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知识人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

野兽按：身为一个异乡人，在端传媒上看到异乡人们写的文字总是心有戚戚，何况里面有几个异乡人还是朋友。想起爱德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中关于”知识分子是流亡者“的相关论述，异乡人们就是当代的流亡者呀。2004年9月18日曾经在浙江义乌写过一篇《知识分子论》的读书笔记《爱德华·萨义德：他是一个流亡者》，也贴过来。

有一种风行但完全错误的认定：流亡是被完全切断，孤立无望地与原乡之地分离。而事实上，对大多数流亡者来说，难处不只是在于被迫离开家乡，而是在当今世界中，生活里的许多东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交通使你对故乡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此，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者。

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也是个隐喻的情境。知识分子一般可分为所谓的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yea-sayers)；

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彷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既无法回到某个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也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

阿多诺把知识分子再现成永恒的流亡者，以同样的灵巧来回避新与旧，其再现的核心在于写作风格－－极端讲究且精雕细琢。最大的特色是片断、突兀、不连贯，没有情节或预定的秩序。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静，一直防范着来自成功的奉承、诱惑，这对有悖常情的阿多诺来说，意味着有意尝试不轻易立即地为人所了解。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撤退到完全私己的领域，因为就像阿多诺晚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写作的原意。

流亡自有其乐趣。流亡有时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惊奇、任何事情都不视为理所当然、学习凑合着应付让大多数人迷惑或恐惧的不安稳状况。

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是，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须有良好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这种很陈腐的说法），而是以真正的生活体验。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robinson crusoe)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看事情,所以有着两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就知识上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譬如借着比较两个不同的情境，去思考有关人权的议题。

流亡者比较能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而能看出前因.视情境为因偶发的机缘而生成的(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视情境为人们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赋的(因而是不能改变的、永恒的、不可逆转的)。 这种知识立场的伟大原型就是18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他的伟大发现就是:了解社会现实的适当方式,就是把它当成由源点产生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源点总是可以置于极卑微的环境(他的这项伟大发现部分来自身为默默无闻的那不勒斯教授的寂寞,与教会和周遭的环境不合,本人只能勉强度日)

对于流亡者来说,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如果在体验那个命运时,能不把它当成一种损失或要哀叹的事物,而是当成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指引，那就成为独一独二的乐趣。

对于受到适应、唯唯诺诺、安然乐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人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边缘的状态也许看起来不负责或轻率,却能使人解放出来,不再总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搅乱计划,担心使同一集团的成员不悦.

当然,没有人能摆脱牵绊和情感,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创新、试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异乡人|邹思聪：时代剧变了，而我们都要设法活下去

在我们读书那些年，谁会理会罗振宇是谁，马东是谁呢？最受媒体关注、得到追捧的，即便不是许知远这类知识分子，也是许知远当年批判的人，因为“庸众的胜利”而捧起来的韩寒。

2017-09-03

就是这样，对于有的人来说，他们获得了符合时代价值的成功，对于更多人来说，没有胜利可言。但对更大的剧变时代来说，弄潮儿与消逝者都并不特殊，能活着就已是一切。摄：林振东/端传媒

大概是三年前，查建英的《弄潮儿》被牛津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大受非虚构爱好者欢迎。所以今年，她那本1990年代的旧作《中国波普》（China Pop）也被翻译成中文，同样是牛津出版。此前许多年，中国大陆出版社想以删节版的方式出版此书，都被查建英一口回绝。

我对《中国波普》第一章的某段话印象尤为深刻。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那批去美国留学，并且长期从事双语写作的作家，查建英到底如何──我都不太想说是“定义”──审视和感受自己的身份、目标读者与中国写作本身？

查建英说，她的认同感是双重的，对太平洋两岸不同的人和文化理念，都同样心怀敬重与忠诚，“每当有人问我，我究竟是如何定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立场，我的回答往往是：我一只脚搁在中国，一只脚搁在美国，脑袋则搁在中美之间的某个地方，兴许是香港。”

她应该熟知香港的变化。读这本书时，我老想起《弄潮儿》刚在香港出版那年。当时还在浸会大学念新闻学硕士的许冰清迅速买来了，我们一起吃糖水时，她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本书──牛津的书都是封面特别精致的，她捧着那本书，擦拭抚摸，如同信徒捧着圣经一般。我借过来翻阅，第一篇就是我非常熟悉的那篇《国家的敌人》，写的是查建英的哥哥，我之前已经反复读过。

除了国家的敌人，查建英紧接着写了国家的仆人。写的是王蒙，查建英年轻时候的朋友。这大概是那本书写得最好的两篇文章。几年来，当记者，写别人、事件和观点，我逐渐认同一切写作都是自传，人只有写自己的时候才是写得最好的，连查建英也不例外。

那天，我和许冰清还一起在港大参加一个seminar，北大新传的徐泓院长，她的学生、当时《博客天下》的总编助理、新媒体“咋整”创始人陈鸣也来了。我们马上要毕业的几个学生，跟学界和业界前辈请教如何写报导，如何看待中国新闻业，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写文章。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片段，只记得当时是快要毕业了，我们聊起未来的打算。许冰清坚定地说自己要回上海，我说我应该会留在香港工作吧。

她当时对我说，“BAT（编按：指代巨型网路企业）大有前景。”

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这几年就老想起这句话。正如后来我刚去北京时，我的编剧朋友张高兴就对我说，“在北京没有钱，就很没有安全感”。我是一年之后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我后来留在香港，许冰清也回了上海，几年来我们居然再也没见过一次，逐渐成了朋友圈和微信对话框里的网友。我入职《亚洲周刊》，离职，去了端传媒，又离职，去了北京，再离职，最终回来，做起了口述史。我也看着她去了好奇心日报，离职，后来又回去，继续在好奇心日报做主笔，前段时间又再离职，休息一段时间……

这几年，目睹中国其他媒体纷纷衰落，好奇心日报、品玩、虎嗅、36氪、钛媒体等泛科技类媒体都越做越大，融的钱也越来越多，我开始觉得她当时的眼光确实很准，比那时候我见过的许多媒体总编、资深记者的眼光都要准。四年下来，在中国还能做的报导，还能产生一点行业影响力的，差不多就是这一块儿了。

我突然意识到，那一天的其他老师呢？

陈鸣是因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的种种事情，愤而离开南周的。彼时在《博客天下》，他又将“咋整”做得风生水起，不久后，他彻底进入商业社会，开始了连续创业与VC合伙人之路。

徐泓院长从北大新传退休后，在北大深圳校区继续开办财经新闻系。当日邀请徐泓老师来港大的钱钢老师，也受邀去给财经新闻系的学生讲新闻史。钱老师后来说，财经新闻系的学生一开始不能理解，自己想学的是财经新闻，为何要去追索当代历史？直到后来，许多学生对父母生日当天的报纸及背后的历史，终于产生兴趣──看清自己所处的历史座标，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太重要了。

钱钢老师仍然在港大做研究和教学，眼看着都已经到2017—2018级的学生了。而筚路蓝缕、建立港大新闻学院的陈婉莹院长，已经退休了。陈院长退休的消息传来那天，我正在端传媒的办公室工作，不由得感到某种情结和价值的彻底终结。曾经在我们学生中流传的一句话是，“院长是不会退休的”。

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我仍然觉得，不同的人在制度之中能够做的事情，是绝对不一样的，有些人和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所以我至今看到陈院长，仍然会紧张。前几天在港大校园里看到她，我跟她打招呼，聊起天来，她照例把我批评了一番，我红着脸点头。

那时候我突然又想起陈院长以前老对我说的，“你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你要从书本到实践，再到书本”，“香港太小啦，你要去缅甸，去马来西亚，去全世界啊！”其实这几年，我都深刻地背负着这些批评，也自认为尽量没太辜负这几句教诲。只是我确实走得很慢，也很挣扎。

那天相遇的最后，她笑着对我说，“你倒是越长越年轻了嘛！”我哈哈一笑，心想自己不像院长老挂在嘴边的张洁平、张倩烨，这大概是院长对我唯一的夸奖了吧。

我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无法成为别人

查建英的《弄潮儿》出版前，许知远的新书《抗争者》在香港和台湾都出版了。同样的，在那本书没出版以前，大部分文章我也都读过了──

许知远在FT中文网的专栏，我以前每期都会看。他每一篇文章唯一让我不适的，就是文末必有的“……” 我觉得省略号每每让整篇文章显得拖泥带水，真正有逼格的是文末的句号。

那时候，许知远写今年7月刚刚去世的刘晓波，题目是“受困的黑马”；写当年他亲睹、跟随、交流和学习的北大三杰──余杰、孔庆东、摩罗的事情，那应该是我见过的写这几个人恩怨变迁最好的文章。这可能也印证了我那句话，最好的文章全是自传。

