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看电影和其它记忆

2021年上影节的某天，塔米从北京赶上了晚场电影，但因为赶稿错过了下午的费里尼。那天看的是克里斯·马克的《美好的五月》，后来成了我最喜爱的影像之一。狡黠的摄影机掠过1962年的巴黎。视线向日常的碎片敞开，有时从被访者身上移走，转向桌上的猫和房间的布景，假装访谈的话语事不关己。看完电影已经快12点了，没有任何回校的欲望。银幕画面还流动在身体里，身体是轻盈的。那天和塔米在上海走过了凌晨，我们沿街看热闹的灯光，路过了黑漆漆的某个学校，路过了鬼魅的树影。塔米开始抽烟，我想起波拉尼奥的小说：“我点了根烟，开始想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时间，地球变暖，越来越遥远的星辰。” 塔米说，看着她就能知道波拉尼奥是什么样子的了。烟雾缓缓飞升，一个陌生人转头长久注视我们，我们吃了一惊。陌生人说看错了，以为塔米是一个朋友。路过一排在做直播的人，走到寂静处我们看见了公园长椅。塔米说还有一些非虚构的稿子要写，于是就在公园写。后来我们还走了很长一段路，直到走累了坐在石阶上。塔米再把电脑拿出来的时候，屏幕已经碎了。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碎的，注视着裂痕沉默了一阵子，合上电脑收回了包里。这仿佛一个隐喻。我们听见一辆洒水车，音乐伴随着水声靠近又离远。我忽然有种置身此地的感觉，所有感官穿过了不同空间。“真奇怪，好像一场梦。”

也许莫迪亚诺那本《青春咖啡馆》最能贴合当时的心绪。我总是和考拉提起居伊·德波的“漂移”，即便事到如今尚未明了其含义。至少，表面看来它恰如其分，或以为找到深刻的词而暗暗得意。也许我们会问自己，穿行在凝固的建筑之间，心中会形成什么样的图景。后来提起和塔米游荡的记忆，考拉问我为什么和他从没感受到这些。也许我俩关注的更多是视线以外的事情。也许我俩总是喋喋不休，对于所有的路过都假装是轻易的一瞥。我们总能脱口而出一些观点，充满了偏见和断章取义，然后把它视作一个一本正经的玩笑。我也因此想念他。好像我们眼中的生活真是如此的，好像我们所有认识都是概念在事实里的移花接木，好像这是我们对于世界的关切。有天晚上，我们在大光明看完《萨拉戈萨手稿》，这几乎是我们看过的最长的电影。我们煞有介事为它的结构而吃惊。实际上看到中途我们都睡着了一会儿。后来他郑重其事在图书馆借到了原著的下册，却从没读过。那天晚上，我们错过了回学校的15号线，决定坐1号线去莘庄，从莘庄回吴泾镇打车要50块，是最为划算的方案。我们含着在罗森买的葡萄冰，嘴里冷冷的，话也没有停下来。站在十字路口不远，不知道车会从哪里来，谁也懒得打开手机看地图。周围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建筑，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吃完了冰。

之后几年的事情混乱许多。去年六月的上影节是去过的最后的影展了。有天晚上还在和泳泳电话聊天，凌晨却经历了那时最严重的一次惊恐发作。我挣扎着去了医院，好像做好了一切就这样结束的准备。没睡几小时醒来还是决定和小马去看达内兄弟的《托里和洛奇塔》，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这是我在上海影城装修后第一次去那里。外墙变成了白色，新设施的气味还在，座椅像是临时的，新的让人陌生。那是一种悬浮在空中的、粗粝粝的感觉。一切都没什么，一切淡淡的，我明白这样濒死的感觉已经体会过很多次了，其实不会发生什么。但无法承担睡前独处的恐惧。影展的后几天，恰好赶上考拉来陪伴我。他也毕业了，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那天晚上我们去吃了江西饭店，一路上不像有它会出现的迹象，我们以为自己迷路了，却最终找到。泳泳说她特别喜欢那里，她列了很长一个推荐的单子，后来我独自打卡了一大半。生活像忽然有了锚点，确定得不太真实。之后我进电影院的次数变少了，因为六月那会儿已经隐约察觉到，原来电影院也会给我带来刺激，也许是黑暗，也许是变化不定的光亮，也许是太久注视着同一个方向。七月的一天这件事终于来临，仿佛我知道它会发生一样。依然记得电影看到一半时的惊恐，仿佛忘记了怎么呼吸。曾经几乎每周都去的地方变成了我最为焦虑的空间之一。

好几个月之后，我已经在美国一段时间，衬衣男说我们去看电影吧。我心想着两个半小时的时长，在影院的座位上深呼吸。电影结束了，什么也没有发生。离开时我们路过了宜家，它是蓝色和黄色的，在广阔的夜晚变得暗沉。谷仓像荒废的工厂一样，仿佛来自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以前总和朋友说，我最喜欢的影院是装修前的上海影城，喜欢千人厅的巨大银幕，喜欢坐在前排的位置。有天我去看锡兰的《野梨树》，有一幕开始下雪，靠得那样近，真实到想把手伸进银幕里。我喜欢这些安静地凝视着周遭的时刻，我能感受到秩序的存在，感受到自身是有力量的，就像轻轻抿紧了一下嘴唇。什么也不用说，没有思索任何什么。自身的轮廓显现了出来，我仿佛就在此地。

不过，地铁在很远处我们就能听到它的声音了，我们一直注视着那个方向，直到它停在了面前。它带着轰隆隆的声响和我们离开，车站在玻璃上的反光后面遗落在余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