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 2020 疫情下的陌生人社交:「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2020 开年,一场新型病毒性肺炎席卷全国乃至全球。虽然在病理上,许多人将这次肺炎与 17 年前的非典作比,但在信息传播方面,这次疫情却解构了舆论场,重构了一个全新的微景观。
作为传播学的分支,「健康传播」在 1994 年被美国学者罗杰 (Everett M Rogers) 初提出,其定义在学界普遍接受为「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而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观望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从爆发至今的整个过程,社交网络成为最主要的「健康传播」渠道,而信源却并非完全是权威方,参与其中的受众,即「当事人」成为多数人每日的信源,两级传播被解构,「健康传播」理论也因此呈现出新的范式。
而对于信息获取来说,疫情压顶之下,与疫情有关的信息自然成为当下「健康传播」中最重要的内容,谣言和谎言夹杂着真相的碎片,在各方情绪或利益驱动之下,如海啸般冲击着每个人的心理防线。《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2 月 12 日在「技术与健康」栏目刊文称,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是第一个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流行病」。当「信息疫情」(infodemic)伴随新冠肺炎疫情而暴发,每个个体都不可豁免的变成了「信息疫情」传播者及证人。「信息疫情」叠加着物理世界中的新冠疫情,不但在宏观上对全球经济带来极大影响,也在悄然改变每个细分市场的形态与走向。笔者作为陌生人社交市场的长期观察者,尤其感受到了此次疫情给陌生人社交市场带来的冲击与启示。
疫情下的陌生人社交市场表现
从用户流量方面,我们选取在陌生人社交市场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探探与陌陌进行观察,在 2019 年 11 月 19 日至 2020 年 2 月 16 日之间,也就是疫情正式开始被广泛报道 (1 月 20 日左右)之后,两产品 iOS端的下载量均开始呈现非常明显的下跌态势,并且在本应是用户需求相对旺盛的春节假期中,下载量也一直疲软。
常言,陌生人社交指的不应是一类产品,而是一类需求。那么,疫情到底怎样影响了社交的需求?
疫情下用户社交需求的转变
首先,疫情其实是熟人关系强化的窗口,而非猎取陌生人关注的窗口。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在分析疫情下大众心理的时候提到了社会冷漠症与网络虚拟交往的关系,他称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与这种社会冷漠症存在一定关系,「缺乏在现实世界真实交往互动的人,往往会显得不着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交往的都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都是想象的、片面的、被抽象为符号的人,很难激起同情心和怜悯心。网络媒体的虚拟交往,有时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
从这个角度来说,熟人社交具有网络虚拟空间所不能取代的特征。
在情绪脆弱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熟悉的交际圈。按照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说法,个体与个体时间,之所以能够产生同情心、怜悯心,是因为会形成一个「我与你」的关系,而非「我和他」,而后者是对立着的主客体关系,「他是没有灵魂和生命的,是和我不相同的欲望客体,而你和我是具备同样情感的、可以将心比心的存在。」在疫情导致行动受限的情况下,个体需要维持一种更加亲切的情感联结,比如,他们需要延续习俗拜年、需要确认亲人安危、需要在物资购买、出门出城事宜上寻求意见与帮助,他们渴望在心理脆弱的时候收获一个默契的拥抱,而非去陌生人交友软件上从零开始认识一个新人。由此,他们更倾向于熟人关系的强化。这也能够印证疫情并不利好陌生人社交市场;
其次,疫情之下,陌生人社交用户从对风花雪月的需求转向了更加严肃的自我表达。
这次疫情将 90 后推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中有部分人成为了身在一线的主力军,更多人被禁足在家中,饱受「信息疫情」的洗礼。作为被疫情深刻影响的受众,他们突然意识到,个人命运和集体命运原来是这么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国家」、「人类」、「他人」与「我」等不再是一个空泛的相对概念,对健康的担忧与对失去自由的烦恼,也激荡着诱发每个年轻人利用这段时间重新审视自我与所在的环境,审视自己的需求与和他人的关系。
他们发现原来不是生病了就一定能够住得上医院,发现舆论场中众生盲目的真相,发现“英雄”往往被一个悲剧的时代所召唤,发现他们每天接收的讯息都在次日被反转......这其实是一个「破」与「立」的过程,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如果人生当中有一个心理成熟时刻的话,那么恐怕就是此时此刻。2020 年让他们「看见他者」,帮助他们在痛苦的心理冲击下清醒而深刻的意识到,真的没有哪一样「我们」,不与「别人」相关。
从此,他们的社交世界不再是轻松美好的风花雪月,也不再只是不谙世事的自拍秀颜值,加之疫情之下关系线下落地的困难与风险,他们的社交需求也由此转变为寻求相对严肃的自我表达和挑战公共表达空间的限制和约束,荷尔蒙式社交的空间被激烈压缩,自然导致原始的陌生人社交产品的通路受阻。
市面上的陌生人社交产品能否满足此类新生需求?
