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西康省】4.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

从小金到康定路上，在丹巴转车的时候，一个藏族大叔和我聊天，听说我从北京来，问了我一个经典问题“你说是甘孜大还是四川大？”，我之前去西宁的时候，当地朋友跟我说，他们那边藏族的问题是“你说是玉树大还是青海大？”。

今天康定成为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穿着传统服饰的藏人，但这座城市又充满现代商业气息。这源于康定是一座汉藏边地的贸易城市，汉藏混居以商人作为核心阶层是这座城市的特点。

康定旧时被称为打箭炉，这是藏语打折多的音译，指达曲（雅拉河）和折曲（折多河）交汇处，汉名康定意思是康地安定，丹达山以东被称为“康”，这座城就是康地中心。清朝的时候在这里常设行政机关，民国时期改康定府为康定县管理川边特别行政区，西康建省后定康定为省会，共和国建立后省会迁往雅安。

康定是一座汉藏之间的贸易中转城市，曾经商业非常繁荣，也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一站。在清朝末期，这里有21个商帮，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西藏地方政府都在康定设立了各自专门的商贸机构。在孙明经拍摄的老照片中，提到了当时城内汉商以四川人和陕西人为主，四川人的店铺较小，主要做川内和藏地之间的买卖；陕西人的店铺规模较大，大量收购藏地特产运往外省销售，大胆的陕西商人还会学习藏语，穿藏人的衣服，熟悉藏人的生活习惯，深入到山里收购更加珍贵的商品，主要是药材。

由于孙明经在康定以拍摄为主，并且是跟随政府考察团，他的视角和接触的内容是有限的。但在同一时期，有另一位旅行者也到了康定，他虽然是公派考察人员，却更像是一位人类学家。这位旅行者叫顾彼得，是一个俄国人，十月革命之后离开俄国来到上海，在美国捷运公司工作，在此期间他四处游历，对中国的地理人文产生浓厚的兴趣，也积累了不少中国的旅行经验。

1939年，顾彼得受雇于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特派员前往西康省考察在当地设立分部。在西康考察期间，顾彼得游历了藏区和彝区，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是少见的，只有一些传教士（也有学者和间谍）愿意涉足这些地区，在当时也非常危险。

在顾彼得的笔记《彝人首领》中，虽然主要写了他在彝区的见闻，但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关于藏人生活的记述，作为工业合作社的特派员，顾彼得详尽地记录了康定的商业。当时康定有庞大的商人群体，他们雇佣挑夫从雅安把茶砖用人工背到康定，这里有政府安排的储存点，康定当地官员对这些茶叶进行征税，然后茶叶会被下一段的商人分包继续向西运输，经过昌都到达拉萨。

顾彼得提到在康定，藏地的锅庄是由女性主持的，这种锅庄类似商务旅馆，可以存放货物和马匹，也可以吃饭、喝酒和住宿，很多人晚上在锅庄跳舞娱乐，也就形成了藏人特色的锅庄舞。藏族女人组建商会把持着这条商路，她们对茶叶重新包装，然后运到城外的牦牛队那里，利用藏地和汉地商人间信息不畅赚取中介费用。

在康定，顾彼得结识了一位地位很高的女商人，她是明正土司的侄女，顾彼得拜访了她的锅庄，了解了藏族女人在这条商路上的重要性。她们通过自己熟悉的锅庄了解商业信息，远道而来的商旅会在这里进行交易，这些藏族女人促成这些交易实现，她们将经由西藏进口的印度商品卖给汉商，再把汉区商品卖到藏区。她们的丈夫只是经办人，负责监督马队的押送，将货物运往拉萨，再交付给拉萨的另一位女商人。

我非常欣赏这种女性负责经营商业活动和社会关系，男性负责需要出力执行的合作模式。在整个泛北方，游牧-渔猎文化下的地区，多多少少都有女性执掌家族的传统，因为男人们大多从事危险性较高且长期频繁外出的工作，亲族关系和礼节往往由家中女人维系。这是真正的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是双手女人是大脑，男人负责执行，女人负责决策。

今天康定在努力找回曾经的历史记忆，通过现代商业运作的方式，包括复古的“溜溜城”商业区和一系列城市公共雕塑。这似乎是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做法，做一片复古的街区，然后一些连锁商铺和文艺小店开始入驻，建造一些文化景观吸引游客。

