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丨集束炸弹与自由主义的现实局限

集束炸弹与自由主义的现实局限

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

拜登政府向乌克兰供应集束弹药的争议性决定，生动说明了自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指南的局限性。政府的花言巧语颂扬了民主国家相较于独裁国家的优越性，强调了它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并坚定认为它是严肃对待人权的。

但假如这是严肃的，它就不会向乌克兰运送对平民构成严重风险的武器了，而且过去它曾严厉批评这一类武器在乌克兰的使用。但正如它在其他突出问题(例如，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以色列扩大压迫其巴勒斯坦臣民，或对开放的世界经济的承诺)上有过的那样，这些自由主义信念一旦变得不方便，就会被抛弃。这样的表现不应令我们惊讶: 当国家陷入困境，担心它们可能遭受挫折时，它们就会抛弃原则，做它们认为能赢的事情。

自由主义始于宣称所有人都拥有某些自然权利，这些权利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受到侵犯。为维护这些权利，同时捍卫我们不受他人伤害，自由派认为：政府理当对它们的公民负责(通常通过自由、公平和定期的选举) ; 受法治的约束; 公民理当如他们所愿，自由地发言、敬拜和思考，只要行使这些权利没有伤害到他人。请留意: 我和任何人一样喜欢这些原则，我很高兴我生活在一个这些原则(绝大多数情况下)未受触动的国家。

对自由派来说，唯一正当的政府是那些赞同这些原则的政府，尽管没有哪个政府做得极其完美。因此，当他们转向外交政策时，自由派就倾向于将世界划分为好国家(那些拥有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正当秩序的国家)和坏国家(差不多就是所有其他国家) ，并认为后者要为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麻烦负责。他们认为，假如每个国家都是成熟完备的自由民主国家，利益冲突就会变得微不足道，战争的祸害就会消失殆尽。自由派还相当重视规范和制度的重要性，并经常指责非自由国家麻木不仁，违反规范和制度。规范和制度构成那些自诩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基础。

这样看待国际事务无疑是令人动心的。自由主义没有把国家间关系看作是对权力和地位的无情争夺，而是提供了一个向前迈进、道德清晰的诱人愿景和积极行动纲领。它准许美国人(以及他们最亲密的盟友)告诉他们自身，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也会对其他每个人有利。只要继续壮大自由秩序，最终的永久和平就将出现在一个愈发繁荣和公正的世界中。此外，有其他选择吗？真有人想为任意行使权力、打压自由，或强大的行为者可以为所欲为的说法辩护吗？

不幸的是，这一自由主义立场至少存在两个严重缺陷。

首要问题在于自由主义的普遍性自命不凡。因为自由主义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自由主义国家往往乐于替天行道，将外交政策视为正义与邪恶之间非此即彼的斗争。小布什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宣告了这一主张，当时他声称，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这个世界的暴政”。为什么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自由在我们的土地上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但假如付诸实施，这一政策将注定与具有不同传统、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国家发生无休止的冲突。这些信念还可能鼓励一种危险的过度自信: 假如一个人站在天使一边战斗，并追随历史的潮流，他就很容易认为胜利不可避免，而且不会难以实现。

此外，假如世界政治是善与恶之间的摩尼教式冲突，而人类的未来悬而未决，那么关于你必须乐意战斗的地点，就不存在限制了，你在行动时也没有理由要加以克制。正如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竞选总统失败时所论: “捍卫自由过程中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追求正义过程中的节制不是美德。”今天，在乌克兰声量最大的自由派和新保守派捍卫者的过激言辞中也存在同样的心态，他们会迅速攻击任何对乌克兰冲突持不同看法的人，视他们为绥靖派、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卫士，甚至更糟。

次要问题在于这些自由主义信念经历考验时所展示的脆弱性，如总统乔·拜登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的决定所表明的那样。假如(邪恶的)敌人终究比预期的更有韧性，而且胜利没有很快到来，那么自封的自由派将开始接纳他们在更美妙的光景下可能会回避的政策或伙伴。小布什或许颂扬了自由的美德，但他的政府也虐待过囚犯。正如前锋组织（Forward ）报告的那样，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23年6月，亚速营的代表访问了斯坦福大学。亚速营是一个乌克兰民兵组织，其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过往历史已被充分记录在案。普京声称乌克兰必须去纳粹化，这是夸大其词，但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或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样直言不讳的自由派人士乐意欢迎亚速营代表前往斯坦福，也展示出一种令人侧目的道德灵活性。（前锋，是美国一家非盈利、独立的犹太人媒体组织，成立于1897年，初期倡导贸易工联主义和温和民主社会主义。迈克尔·麦克福尔，生于1963年，曾在2012 至2014年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目前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弗朗西斯·福山，任教于斯坦福大学。——译注）

当然，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而且有时为达到更重大的目标，必须牺牲道德信念。例如，美国与斯大林主义的俄国结盟以击败纳粹德国，而且这种道德上的权宜之计是普遍存在的。正如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Downes)在其有关战争中针对平民伤害的详尽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民主国家往往与威权国家一样，简直就是乐意杀害平民，而且是故意这样做的。第二次布尔战争（Second Boer War）期间，英国发动了残酷的平叛战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的封锁使德国平民挨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英国故意轰炸了平民目标(包括对日本使用两枚原子弹)。后来，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向越南投下近600万吨炸弹(这大约是二战期间美国向德国和日本投放炸弹数量的三倍) ，其中包括对越南城市的蓄意袭击。其“以实施制裁为乐事”（sanctions-happy）的外交政策还伤害到叙利亚、伊朗和其他地方的平民。当自由主义国家(或其盟友)犯下战争罪或暴行时，它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掩盖罪行，否认责任。（第二次布尔战争，是1899 年至1902年，发生在英帝国与南非的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之间争夺帝国影响力的战争。亚历山大·唐斯，任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译注）

当然，对现实主义者来说，这种行为并不令人意外。他们强调，世界政治中中央权威的缺乏迫使各国担心自己的安全，有时还会导致它们对其他国家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因为它们自己确信，这样做会令自身更安全。这一人们熟悉的趋势并不能证明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是正确的，也不能为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有时的过分行为都找到借口，但它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好的”自由主义国家和“坏的”独裁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像自由派所坚称的那样清楚明确。

事实上，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相较于那些所谓冷血无情、缺乏道德的现实主义者，善意的自由派替天行道人士要为多得多的麻烦负责。正如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所论，对世界政治采取一种广泛的现实主义态度，会造就一个更理智、更和平的世界，这恰恰是因为这种态度拒绝普遍的替天行道，并承认其他社会有价值观，而那些社会想要维护它们的价值观，并不亚于我们或许想传播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迈克尔·德施，任教于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译注）

出于这一原因，现实主义强调，当力量均衡发生转移时，必须将其他国家的利益纳入考量，并进行谨慎的外交调整。这一进路原本可以帮助美国避免单极时代的一些适得其反的过度行为，那些错误造成了相当大的痛苦，并玷污了美国在许多地方的形象。

（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本文原题“Cluster Bomb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Liberalism”，由《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布于2023年7月19日。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