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东京：奥运理想下的（跨）性别困境

文｜侯奇江

2021年的夏天，在疫情风险和财政质疑的阴云笼罩下，第32届夏季奥运会在东京举办。这是民意支持率创新低的一届奥运会，在疫情拖延一年后，又出现利益输送、腐败和性别歧视等负面消息。尽管本届奥运会寄希望于“恢复和重建”，让日本民众和经济形势从自然灾害和大规模流行病中恢复过来，但东京奥运会实际上却为普通人恐惧的“新冠病毒特洛伊木马”。沉重的经费开支与门票收入的锐减给当地财政带来巨大负担，本能地更严苛的隔离需求造成了日常公共生活影响……随着奥运会的举办和进行，公共卫生与健康、运动公平与权利、性别平等等提议交织折叠，奥运会自身成为充满争议的政治拓扑空间。

毫无疑问，奥林匹克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型事件。作为早已被预定、策划和刚刚发生的“历史”，这样的体育赛事指向性地暴露出当下复杂、矛盾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困境。职业体育运动人才的跨国流动看似消解了国籍相关的国家荣誉，却强化了民族的身份认同；在难民、跨性别等群体的支持和融合中，运动会貌似更加公平公正，但系统内部却依然存在着结构性的强弱划分与性别隔离，间接地强化着现有的性别和权力秩序。

1.跨性别运动员——体育不平等下的弱者

在8月2日晚间举行87公斤及以上女子举重决赛上，新西兰跨性别举重运动员劳拉·哈伯德（Laurel Hubbard）的登场引起了关于跨性别女性是否适合跟女性同台竞技的巨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跨性别女性被认为相比顺性别的生理女性运动员在体能上有先天优势。

这是跨性别运动员第一次以合法身份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跨性别群体的体能优势是对女性运动员的威胁吗？根据熊欢的总结，已经有学者提出，拥有先天的生理优势是竞技体育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生理差异在顺位性别中同样存在，这无关乎男女。程贤在端传媒的讨论也说明，从现实来看，跨性别者的参与也并未对女子体育造成威胁。根据美国体育比赛的统计结果，多元、进步的政策下，跨性别的参与甚至带来了女性的运动参与率的上升。反而，是多个限制了跨性别者参与的州，见证了女性参与率的随之下降。

另一些细节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在跨性别运动员的困境。43岁的劳拉·哈伯德生于1978年，是该项目年纪最大的参赛选手，比其他人年长十岁有余。在预赛中其表现成绩一直不佳，并不是夺奖的热门人物。人们对她的关注，也更多聚焦于她的身份。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她在青年时期参加过男性举重运动。运动生涯中断大约15年后艰难地重回赛场。本届奥运会她的目标就是参与而非夺奖。成绩记录也显示，她不是中国运动员李雯雯的对手，但确实曾经让新西兰的另一位同级别的女性运动员感到不满。许多营销号和媒体的描述，都忽略了这些重要的背景信息，利用她的身份营造“居心不良的性别危机”，刻意丑化其形象。事实上，本届东京奥运会，女性运动员的参与率达到了49%，而上一届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女运动员为40%。跨性别运动员的参与与女性运动员的参与并不构成直接冲突。

奥运会承认跨性别运动员的运动权利，是体育赛事的性别实践向前一步的表现。但随之起的争议和反对意见，更说明了现有的二元性别划分制度存在显然的缺陷，与“人人平等的运动权利”相违背。性别认同的确成为了参与体育竞赛的社会障碍。在目前的尝试中，“有条件地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与竞赛”自身也饱受争议。熊欢在其体育性别政策的短评文章中指出，2004年5月，国际奥委会制定了相关政策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比赛。前提包括：其性别必须在所在国家获得法律认可；进行激素治疗以达到“最小化的性别优势”；并证明至少有2年的时间在进行变性手术之后生活在“新的性别”中。这样的规定看似向性别包容的方向前进，但批评的声音亦指出，强制变性手术、激素治疗甚至是睾酮水平的区分，仍然是原有“性别鉴定”技术的延伸，依然在迎合传统的二元性别定论中的男女生理特征，进一步固化“男女二分”的性别框架，实际上强化了“男强女弱”的体育性别秩序和父权意识形态。