他还写了“温柔的流亡者”王丹，王丹本来在Facebook上转发过这篇文章，表示“许知远写我的文笔，比我本人更温柔”。但令人奇怪的是，后来王丹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又批评了许知远，大意是“我本来以为他会写得很客观，结果他写成了文艺青年的抒情”……这让我一直不得其解。

可以看到，在那本书中，许知远不只写大陆，也写台湾的抗争者，还写香港的抗争者，乃至于其他国家的抗争者……他自己本人，也站上过抗争最前线的乌坎──写那些在现实抗争中并不知名的“小人物”。

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到，他的文章中有从未停止流露的一种东西，就是对自我的不断审视，并且无休止地谴责自己。或许是因为他的这些朋友、采访对象，许多都遭遇了相当不幸的打压，从肉体到精神──我已经记不清原话了，他大概是说，自己因为不想基本的生活自由受到干扰，不想被跟踪、骚扰和威胁，所以他不敢再进一步。

当许知远直面自己的软弱时，对比他那些勇敢而不合时宜的聊天谈话对象，他没有自得于能自如游走于边缘地带、没有“隐微写作”、“打擦边球”的智力优越感，而是对自己的懦弱感到无比羞愧与自责。但他也确实做不到更进一步。

即便如此，和所有在上个时代获得名声与价值的知识分子、作家一样，许知远的作品在这几年遭遇过风声鹤唳的封禁。2014年深秋，我在香港《亚洲周刊》做记者，那天我到处打国内书店和出版商的电话，询问余英时、许知远、梁文道、九把刀等人的书是不是都下架了。

后来我在端传媒工作时，许知远是专栏作家。我编过一篇他的专栏，他也提到了这件事，其中这么写道：

记忆里那天阴沉压抑，我正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馆里，等待从昨夜的宿醉中醒来。搞不清窗外的暗淡天气，是缘自风沙还是浓重的雾霾。这是2014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

电话响起，我的朋友说，你上了被查禁作家的名单。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我的名字与历史学家余英时、经济学家茅于轼、散文作家野夫、香港电视主持人梁文道，还有一位台湾青春片导演九把刀并列在一起。根据一位参与了广电总局最近一次会议的参加者在微博上披露说，我们的书籍要么不再允许售卖、要么被不再被允许出版。

接下的几天，我收到了各式的电话、邮件，它们有的来自朋友，有的来是记者，他们问我被禁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得到了相关的通知，我对此又有何感受？

这些询问让我哭笑不得，与他们一样，我也是从社交媒体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从没有官方的版本确认或是否认这一消息，更没有审查部门的某个具体文件、个人或是电话来通知我。

但你又知道这消息不会是空穴来风。

在那篇专栏里，许知远照例剖析并谴责自己，文章最末，许知远写道，“我为自己的胆怯感到屈辱与羞愧。我第一次开始尝试写日记，记录下内心的分裂，期待书写能平抚它……”

与最早作为读者阅读他的文章一样，每次编他的文章时，我同样非常感慨，这个人这么多年，都没有太大改变。他的文章里那种自我谴责，对自己懦弱的剖析，非常真诚，非常罕见。和他拿腔拿调的，欧化译文般的，相当自恋的文笔形成一种奇怪的张力。而且他不要稿费，总是都让我把稿费打给我的总编张洁平，这让我们也相当尴尬。

我于是不由得想起读大学那阵子，我们在学校里办独立杂志，非常自得于作为学生，我们可以屡次采访大咖──有一次，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同时出席成都西西弗书店的活动，出版方配合当时上映的电影，起了个“云知道”的名字做宣传。

熊培云非常谦逊，梁文道特别友善，只有许知远，对我们这帮人，可以说是不屑一顾。

我们杂志的传统是，每次采访都让采访对象写一句话给我们。

熊培云写的是祝福学生的话，而梁文道写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我知道那是为什么。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时，有幸听到钱穆的演讲，这是钱穆告诉他的话。

知道许知远写的是什么吗？我当时惴惴不安地把那个笔记本递给他，他一开始是不屑，随后他用很潦草的笔记写道：“不要寻找愚蠢的他人意见。”

那句话我琢磨许久，不是他人的愚蠢意见，是愚蠢的他人意见。我后来和当时我们杂志的主编讨论，这句话别有深意，在他眼中，他人意见都是愚蠢的。

因为有大学时代他那不屑一顾的一面之缘，到后来，我一直对他都有种不可接近感。但去年我在北京时，没想到许知远居然会发微信，想我去谈一谈，能否去《单读》做编辑。

但当时我已经加入另外一个VC（创投），和陈鸣做了同事，我说是想去资本圈长长见识，好让我以后有写作素材，但同时，也是因为时代剧变，我不得不在其中，变换各种姿势，闪转腾挪，避免被碾压致死罢了。

后来有段时间，我辞了职，在北京过上（不）自由撰稿人的生活，经常去朝阳大悦城的单向空间读书写文章。私底下，我会常怀遗憾。要是我去了会怎么样呢？我是《单读》（之前的《单向街》）八年的读者了，离开北京时，我还带了《单读》当时最新的一本《世界的水手》。在这个时代能够经常和那些热爱文学的人打交道，应该已经是能想到的最好的事情了吧。

每当那时候，我一般会刻意想想《单读》的编辑吐槽过的许知远，并用伍迪．艾伦的话安慰自己，“我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无法成为别人。”

不知你如何，我真的苍老和成熟许多

因为总在折腾，因此我理解他人，也老先审视自己的选择与挣扎。这样我去看待别人，会觉得许多事情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好像必须如此。

在我们读书那些年，谁会理会罗振宇是谁，马东是谁呢？最受媒体关注、得到追捧的，即便不是许知远这类知识分子，也是许知远当年批判的人，因为“庸众的胜利”而捧起来的韩寒。

到今天，韩寒去拍电影好几年了，独唱团已如同上个世纪的事情，“一个就够了”的ONE，也开始做起了非虚构实验室，总监是上个时代大名鼎鼎的李海鹏──现在他已经几乎不写文章。批判韩寒是“庸众的胜利”的许知远，我猜他想不到，他所鄙视的“庸众”，这么快就一溃千里。他现在会不会像茨威格一样，终于开始怀念昨日的世界？看《十三邀》这档节目时，我总感觉这是他与这些时代弄潮儿的困惑对撞，又是他勉力维持的某种难堪的幻象。

“罗辑思维”早已妇孺皆知了，我的朋友圈里仍然有前个时代的“遗老遗少”在喋喋不休，说罗振宇的许多节目，不过是拾当年“辉格”的牙慧。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人会问，辉格？他是谁啊？

可能还有一些辉格的老粉丝，比如说大象公会的“魔鬼教官”黄章晋，他在新媒体时代做出了不错的转型，还在用大象公会的平台，为辉格摇旗呐喊。罗永浩可能还会在锤子手机的发布会上，说黄章晋是他的偶像，是这个时代的鲁迅──但锤子手机这个时代的关注者，他们会问黄章晋是谁啊？魅族的总裁不应该叫黄章才对吗？

所以我这样笨拙的人尚且明白的事情，许知远他们怎么不明白：时代真的变了。

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变的？以什么样的方式变的？我昨晚睡前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觉得，大概就是在人们睡觉的时候变的吧。

在所有人们睡觉的时候，韩寒被认为是“代笔”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出来了，要舆论斗争的决定做出来了，微博原来的捧大V模式彻底毁灭了，微博赴美上市、决定全面娱乐化了，微信公号的第一个十万粉公号出现了，微信十条出来了，南方报业的所有报纸都衰落了，上海报业突然异军突起了，知识付费兴起了，IP兴起了，Papi酱火了，被罗振宇投资炒作后、又不那么火了，被《人民日报》批判了，VR兴起了，VR寒冬了，风口来了，资本寒冬了，生态化反了，老板又跑了，网络安全法草案公示了、人大通过了、正式实施了，一大批娱乐账号被关了，同性恋、婚外情不能写了，综艺节目里那些染发艺人的头上都马赛克了……

在所有人们睡觉的时候，这些变化都发生了。到反应过来时，给人的直接感觉是，这世界就是一颗洋葱，正在被一层层剥掉，长出来的一些东西，在公共媒体上，有的人叫好，有的人鄙视，有的人迅速收获新的名利，有的人陨落般荡殆无踪。

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像是在玩一盘Hard模式的沙盘游戏，完全没时间和精力，像上世纪1980年代那样去感慨，“为何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只能变换自己的姿势、更新自己的大脑、改变自己习惯的说话方式，马不停蹄向前。

罗振宇、马东在一个新时代崛起，许知远努力保持着自己固执装逼的拿腔拿调，但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逃不开时代，不得不变换各种姿势，在北京闪转腾挪……

马东和罗振宇离开央视，一个策划了奇葩说，一个开发了逻辑思维和得到，许知远居然也做起来视频节目《十三邀》，他的老朋友梁文道则从《开卷八分钟》做到了《一千零一夜》，还是介绍书，只是从传统媒体跳到了互联网平台──但真正被人关注的不再是他，而是曾经的民谣音乐人高晓松。

