武汉病毒研究所逃逸的各种可能路径。她提出，2019年9月，武汉病毒研究所BSL-4实验室主任袁志明在一份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概述了中国实验室的安全缺陷。“维护成本普遍被忽视，”他曾写道，“一些BSL-3实验室的运行预算极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没有维护预算。”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的青年分子生物学家和博士后艾琳娜·陈（Alina Chan）发现，该病毒的早期序列很少显示出变异的证据。如果病毒从动物跳到了人类身上，人们会期待看到大量的适应性变化，正如2002年SARS爆发时的情况一样。在陈看来，SARS-CoV-2似乎已经 “预先适应了人类传播”，她在2020年5月的一篇预印本论文中写道。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由一位匿名的DRASTIC研究员发现的，他在Twitter上被称为@TheSeeker268。后来人们知道，这位调查者是一位来自印度东部的年轻人，曾是科学教师。他早前已经开始在中国知网上进行关键词搜索，该网站收录了2000份中国期刊的论文，而他在谷歌翻译的帮助下阅读搜索结果。
去年5月的一天，他找到了一篇2013年由中国昆明的一名硕士生撰写的论文。这篇论文对揭示云南某个充满蝙蝠的矿井下的秘密非常关键，并使人们对石正丽在否认中隐瞒的信息提出尖锐问题。
【TBC】
……
VII. 墨江的矿工
VIII. 有关功能获得的争论
IX. 备忘录对决
X. 赴武汉的调查团
XI. 病毒所内
XII. 走出暗影
译注：个人工作之余匆忙译出，尽力还原原文表达，如有疏漏，欢迎读者指正。一切权利属于原作。
另，DRASTIC小组在本文中有一定弱化，Newsweek的报道对小组进行开源调查的方式和发现（2013年来武汉病毒所对云南发现的冠状病毒毒株——SARS-CoV-2已知最近亲属——积极进行研究）有更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