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始有终

18个工作人员，组织结构类似法庭，一个队长（Captain），管所有事无巨细，以及和总部联络；三个法官（judge），任何涉及电子仪器的安装，操作，必须至少一个在场；十四个工作人员（clerk），包括两个正在读高中的小朋友，只要年满16岁就可以申请参加。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第一天开始就暗流涌动。我们点的队长看着是一个一代或者一点五代的华裔女生，英语流利，有很重的加州长大的亚裔口音。看着应该比我小，穿着打扮很老派，做事非常认真勤快，也完全不知道变通。

第一天一大早，要在开门之前把旗子，桌子，招牌，遮阳棚等等设立好。放邮寄选票的黄色箱子安排在室外停车场边上，由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年女性带着两个高中生守着。在加州的秋日下呆一天，也会把人晒晕的。我跟队长建议说，那个示意图上画在进门处服务台上遮阳棚，可以挪到邮寄选票那边，服务台在大礼堂的屋檐底下，完全不会被阳光直射，不需要。她答，不行，一定要按示意图来，不能差一点。我想想也就算了，提醒守邮寄选票箱的人戴帽子，勤喝水吧。

除了一个遮阳棚，还有一个遮阳伞，两样都挺重的，几个壮劳力就自动去安装了。没想到他们问都没问，就把遮阳棚放在了邮寄邮箱旁边，遮阳伞撑在路边的大旗子示意牌边上。快开门了队长忽然发现这个，坚决要求把遮阳棚挪到屋檐底下，那几个壮劳力很是不情不愿的照做了，但是还是要求把路边遮阳伞挪到邮寄选票旁边。

可是遮阳伞很小，没什么用处，第一天就把守邮箱的晒得够呛，收场的时候就提了可不可以把完全摆设的遮阳棚挪到他们那边，大家纷纷赞同。队长还是不敢，不过答应第二天一早就和总部联络，得到允许后才可以。第二天她和总部联络上以后，总部回复遮阳棚设哪里由各个点自己决定，那几个壮劳力一听立刻把棚子抬了出去。

事情圆满解决了，但是队长的权威被打击不少。壮劳力里有一个退休警察，看不出来是中东裔还是西班牙裔，据他自己说在投票点服务很多次了，以前都是队长，这次因为新冠，投票点锐减，他只被安排做了一个职员，和另外一个职员一起守着实地投票箱。这位很明显有些直男癌，喜欢发号施令的权威感，但是点里一半的人员是双语移民，聊天的时候提起来绝大多数的女性都是职业人士，他的权威有些立不起来。

可能因为联网核对选民登记资料这个是新的方式，和以前他知道的都是用厚厚的一大本打印出来的资料查不一样，他又不想惹另外那位白人老太太，于是开始时候老盯着我，可能想找出什么错来。我好声好气回应了几次，就有些恼火了，直接赛学位，说我是做科研的，这个对我而言十分简单，而且这种只要数据库稳定，出错的机率比打印材料小得多。他在我这碰了个软钉子，至少在明面上不找我茬了，但是几乎队长说什么都会唱反调。

不过退休警察很快就收了一位小弟。这位小弟看着是一个二代以上的东南亚裔，年纪可能就比那两个高中女生大一些，个子不矮，虚胖，明显读书不多，有权威崇拜。他被分派的活是专门守着投票点放着各种语言的投票范例的桌子，基本上无人关顾。很快他就无聊到到处找人说话，刚开始我看他年纪小，对他还是很照顾。但是很快发现他是床铺最喜欢那种“教育程度底”的床教徒。投票点培训的时候，是三令五申不允许宣扬个人政治观点的，特别是对来投票的人，我很是吃惊他先是跃跃欲试打擦边球，然后开始贩卖各种途径得来的小道消息。很快就只有我和退休警察还和他搭一下话。