不得不遗憾地说，除了街头上随处可见穿着传统服装的藏人和藏区特产商店之外，很难再发现当初汉藏互市的情景。现代商业使人们不再限制于某些特定的陆路交通线和贸易中转城市，内地的商品可以直接到达藏区腹地。唯有一个观察，康定城区的便利店非常多，走几步就有一家，与城市的体量不太符合，不知道是不是商业发达的余韵。

如果一定找到康定和其他城市不同的一点，大概是夜晚文化馆广场上的舞蹈，人们围着圈跳锅庄，伴随着康定河边湍急的冲刷拍打声，倒是恍然回到茶马互市的当年风景。

顾彼得在康定得到了当地基督教堂顾福安牧师夫妇的帮助，牧师为他安排了住处，在康定期间顾彼得都是在牧师家里吃饭。顾福安牧师还介绍当地的藏人贵族、喇嘛和大商人给顾彼得，也是在顾福安牧师口中，顾彼得得知了关于彝人的故事。孙明经在康定期间同样去拜访了顾福安牧师，并且拍下了夫妇二人和基督教堂的照片。

老照片上的基督教福音堂非常漂亮，包括教会医院和牧师住宅，教堂主楼是完全的中式风格，医院和住宅虽然为西式建筑主体，却有着中式的屋顶和围墙，还有中式的传统农家院门。照片上，顾福安牧师穿着中国读书人的长衫，他的夫人却是洋装。

顾福安牧师非常热爱西康，精通藏语，尝试以佛入耶进行传教。他在孙明经的笔记本上用藏文题字“三宝赐汝子，世界受恩惠，大家都信仰，祝其长寿，中国西部，西康打箭炉”。民国时期有一大批传教士为了便于传教，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融入中国普通平民生活中。

因为胶片极其珍贵，孙明经往往会在一张照片上记录很多信息。在基督教堂的照片中，汉文牌匾、藏式窗棂围墙显示出汉藏融合的建筑特征。旁边的电线杆上有一块标语，上面写着“好男儿要当兵”，是战时的征兵口号。标语上方有一块横着的小牌子，上面写着“行人靠左走”，可以看出当时采用了英式的交通规则，而且康定山城道路很狭窄，对于交通规则管理很有必要。在正面悬挂的匾额中，“川边康定内地会”显示出教堂的归属。

在康定我试图去寻找曾经的基督教堂、教会学校和牧师住宅。地图上标识的基督教堂位置显然与老照片和顾彼得的讲述不太一样，这让我很担忧教堂已经搬迁了，搬迁意味着原有的老建筑很可能不在了。在一个河边居民区的巷子深处，我找到了康定基督教堂，一栋毫无特色的白墙三层楼房，像一栋农村自建的住宅一样，虽然墙壁上的牌子提到了这座教堂与老教堂的传承，但显然完全没有当年的半点影子。

我找到当年老教堂的旧址，在现在的康巴文化艺术中心附近，我询问当地的老人是否还记得这里曾经有一座教堂，只有一个老人看了老照片能说清楚教堂在1958年城市重新规划中被拆毁，而其他人，甚至很多都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这么一栋建筑。1958年福音堂大堂搬到了现在的基督教堂的位置，文革期间宗教活动停止，直到1982年恢复活动，1995年危房改造建起了新的基督教堂。

在孙明经的老照片里，还有一座康定天主堂，照片中这几乎是旧康定城内最雄伟的建筑。我找到这座教堂，还在当年的位置上，但显然外观与老照片不同。老照片上康定天主堂是高大的哥特式建筑，富丽堂皇，内部是若干根柱子支撑起的高耸穹顶，还有华丽的吊灯。今天教堂已经不是当年的建筑样子，外表的红蓝涂装更像是游乐场的城堡或者儿童医院，比天主堂的牌子更显眼的是楼下餐馆的招牌。

天主教堂所在的楼下面三层都租给了饭馆商铺，教堂在四楼，楼梯的墙壁上贴着天主教茶房和餐厅转让的告示。我去拜访的时候教堂的李神父不在，只有一位老人看门，这位老人不是本地人，而且皈依时间不长，我从他那里没能得到更多信息。据老人说，这座教堂就是当年的那座天主堂，不过之前的老建筑早已拆毁重建，并无老物件保存，现在这座教堂承担了康定天主教的主要活动，也是康定天主教爱国会驻地。

刘文辉执政西康期间，有一个口号“把边地变腹地”，在他经历了叔侄相争失败后，虽然失落地到了康定，却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比之前更加务实地开始经济文化建设。刘文辉的儿子回忆和父亲第一次来到康定的时候，觉得康定还不如四川一个县好，甚至不如一个大一点的镇好，可见当时康定的城市建设之简陋粗糙。