从宏观来看,能满足用户需求的公共讨论空间是极为稀缺的,这与庙堂之上对舆论必须正向的政治要求有关,更与各大社交网络在遇到风险时的「高度克制」有关。各大社交网络产品就像巴普洛夫的狗,被训练出了极为优秀的政治敏感性,并基于此能力,在用户需求与政治正确间艰难求生。在公共信任危机迫近、信息闭塞时,迫于公众需求和治理压力,言论的「窗口」将会被允许临时开放,而媒体和社交网络也会借机高频输出,对用户广泛的纵深探讨虚与委蛇,然而,一旦舆论过于活跃、触发风险,无形的管控之手将飘然而至,而各路媒体和社交网络从业者也早就春江水暖,他们的手时刻都在暂停键上悬着,手心里一把冷汗。
从趋利避害的角度讲,各大社交网络产品当然也希望用户能够通过此举培养「受众自我审查」的意识,然而,在经由平台之手所主导的反复按下暂停键的过程中,各大平台同样承受着不可忽视的舆论反噬风险,总体来说,社交用户在争取表达空间的过程中,他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周遭环境的高度紧张与压力,他们对这些既有的提供表达空间的产品的负面情绪整体上是胜过正面情绪的。
而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敏感压力下,社交产品们能否能够基于疫情的紧急情况作出「应激反应」,成为了衡量社交产品表现的重要给分点。
何谓「应激」?
讨论「应激」,其实是在讨论,在社会职能分工上,相比于「被需求」,社交类产品进行怎样的主动赋能,才能够推动整个使用场景,使其具有更高的价值。除了我们在衡量陌生人社交产品的价值惯常考虑的流量、社交效率、用户真实性等要素之外,在特殊场景下,如这次疫情,更应该考察产品是否能够提供「应激」的潜在能力,来适应和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
在此之前,用户期望能通过与陌生人社交满足特定的需求,如婚恋、兴趣交流、约 pao 或推敲个体存在的证据。而如前文所述,在疫情之下,用户的社交需求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具有代表性的产品陌陌和探探,显然并不具备上述的“应激”潜力。
更具体地来说,我们将剖析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型社交产品,观察他们在“表达空间”层面的各自表现。他们分别是流量巨人微博、稳定期的豆瓣,发展期的一言,初创期的寸角。他们分别对应了流量矩阵中各自的重量,也代表着不同的成长阶段,
首先是微博。客观的讲,微博的整体表现值得肯定。在疫情中,微博主动提供了较为开放的公共空间,松开了“暂停键”相当长一段时间,从热搜排列上来说,可以明显的看出一向主打娱乐下沉的微博将明星八卦的权重调低(当然这也与明星主动撤 C 位,将受众焦点留给疫情相关内容有关)
除此外,无论是疫情权威信息的分发传递,还是疫情下的救助与公益层面,微博都为扩宽舆论场都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与政府合作的「肺炎救治者超话」、湖北疫情日记等新栏目的出现,都为身在疫情旋涡之中的人们提供了信息与情绪出口,有效放大了声量。
然而,微博的努力并未能获得用户的好评。
首先被诟病的是微博上各种「未确认消息」的泛滥。在这次疫情之下,已经很难盖章消息的「真假」,受众再次被带入成「脆弱的靶子」。例如,某个深夜,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各大权威媒体发布「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冠状病毒」的信息,不出一小时,所有网上药店的双黄连口服液被一抢而空,实体药店门前也通宵排起抢购的长队,就连超市里的双黄莲蓉月饼也没能幸免。然而第二天,在广泛质疑下,该药物研究所因拿不出临床数据,只能回应称「科学的事情我们也不想说得太过。」尽管微博紧急上线「微博辟谣」频道并每日私信通知用户,但「小道消息」的刷屏式传播总是比姗姗来迟的辟谣赚多眼球。
面对亦真亦假、扑面而来的信息,除了无奈的选择「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逃离微博成为当下一个热门话题,例如「年纪轻轻刷什么微博,你看气死了吧」等言论开始浮现。