第二天大家熟了一些后，他开始拉人说话的时候把口罩都拉下来，大声嚷嚷说新冠是假的，他才不怕，加州当时的严格政策是侵犯人权云云。知道我是华人以后，又小声问我，新冠是不是假的，还是中国制造出来攻击美国的生物武器，而且多半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床铺得了也没事。我很严肃的回答，认为新冠是假的和认为是生物武器的观点是矛盾的；口罩是为了减少病毒传播，保护身边的人，特别是高危人群，而且已经有数据表明，除了年龄，超重的人也是高危人群的一部分；至于认为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他是以为美国的水平不如中国，还是以为他自己如果得了，能用得上当时还在研发阶段的，床铺用的单抗？等我说完，他无言以对，悻悻走开，再也不敢找我说话，只能要么和退休警察嘀嘀咕咕，要么晃荡到大礼堂外面去吵那两个高中女生。

小弟在第三天的上午做了一件出格的事。一位几乎不会说英语的越南裔老人自己过来投票，需要帮忙。这种情形是要求帮忙的时候必须两个工作人员在场，而且只能翻译解释，不能加入任何个人观点。打印出越南语选票之后，应该没什么事了，他还一直在老人身边转悠。老人可能只投了总统选票，而且选的床铺，小弟看了之后喜形于色。我在自己岗位上看着就觉得不妥当，他新认的老大，那个退休警察，热闹的和小弟讨论政治的时候故意大声嚷嚷自己是投“Libertarian”的，生怕旁人听不到，这次走得远远的撇清，也不提醒他一下。当时场内，工作人员比投票人多，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的犯规，后果是很严重的。还没等我想好怎么和队长沟通这件事，他就不见了，队长一个一个队员通知，说小弟严重犯规，擅离职守，已经被开除，最后一天不会过来了。

除了小弟，其他投票点的员工都很认真的做看上去很无聊的工作。因为新冠培训册写的是，每次登记，投票人签名之后，苹果屏幕要用酒精擦一遍，电子投票屏也是如此要求。写这条的人，肯定日常工作中不使用电子仪器，这么擦起来，要么得时时刻刻关机重启，影响工作，要么很快会乱成一团，甚至黑屏，大家都没得用。而且投票点准备了很多一次性手套和触屏笔发给投票人，真担心传染的话每次用新的就是了。第一天开始的时候，负责电子投票屏的印度小哥悄悄和我说他觉得这个用过每次擦屏的条款会出问题的，我答，我打算隔几个小时擦一次，不然擦坏了算谁的责任，小哥深以为然。

三个会说普通话的，是我，队长，还有一位看上去很憨厚，话不多，应该也是一代移民的中年男士。第三天下午天气比较热，中年男就把外面的长袖脱掉了，下面是一件加大伯克利的T恤。队长可能因为小弟的事，有些惊弓之鸟，马上让他要么把长袖穿回去，要么回家换件T恤，他于是马上又把长袖穿上了。其实那件T恤上除了大大的伯克利，其他什么字也没有，我一开始很不以为然，但是又想，工作人员不能穿有字的衣服也是传统和明文规定的，而且伯克利在美国政治运动里的江湖地位，可能也不需要其他字就是宣传。

职员里有一位白人开心大姐，戴着美国很少见的，瓶底一样厚的眼镜，应该跟我差不多年纪。一开始职员分活的时候，她就说自己是法律上的“盲人”，戴着眼镜也就能看清人的轮廓，很喜欢说话，可能坐不住，希望能做服务台给投票者引路的工作。果然，她引路的时候对每一个投票的人都非常热情的打招呼，如果人多要排队的话，还陪人聊天，有时候也不管人爱不爱聊。

大姐也爱管事，因为做选民资料查对的另外那位白人老太太年纪大了，戴着助听器，眼神也不好，动作就比较慢，进来的选民哪怕她前面只有一个人，也宁愿在我桌子前面排队，于是我每天登记的人的数量是老太太的两，三倍。轮到大姐给人指路的时候，有时候特意多走几步路，直接把人带到老太太桌前，还悄悄和我说，不能让你一个人把活都干了，不公平。