大象公会的黄章晋也想做视频很久了，拖延症许久，直到最近刘大可的“混乱博物馆”做起来……徐达内前两天在朋友圈还发了个关于《媒体札记》的回忆，但离我们这代人每天看《媒体札记》的时代，已经过去四年了；媒体札记命途多变，辗转之下，变成了“媒记”，和那个“亦庄亦谐”、每日记录评析最热新闻事件的知名专栏，早已天壤之别，而是变成了“新榜”的副产品……

清晰的图景已经展开了：活跃在上个时代的那些人，有的转身，有的闭嘴，有的进去，有的死去，有的离开；当然，有的随风起舞，有的兜售繁荣，有的计划经济，有的共产主义。

但这样分野清晰的巨流河，居然会给人一种错觉，1920年代的爵士美国和1930年代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是不是在这个时代合体了，以至于这番奇异的清晰景象，根本就无法清晰优美地描述。

但重点是所有人都得继续活下去，想方设法地活下去。

是的，所有人都得想法设法活下去，包括在上个时代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在这个时代要继续活着，也一定有生怕被时代挤掉的危机感。弄潮儿永远惧怕的，是自己不再弄潮。

而我身边更年轻的朋友不是这样。

曾经写下《国家就在你脚下》的元淦恭不是这样，我目睹他这些年，欣喜他告别歧途、回归金融街，又前往BAT，终于年薪百万，也唏嘘他这些年的细微变化与深深失落。

曾经在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开办“非虚构写作”公号的卓星不是这样，他喜欢特稿、热爱写作，从《财新》到《人物》，辗转新媒体和金融机构，最终回归体制，走上正道，却依然长久地为写不出稿而抑郁。

大学期间卧底富士康、屡获南都新闻奖的刘志毅不是这样，他从清华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南方周末，目前在今日头条负责媒体实验室，却在我们一次喝酒后说最喜欢的工作，仍然是做特稿和调查记者，但这一行已经没人了，“只能说生不逢时吧”。

我和许冰清也不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引为同道的一帮人，一开始是想效仿前人，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能够做接受过更好训练的记录者。那时候她抚摸擦拭的《弄潮儿》那本书，今天看起来，除了国家的敌人更多了，国家的仆人被淘汰了，其中提到的那些“好大亨”，地位也讳莫如深，未来难以预料。

今年在香港出版的这本《中国波普》，最有价值的是那些90年代具体故事，而其中某些微妙的美好期盼，看起来更大程度上是失效了。形形色色的“弄潮儿”是这个时代的短暂主角，但《弄潮儿》绝对不再可能是图书出版业的主角，哪怕是在香港。

前不久，批判许知远的那篇爆款文章说，许知远不懂90后。其实我和我的这些朋友，都是90后，更是后89一代，在查建英笔下那个“提高了的物质水平”、“文化政治方面有所松动”、“消解了的旧有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局面”、“生长了的市民社会，拓展了的个人自由和流动上升空间”的时代中成长起来，只是我们更迅速地衰老、失却少年感而已。

那个写文章批判许知远的90后，可能是更年轻的95后吧。只是当他／她不必再使用许多宏大抽象的词汇认识世界，不再引用齐泽克等人以后，可能会更明白一些，在时代剧变下，90后没什么特殊的，95后没什么特殊的，00后也没什么特殊的。

突然想起来，前段我在旅途中，给前总编张洁平写了一张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写道：

“这些年回想起来不过三四年，但总觉得漫长如永恒，我们在其中坚持也改变，相信和怀疑，实现与挣扎……不知你如何，我真的苍老和成熟许多。”

就是这样，对于有的人来说，他们获得了符合时代价值的成功，对于更多人来说，没有胜利可言。但对更大的剧变时代来说，弄潮儿与消逝者都并不特殊，能活着就已是一切。

（邹思聪，自由撰稿人，书评人）

异乡人|杨静：我在香港八年，搬了十次家

在有 Airbnb 之前，我已经养成类似习惯：在本地房屋租赁网站上像看色情片一样看我租不起的单位……

2017-07-09

在贫富悬殊、寸金尺土的香港，住房一直是难题，有人花费千金换来豪宅，有人日日跻身狭小的套房、板房、天台屋。摄：林振东/端传媒

Airbnb 刚出来的时候，我正好刚把年假用完，哪里也去不了。但还是每日午休都趴在办公室电脑上，随便键入一个城市的名字，一页一页看那一国的人住得怎么样，越看越有一种饥饿感，只觉得全世界都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从雅典到克拉科夫，从釜山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好像人人都有看得见风景的窗，甚至本身已是风景的阳台。

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只是我欲望不能满足后，在心里堆砌的蜃楼，谁让我住在寸土尺金的香港，只能望梅止渴。在有 Airbnb 之前，我已经养成类似习惯：在本地房屋租赁网站上像看色情片一样看我租不起的单位，并不需要在半山或是有海景，随便一个市区一居室就可以花掉我三分之二的月薪，那往往还是裸房——“家具”就是一台空调，一个马桶，有时可能有个旧冰箱。

然而就是在这居不易的香港，我竟像野草一样长了八年，算起日子来自己也吃惊。八年，说短不短，换过几个男朋友，几份工作，但换得最多的，还是住的地方，刚好十次。那固然是客观使然，租约到期，或新工作距离太远，不得不另觅新窝；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搬家与转工、失恋相比，心理成本最低，每一次“重新做人”只需要一个新的门牌号。

长洲“山边道”

长洲“山边道 2B”是我第三次迁居的门牌。搬去离岛实属意外，研究院毕业后，本来男友说好要从家里搬出来和我租单位同住，可事到临头，他被家人劝服，决定把给别人交房租的钱省下来，好以后实现“结婚、买楼、凑仔”的香港三部曲。

就这样预算从八九千骤降至四五千，搜索范围从油尖旺、观塘直接转回新界村屋。男友有个同事住在长洲，每天搭轮渡来回上班，好像也很开心的样子，我听说后也动了心。在预算上又填五百，从码头一路直上，途径马会和观音庙，租下一间四五百呎的小公寓，附带房顶露台。

一住就是一年，日日在岛上闲晃，连公共图书馆门口躺着的红眼癞皮狗都熟悉我。如果不算交通，住离岛还蛮舒服，朝早行下山在两家名称极相似的茶餐厅选一个——或者在“得得米线”吃，或者在“得得好”吃，连菜单都差不多。午间可以从图书馆拿本书去海边看，喂饱蚊子以后回家打游戏，晚上饿了，再顶风下山，去码头边买碗滚烫的生菜鱼肉汤温暖一个人的夜。

可生活不只是吃饭与读书，有日我丢了所有的钥匙，岛上锁匠上门换锁，一遍换一遍打听我的工作、收入，大门搞定后，他忽然说要看看卧室门需不需要修理，执意要进去。我夏日本就汗多，那时硬是又吓出多一层汗，直说男朋友马上回家，几乎赶他出去。那一晚我发了几个梦，无非是有人上门行凶。醒来后，我忽然想如果噩梦成真，不知过多久才会有人发现我的尸体——男友那时已准备和别人共谱三部曲了。

刚好死约结束，我去仲介那里交了钥匙，房东多收了我五百块，原因是天台我没怎么打理，长出大把杂草。再搬才发现实在苦差，几个大行李拉下山简直高危。可我在长洲的朋友老年人居多——你试试在白日的长洲找一个不是游客的年轻人出来，他们都坐早班船出去返工了。一个阿婆建议我雇码头苦力，那是每天从船上装活卸货的壮年男子，上身赤裸黝黑，肩膀都是绳子勒出的红印。我在码头转了几圈，实在无法开口让别人干这份苦差，只租了一架手推车，来回六次，终于大功告成——船到中环的时候，搬家公司的车已经在等我。我浑身臭汗，不住安慰自己如此可以省去额外搬家费1000块。

佐敦白加士街

下一站不远，是我在 expat 网站上看到的合租公寓。座标佐敦白加士街，走去百老汇电影中心，如果不迷路大概15分钟。室友是个刚到香港的美国男孩。房东据说经营家具生意，故此一室二厅都是精致装修。客厅墙上挂了一面大大的星条旗，室友每天坐在旗下的沙发上，研究如何冲出油尖旺。

他是刚从麻州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毕业后马上找到位于香港的一家投资银行的工作，月薪是我两倍，但总是觉得自己穷，把佐敦称为 ghetto。我们住的大厦，楼下有麻将房和夜总会，隔壁是上海街大牌档，有次我要去广州出差，清晨5点下楼，发现整条街的小吃店都已经开了——据此我推断他所谓 ghetto，可能就是旺角的人间烟火吧。

但住得久了，渐渐我才明白，他的对比对象是愉景湾、赤柱他老板和同事家，坐地铁一站可以到 IFC 办公室楼下的 expat 住宅区，而“住在佐敦”在他的圈子里是蛮丢人的事情，就好像欧洲和东南亚的差别。刚搬进来的时候，他几次邀请我一起逛超市，我以为要培养感情，久了他才说，ghetto 的商店可能看他是白人，要耍诈多收他钱，哪怕明码标价他也疑神疑鬼。