体育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根生于体育产业、赛事本身的系统性不公。这种拒斥包容性的公平，本质上是一种虚伪的公平。除了传统的社会性别陈规，跨儿运动员面临的现实困境，更受制于现有体育法与国际规则、商业赞助与体育产业、国际政治力量中性别治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女性运动员与跨性别运动员面临的困境存在大量的重叠，跨性别群体与女性群体更是肩并肩的队友，而非替代性竞争对手。而媒体的议程设置，却选择性地忽略其他利益团体的作用，把矛盾主要聚焦于跨性别运动员参与女性项目对女性运动员的影响，只是更把攻击的靶子导向了最容易被攻击的那一群人而已。

2.纳入与消解——体育性别政策

从古奥运起，奥运精神就蕴含着“人人平等地参与体育”的理想。然而，早期体育的人人平等是有限的部分希腊自由人的平等。体育发展由男性主宰，古奥运会展示的仅仅是部分男性公民“向诸神炫耀不屈人类意志的舞台”。1896年，希腊雅典召开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时，并没有女运动员参加，甚至也不允许女性观看。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提出了普世体育的精神，避免让运动沦为富裕阶层独享的奢华休闲，而他构想的运动乌托邦却沿袭古代奥运会的男性特点，排斥女性的参与。

但女性一直没有放弃打破体育界天花板的努力。即使在性别隔离森严的古奥运会，女性依然通过女扮男装的非常规手段参与到体育赛事中。斯巴达王阿格希洛斯的妹妹茜妮丝卡以及伊丽莎白二世的女儿安妮公主都假装男人而参加了奥运会，随后因身份的特殊性获得免去罪罚。古代女子奥运会“赫拉奥运会”取名自希腊神宙斯妻子赫拉，也说明了女性自古以来的运动能力和主观积极性。在现代奥运赛场，20世纪初，第一批女性打破现代运动的禁区，参与了游泳、网球等项目。

体育界所经历的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也清晰地展现了女性主动争取体育权利的历史弧线：20世纪30年代，法国发起了女性奥运会，向国际奥委会抗议奥运会女子体育项目的空缺或项目过少。这与女性要求投票权等普遍权利，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相呼应。在此后漫长的运动过程中，体育赛事的性别进步，一方面主要表现为“男女同构”（即男性能参与的项目，女性也可以参与），另一方面也出现“男女异构”的模式（即男性没有的项目，女性也可以有），开设了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尤其在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中，性别进步开始反思系统性的体育性别治理，避免过度政治化。这一时期女性试图平衡个人发展与集体主义的矛盾，提供多样的体育模式，而不是加入男性标准的竞争。正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人类历史上才第一次迎来女运动员全部参与26个大项的奥运会。

但体育界系统性的性别不公仍然存在，一些遗留问题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尤其突出。前东京奥委会会长森喜朗因歧视女性遭到抗议而辞职。这背后正表现出体育界管理岗位女性的缺位。如果考虑到教练员、重要的领导管理岗位和体育部门的政府要职，女性的参与度仍然太低。此外，职业运动员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因为商业市场价值的区别而存在悬殊差异。 

另外，体育市场与消费主义的纠缠不断加深。为了提高上座率和票房收入，市场和媒介充分参与了赛事中性别权利的建构，利用体育运动中女性的身体。许多项目明确要求女性身着暴露的服装，迎合男性观众的审美凝视。曾经出现过的内衣橄榄球、内衣篮球表面看似是专为女性设计、突出女性气质的“女性适用体育项目”，但实际上仍是迎合父权而建构的“体育性别操演”。在近期几个大型运动赛事上，女性运动服就陷入了“太保守”和“太开放”的两难境地。从沙滩排球的比基尼和黑头巾，到黑人游泳运动的灵魂帽，女性运动员并没有迎来运动场的穿衣自由，宗教和身份的限制仍然存在。 

