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者学妹投书：我的小太阳登登姐

我的小太阳登登姐

撰文 翟登蕊学妹

编辑 坦纳

我是翟登蕊在北外认识的学妹，满打满算认识她三年多了，我平时叫她“登登”或者“登姐”。翻看我们近半年来的聊天记录，我发现几乎都是她在为我提供帮助、提供照顾——我向她咨询在出版业工作的情况，她给我转发了许多求职信息，耐心地给我发语音介绍利弊、讲解求职技巧，给我的简历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聊天记录最后停在一月初，我发现一个手工工作坊，我想，“登姐一定会喜欢这个，一定会叫上她认识的朋友，开开心心地弄得满手都是颜料”，于是我转发给她，希望和她一起去。她罕见地没有回复，我以为是她工作太忙太拼，不小心看漏了，后来才知道令我震惊的原委（因为亮马河示威而被捕）。

我是在2019年的尾巴认识的翟登蕊，那是在京北的皮村，有一个工友自己排演的戏剧上演，我就在那里认识了热心于戏剧实践与流动儿童教育、关心打工女性的登登。她个子不高，但是好像全身有用不完的能量，和朋友们有开不完的玩笑。记得那时候天气寒冷，有位大姐给观众们煮了一大锅冒着热气的汤圆。回去的时候登姐怕我落单，主动邀约我一齐坐车去地铁站，一路上都是她的欢声笑语。提起我们共同认识的老师，我惊讶于她似乎已经跟那位老师“处成了姐妹”。这个小太阳一般的学姐，仿佛正不断散发着热情与善意。

而后疫情来临，漫长的封控阻隔了我们。2020年6月，即将本科毕业的我返校收拾行李，却在当天得知北京又新增几例确诊疫情的消息。同学朋友皆劝我火速回家，于是我便匆匆打包好，逃离了北京。而后，我才知道登登姐竟然留到了最后，为未能返校的毕业生打包行李寄回家——这是一件何其劳累、繁琐的志愿工作！就我所知，我所在的学院只能依靠少数几个党员教师才能勉强将毕业生的行李打包完成，中文学院有几位支教保研的党员同学也留了下来，而正值研究生毕业的登登还面临着入职的压力、自己搬家的麻烦，居然还留到了最后，全然不顾当时疫情带给人的恐慌，无怪中文学院老师给她父母打电话，称她为“英雄”。这种在我看来有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登登看来也许是自然而然的——她总是这样热心，总是这样帮助别人不计后果。

那之后，我远赴另一个城市读研，和登登成为了由网线维系的网友，我还记得许多她生活中的片段——心疼自己的母亲参与抗疫工作的劳累辛苦，想要准备考博深造，直播带货工作中的趣事，健身练肌肉，为大夫说她背部肌肉强健而高兴——还有12月份，大家几乎都得了新冠，登登作为早一些康复的人，一直在关心朋友们的身体状况，怕我缺药，还提出要送药过来，叮嘱身体一向弱的我多锻炼肌肉，对身体好。登登总是这样，把自己置于照顾他人的角色之上。

还记得一次野餐，她早早就开始准备，为朋友们制作了好几份三明治，采购原料时还特意在超市买了很贵的黄瓜。住得很远的她，提了好几个很沉的手提袋，坐公交转地铁，只为了与朋友们分享。她这么慷慨，这么关心周遭的世界，也关心无穷的远方和无尽的人们。我还记得，她从朋友那里得知，有一个在武汉的中学生在考试卷子上写了一些试图伤害自己、他人的话，她便努力联系，希望能够有相关的青少年工作者介入，对这个孩子提供帮助。登登所做的一切也许微不足道，但足以将能量和善意传递给身边的许多人。

得知她的事，我眼前一黑，各种关于她的回忆胡乱涌到了眼前，我很想念那个黑黑瘦瘦的女孩，这个个子还没有我高的学姐，这个北外这所精致学校中朴素可爱的异类，这个带着五彩斑斓的耳坠的少女，想和她继续一起天南海北地聊。

我还记得和她在北外食堂一楼约饭，我们一起吃着单调便宜的冷饭，一直聊到食堂关伙。还记得野餐的时候我带了飞盘，和登登一起从下午玩到傍晚。登登之前看到的都是顶着一团乱乱短发的我，于是她才会误会我喜欢的是女孩子。我希望下次见到登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长得太长……好希望能够再次见到她，再听她开心地叫我，“学妹，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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