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五十八] 香港人還可以做世界公民嗎？

今年夏天，代表香港出戰奧運的健兒前仆後繼為港爭光，無論是奪金銀牌的，抑或是全力以赴惜未晉級的，香港人也因他們而自豪。

同樣發生在夏季，首名觸犯《國安法》的被告唐英傑被定罪判刑，兩項定罪的刑期部分同期執行，最終判監9年。

除此之外，七月下旬，內地官媒連環炮轟教協「煽暴搗亂」，是必須剷除的「毒瘤」，教育局在文章發布後不足24小時，公開宣布全面終止與教協－－香港歷史最悠久、會員人數最多的一個支持民主的單一行業工會－－的合作關係，暫停處理轉介教師申訴個案，又指斥教協自稱教育專業團體，「本質上與政治團體無異」。

《紫荊》雜誌在七月刊載了內地法學學者、北京大學的陳端洪一篇文章（註1），正好串連這3件事。他認為，落實「愛國者治港」，是香港未來的政治生活主旋律；其社會心理基礎就在於香港人的國家認同。陳端洪如此倡導：

「落實『愛國者治港』，必須清除港英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民族自卑的心理污垢，樹立當家做主的精神，堅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念；必須丟掉『世界公民』的幻想，確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認清當前國際鬥爭的本質；必須刮除『本土主義』和『港獨』思潮的餘毒，領悟『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捍衛國家主權；必須打碎『攬炒派』利用選舉制度進行港版『顏色革命』的圖謀，承認和尊重國家的制度選擇，循序漸進地發展香港民主；必須認清『違法達義』的無政府主義本質，將自由與服從有機結合，維護『一國兩制』下的良法善治。」

眾所周知，陳端洪早在2018年已為北京提交訂立國家安全法的建議書（註2），故他對本土派、泛民、公民抗命的態度，並不令人驚訝。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必須丟掉『世界公民』的幻想，確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認清當前國際鬥爭的本質」的論述。

世界公民的幻想可以是指什麼意思呢？究竟是指香港人不應視自己為一個有國際視野，對全球人類共同面對的危機有感知的一群，還是要求香港人不要視世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對地球的資源、生態、貧窮、剝削不應有責任感或內疚感？

如果結合陳端洪下一句，「確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認清當前國際政治鬥爭的本質」的話，那麼就更清楚了。國際政治下的現實主義，是指世界本質是一個無政府狀態，國家之間弱肉強食，講的是現實利害的計算、權力資源的多寡，以至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強弱。

相對於所謂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就是自由主義。國際關係框架下的自由主義，是指國與國之間要和平合作共存，擁抱普遍的價值觀如人權、自由等，最明顯的例子是聯合國的各項人權公約，各簽署公約的締約國有道義責任，根據條文和聯合國的權威解釋，促進國內人權保障，保護個人之為人的基本尊嚴。世界公民的概念，和國際人權體制、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觀是分不開的。

當一個世界公民，是否純粹一種幻想呢？在香港，國際人權公約跟香港的憲制秩序有直接的關係。

《基本法》第39條和《國安法》第4條明文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各項權利自由仍受保障。換言之，除非基本法或國安法被修改，或特區政府主動退出諸人權公約，否則這些建構世界公民身分的國際人權義務，仍然是香港現行憲制秩序的一部分。

當然，如果對香港特區的此種體制視而不見、敬而遠之，那麼上述的基本法和國安法條文又有何積極意義？

例如唐英傑案的裁決，牽涉平衡國家安全和個人表達自由的根本爭議，但在法庭洋洋60多頁的判決書，3位法官對此隻字不提。判決書除了有論述裁決理由的功能，更有教化社會法律和法治意識的意義。唐英傑案的判決書，無法為平衡兩者提供法理分析，令人失望。

當一個世界公民，和當一個活在中國香港的小市民，其實也沒有衝突。每屆奧運，不少商場以大熒幕直播賽事，民眾看到來自家鄉的代表隊作賽固然會激動鼓舞，但其他地區代表作賽的表現，同樣賞心悅目，甚至發人深省。

2016年奧運，一位來自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Kiribati）的舉重選手David Katoatau在奧運殿堂舉重失敗後突然跳起舞來，手舞足蹈惹觀眾大笑。但原來選手之所以起舞，是因為他想藉此喚醒國際對基里巴斯的重視。基里巴斯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海平面逐漸上升，可能不久就會淹沒海岸甚至陸地，有部分人因此失去家園，全國正面對存亡危機。

一個有世界公民視野的人，關心本國、本地運動員之餘，也會去了解基里巴斯的苦况、全球生態和各國發展帶來的問題，即使沒有解決之道，也會對別國有同理心，甚至體會到一己的物質享受可能間接造成他國人民的痛苦。

但一個只會視國際政治是鬥爭的人看奧運，他或者只會關心自己國家如何在競賽一雪前恥；他或只以「成敗論英雄」的話，純粹關心代表隊得到多少金銀銅牌，對失落獎牌的選手或其他代表隊的表現就不屑一顧。這種狹隘的視野，怎樣令人看奧運看得有樂趣呢？

一個人有無世界公民的意識，當然要透過教育制度內外潛移默化而陶成。民眾欣賞奧運賽事的取態、教育界在推動公民和權利教育的能力、法庭對國際人權法制的容納度，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市民的權利和價值觀。

教協被清算、法庭迴避人權問題、看奧運變成看運動裝，也許只是愛國者治港主旋律的前奏而已。

註1：bit.ly/3jcz4vx 

註2：bit.ly/3rP1yzt 

（原刊於《明報》2021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