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贖作爲價值中立的實證主義人類科學，對基督徒和異教徒中的某種流行意見的思考
當塞爾蘇斯，一個就其言辭刻薄一點來説十分典型的二世紀羅馬哲學家認爲自己有必要對勢力日益擴大的新信仰寫些什麽時，他這麽說：“倘若人人都打算做基督徒，那麽基督徒就不會再允許這些人加入他們了。”這個極有可能是一個伊比鳩魯主義者的異教徒説對了一半，儘管從語法上來説一個條件句是不可能有一半正確的；那就是他預料到了這一天，基督徒將不再被斷言為“祭司的一族”，人人都可以以考慮要不要染頭髮的心情考慮一下這件事。儘管我想其中確實有更嚴肅的東西，然而這種嚴肅性只在於得救究竟是被當成了一門古老的手藝活，還是更複雜的高新技術產業——不難理解塞爾蘇斯的惡意揣測，他認爲基督徒都是一些心智不成熟，心懷不滿富有表現欲，缺乏教養的粗野的人（你可以從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者們對對方的描述中找到這種肖像），這些人卻希望通過靈的知識和殉教去一個比他人——這個世上的體面人們——更好的去處。自認高級知識分子的塞爾蘇斯顯然難以容忍這種冒犯——或者他（潛意識地）認爲這屬於不勞而獲。但這不意味著塞爾蘇斯像華納兄弟的電影中揮舞著武士刀的日本人一樣用他的筆捍衛舊秩序，正如奧利金指出，塞爾蘇斯并不像他聲稱的那樣忠於柏拉圖的傳統；他是一個蒙田式的人物，一個在維持體面的前提下頭腦開明的紳士，如果有需要，他也許會符合身份地受洗。
“加利利人贏了。”——背教者尤利安，一個虔誠得多的柏拉圖主義異教徒如此宣告。然而，即使是沒有讀過充斥著宗教狂，人文主義者，野心家和煽動高手的英國内戰史的人，也會發現塞爾蘇斯式的語言如何作爲異教世界不懷好意的饋贈存活下來，并且得到了蓬勃發展。如果基督徒對異教徒擲出這樣的武器，還能夠算作符合自然法的正當復仇，當受害者同爲基督徒時，事情就變得戲劇性了。我需要重申一下我只打算反對一些我觀察到的言論，我沒興趣爭論信仰，況且篇幅根本不夠——這些意見流行在基督徒，異教徒，和認爲根本不存在任何神明的好人們中間，無論和他們所主張的自己具有的教養，還是和他們敏銳的觀察力都不相稱。
把這種看法的起源歸於劉仲敬是不公平的；儘管可以想象，劉仲敬許諾給他的讀者們魔鬼之山上的特等席——他們可以在那裏留心觀察世上之事，尋找那個卡文迪許公爵贊助的新派文人所説的“虛僞和自負引起的雙倍邪惡和雙倍愚蠢”。劉一系列關於德性，財產和共同體的論述顯然是機敏的，雖然沒有多少是原創和不涉及時代誤植的——但話説回來日光下有什麽新事呢？劉也許是哈林頓的21世紀傳人，他使用從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説借來的語言，熱情洋溢地鼓勵人們加入團契和公民軍隊，將自由寄於勇氣，而幸福正取決於此。我假設所有在讀這些文章的人都熟悉劉仲敬的主張，所以我不再重複——他不見得是發明者，但對一門關於活命的嚴肅實證技藝的興起至關重要。
幾乎每個對自身的生存境況有些許關心的中國人都發問，中國爲什麽是現在這個樣子。我知道一些人正在趕來教育我的路上，他們打算告訴我中國不存在，中國是被發明的。我想我應該向開俄斯的阿里斯通求助，因爲他説自然中不存在國家，就像不存在銅匠作坊和手術室。沒有一個國家是自然的，我們說國家的時候都是在說現實中的政治實體。在我出生前很久，一些基督徒，更多出於非科班人士常有的在歷史學方法上的缺陷而非信仰造成的偏見，斷言說因爲中國人不信上帝。許多人附和了這種意見，但他們很不幸地犯了一個會使正統的基督徒不快的錯誤，顯然他們不見得都讀了盧梭，但他們毫不猶豫地接受並肯定了救世主在塑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和諧文明社會和五講四美三熱愛中的重要角色。這些是當下的事情的前史。