其次是不经区隔的个体间的情绪互相激荡,最终导致用户集体情绪的失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1 月 24 日,遵循传统,应是家家围坐,乐享团聚的一年三十除夕夜。被称为华人「电视年夜饭」的「春晚」亦沿袭大红大紫、载歌载舞闹新春的传统,画面一片和乐,然而,融融的祥和中国年气氛却并未传递开来,取而代之的是网络上成片的心碎恸哭,这种不受控制的信息反差带来的冲击为不少受众留下了感官撕裂的心理痛。有博主贴出「替代性创伤」的百度百科词条截图,并跟文呼吁,「不要给自己加重心理负担了!尤其是很多人明显已经产生了替代性心理创伤了!如果有以下症状请停止刷微博吧」。该条发言截止目前获得 4.4 万余次转发,三千多条评论及 9.2 万余次网友的情绪表态。
最后,是微博官方作为裁判员出场平息舆论情绪时差强人意的表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武汉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一晚,2 月 6 日 22 点 42 分,生命时报发送了关于李文亮医生去世的第一条弹窗,随后人民日报、新京报同步确认消息。23 点 16 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话题词在微博热搜榜榜首收获超过两千万次搜索量,5.4 亿总阅读量、73 万讨论度。但在接下来的 15 分钟,该话题词的迅速跌至 190 万,随后消失在热搜榜。令人诧异的是,23 时左右,《财新》记者从现场带来一则消息,指目前李文亮「已经生命垂危,但在 ICU 使用 ECMO 抢救。」
随后「李文亮去世」与「李文亮仍在抢救中」这两则消息,开始从不同信源流出,微博的舆论场出现极度的混乱,随著李文亮去世的热搜彻底消失、死讯被确认,一波要求「言论自由」的讨论迅速在微博上延烧。截止 7 日凌晨 1 点 12 分,微博话题 #我要言论自由#共计收获 202.5 万阅读量,超过 8000 条讨论微博,该话题随即直接被微博删除,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用户被迫在一个又一个「尚不展示/尚不可见内容」之下进行自我审查,对表达欲望的伤害凸显。网友开始「报复性炸号」:「如果每个人都说真话,不自我阉割,微博能炸得过来吗?」甚至用「能,明白」排队转发平安武汉此前的通报,敦促其向医生们「道歉」。李文亮医生的经历和遭遇让很多人,特别是生活受到疫情影响的人,亲身体会到钳制言论的切肤之痛。
其次是豆瓣和一言,相比微博更「小众」,承载了更多亚文化的豆瓣与一言,也提供了相对严肃的自我表达氛围与社交的群组空间,豆瓣群组具备便捷性高、界面舒适、流量大、信息交流速度快的特性,如 FUNJI 统计的在疫情期间,豆瓣四大娱乐组(青青草原、豆瓣鹅组、自由吃瓜基地、吃瓜人才)自 1 月 20 日到 2 月 6 日的全部帖子,能够发现,虽然与娱乐明星相关的内容仍是主流,但对于疫情的讨论明显增多,而在其中,捐款相关的认真信息分享和讨论成为豆瓣组内重要的疫情话题。
然而,这种「小众」也相应带来了流量的受限:对社交关系的展开并不友好。如一言主打的概念是「记录字句,发现共鸣」,更注重自我内容的积累与基于内容而延伸的分享与互动,站内的用户并不是强社交的黏合关系。一言的三个主要功能模块:订阅、发现及制作,更多的是一种「单向输出」,消息栏中也只能接收有无用户「收藏、同感、评论」了自己的内容,并无「私信」功能,双向互动只能通过公共的评论区才能得到,由此并不利于疫情之下受众社交关系的展开。
另一方面,豆瓣和一言在产品形态和调性上过于强调各自的表达,而弱化了人与集体的关系,削弱了集体的力量,这使得用户在表达相对激烈的观点时时往往缺少足够的「外部勇气」,行动能力上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尽管群组开始关注严肃议题,但传播方式依旧是「八卦」、「爆料」的模式,跟帖的用户多为仅仅的感叹。然而,感叹之后呢?以前面提到的「豆瓣鹅组」为例。尽管很多「鹅」以切肤之痛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作为「鱼肉之于案板,韭菜之于镰刀」,从而发出怨声,但这种最基本的「号痛」并不意味着号痛者意识到了自己是以何种深层次原因被「刺痛」的。从最朴素的压迫-反抗意识,到形成稳定、自洽的严肃观点还有很远距离。
