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财富寄生 - 311 - 推恩令与政治重构

常规的国家，通常是由政府作为主体，来主导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管理。通过发展经济，来获取社会运行所需要的财政资源，随后在社会的管理中，完成财政资源的分配、协调和优化。

这种机制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是人类社会治理的主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个国家往往有一个最高的统治者，然后，从最高的统治者开始，往下以倒树状结构的形式进行延伸，该结构的终端节点就是底层的劳动者，这个倒树状结构类似一个金字塔。

这种倒树状结构中间部分的每一个节点，和该节点以下所有有关联的节点，又会构成一个子倒树状结构，这个子倒树状结构，就是所谓的“封建”。大汉王朝的推恩令，就是要消除这种子结构所带来的危害。

通过这种倒树状结构来治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需求信息，会通过上级节点逐级上递，到达顶层后，再由顶层统筹安排资源的逐级向下分配。在倒树状结构的根节点和末梢节点之间的节点，都有可能截留往返于根节点和末梢节点之间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雁过拔毛是最常见的贪腐行为。

在东方国家，有贪腐渴求的中间节点，为了增强贪腐的效果和质量，在倒树状结构的隶属关系之外，又根据自己的特殊所需，突破节点之间的传统关系，和其它有贪腐需求的节点相互勾结，而编织出新的关系网，将贪腐登峰造极为贪腐文化。在东方历史上，这种贪腐行为从没有被有效地遏制过。

在西方，传统的政治结构很简单，也就是普通的倒树状结构。东方式的贪腐，只有资本及其代理人在隐秘的实施。懂得贪腐的奥妙，资本和自己笼络的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贼王与小偷，千王对菜鸟。

资本要根除西方政治倒树状结构中的贪腐行为，首要的目标就是切断贪腐的链条，而贪腐链条就是倒树状结构中节点间的枝节。把贪腐的利益链条，人为地分段化，然后，控制每个分段的财富流动量，就可以有效的打击贪腐行为。贪腐行为被打击了，自然就肥了资本，所以资本的实力就会越发强大。这是自然的，毕竟跌倒了何珅，吃饱的一定是嘉庆。

传统的贪腐群体，为了反抗资本的这种打击，就越发变本加厉地开拓新财源，或者深挖剥削的潜力，这样的贪腐群体就演变为遭人鄙视的资本家群体。在中国，美其名曰为既得利益群体。资本并不愿意把既得利益群体赶尽杀绝，因为，后者的深挖财源，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殊动力。

按照资本的这种意愿塑造的全新美国，情况自然和传统国家的结构完全不一样了。整个美国的公共权力，被逐级切割，切割后每个阶层的产生都有各自独立的渠道。权力分治之后，上级不能绝对压服下级，靠权力就不太容易形成贪腐的回路。

被切割后的每个阶层的内部，又被再一次分段化，尽力确保每段之间互不影响。在重塑美国之前，资本在大英帝国时期就做过类似的尝试，例如，让印度人到其他殖民地执法，让威海的农民工到香港去做警察，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香港的。

现在，台湾的失意者们又在替资本在全球管理经济。这种政治上的失意者往往是过往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属于无枝可依的流浪者，一旦得到资本的收容，为了生存，为了感恩，往往会效死力为资本卖命。所以，这样的人，只能世世代代依赖资本的施舍来生存，很难再从资本的大船再下来了。

当资本以过往积累的全部经验重塑美国，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美国之后，资本认为自己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地躲在幕后，通过银行，投放社会运转所需要的资金，以经济命脉来控制社会的运转，甚至以此影响全球。

资本以分层和分段的切割来消除贪腐，也就是把传统的权利以推恩（切割）的方式，分享给大大小小的资本家，这种做法在西方的运行是比较有效的。但是，资本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联姻后，也曾试图把这种做法移植到中国，所以三权分立在中国，被嚷嚷了好多年。

不过，资本很快就发现，自从自己到了欧洲而远离东方国家后，东方国家在贪腐方面的造诣已经日新月异了。资本自己在贪腐方面的诸多心得，在反贪腐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及引以为傲的反贪模式，在东方国家强大的贪腐文化面前，立即就显露出小儿科般的幼稚。东方的贪腐文化是在传统的倒树形结构之外，另行编织出多重的复杂贪腐蜘蛛网，资本屡试不爽的切割手段不怎么灵验了。

实在不得已，那就暂时把中国隔离出西方吧，这就是中美两个顶层每天都在努力的新方向。

隔离不是长久之计，最新的破解工具已经出现，改开以来的既得利益群体将无遗漏地被捕获，而且蓝色星球上现存的任何一个传统国家的统治者们，都将在数字货币这种柔和而文明的工具面前束手就范，从此规规矩矩地成为被资本圈养的贵族。

任何国家想拒绝迈入现代的殿堂？门都没有，全球广为传播的疫情，让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幸免域外，连同温室排放治理的紧箍咒，这两大杀手锏，将迫使全球以贪腐起家的统治者们，在二十一世纪集体缴械，贪腐和黑社会，可能要从此成为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