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52周年祭日不再对“为人类做了一点事情”嗤之以鼻（转）

距离我读《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已经有一定的年头了，距离我买《我家》大概也半年有余了，所幸这两天把它读完了。这是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先生应《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者之一的丁东先生的建议而作的，按照丁东先生的意思，俄罗斯有《古拉格群岛》，而中国也应该有记录其苦难的著作存世。打破中国历史学不过是帝王将相家史的传统，由一个家庭的命运反映出整个中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8年的时代图景。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然而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两代六口人，倒有四人六次与牢狱结缘；同一座监狱，曾有四人五次在那里羁押。噩梦一样的命运，接连不断地光顾我的家。”当然，这些“罪犯”犯的不是偷窃、抢劫、杀人等等罪行。事实上，他们根本无罪。

我没有窥探别人家庭的癖好，看这本书的目的，从大而无当的方面讲，我关心某个时代人类的命运；从细微之处讲，我关心遇罗克这个人——到目前为止，我只能通过上述的两本书来关心这么一个人。遇罗克之所以吸引我，我暗暗的算计了一下，主要出于其个人魅力，他的学识、勇气、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与介入、宽容之心都让我体会到很久已经没有的震撼——当然，国王想要智慧，阿凡提想要黄金，人总是关注自身比较缺少的东西。

遇罗克在1966年的日记中写道：“ 《人民公敌蒋介石》乃陈伯达所作。始知蒋介石何以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又有“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一个1942年出生的青年，在那样的年代，能够有这样的见解，我很佩服。当然，当时也许无数人都有这样的见识，那些关在牛棚里的知识分子不是白痴，但是，有大智而无大勇，像杨绛先生那样关上小门成一统，冥想跳在半空中看人世兴衰的聪明人实在太多了一点，在扫大街时跳华尔兹苦中作乐的人太多了一点。我不是不敬，我只是感慨当时的遇罗克实在太少。

但遇罗克毕竟还没有经过世事的历练，他竟然真的就按照自己所想，端起了长枪去与风车作战了。1966年初，当吴晗受到批判的时候，“许多经历过多次‘运动’的长者，叹息着：‘又要来一场运动了’。”叹息只能是叹息，除了为春寒更增一分凉意，并没有其他的效益。遇罗克却拿起自己的武器，写了《从谈历史遗产继承》，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寄去，都被退了回来。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的15000的文章被《文汇报》改头换面以反面教材的面目3000字发表了，即《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同一年，1966年8月14日，遇罗克写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出身论》的初稿，在遇罗文、牟志京、王建复等人的帮助下，1967年1月18日在《中学文革报》上正式登出。其后他又在这份只有七期寿命的报纸上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为人世间的丑恶、为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为定性为“混蛋”的贱民呐喊。

我并不太愿意重复这些事实，但是我情不自禁。其实，我更愿意八卦的是遇罗克在专制之下的冷嘲。比如《出生论》中那句：“殊不知，‘自来红’只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比如，他在街上看见交警用语录本指挥交通，说“就差让汽车喇叭改呼毛主席万岁了。”比如，面对所谓的破“四旧”种种敌视文明的行径，他的讽刺：“惊喜石碑革命化，只恨苍天未染红。”甚至，我还想说说遇罗克在狱中，面对审讯人员声色俱厉的疑似威胁：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他回答的是：让我家里帮我带一条牙膏过来。

在我看来，不论是挺身而出还是无奈的冷嘲都是两方面结合的产物，一是学识，二是“死不低头；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的勇气。更加可贵的是，勇气与愤怒并没有遮蔽他理性和宽容的眼睛。他的日记中写道：“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上下雨了，群众多一半都找到了伞或是避雨的地方。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我同情他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过，……为此让他淋到大雨里，岂不枉哉？”他的愤怒与冷嘲，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而是基于他常说的“为人类做了一点事情”。我以前总是对这样以解放全世界人民自命的举动嗤之以鼻，像王小波一样称之为“瞎浪漫”，但是遇罗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真的做了，而且做到了。对于他，我如果嘲笑，那只能被自己的嘲笑所伤。

面对这样一个年轻人，我常常感到无语，事实上，如上这么多的文字确实也是我在间歇性的沉默中断断续续的写成的。今天，再读关于他的书籍，我心中的滋味是复杂的。应该有那么一点自豪吧，可惜这种自豪有点虚张声势，正如时人有云“顾准的出现，使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挺直了脊梁”，我是大不以为然的，这么说就是宽恕自己的罪过，显得无耻，为什么别人的出现才能给你补钙？或者，对于遇罗克，应该有那么一点惋惜吧，可是我又有什么资格惋惜呢？他带着自豪感和使命感，带着历史必将给予他正确评价的自信为真理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想来他对于自己的一生还是很满意的。那么，我剩下的情感也只有惭愧了。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大肆收受药械回扣，数量不菲，由下面医生出面收钱，几个人私分，万元左右不等，吃喝娱乐，我们医药公司不停轮流摊派，苦不堪言。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陈家辉，李文亮，姜齐宏，胡淑云，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

公共讨论不应该以医疗改革议题为洪水猛兽，而是要承认经济技术发展其实并非真正建立在最广大公民的根本利益之上，讨论如何调整监督制衡关系更能帮我们建成“由享有人权个体所组成的、民主自治的人类共同体”。欢迎通过你的方式在墙内转发这篇文章，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拒绝遗忘，共同探索”的小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