这位大姐很快就和退休警察杠上了，两人先是大声指桑骂槐，然后互不搭理。第三天的下午，队长还跑来问我，说有几人告退休警察的状，说他歧视女性，有人告状那个退休警察也欺负我了，问我要不要告，她再严肃处理这件事。我和队长说，退休警察对女性的态度，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不傻，没有越界，如果他对我当面有不尊重的地方，我当时就挡回去了；这种个人之间的态度问题，和在投票点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也只有最后一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特别是出了小弟的岔子之后，有问题我自己直接和他谈；而且他是所有人里干活最卖力的。队长听了我的，没有把这件事升级，只和退休警察谈了谈，告诉他他被很多人投诉了，让他注意自己行为，没有把事情升级。很快我说的话可能就传到退休警察耳朵里了，他还特意过来谢我不告他的状。晚上收工的时候他对另一个话不多的中东裔美女又指手画脚不客气，这一次那位美女直接呛了回去。

最后一天，投票人最多，大家对工作流程，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很熟悉了，相互之间的合作也有了默契，工作得很顺利。队长可能不太能拿主意，但是特别能吃苦，早上第一个到开门，清场最后一个走，我们都有午饭时间，她一天都守在那里，每天至少12个小时以上连轴转，大家都看在眼里,最后收拾好散伙之前很多工作人员都真心的谢谢她。

因为大选开始前床教徒散播的大量虚假信息，各个投票点都为可能发生的骚扰和冲突严正以待。美国的选举法，任何抗议人群，都不允许堵塞投票通路，如果有媒体采访，也只能在25英尺，大概八米以外。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就在门外地上画好了媒体采访和抗议人群的线，不过根本就没有太极端的人出现。

其实投票人也不允许穿政治宣传的东西，不过培训的时候说的是尽量回避任何冲突。有少数几个戴着床铺帽子出现的明显蓝领白人，大家都装没看见，那几个人自己也觉得没意思，特别是看到一大半的工作人员都是非白人的情况，其中一个，投完票以后对着空气大声嚷嚷了一句，我只怕有人作弊，无人响应之后也只能灰溜溜走开。本县后来拜登得票超过80%，全美国到现在查出来的寥寥几个作弊的，都是床教徒。

本地移民很多，好几位看上去不太会英语的妈妈都是在小学生模样的儿女的陪伴下来投票的。投票法规定，可以有一位亲人担任翻译。我问这些妈妈需不需要打印她们母语的选票的时候，她们一般都很骄傲的回答，不用，我的孩子会帮我翻译英文的选票。有一位流利英文的东南亚裔妈妈也带着自己女儿来的，在一旁听到我说有27种语言的选票，问我可不可以拿一个她的母语的做纪念。我当时没听懂她的母语是哪种，让她自己去选票模板桌上去找，每一种都有很多，本来就是特意准备给投票人做参考用的。她找到自己的母语版，特别开心的拿了张回家。

某天下午，我忽然看到我家小区当时的学区委员一家进来投票。小区学委是个看上去很漂亮温柔的台湾妹子，当年她竞选到家门口拉过选票，我也给她投过票。给她投票的原因一是她在附近开的一个台湾餐馆，很尽心；二是我当时在区小学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碰到过她去接儿子。她竞选的时候的广告的全家福上，特别指明华裔老公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兵。她们一家走进来的时候，特别慢，然后我发现，是为了照顾她在屋子里还戴着墨镜的老公的步子。我给他两登记完以后，听到她小声问他老公要不要帮忙，他老公说不用，自己用了很长时间走到一个电子投票屏前投票。我觉得他可能是受过伤的，但是也没有接着和同事八卦。台湾妹子后来竞选市区委员成功，但是最近竞选州参议员失败了。