沙田新城市广场

大概住在那里两三个月吧，因为性格实在不合，我恋恋不舍离开了佐敦。又打电话给搬家公司，来的是同一个司机，我和他说去沙田新城市广场的时候，他语重心长教训我：“家就是睡觉的地方，有一张床就可以了。你何必总要住那么好，离地铁远一点，房子小一点，平很多。”我看看一室二房要住三个女生的新家，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还算住得好，但明白他是好意，就静静地听，还存下他的号码，备注“绿 van 司机应该是好人”。

两个女生很好相处，她们都是记者，一个轮早班，一个轮夜班，周末都在补觉，很难凑在一起。我记得我和其中一个女孩都喜欢吃辣，有几次我回来的早，会去沙田中心的谭仔买米线外卖另加一个红油木耳，等她一起吃。

沙田新市镇是中文大学学生乃至毕业生常租的地方，因为离学校近，交通太过方便。一出地铁，就是新城市广场，第一期、第二期，然后又像八爪鱼一样由好多小商场蔓延出去。小型商场没有 Zara、没有周生生，店舖门口总是贴着 “final sale”，过几天就换了招牌，衣服和饰品堆在一起，价钱要平过隔壁新城市广场好多成。这里的食肆也走经济实惠路线，除了谭仔和他三哥，还有一些放题寿司和牛肉火锅。每个小商场楼上都是二三十层高的住宅楼，这就是说想要回家的话，我们必须日日穿山越岭行商场。

虽然从家到地铁站出口只有8分钟，可心理上那是一段很长的距离，要和无数人擦肩。最可怕莫过于周末和大小节日前后的日子，新城市的底座中央总会搭建一些旖旎的装置艺术品，不是艳紫就是粉红，蕾丝、纱网、蝴蝶结，一个不少。也有游客会站在这些不知道是佛塔还是凉亭的东西前自拍，算是到此一游的见证。或者曲里拐弯行多阵，会有个小玻璃门领你去史努比乐园，也就是一个中型露台上的大型玩具摆设，每日都能看见有人在玩偶前排队，不知道是等着做什么。

早几年新城市一期就有一家商务还是大众书局，后来被赶去一田百货楼下卖母婴商品那层，走过去就已经累半死，尤其过莎莎那段路，偶尔要和路人行贴面礼。家居广场宜家（IKEA）下面也有家专卖 lifestyle 书的小店，然后就是只播大片的 UA 沙田，如果不计沙田大会堂，文娱设施只得这么多，说到底新界这方面的资源远远落后港九。

我们的房子是两个女孩还是中大学生时候租下来的，毕业了，她们的工作一个在观塘一个在黄竹坑，坐巴士过去，尤其夜班的时候，很辛苦。没多久，我们就准备一起搬走了，她们目标向南，去到调景岭，那房间大小适合白领上班族，又可以通去港岛线或观塘线。而且厌倦了人口密集的沙田市中心，去个只有一间超市的住宅区，听上去还蛮刺激的。

大围名城、公寓式酒店、红磡㓥房

我则因为在火炭工作，要留守新界东，开始从大围到大埔看房。印象比较深是大围名城的房子和马鞍山的某公寓式酒店。两处都是月租近两万的精品住宅，却硬生生被中大、城大、浸大的学生改造成宿舍风——酒店卧室、客厅架起上下床，一个单位可以住五六个人，每个人平摊的租金于是只有三千左右；名城原本设计为书房的小房间变成单间，飘窗则改成沙发座，而大客厅架起窗帘又是一件卧室。我那时才发现身边光鲜亮丽的中国学生原来居住得如此艰苦，很佩服他们的生存能力。

还有一次去到红磡一个类似㓥房的单位，房间面积最多80呎，天花板低得让人窒息。想要转租给我的女孩好心介绍各种收纳秘笈，从桌底、床下、门口、墙上变魔术一样拉出一堆行李，我呆呆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拒绝她。从她的房间出来，沿着走廊走一圈，是个扇形，扇心是公用厨房和厕所，因为不通风，油烟就憋在过道；扇沿则是四五间类似我才刚参观过那样的小房间，床和小柜子紧紧抱在一起。

一直到走到街口我才觉得从密室逃出来，灯火通明的黄埔花园外，食肆生意一家好过一家，已经快十点，店里还是坐满了年轻的学生，不知她们是太饿，还是不想回家。

后来我找到九肚山住宅区一个好房子，房东投资买房后出国工作，把房子低价租给自己的朋友，朋友又和我合租。山上的空气格外好，离办公室大概15分钟脚程。不久，我工作的地方搬回大学，我又辗转去太和、马料水与朋友一起住，都是快乐时光，之后搬来搬去，直到暂别香港，都没再离开新界。

临时家庭，随时重新来过

回想当初来香港的时候，我没有料到自己会在这个都市驻足这么久，总觉得可能要走，因此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人感情，下意识地不愿给予太多承诺，以备真的要走时，可以轻松上路。后来这样已经成了习惯，别人听起来好麻烦的搬家，我八年就搞了十次，每次只要半天收拾行李，因为觉得大部分东西都可以丢掉，搬到最后就是书和衣服，而如果需要，连它们也可以不要。

每次我都以为搬新家是重新开始的好机会，可以抹掉不喜欢的自己，重新写个好故事，但还来不及提笔，已经有新的麻烦扑面而来——村屋里的蟑螂、忽然要涨租的房东、坏掉的空调、要离开香港的室友……只好在本就糊涂的人生中，继续写更加荒诞好笑的篇章。而我以为只是我人生短短一站的香港，就这么紧张密集地渗透了我的生活，悄悄藏在缝隙里。

某程度上这有点像先结婚后恋爱的老电影，或是哈金小说结尾的恍悟，身边人才是最好的。整个都市来来往往，历来流动率高，天南地北的游子搭伙讨生活，都明白暂无可能买楼置地，于是东拼西凑建造临时家庭。听朋友说起在北京常常被房东或仲介欺骗，就暗自庆幸香港终究还在的契约精神。而在欧洲一到晚间与周末就断饮断炊的惨景，方让我明白可以什么都丢掉再随时重新来过的香港，其实真是绝无仅有。

虽然我已经掉了七个手机，但感谢 google contacts，如今身在异国，我还是能在通讯录里找到“绿 van 司机应该是好人”、沙田中心谭仔外卖电话，和大部分室友与邻居的联络方式——不知大她们是否还记得那个邋遢混乱的我？

（杨静，特约撰稿人，现旅居德国）

异乡人|方凤美：绕行地球半圈，才发现「成为母亲」是最艰险的旅程

“我经历了一场地震，一次流产，和一段见证数千名婴儿诞生的旅程才完全领悟到：中国的人口控制，影响所及远超出其国界。”

端传媒记者 陈虹瑾 发自台北2018-03-23

方凤美的人生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说故事。只不过，那些被她说出来的故事，通常令人警醒又心碎：新加坡特种行业女子被杀害、美国的911事件后续、香港SARS疫情、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中国一胎化、中国医生控诉地方工厂排放污水致癌……

“成为说故事的人”这件事，是方凤美在16岁时决定的。

这又得从她的家族故事说起。1972年，方凤美出生于马来西亚华人大家庭。她的祖父方文贤移民自中国广东，一生娶妻三任、膝下共有18名儿子、女儿数字至今不详——因为之于方家，女儿一点也不重要。身为方文贤“第16个儿子的么女”，方凤美是个不受宠的小女儿——和她一样不受宠的，还有4个亲姊姊。

“爸爸老是打我们，”方凤美回忆，膝下无子的父亲终身郁郁寡欢，母亲因此在大家族受尽屈辱。每逢春节，人人指著五姊妹，“看哪，那个老十六，生了一屋子的女娃！”

45岁的她，至今仍记得幼年时不停重复的那几幕：任职会计师的父亲一边替人制作资产负债表，一边咒着五姊妹：“女儿们不是车辆、也不是不动产。”“你们不是资产、而是我一生的债务！”“我的人生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妳们！”

这些被视为“负债”的女孩们，只要一逮到机会就打架、互捏，彼此从稀缺的资源里竞争——争夺的目标包括玩具和父母的爱。身为“女流之末”，没有人在乎方凤美的生活、更没人监督她念书。从小被“野放”生长、在校成绩一直不好的她，16岁那年，意外在女王英联邦论文大赛（The Queen's Commonwealth Essay Competition）获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亲自前往马来西亚，她的父母也受邀观礼。

“爸爸从未说他以我为荣，”方凤美说。但她至今确信，已故的父亲，至少在目睹小凤美从女王手上接过奖项的那一刻，是备感荣耀的。第一次，小小的心灵尝到巨大的宽慰：“爸爸终于认可我了。”