我需要跑題，以更好地説明。造假幣出身的犬儒第歐根尼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但遺憾的是不是出於他本人，而是因爲知道誰是第歐根尼意味著是第歐根尼討厭的那種有教養的人。在這個意義上，救主耶穌是他的競爭對手，并且成功地贏得了市場——我猜主要是因爲第歐根尼説過的話中沒有可以家長濫用來勒令在學校受到欺負的孩子忍氣吞聲的。所有人都在尋找義。即使是那些厭惡談論任何倫理話題看似只在乎活命的人，也是把活命當作一種義。理由很簡單，你不會去嘲笑一個單純的不幸的人，人們在那些不幸的人身上踩上一脚時，必定認爲自己相對而言的運氣就是義的證明。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我的朋友向我抱怨她見到的一些基督徒，說後者長篇大論地奚落不信神的自由主義者們將在接下來的寒冬，或者大洪水，或者人們隨便叫它什麽都可以，中遭遇的肉體和精神的重創。但我想這種想法和基督教沒有什麽關係；恰恰相反，這些看法的源頭是對真理的模糊認知。
一些人認爲中國必遭毀滅或者中國人生來是劣等的，因此他們采取的措施就是在推特上發表大量沒有人能夠復述出來而不弄髒自己的嘴的種族歧視言論，并且在因此被推特刪除之後大駡推特。這些人主要的神學依據是出埃及記，儘管我沒看出來埃及人和中國人在這點上如何合乎邏輯地被等同。因爲如果他們認爲中國人該遭毀滅是因爲不信神，就如同埃及人一樣，那麽他們就和自己相矛盾了，因爲他們主張的是現實或潛在地擁有中國護照的人被預定毀滅，而非行爲的後果。而如果同意他們以某種方式得知了天主的預定，中國人的不信乃是預定的毀滅的一種表現，實際上除了中國人，我們將會看到世界上很多看起來最虔誠的人都難逃毀滅，那麽談這種事情究竟有什麽意義呢？這種論爭在使徒保羅那裏就應該偃旗息鼓了。他們從世俗的角度又這樣論證，即中國人的行爲是野蠻的，他們中流行欺騙，搶劫和暴力，但是古代史來説，你找不到一個所謂的文明的民族；如果要討論現代的刑事犯罪率或者國民的普遍道德觀念，道德的相對主義難道不是當今世上的潮流嗎？如果道義妨礙了利益，她就應該讓到一邊，這種謙遜爲我們帶來了經濟繁榮和比戰爭更殘酷的總體和平。據説第一個把道義和利益分開的人遭到了和善的蘇格拉底的詛咒，這個人原來是中國人嗎？而當在他們看來的西塞羅主義者的道貌岸然使他們煩躁時，他們就開始譏笑中國人的飲食習慣，他們説中國人吃狗，老鼠，蝙蝠，蟲子，在饑荒的時候吃土和尸體。就第一點來看，首先我并不認爲這是中國的普遍習俗，其次我看不出吃這些東西有什麽好指責的。如果因爲這些東西醜惡所以不應當吃的話，哈乃斐學派的穆斯林認爲貝類醜惡，猶太人認爲沒有鱗的深海魚不僅醜惡而且據説代表了黑暗勢力，畢達哥拉斯學派則不吃鷄蛋和豆子，因爲他們認爲這些東西和胚胎相似，爲何不同等地抨擊吃蛤蜊，深海魚和毛豆鷄蛋羹的人呢？抨擊吃狗的人似乎是因爲大部分社會把狗當作寵物，然而吃狗肉顯然不是在把狗當作寵物的前提下；如果吃寵物是駭人聽聞，人類常年來吃掉爲他們終生工作的牛，馬和驢子難道不是更可怕的忘恩負義嗎？第二點就更讓人覺得奇特，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認爲遭遇饑荒是一件值得譴責的事：喔，也許他們由此反而佐證了自身，畢竟我只見到過一些中國人和日本人會用經常遭受災難來對一群人進行道德抨擊。經上說，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乃是能污穢人，看起來倒是完全反了。
不難發現，招致反感的中國人招人反感的原因是一種自作主張的稱義；儘管反感的起因究竟在於自作主張，還是破壞了人人有義稱，人必須在不妨礙他人稱義的前提下消極地稱義的樸素主張，還要打一個問號。但是人很難説清楚義發生在哪裏，我聽説腦科學和心理學的最新研究已經快要攻剋自由意志這一教會和亞里士多德聯手製造的騙局。人很可能有能力或多或少地是一個義人，也很有可能根本就沒有——但是婦人所生的人不能稱義這條格言造成了不難料想的後果，即一些人會認爲自己在不稱義上比不這麽做（這麽做？）的人更義一些。糟糕的是，人們也不樂意至少嚴肅地稱義，雖然他們在其他方面也不太嚴肅：這種不嚴肅性的表現之一是工於計算並嘲笑別人的計算，這裏沒有“正義反對正義”，因爲反對這個詞語聽起來太嚴肅或者太不開化。沒什麽嚴肅的人，甚至連嚴肅的卡波克拉底派也找不到。廣氾的稱義要求和嚴肅的有限性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中誕生了這樣一種情況——用以稱義的條件必須既容易又不容易。