在投票点投票，残障人士可以要求一系列的服务，例如电子投票屏可以接耳机和按键给盲人服务，从停车场到投票点有轮椅坡道，还有一项VIP车投服务。投票人都不用从车里出来，登记人员在另外一位工作人员陪同下，把平板电脑拿到车前登记，然后一起把打印出来的合适选票送到车里，最后帮投票人把写完的选票放入投票箱。虽然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事，但是因为涉及到投票人的选票，要求全程必须包括一位法官（judge）的两位工作人员（Twoperson rule），其中一个是做目击证人的作用。过程其实挺麻烦的，所幸连着两天都没人需要这个服务，被开除的小弟在犯事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他可以让一个朋友来要求这个服务，让我跑跑路，被我训了一通，说开玩笑也要知道限度在哪里。

一般人也不会无缘无故给人制造麻烦，所以到第四天快关门了，也没人用这项服务。最后一天投票点开门时间比前三天长两个小时，到晚上十点。八九点天黑以后，人都渐渐少了，我们于是开始慢慢的收拾东西。因为停车场没什么灯光，觉得设在停车场的邮寄选票箱不显眼，不大安全，就挪到了大礼堂外面的灯光下。

可能离十点钟不到半个小时吧，白人大姐匆匆跑进来说可能有人需要车投服务。正好场内最后一个投票人已经登记完，天又很黑，我对老太太说我来办就好，拿着平板叫上另一个不戴眼镜的男工作人员一起走到停车场那边。停车场里一辆簇新的轿车停在唯一的昏暗灯光下。我走到驾驶座旁边，车里只有一位打扮得非常正式的中年黑人妇女，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年纪。

我问她：需要车投服务么？

她说：她的邮寄选票已经填好了，但是不放心走邮局，是特意过来放到投票点的邮寄选票箱。这种情况那几天特别多，因为不久前床铺任命的联邦邮政局局长整出了很多妖蛾子。

我说：可以啊，我们只是怕天黑了，不安全，把箱子往里面挪了，可以要么把箱子抬出来，她自己放进去，我们是不能碰她的选票的；要么可以用车投服务，我帮她登记以后，可以把纸质选票打出来给她在车里填，她可以把邮寄选票给我们销毁，或者自己销毁，或者留做纪念；她如果想用电子投票屏的话，得到投票点里面去。

黑人大姐说：挺想试试电子投票屏的，离我投票点远不远，需不需要爬楼梯？

我觉得问得奇怪，但是还是答道：不远，三百英尺左右的距离，中间有一步小台阶，也可以多走几步路，从台阶旁边的轮椅道绕过去。

大姐很开心的说：我进去投票吧，好多年没有在投票点投过票了。

我还是觉得奇怪，于是就在车旁边等她。她打开车门，先拿出一根拐杖，然后才把两只腿慢慢挪出来，我才意识道她的腿脚不方便，忙对她说，黑乎乎的，我和她一起过去。于是我和她慢慢一起走，短短的几百英尺，走了很久，从天气聊到了晚饭，到了大礼堂门口的灯光下，我才发现她的两条腿都是假肢。

等大姐的票投完，我又跟她说：我陪你回去车上吧。

往回走的路上，大姐说：她这一次特别担心投票，怕有什么乱子，又不放心邮局，等到最后一天特意租车来投票。

我说: 这些天挺顺利的，大多数人还是尊重珍惜投票的权力。

在上车之前，她又直接问我: 拜登是不是太老了，有没有能力带领美国走出混乱?

我答: 我们是不能和投票人讨论政治的，也不认为自己对未来的猜测比任何人准确，不过个人观点，一个一生从政，少年丧妻，老年丧子的人，应该能理解普通人的悲喜和世事无常（Life isunpredictable），心应该是正的。

大姐特别感慨的答: 是啊，我比大多数人都能理解世事无常的含意，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最近几个月不停的给对美国丧失信心，连票也不愿意投的亲朋打电话拉票。

我也不敢问她是怎么失去双腿的，只能回答道:至少，我对加州的选择有信心。

大姐是最后一位投票的，她对投票这件事的态度，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气氛忽然就严肃了好些，最后收拾东西，互相致谢告别，大家心照不宣，没有说出口的是，我们这些天的时间没有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