一场论文比赛改变了成绩不好的方凤美。此后她一路寻求机会，立志成为说故事的人。

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方凤美离开马来西亚，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读。紧接着，她进入新加坡报业；两年后，为了获得更多新闻业的机会，她毅然辞职、赴美留学。2001年，她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进入华尔街日报工作。“从新加坡的小记者到全球几大报社的撰稿人，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为了往上爬，我在六年待过三个国家、住过四个城市。”方凤美在新作《独生（One Child）》里如此形容自己那段四海为家的岁月。

逆转刁难的求生技：直面“系统性的歧视”

1999至2006年间，方凤美从新加坡到了纽约，又迁徙到香港、北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得重新开始。例如，当她到了纽约，过去在新加坡小报的媒体资历全部归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编辑认真看待我的经验，也没人雇用我，”她回忆。

那就砍掉重练吧——即使那必须与各种痛苦共生。2003年，华尔街日报派方凤美前往大中华区工作。初到香港的她，因工作之故，必须常前往座落在中环的香港外国记者会（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Hong Kong）出席社交活动。在当时的香港媒体圈，普遍认为“外国记者”必定为“白人”且是“男性”。每当她现身，搭讪者八成这样问：“妳是哪位记者的秘书？”“你是谁的随行翻译？”见她摇头，也许改个方向试探：“那你应该是某会员的女友？”

不论是菜鸟记者时期、或已升任资深媒体人，这种“被秘书”和“被女友”的经验，成了方凤美的特派员日常。

“我很容易被性别歧视，喔，同时还被种族歧视，”她大笑著自嘲，不讳言“华人”、“女性”的双重标签，让她长期在华文新闻现场窒碍难行。

当她派驻北京时，曾安排一项中共高层访谈，受访者是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华尔街日报总部派了4名同事赴中国。采访当日，王岐山向4名白人记者握手致意，轮到方凤美时，王岐山迳自转身而去。“我的手还悬在空中呢，”方凤美回忆。

“小事，都是小事，”她同时告诉自己，这些重复发生的“小事”，充分显示各种系统化的歧视。既有不甘、不愿在这个伤人的体系里再度受伤，就得把这些标签撕掉。

“如果有任何记者会，我一定要到现场；不管出席任何记者会，我一定要问到第一个问题；要问到第一个问题，我一定要被注意到。”方凤美给自己订定近乎严苛的工作准则。只不过，国际记者会现场往往万头钻动，单站在人群中奋力挥手，如何能获得提问权？于是每逢记者会，方凤美必定有备而来：穿上一身亮眼套装，挣到发言权，然后单刀直入。

2005年，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开国际记者会宣布辞职。一片黑压压的西装海里，只见方凤美一身艳红长洋装，记者会还没开，众人就猛向她行注目礼。果真，她得到第一个向董建华问问题的机会，抛出一记直球：“是北京要你辞职的吗？”会后，同业纷纷上前致意：“感谢你问了那一题，”“我们掐到了这个sound bite（指董建华与记者的问答）！”

除了记者会上的攻防，更多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新闻现场，她必须确保所有合作对象和受访者的安全，因此练就一套急中生智求生技。方凤美有非常多的访问是在小轿车上完成的；为了确保受访者人身安全，她必须和司机合作，一边甩开跟监的人，一边保持访谈时的专注力。有时必须冷静以对，有时却得虚张声势，更不乏和公权力硬碰硬、和运气对赌的时刻。

有一回，方凤美在重重监视下进行采访，经验与直觉告诉她，监视升级了，这次应该提早走人。她和中国籍的司机和助理迅速离开现场，中方车辆果然疾驶直追，横在她面前。对方敲敲车窗，命令一行人下车。

“我持外国护照、是华尔街日报记者，他们不敢对我怎样，但中国籍同事的就不同了，”方凤美清楚，一旦中国同事的身份暴露，下场恐怕不只是“被找麻烦”而已。她一边沙盘推演各种最坏的情况，一边飙着还不太流利的中文，故作盛气凌人地指着对方鼻子：“告诉你，我现在就要去采访你的领导，现在！如果因为你，让我迟到了一分钟，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吗？”语毕，对方竟放行了。

在系统性的歧视里找到可以利用的缺口，是她职业生涯早期的一种“对策”。

命运似乎要她好好说完那些故事。另一回与公权力对峙，她又赌对了。2007年，方凤美在福建省报导“赤脚医生”张长建的环境保卫战，专注采访张长建控告榕屏化工厂排放超标的废水、导致居民罹癌的维权过程。采访完毕，福建公安局的飞车追上方凤美一行，要求搜查，同时要求记者立即离开。

“我把记忆卡和所有笔记藏在内衣里，”方凤美回忆，紧急时刻，她看准当时中国公安仅对男记者搜身，速速抓起所有相片、档案，就往自己的贴身衣物里塞，“他们（公安）让我们走了。还好，我们错过的只有飞往北京的飞机——所有资料都没被抄走。”

独生子女调查：汶川大地震和她的人生余震

张长建后来成为中国环保人士，并因此成为“被维稳”的对象，至今离不开各种形式的骚扰、跟踪。“那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医生希望和居民一起控告工厂，最后医生丢了工作。”方凤美说。

这篇报导后来成为当年普立兹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一篇。那之后，方凤美以更大篇幅书写了另一个既哀伤、情节又更复杂的中国故事：大陆最激进的社会工程实验——一胎化政策。通常，中国人不会直呼“一胎化”，最常使用“计划生育”这个术语称之。

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3个月，汶川爆发芮氏规模8大地震。据四川省人民政府隔年做的报告，川震在四川共造成6万8712人罹难、1万7921人失踪。

一阵地动山摇里，36岁的方凤美踏上了采访川震的旅程：一条红色道路。之于当时的方凤美，中国是她的异乡，却也是祖辈的原乡。在那个陌生的原乡里，她首先得先穿过四川盆地为死者燃放的成千上万的炮竹屑屑——它们把土地炸成一条红毯。

“我经历了一场地震，一次流产，和一段见证数千名婴儿诞生的旅程才完全领悟到：中国的人口控制，影响所及远超出其国界。”她在《独生》一书中如是说，有个村子在川震后陷入全村绝后的绝境：一胎化政策，导致受灾的每个家庭独子和独女都在这场悲剧里罹难。

方凤美在书中提及，离开四川后，她常想起一个四川女人迎面走来，对她发出凄楚的邀请：“看看我的娃娃，我漂亮的娃娃。”下一秒，女人晃著两张照片，一张是微笑少年，另张是破碎尸体。“娃娃”是四川人对儿女的暱称；方凤美离开四川后，失去儿女的家长总是给她打电话。她在夜里辗转，脑里全是那些父母的脸孔。他们喊著：“娃娃呢？帮我找找我的娃娃。让我的娃娃回来吧。”

采访川震的惊魂仍未定，方凤美没料到，自己的生命余震连连。起初，她发现自己早在川震期间就有孕了；忐忑不安度过危险期后，她却被医生告知，这个意外来的小生命，无预警地停止了心跳。

“我的娃娃也没有了。”在北京，她动完手术就离开医院，隔天回到报社上班。“你把你的娃娃害死了。是你的错。”她的脑子里，重复听到自己的声音。

人，人口，人性，这仿佛是生命交给方凤美的母题。出版《独生》的台湾卫城出版社总编辑庄瑞琳说，市面上已充满解读中共高层的书，但中国的社会细节，往往才是读得到“活生生的中国人”的生命、想法、情感所在。

这是方凤美笔下活生生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细节：失去独孩的父母，忙著筹钱做恢复生育手术（尽管自己的实际年龄已不堪生育）；逃到美国、形容自己是“恶魔”的前中国计生官员，坦承曾对大约1500名妇女进行告发与强致堕胎（其中有三分之一堕胎发生于妊娠晚期），借此赚取奖金；从小被父母和两对祖父母视如至宝的“小皇帝”，长大后必须“六倍回报”这份关注；重男轻女和一胎化效应加乘，造成性别比例失衡，这一代“光棍”们可能一生都找不到伴侣，市场上出现大批“用来取代真实女人”的拟真性爱娃娃……

爱与资源：走进历史的生育政策，与她人生的大独家

2015年，方凤美将《独生》试阅版寄出之际，中国大陆宣布即将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即所有夫妻都可合法生育两个孩子。长达3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此走入历史。

许多独生子女希望借此一探自己生命的究竟。在伦敦的英文新书发表会上，一名中国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到了现场，拿出自己先前在网路上下载、自行印制装订的《独生》中文试阅版本，请她签名。

到了台北，更让她意外。在信义诚品的讲座里，台下一半是在台湾的陆生，发问者更有八成是陆生或自由行陆客。一名80后的陆女举手，嚷著“听不下去”，称自己来自一线城市，之所以年纪轻轻便拥有房产、令人称羡的工作，全是受惠于一胎化。这时另名陆生举手了：“可我来自小县城，不是一线城市。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经验是非常不同的……”