因此，在出身地之後被提出的另一項條件就是活著。因爲劉仲敬先生認爲中國會在幾年内陷入軍閥混戰和全面無政府狀態，而像基督教教會這樣的小共同體有利於保住性命和秩序。對這個看法的正誤我沒什麽興趣，但是我們應該嚴肅地檢討一下活著，死去，和相應的代價。活著本身不是人的一項功績，也不是美德，假若人因爲喪命而變得更邪惡的話，那麽只有瘋子才會選擇殉教。我所要反對的是這樣的看法，它認爲你應該恰到好處地視死如歸——恰到好處，意思就是不會讓你真的需要實踐這種想法。它建議你把關於死亡的事情當成一種無害的脫敏治療，以有利於保持心靈寧靜，與自己和解，塑造良好的人際關係，等等，你可以想象一下愛比克泰德的現代讀者對自己背誦書中愛比克泰德對想象出來的暴君說拿掉他的頭而不是他的鬍子的句子。但是依我看，一旦把什麽奉爲最高的價值，人就應該從一而終，不要三心二意。如果人把一切看作是服務于他自己平安地活著，無疾而終，那麽他就不應該再抱怨這樣的生活把他禁錮在一個界限内；同理，誰決定追隨救主，也應該把這種追隨看作是因其自身而至高無上的事情。死亡本身是短暫的；你爲自己活在世上的歲月太短而難過嗎？有些人一生下來就死了，你的人生卻長得讓你聽過福音才結束；你擔心在崩潰的社會秩序中你的遺體無人埋葬？可是在基督教最初的世紀有那麽多人被活著扔給野獸；還是你把誰留在了世上？可他們也並不是永生不死的。如果你實在害怕，你可以準備好毒藥和利刃，至於繩子倒是不必，這個還是很好找的。要知道有些人僅僅是被愛人拒絕，就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扔下永不滿足的大地，最極端地說，這種情況下的自我了斷不是什麽不可理解的事。不認識死亡的人和認識它的人都不會被它嚇住。如果你認爲死亡是最大的善的，也就是活著的反面，那你就應該竭盡全力躲避它，千萬不要有一點視死如歸的念頭，因爲這對你不會有什麽好處的；而如果你甚至不把它看作一種惡，那你不需要刻意培養不怕死的念頭，更不用只是間歇性地抱有它，在做一個追隨者這件事上，你是絕對自由的，至於是不是在全部的事上，取決於你追隨誰。
可以説我們都是被解放的一代，因爲我們中每一個人都可以每天花五分鐘習慣成自然地追求一下形而上的存在和感嘆救恩太廉價（是的，但主要還是左派導致的！），感謝社交媒體！我們可以很方便地通過抨擊他人和轉發帶有聖經摘抄的模因來感到自己和神更近。社交媒體確實是一個欲望橫流的地方，儘管在這件事上，可能是一種擔心別人也會得救的隱秘欲望。好在對於如何得救人們雖然莫衷一是，但大方向卻是基本一致的，區別只在於要麽自己活得盡可能久，要麽留下活得盡可能久的子嗣。據他們説，沒有子嗣的人是對集體不負責任的享樂主義者——雖然他們也許沒有意識到，因爲有子嗣而忠誠於某個集體的人，時機恰當時也可以爲了子嗣做相反的事——但是他們描述的共同體像是一群購買了同一款理財產品的人，信托和信仰聽起來很像，也許它們確實是一回事，我不清楚。更重要的是，我很懷疑，一群清晰地意識到他們是一個“小共同體”的人是否還能讓他們的共同體發揮他們所説的那種作用，可以看出，這個集體的每個人都認爲別人有必須依附這個集體的理由從而能帶給他某種好處，也就是説，每個人都是最終爲了自己的生命而加入一個理論上來説人人為對方捨命的團體時，這個團體是否還有這種性質。我希望有人可以拍一部電影，應該會很有深度。我沒有嘲笑這種想法的意思，也沒有說原子化的個人是一種進步方向，但是我想提醒的是，這種話起碼已經一百年前就有人説了，而且你可以觀察到，每個人都非常憤慨地一邊抱怨人情冷漠一邊做優雅的原子人，就像每個人都非常有個性地抱怨現代人沒有個性，從阿蘭布魯姆到喬丹彼得森都在抱怨秩序的瓦解；去問問，你很難真正找到對這件事不感到不安的人，雖然每個人口中他自己都是秩序的最後守護者，想想這是爲什麽。
也許沒有贏家，或者希臘人以敗壞了加利利人並毀滅自己的方式艱難獲勝。我們的克瑞翁國王會説什麽呢？我想他會説，那些可惡的反宇宙論惡棍諾斯底主義者進步分子左派有自殺傾向的人（感謝沃格林！）只是用大話給自己的放蕩找借口，他們該被扔下城邦之船，“我們還有別的土地可以耕種”，他説，“神啊，保佑有七個城門的忒拜；畢竟埃帕米農達這個終生未婚的人是靠不住的享樂主義者。”
（ps: 封面圖是塔蘇斯的保羅的筆友塞内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