这也是此次疫情下,豆瓣、一言等产品整体上还是一幅「岁月静好」模样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是寸角群组。作为 2019 年 8 月 上线的新生代陌生人社交 APP,上线至今依靠自然流量吸引了一票年轻用户使用。寸角主打群、组功能,并很巧妙的将群和组有机的整合起来。相对豆瓣和一言,寸角的优势是提供了更强大的群组自治管理工具,为用户提供了较为开放但又有效封闭的严肃公共空间,同时,通过站内马甲的保护体系,打造「真实与虚拟」的平衡,有利于表达欲的充分释放;在三观筛选方面,用户可以自由建立小群聊,也可在同一个小组中内化成群,即使使用同一个马甲,也可以生成「群内圈」进行意见隔离。由此,寸角提供了从公开到私密的组、群、群内圈三层表达空间。
此次疫情中,寸角的表现值得玩味。一方面,用户在有关的开放小组中高谈阔论,表达各自的观点或输出他们捕获到的外界信息,另一方面,在这些小组所对应的封闭群聊中,三观一致的人群表现出高度活跃,从防疫物资信息的分享到禁足带来的各种琐碎的困难,话题无所不包但又离而不散,这恐怕是分层的表达空间所带来的奇妙魅力,可以作为社区社交类产品走向的参考,或许可以给其他从业者一些启发。
然而,由于寸角的用户基数终究远小于微博和豆瓣,并未在此次疫情中享受到如微博那般的流量红利,略为可惜。
这次疫情,是否会为陌生人社交带来新的机遇与窗口?
疫情之下,当受众被动从原有的社交模式下脱离,高频大量的转向线上状态时,也是将社媒聚焦在公众的视野之下,接受用户的「审视」。受众对产品的使用体验会更加敏感,对满意度额评判将会更为严苛。如上文所说,这次疫情会激发受众的「应激反应」,同时也是在考验社交产品的「应激反应」:能否基于用户社交需求的转变提供相应的站内内容成为这次答卷的主要给分点。
人们关注着社交媒体会在这个特殊的市场环境下,给出什么样的参考答案。而这张答卷一旦高分,很有可能成为后 Web 3.0 社交网络的风向标。
这里的后 Web 3.0,指的不仅仅是科技指向的「智慧科技赋能传播」,更多的是在社交之中,人际关系的解构与改变。这次疫情的多重反转无疑是将一些「权威媒体」的公信力击碎,而将由社交网络作为桥梁传播「民间信息」的优缺点格外放大。虽然公民意识的真正觉醒和转折并未到来,但对现存问题的每一点严肃的反思、每一点踏实的改变,都在让这一天更快地来临。「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对于陌生人社交而言,在疫情当下,用户,尤其是 90 后的年轻人渴望的理想社交状态是:有可表达、可讨论的空间,也会有提供安全感的相对封闭「聊天室」,既可以退身小群组进行三观高度一致、避免争论与压力的和谐讨论,又需要获得一定声量来支持尚且羸弱的「公民观点」。
除此之外,从整体上来说,虽然多数社交产品争取了舆论空间与使用场景上的调整,但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急需优化的点,例如,与其在不实信息已经泛滥平台之后再来提供辟谣手段,不妨提高运营效率,重新梳理内容审核流程,弱化由于反转而带给用户的伤害;再如对用户隐私的保护方面,疫情爆发后,有公司利用支付宝提供的数据,绘制了可能的疫源地华南海鲜市场的人口流向图并公开,百度迁徙也提供了用户的迁徙路径,以及各家社交平台绘制的「疫情地图」,冷静思考下,究竟算不算对用户的「数据侵犯」?是否还会找到更加优化而更体贴的方式呢?
信息冲击之下,混战无疑会让在痛苦中寻找出路的用户感到失望。面对这种相对严肃的自我表达,相对开放但能够有效隔离的公共空间的需求,平台理应肩负更重的责任,而对于陌生人社交市场,其社交产品更是天然而庞大的舆论场,而受众,绝对不能被独自留在场上,因为公民意识觉醒下潜在的冲动、排外、各怀心思、貌合神离的行动,都说明了巨大的潜力,也代表了未知的危险。
如何妥善应对这种新范式,或许是陌生人社交市场下一个真正的增长点,但也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难点。究竟哪家能成功突围,交出高分试卷,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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