方凤美对于各种对于独生政策的拥护，丝毫不感意外。“他们大多是既得利益者，”她解释，从欧美到亚洲，不少中国独生子女当面挑战她的论点，称若无一胎化政策，他们就无法获得全家人的爱与资源。

只是，她指出，中国社会很可能从先前的每5名劳动人口抚养1名退休人口，演变为每1.5名劳动人口就要抚养1名退休人口。“若这些独生子女愿意深思，就知道他们终将为这种‘既得利益’付出代价——而且，在他们有生之年就会发生。”

“我们为何想要孩子？是养儿防老吗？是想获得陪伴吗？是想延续家族吗？那如果生的都是女孩呢？”20年的记者生涯，其中有一半时间都在致力一胎化政策的采访与后续研究。即使离开记者岗位，她仍无法停止思索生育的意义。

《独生》以巨大的篇幅，呈现涵盖了几亿人口命运的大型调查，她却在这本书的谢志里写下：“这是一本关于家人的书”。除了丈夫是最大的后盾，她对家中女性尤为感谢，母亲和姊妹在数十年备受歧视的成长环境中，仍教她重视女性的力量；丈夫的母亲和姊妹除了协助方凤美照顾孩子，更致力阅读初稿、翻译。

没错，后来，她又有了自己的娃娃。第一次小产后，她在中国又进行体外人工授精疗程，以失败告终。2009年，她辞去挚爱的特派员工作，离开中国。到了美国，她持续进行体外人工授精疗程。这次的运气很好；隔了一年，她诞下双胞胎，华文名字取名“永贤”、“定贤”。永定，是她在美华人丈夫Andrew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祖籍。

行走过无数混乱冲突现场，穿过人间至深的荒谬、怪诞与悲伤，方凤美这才在自己的一对孩子身上发现了人生里的大独家：世上没有其他事情会比婴儿的呼吸声更令人恐惧。

有什么好恐惧的？她可是资深特派员，向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年轻时，我目标成为特派员，我想去经历刺激旅程，”她大笑，随后敛起笑容：“但最可怖的旅程其实是成为父母。一旦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你会因此经历人生最极端的痛苦和快乐。那比特派员人生还要刺激一亿倍，”她如是答。

异乡人|Peter Goff：在北京开书店，我大概是个B级外国人

十余年来，“老书虫”是他勉力维持以观察中国的一个驿站，“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存活下去就好。”

特约撰稿人 鞠起 发自北京2018-07-06

在过去的11年里，北京三里屯的老书虫书店（The Bookworm）陆续更换了三个地址。近年的城市综合整治，令三里屯这片混杂的区域变得衣冠整洁，甚至不复往昔野蛮生长、生命力旺盛的风貌。不过，在整齐划一的行政指令之下，在三里屯南区的一座院子里，老书虫却独善其身地保存着北京多元文化的一方自留地。

老书虫的创办人，爱尔兰人Peter Goff来到中国已经17年了。2001年他作为《每日电讯报》的驻华记者来到北京时，尚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间位列“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全球十佳书店的老板。当我们在2018年3月的一个下午采访他的时候，他显得世故而低调，详细而又谨慎地对我们诉说着这间书店的故事，仿佛他的书店从未获得过这样响亮的一个名头。在这个有着漂亮的玻璃外墙、2.5万多本中外文书籍、丰富的食物和形形色色的文学活动的空间里，Peter和他的员工们正在为老书虫的第11届文学节而忙碌着。

在中国的17年时光虽然没有教会他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却令他习得了一套浑厚的“太极拳”。随着近年大陆对于文化出版事业的管控加强，北京更是用“封墙堵洞”的运动式治理扫荡了许多亚文化的活跃之地，不少人和他们的生意都一起离开了。然而，Peter和他的老书虫却有些不同。其一、老书虫还存在着；其二、Peter似乎并不抱有什么理想主义信念，或者说，他对于这家店最大的信念，就是“存活下去”。

置身老书虫之中，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的氛围和门外遍吹“两会春风”的北京有所不同。在餐吧区域，不同肤色的人们正在交流着不同的观念，货架上的书籍有许多来自海外，某些题材可能正游走在敏感的边缘。包括一些活动的主题，不像是能通过官方审批的样子。然而，Peter似乎已经在长期和官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摸索到了一些走钢索的技巧。当被问到“你们的活动有被叫停过吗？”时，他几乎是立刻回答：“没有。”

异乡人众筹建造的书店

“前几年的时候，我听说老书虫被‘孤独星球’提到了。能被欣赏当然是挺不错的，不过其实，这里就只是一个英文旧书店罢了。这世界上比老书虫漂亮的书店多得是。”Peter对端传媒记者说。2011年，孤独星球在“全球十大书店”的榜单中写下了老书虫的名字，这是亚洲的唯一一家。这着实令人好奇：为什么日本、台湾和香港的有趣书店比比皆是，却是北京的老书虫脱颖而出。彼时，“孤独星球”给出了这样的评语：“比一家好书店该做的做得更多。”

Peter认为，所谓“做的更多”，应当是指他们11年来年年不落的文学节活动。“我们这里常常会做一些非常有趣的活动，大部分是关于文学的，不过也有诸如‘北京和上海哪个城市更好’这样的趣味议辩。”当然，老书虫需要做得更多，也因为它坐落在北京。这里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对于世界各地前来探索这个繁荣又神秘的都市的人们——记者、学者、外交官、作家……Peter认为老书虫也是他们可以发声的地方。

“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议题也不是没有，但并不是全部。”对于Peter来说，文学仍是老书虫的主要着眼之处，毕竟从一开始，他所想要的不过是个看英文书的地方。

2007年，Peter觉得北京这个城市里缺少一个能够读到很多英文书的地方，于是就动用自己这几年的所有资源，建立了“老书虫”。从一开始，Peter就没有把老书虫定位为一个单纯的书店，他希望这个地方常常能有有趣的事情发生。于是从建立老书虫的第一年，老书虫文学节也随即开始。十余年间，在这里演说过的作家已经超过了4000位。

书店第一批英文书的来源有些传奇。2007年，一些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留下了这里的第一批英文书，大约有1、2百本。在这些书的基础上，Peter和他的合伙人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又陆续搜集了许多英文旧书，在这些旧书的铺成的地基上，老书虫被建立了起来。“这批书非常棒，有趣，而且种类丰富。如今在‘老书虫’也还是能读到这些书里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不可能把这些书出售，你只能在这里借阅。”Peter说。

此后的11年中，捐赠成为了老书虫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书籍来源。书店的市场经理，来自中国江西省的女孩Zoe和我们介绍说：“这家店创立的时候，英文书大概不到1000本，现在这里的2.5万本书里有1万多本都是外文书。这里面当然有我们通过常规渠道进的，也有从香港买的，不过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那些离开北京的外国人的捐赠。”

这些书籍在离开原先主人之前经历了什么，书店里的顾客已经无法考察。但他们在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把装不进行李的书籍留在老书虫，犹如向北京告别挥手的仪式。

来自捐赠的书籍不需要通过出版审查，而只能店内借阅的方针也降低了流通性。“我们并不会张扬说，我们这边有他们留下来的、一般读不到的书，但是我们也不会隐瞒这件事。”

这些书籍来源展现出了11年前还没有在中国形成风潮的众筹思路。某种意义上，老书虫是一个由许许多多来到北京而又离开的异乡人们众筹所建造的书店，它从“出生”的时候起，就自带着这种杂糅而缤纷的三里屯气息。尽管11年后的今天，他已经从北京多元文化的乐园变成了这种生活为数不多的避难所。这两年来，北京的外国人不再一股脑地聚集在三里屯附近，而是开始分散在城市的几个区域，更深度地融入中国社会。Peter也注意到最近店里的中国人变得更多了，有些是怀着对老书虫的向往慕名而来，甚至还会留下来工作，比如Zoe，但很多人像标准的游客一样，来了，拍了几张照片，喝一杯咖啡，然后离开。

书店里的热闹似乎没有变，但制造热闹的人正在悄悄地变得不同。Peter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这只是因为外国人在北京有更多地方可去。三里屯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很难统计现在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居住在北京，报导说是60万，我数不过来，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减少了。但如果他们都走了。我这里应该会收到更多书才对。”

审查者的表情是丰富的

11年来，老书虫的文学节总是在春暖花开的三月举行，也常常遇到中国“两会”的时段。在外人看来，这原本该是北京各部门神经最为紧绷的季节，但对于Peter来说并不算太大的问题。当记者询问为什么总是在3月举办文学节的时候，他给我们念叨起了他的生意经。

“把文学节放在3月首先是气候比较好，天气暖和起来之后，北京变得更适合来访，而年末年初那些东西方的节日都过完了，作家们会有时间来演讲。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节省成本。因为3月在亚洲，尤其香港也是固定有一些大型的书展和文学沙龙活动，所以我们可以顺便把这些在香港做活动的西方作家邀请到北京，帮他们凑成一个‘巡演’，这样大家都会比较划算。”