到了刘文辉统治时期，抗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临近四川的西康地位一下子变得格外重要，不仅刘文辉打算把这里变成国家振兴的腹地，蒋介石也开始觊觎西康。刘文辉开始在西康推行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兴修水利和交通设施，同时鼓励公共教育，让一向被认为是荒蛮之地的康区也能接受国民教育，其中一项重点建设就是康定文辉图书馆。

1926年，西康省政务委员会设立了通俗图书馆，后来又改名西康省民众教育馆。1943年，刘文辉五十岁生日时，西康军政官员们捐款送给他一栋二层楼房作为图书馆，取名文辉图书馆。原本的文辉图书馆在现在的甘孜州政府对面，但早已不在了，整条街都改造了。所幸的是，图书馆内藏书保存完好，被整体搬到了康定文化馆。文化馆内有一间古籍馆，一位工作人员在那里办公，她允许我自己进入馆内翻阅图书。如果要说这座图书馆和曾经的文辉图书馆有什么联系，大概就是古籍馆门口有一座刘文辉的半身像。

馆内旧书大部分是教材、期刊和通识读物，比较符合当时公共教育图书馆的定位。期刊中有一部分是针对西康省和康藏边区的出版物，包括《公务人员生活规范》《西康经济季刊》《蒙藏月报》等，也有《中央日报》《宇宙风》《时事类编》等全国性出版物。

这些图书保存状况非常堪忧，很多书籍出现粘连、脱落、掉页的状况，书籍存放过于密集挤压，也没有清洁过，大部分书籍上面全是灰尘，只有部分期刊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摆放。工作人员说平时很少有人来看，只有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来过，这里没有更好的保管和研究条件，所有的馆藏基本都没有经过数字化归档，也没有纸质目录，只有一部分年代较近保存完好的正在进行简单缓慢的归类处理。

如果有前去拜访阅览的读者，我建议自己准备一副手套，小心翻阅。如果是冬天前往，注意保暖，阅览室内没有暖气。

孙明经在康定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照片，很可惜的是，这些老照片中的大部分建筑都不存在了，只有个别还存有遗址，或者名称还在但搬到他处，更多的连地方都找不到了。比如曾经的西康省政府治所已经不在了，曾经的省立藏民小学是一栋传统的藏式建筑，被视为对边区藏人教化的典范，现在被合并为康定市民族小学，也不是老建筑。

我想这大概因为川边地区以前的传统建筑大多是木质，本身并不坚固，在多地震的情况下经常翻新重建也是正常。再加上西康省存续历史短暂，又是在抗战期间，并没有留下建造成本高的宏伟建筑，很多政府机关都是朴素从简，后来城市改造也就都拆除了。

今天人们了解康定更多的是源于一首《康定情歌》，为了这首歌我特意花了三个半小时去爬了跑马山，就是歌中所唱的“跑马溜溜的山上”。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当地的土司们在山上祭拜山神，并举行赛马会，康定周围的藏族头人和富商们都乐于参加，这座山也就被称为了跑马山。我登到半山的吉祥禅院，再往山上就没有路了，我试图找到一处能够俯瞰整个康定城的地点，然而并没有成功。我不知道当年孙明经拍摄康定俯瞰全景图的地点是哪里，也许城市和周围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不确定孙明经和顾彼得在康定时有没有听过《康定情歌》，这首歌是1946年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学生吴文秀在康定担任随军教员时采集整理的，后来交给他的老师伍正谦，伍正谦又交给作曲系老师江定仙配乐演唱，江定仙将这首歌命名为《康定情歌》，推荐给当时走红的歌手喻宜萱。1947年，喻宜萱在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个人演唱会，公开演唱了这首《康定情歌》，从此这首歌开始流行全世界。孙明经和顾彼得在康定如果接触过这首歌，那他们应该只听过这首歌最原始的民间版本，就是康定马夫们哼唱的《溜溜调》。

在康定天主堂，我获取到一个信息，康定东边的泸定县，有一座天主教堂还是保存完好的老建筑，而且里面还有神父主持宗教活动，于是我的下一站就去了泸定。离开康定的早上，竟然下了雪，在北京整个冬天都没有下雪，在康定竟然看到雪了，真让人温暖。东北人对下雪有一种执念，如果冬天没有下雪，哪怕是不祥的征兆，经过了一冬天的不顺，在康定见雪，算是有了些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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