本届东京奥运会性别进步性，或许也正体现在德国女子体操队穿上了长及脚踝的体操服，让运动更加舒适、自如。这是女性运动项目开始试图反抗体育观看中的性别凝视，抵制这种服务观赏性而非提高运动表现的制服。而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女性运动员的身材相貌依然是人们评论的焦点。中国女子铅球金牌得主巩立姣在赛后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被问及何时减肥结婚的个人问题。杨倩得到首金之后父母说“不愁嫁人了”。虎扑中不少帖子都在意淫各项获得金牌的单身女运动员。女性运动员的社会空间仍然受到性别框架的挤压，性别平等远未到来。 

随着跨性别等议题的深入，传统二元的性别思维框架正在被打破，跨性别运动员撕开的一些议事空间，也给女性主义在体育空间的进一步改革带来了新参考思路。以性别关系和属性为基础来划分、管控体育组织的规则，与围绕“性别气质”开展的、带有性别操演的体育实践，正在面临更多的反思和挑战。很多学者意识到，采用人体生理的指标来测度人体性别属性的二分法，难以消解关于性别与体育参与权利的争论。“性别二元化”的生理检测，应被兼顾生理和社会参数的更精确算法所取代。比赛项目的设定也不应该仅仅遵守“男女项目”的性别隔离原则，而是综合按照体重、骨骼、激素水平等指标，不论性别，分出不同量级的选手参赛，这样才能真正兼具体育运动的包容性和公平性。 

这些设想的提出看似激进，但实际上已经得到越来越的数据和实践支持。就在本届2020年东京奥运会，唯一一个不分性别比赛项目——男女同台竞技的马术比赛中，来自德国的盛装舞步骑手杰西卡·沃恩德尔(Julia Krajewski)获得该项目的金牌，成为历史上首个打败所有其他男性选手拿下金牌的女骑士。历史地巧合之处也在于，就在57年前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女性仅是第一次参与了马术的比赛与男性同台竞技。半个世纪后，奥运会再次回到东京，女性证明了性别并不是运动表现的天花板。有趣的是，杰西卡·沃恩德尔的胯下搭档也是一匹母马。 

其他项目中，历史数据和严谨的学术统计也说明了一些项目根本不用划分性别。射击双向飞碟比赛也曾经是男女同台竞技。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中国选手张山在双向飞碟比赛中，200发全中，打破世界纪录。她被男性的亚军和季军运动员一起抬上冠军领奖台，一时成为美谈。随后射击运动规则改变，男女分项比赛。到了2018年，奥运会射击规则再次修改，女子射击次数从40次增加到60次，与男子相同。学者Daniel Mon-López等人于2019年在期刊杂志《PLOSONE》发表的学术文章指出，当射击次数增加时，女子手枪或步枪的表现并没有减少。相同条件下，女性运动员的射击成绩与男性一样好。对于射击类运动项目而言，体力是影响表现的次要因素。文章建议，应该修改射击运动中相应的性别规则，以促进体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

3.体育网络流量、新自由主义与集/极权主义的幽灵

奥运会是体育界的重大赛事，更是媒体的“顶级流量”。在中文的社交媒体上，奥运会开局的关键词便是“阴间”。实际上，在微博上肆意流传的几张造型夸张、扭曲阴暗的舞踏图片，是日本舞踏团体山海墅的演出剧照——这些内容是2020东京奥运会特别文化庆典节目，而不是7月23日当晚开幕式的内容。在这样模糊的擦边球下，中文社交网络群嘲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办得太烂，“不整点阳间的东西”。这种外溢的民族情绪甚至延伸到对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共情上：日本网球选手大阪直美（Naomi Osaka），一个不会说日语的混血儿成为日本开幕式主火炬手是为了迎合西方“黑命贵”的政治正确。“整个日本就找不出来一个纯正的大和民族？”

