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三峽-21】三峽工程應有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參與論證（景軍 北京大學社會學所研究人員）

 我們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對水庫移民進行研究的。劉家峽水庫修建完工已經這麼多年了，但移民留下的後遺症至今未能消除，從這些後遺症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系列帶有規律性的問題。

 移民由低處的自然灌溉地遷到高坡地，耕地減少，土地貧瘠，糧食不能自給。國際給予的遷移補償在數額，發放和使用方法上都不合理，以致許多情況下不能活不能及時發到移民手中，關於長遠性的補償則根本無法兌現，造成移民生活困難，對政府存在怨氣。

 解決移民問題的積極措施之一，是通過改善他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以補救他們原有的生產條件的喪失或惡化。但由於我國的經濟條件和移民的文化水平和自身素養，也由於我們慣行的移民指導思想，決定了這種轉變是困難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的。因此，耕地的減少，生產條件的惡化與原有生產方式的保持，勢必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這種情況造成了一種貧困經濟，而貧困經濟又造成了一種“貧困文化”——一種依附性社會心理，移民們一談起遷移就有怨氣。這種怨氣經過長時間的各種社會原因的強化，已經形成一種積怨。移民有一種吃虧感，因此，一切困難都依賴政府解決，與政府討價還價，向國家進行報復性索取。這種“貧困文化”又嚴重阻礙著移民擺脫貧困，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另外移民新社區的矛盾也很嚴重，這之中有宗族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

 中國是一個禮俗社會。人們世代定居，以農為生，在血緣，地緣，宗教，民族等關係和觀念方面的認同形成了一種穩定的聯繫。遷移將這些聯繫打破，重新組合，必然引發許多摩擦和矛盾，甚至導致械鬥。由此所造成的消極的社會影響是很難以估量的。

 三峽工程的移民數量比劉家峽及以前的任何水利工程的移民數量都大得多，達130萬。而且遷移的不只是農民，還有約40%的城鎮人口；淹沒的不光是鄉村，還有十幾個城鎮，其工業要全部搗毀，這不但損失巨大，而且其複雜性是事先難以預料和難以把握的。更何況，經過經濟體制改革，城鎮和鄉村的經濟利益關係和利益形態已發生了巨大變化，既不是全民所有制，也不是集體所有制和家戶所有制，而是形成了社區所有制型態。在這種情況下，遷移政策制定的依據就不可能是行政手段，而應是一種協調的契約關係。但迄今為止，關於三峽工程移民政策的設想，仍然是以行政手段為主，這只能帶來災難。

 三峽工程移民數量如此之大，已經遠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和工程技術課題，而是一個重大的社會課題，因此，不能由經濟學家，工程專家來論證。應該有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等來共同參與論證。而在三峽工程論證中，卻根本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決策者習慣於從經濟功利出發，而不善於從社會的全方位考慮問題，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決策層的素質，也反映出我們國家的文明程度。

 前不久，被世界銀行聘用的一位美國社會學家麥克爾 撒尼爾，在與北京大學社會學所副所長馬戎談到中國水利工程時，對沒有社會學家參加論證感到驚奇。他說，在當代世界水利工程和大型農業工程的論證中，把有沒有足夠比例的社會學家參加可行性研究，作為一個工程是否合格的標誌。對於大型水利工程是否作為一個重大社會問題來研究，實際上是把人民擺在什麼位置上的問題。麥克爾 撒尼爾的一部有關的著作，其書名就叫做《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我們也希望在三峽工程的論證中，也能做到把人民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