Peter顿了顿，“当然，我们的活动也经常碰到‘两会’，很多人觉得这个时段各种活动的审查都会尤其严格，但其实也还好。政府当然是希望确保每个3月都非常安全，我们的活动也是每次都有人来书店这里看一看情况，但他们确保这里就是个文学活动，来的人都不像是会闹事的之后，基本上也就回去了。”

在北京，令人紧张的事情总是在发生。Peter说：“十九大之后是两会，然后又是‘一带一路’。敏感的日子很多的，这种时候每一个活动都要审查，很多时候他们都盯得很紧，真的遇到一些敏感的话题，他们可能会说‘哦这个下不为例’。但基本上，每一次都会放过我们。”

早些时候，中国对多元文化和相关活动的态度还保留着08奥运时期的开放和友善，但是近几年政策的收紧，Peter也有所感知。“审查部门有很多人英语相当好，不过早些时候可能不会有人耐心地听完所有观点然后一个个去审查。现在，他们会想知道整个活动的过程。这里是首都，他们想要弄清楚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也希望我们不要去找麻烦。我遇到最严格的时期是‘十九大’期间，那会儿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也就避开这段时间。”

对于三里屯的行政管理者来说，老书虫已经在这个区域生存了11年，官商两方颇有些知根知底的默契。Peter也深知，正因为老书虫开始得早，又获得了一些荣誉，已经成为三里屯的一个文化地标，才能得到比较宽松的对待。这就和许多其他行业一样，规则的严格化往往阻挡的是新玩家的入场。“如果我们这两年才开始，情况恐怕就会困难得多了。我们的历史，还有一些使馆的支持才让这家书店能活得相对轻松一些。”Peter说。

“审查其实并不是老书虫身上最大的压力”Peter说，“每次换地方，租金都在涨价，我们还是要非常努力地去保持收支平衡。”与温和的审查相伴的，是随着成本上涨而面临自然淘汰的局面。Peter决定在地价和政策相对宽松的苏州和成都开办分店，分散北京的风险。

“比起一家旧书店，规划这块地方的人总是对摩天大厦更感兴趣。”Peter笑着说。2012年收到从上一个地址搬出去的通知时，Peter在三里屯寻找新址，发现南街院子角落里的一家贵州餐馆正准备收店离京。这里有着漂亮的落地玻璃墙和透明顶棚。几周后，只是经过了简单的装修，老书虫找到了新的立身之地。

Peter感到十分满足。尽管因为活动和书籍题材的原因，被“请喝茶”是常有的事，但他始终谨慎而乐观地对待未来。“中国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一方面审查很多，但同时也想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形象。所以标准弹性很大。我们引进了张丽佳（Zhang Lijia）的《社会主义好》（Socialism is Great！），名字听上去意识形态味道很强了，但他们查过，发现只是一本带有七八十年代背景的个人回忆录，那就没什么问题。”

不同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政府和其文化管理政策的脸谱化理解，Peter眼中的“政府”是立体的、弹性的、充满细节的。他承认对方的权威，却又不是完全的顺从，他积极地沟通，但又不声不响地打一些隐蔽的擦边球。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之中，Peter始终保持着柔软的身段。

Peter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余华。他似乎也做好了在变迁的时代中，像福贵或是许三观那样顽强生存的准备。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开书店很难说是多么有趣，但老书虫已经在这里11年了，而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我希望让这个空间存活下去，我也能多看一看这个国家如何改变，将要向何处去。”对于Peter来说，老书虫与其说是他的作品或是产品，不如说是一个他勉力维持以观察中国的一个驿站。当端传媒的记者问到他运营这家书店的目标，Peter沉吟片刻，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存活下去就好。”

“我大概是个B级的外国人”

如今，北京的空气对于想要长期呆在这里的外国人们来说依然有些紧张。自2017年10月1日以来，在中国的9个试点城市里居住的外国人被划分成ABC等，他们的头顶上盘旋着“强化管理”、“限制”甚至是“驱逐”的流言。鼓楼附近精美的胡同小店被清理了，三里屯“脏街”也整顿了，或许有一天整个三里屯地区都将彻底洗去中国人所介意的“租界风貌”。

2018年4月1日外国人分级制度全面实施之后，Peter也将在下一次办理签证时被分级。“幸亏我去年才更新了签证，有效期是两年，那么我会到明年才被分级。”他自嘲说，到了那个时候，自己恐怕会被分到B级。“我肯定不是A级，A级的话，应该是那些诺贝尔得主或者微软的高管吧？我大概会被分在B级，或者是C级？我其实不是很在乎，只要签证能签得下来，我就无所谓。”

Peter对于中国的态度始终保持着一种“看故事”的距离感。这或许来源于他早年的记者经历，在做《每日电讯报》和香港《南华早报》的驻京记者时，他几乎要为这两家媒体报导北京发生的所有事情。太多的见闻令Peter变得冷静，他对这个城市熟悉，并且适应。他明白在这里，事情的变化总是很快，或许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一点点距离，不要产生多余的主人翁意识。

即使是一手创办的老书虫，也要从经营者的角度，理性地面对上涨的各种成本。今年的文学节，Peter目光精准地拉来了三所国际学校的赞助。作为交换，来到文学节演讲的作家们也会去到这些学校做演讲。这是一桩三赢的合作，对于这些财力雄厚的“贵族学校”而言，几张机票并不是问题，而外国作家的来到无疑会为他们的品牌添彩。而对于学生和作者们来说，交流的机会也是难得而有益的。

Peter希望这样的合作能持续下去，毕竟什么都在涨价，别说只靠书籍的营收不可能平衡，现在连餐饮业务带来的利润都已经不太够用。在未来，更多赞助商的进入将成为老书虫的经营中无法避免的阶段。

Peter很清楚现在自己手上握着的牌面：11年来积攒的品牌，外国使馆的背书，以及自己所积累的作家人脉。作为一个“B级外国人”，在未来他可能需要辛苦地整合更多资源，才能留在寸土寸金的三里屯。

“我不想离开三里屯，这是个很棒的地方。如果有一天非走不可了，那也只能走。你知道每个城市都是这样的，一块地方变得有人气，地价就上涨，然后变得现代化，国际化，高楼大厦建起来，原来的那些小店面就被挤到更偏僻的地方。但我还是会想把这个书店开下去。在任何地方开书店都很难的，你得处理很多事情，还要把顾客吸引进来，一刻也不能放松。我们现在还在这里，这就很好了。中国的新中产和年轻人越来越重视文化，他们已经不满足于逛商场和下馆子，像老书虫这样的地方会更加被珍惜。”这是他的期待。

半年前，Peter和来自成都的妻子刚刚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现在，Peter每个月在北京、苏州和成都的家之间来回奔波，打理三家老书虫的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习各方面的文化，了解这个世界的更多面，在将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能力和权利。三里屯已经不再是Peter生活和事业的重心所在，他有时也怀念过去的三里屯，那些杂乱无章的小店面，能在深夜吃上饺子和煎饼的地方。

但这样的怀旧总是短暂的。下一分钟的Peter又会清醒地说：“在美国住上15年，你可能有机会获得美国国籍，变成美国人。但是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你即使在这里住了100年，可能还是要拿着护照去签证。”对于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异乡人来说，归属感恐怕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对北京欣赏、理解、但保持距离，才可以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举重若轻地走着钢索。

异乡人|马立安：在深圳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类学家，为什么执迷城中村？

“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二十余年来，她看到“深圳奇迹”背后的历史，亦发起对命运选择的追问。

特约撰稿人 来福 发自深圳2017-12-29

2017年12月16日，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开幕的第一天，美国人类学者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的日程就被各种邀约填满。我们的采访安排在上午11点，上一家媒体的访问正在收尾，马立安调皮地对身边的年轻记者说：“如果你是95后，那我住在深圳的时间比你（的年龄）还长。”

深圳的官方历史叙述往往以1979年（设市）或1980年（设经济特区）作为起点。按照这样的算法，这座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城市还不到40岁。像马立安一样在此居住二十多年的是极少，何况她还是个外国人，她来深圳做文化研究，而不是打工、创业、淘金，更属稀缺中的稀缺。

深圳本地媒体非常喜欢报导这位讲普通话的外国女人，尤其她还嫁给了一个中国男人。许多报导里称她是“中国媳妇”、“老深圳”。我不赞同这类带有民族主义自豪感的“认祖归宗”，但也按捺不住想知道马立安如何辨析自己的身份：“你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吗？”

“我的人生意义离不开深圳，但我的感情不属于深圳。”马立安说，“我是一个新泽西（New Jersey）人，但我回不去，也不愿回去；深圳是我的未来，我不想离开深圳。”

她看到了深圳奇迹背后的历史

1995年，三十岁出头的马立安为撰写博士论文而来到深圳，研究“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那时深圳刚刚以罗湖为起点开始城市建设，福田等地区还是一片片工地。她常要应付人们的不解——深圳有什么好研究？要了解中国应该去北京或上海。

她在深圳大学旁边一个叫做粤海门村的城中村住下，月租金约600元人民币。“小孩子在村里和邻居家的孩子玩耍，大人们吃饭时间拿着饭碗坐在家门口边吃边聊。”她周围多是没有深圳户口的打工者，她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学术调研和访问，亦从这里逐渐理解深圳的打工文化。

二十几年过去，深圳以“创业之城”的姿态崛起，跻身一线城市，GDP突破2万亿，房价一度是全国最高。而马立安现在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这座城市的咖啡馆里，放一张白纸，画出以罗湖蔡屋围、蛇口工业区为起点的城市化路径，向一旁的人解释深圳的城市化——先有新村，才有城市，被高楼大厦包围的新村继而又被称作“城中村”。记者、学生、年轻学者和官员……若想要在历史纵深之中理解深圳，他们总会找到马立安。

“我可能是他们能找到的人里唯一一个了解深圳历史的。”马立安说。

她所说的深圳历史，不是神话式的“深圳奇迹”——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小渔村一夜崛起为大都会；而是那些在深圳发展过程中起实际作用，却在官方叙述中却被忽略或删去的因素——譬如为几百万移民提供落脚之处和工作机会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和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城乡二元结构碰撞出来的矛盾产物。农民的耕地被收走用作城市建设后，还剩下村庄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按照法规，村民可以在宅基地上建造两层住房。但随着市场需求的激增，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需要在深圳租房，村民被经济利益驱动，开始翻建、加建、增高自住房，形成了当下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式的城中村景象。

城中村通常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租金低廉，并能够提供多样的就业机会，成为外来者适应残酷都市丛林的一个缓冲区。现在，城中村的面积约占深圳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在深圳2000多万人口里约有900万人居住于此。即便是一无所有的新移民，也能够借城中村这一踏板，获得在城市立足的机会。

“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马立安直截了当地说。在今年出版的新书 Learning From Shenzhen 里，她这样写道：“虽然在官方看来深圳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和计划结出的果实, 但我们认为计划并没有发生。事实上，作为模范城市的深圳是在一系列非法的、未经政治批准的试验中形成的。”

住在城中村里的不仅有工人、小商贩，也有公司白领。马立安的工作室也在城中村里，深圳市白石洲上白石村二坊49栋302号，12.5平米的房间带洗手间，月租850元，没有朝外的窗户，有时会有老鼠窜踞，一间再寻常不过的出租屋。2013年她和伙伴租下这里作为驻地，每年邀请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来居住1-2个月，并请他们以城中村作为舞台和灵感来源进行艺术创作。

大多数创作都是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完成。她曾经举行过一个叫做“算术”的游戏活动，请白领上班族来计算他们在城中村一整月的花销和余额。还有一个活动叫做“白鼠笔记”，让对城中村感兴趣的人来白石洲体验一周的生活。

除此之外，2005年开始，她在个人博客 Shenzhen Noted 上用英文记录深圳的城市化变迁，最近几年又在名为“握手302”微信公众号上用中文写城市观察随笔。

这些活动复述了城中村存在的意义——为年轻人、艺术家和所有新移民解决“去哪里”的问题。这不仅仅关乎居住，更重要的是关乎谋生，关乎生活方式。

除了城中村，还能去哪里？

2016年，马立安和“握手302”的伙伴受深圳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委托，在有百年历史的虔贞女校里办起学堂，免费教附近的小朋友（多是移民打工者的小孩）艺术和科学课程，探索新型的社区教育。但政府并不满意这种和风细雨、难见业绩的方案，决定终止与他们的合作。

马立安耸耸肩，“他们不想要我们在这里做事情，那就去别的地方做吧。”

这是她常在深圳遭遇的境况。有人把她看作是高高在上的外国学者或艺术家在试图拯救破败的城市一隅，大发善心地帮助城中村里的“劳动人民”。“这是一种特别恶心的想像，”马立安解释，不是她帮助城中村，而是城中村帮助了她。

外界认为城中村简陋、拥挤、肮脏，消防设施不完备，甚至常见电线和水管暴露在外，但马立安却发现了城中村的独特之处。这里“不是一个已经定型的空间，有很多可以做梦的小角落”——若想不怕失败地做想做的事，除了城中村，还能去哪里？

“人类是需要一个自发的空间，不然会过得很闷，公司文化是扼杀人的创造性的，那些每天往返龙华和福田、堵在路上挤在地铁上的满脸倦容的年轻人，他们能从这个城市看到什么未来？”在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演讲上，马立安这么说。

“拆掉了城中村，大家就要住到更远的地方，要把所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花在地铁和公交。在这些交通工具上，大家就是整齐划一地玩手机，我们的整个社会会变得非常无聊，高效而无聊，安全而无聊。这个社会为什么要变成这样？说白了，人在其中，难道不就是被愚化了吗？”

因此，拆除城中村这件事，让她感到“可恶”。

从1998年开始，深圳的城中村就陆陆续续地被改造。马立安曾先后见过改造深南大道一侧的田面村和蔡屋围村。她相对更接受田面村的改造，因为“有高大上的住宅区，然后后面有握手楼，中间有中产的房子，可以让三个经济上不同阶层的人都住在那。”

2004年，《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出台，彼时城中村被当成市容市貌的污点，被改造成商场和豪华住宅，或是带有明显士绅化的高档社区，租金高企。现在，深圳房价上涨迅猛，土地日趋饱和（深圳仅是北京面积的八分之一），官方提出希望“激活城内剩余土地资源”，“向内深耕”，因此目前深圳尚存的约320个城中村都“处于比较危急的状态。”

“如果城中村不再便宜了，又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些低收入者和年轻人怎么办？”马立安一次一次地这样问。

在深圳“怎么做人”的人类学提问

在2017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上，马立安的参展作品是一个名为“闯深圳”的大富翁游戏。参与者会随机扮演八、九十年代深圳的个体户、富二代、打工者等角色，在掷骰子和自己的选择中过完一生，有可能做外贸，有可能拿香港身份，有可能走私，有可能依人才引进政策获得安居房，也有可能被“请喝茶”。

她开玩笑地将这游戏成为“玩命”。“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因素是命运。”这位人类学者这么说，她将这门学科归结为对“怎么做人”的提问。

“很多人来深圳，是凭着自己的勇气下海，但是你下海的很多条件不是自己组成的，而是碰上的。八十年代来深圳，和今天来深圳的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她最不喜欢听的就是“年轻人啃老”这种话，因为“现在的孩子机会不多”，很难找工作，高考又是“那么可恶”，是“折磨人的手段”。

回想自己来深圳做博士论文的九十年代，来的时候带着父亲的信用卡和自己的好奇心，没有任何负担，那是一种中产阶级式的现代旅行。但她碰上了“一个不想玩的、想挣钱”的社会，尽管和许多“深一代”的年龄一样大，但是她眼中那些“深一代”却是和她父母一样的人，“价值观的重点在于挣钱、买房，为了下一代在打拼”。对她来说，这是她父母过的日子，不是年轻人的日子。而直到时间推移，“深二代”出现，她“才慢慢找到有同样价值观的群体。”

这种体验，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不仅是空间座标的变换，而且是时间的穿越。马立安也承认，自己命运最幸福的地方，在于跨过了时间的羁绊，保持年轻。

至今，马立安没有在公司或体制内长期任职，而是随着性子在教书、写作、翻译、做艺术项目。她和先生杨阡意气相投，两人均是半自由职业，没有孩子，不愿买房、买车，对物质也没什么贪恋。戒除这些欲望，获得的是“没有人可以逼我做不喜欢做的事情”的那种自由。

“如果没有嫁给杨阡，你会留在深圳吗？”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我追问马立安。

“我不会。”马立安这样形容命运安排，一部分源于她的“美国经验”，“我妈妈一辈子是跟着我爸爸走的，我就以为女人是应该这样生活的。”而另一部分源于她的“中国经验”，“中国不是一个你没有家能生活的地方，尤其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在她眼中，女性才是这个世界永恒的移民。“女性不就是‘移’来‘移’去的吗？”马立安反问，中国有俗话“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说她们的家乡，是爸爸的家乡，还是老公的家乡？”

身份认同是重要的人类学命题，也是移民城市深圳的命题。支撑马立安继续做事情的不是命定论，而是一种马克思式的乐观，她相信超越身份的自由创造能为人类提供改变世界的机会。“我觉得在当下我们是有一定选择的可能性……大的背景不由我们决定，但一些小的选择可以体现我们的道德观和想法。”

在熙熙攘攘的展览上，马立安带着我钻进“闯深圳”的游戏里，她拨动挂在展板上的游戏牌，想告诉每一位玩家：在深圳的历史中，每个人的移民经验都是有共同之处的，都充满坎坷，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在不断的“选择”之中，想过什么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