就这样，从开幕式的误解开始，电视媒体转播与社交媒体构成了跨渠道、跨平台的“蒙太奇”现象。相关内容的传播依靠文字的语焉不详和图片视频的二次剪辑、编辑，内容按照人们的预设立场和期待而非真相事实出现，一些官方或半非官方的媒体机构也积极参与其中。在这样的传播条件下，某些阴魂不散的宣传和由宣传构成的所谓公共历史记忆、不同阶级、性别、种族的人们对当下生活的不满，与当下地缘政治的争议不断地被接合，加上官方和有官方背景媒体的有意助推，一些复杂议题的矛盾集中爆发，政治情绪就此高涨不衰，贯穿在整个东京奥运的简中舆论场。

性别也不幸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一环。依托性别议题在当下国内舆论场中的中心位置，各路媒体竭尽全力，不放过任何一个制造性别相关的热点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媒体高歌丘索维金娜的伟大，也诘问巩立姣的婚恋状况和身材。赢得金牌时的国际主义可以与输掉比赛时的民族主义平行交替；抵制跨性别群体参赛的恐跨言论与鼓励女性参与运动的“女权”言论同时缝合。在各类奥运的议程设置中，关于跨性别群体的相关话题是媒体操纵的典型代表。8月2日晚间举行87公斤及以上女子举重决赛。微博舆论场中不少账号 - 其中包括代表官方声音的《环球时报》等等 - 特地把新西兰跨性别举重运动员劳拉·哈伯德（Laurel Hubbard）和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李雯雯并列，称变性人将与中国运动员抢夺金牌。在这样的导火索下，网络观点普遍将民族情绪与歧视恐跨言论混在一起，构成了“支持中国人就要反对跨性别”的二元对立，偷换、混淆性别不公与民族身份的矛盾，释放对跨性别群体的歧视和嫌恶情绪，媒体赚足了流量，而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则再一次得到确认。更可笑的是，这些平日里从不关心女性权益的营销号，这时居然虚伪地披上了女权的外衣，在这时强调跨性别运动员参赛是对女性运动员的不公平。李雯雯成功获得此项金牌，也构成了他们嘲笑跨性别运动员的精神胜利法。

4.小结

从古代赫拉奥运会到可能的未来无性别（unisex）奥运会，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一个更加性别平等的奥运会。而奥运会体现出的性别问题，是一个多面向的问题。它是体育不公中的一部分，但也折射出人类文明秩序的发展水平和当下最急迫的社会问题。奥运会承托了许多美好理想，这种浪漫化的情结往往掩盖了运作机构的腐败、承接赛事的过度消耗和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以及其他社会权力更无形的运作。

里约奥运会后，体育政治作家戴夫·齐林（Dave Zirin）就指出了大型体育赛事是资本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渠道之一；在另一个层面上，体育赛事也是极/集权主义在商业力量的助力下，通过特定意识形态的操作和推动巩固自身统治、创造出一个服从的民众的极佳契机。借助赛事的例外运动，公共支出流入私人承包商，媒体获得流量，受益的是建筑、房地产和媒体行业，而社会底层和落后群体则成为牺牲品。在见证一部分人类更高更快更强的进步奇迹同时，另一些人不得不拆迁，进一步被挤压和剥夺私人的和公共的生活和思考的空间。可以说，大型赛事给精英们提供了警棍所不能获得的东西：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目标和极/集权统治的赞成。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百年格言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加上了“更团结”（Together），与其说是美好愿望有了新注脚，不如说是全球政治经济等多维割裂和后疫情时代创伤下，作为大型社会生活，体育赛事对人类发出的急迫的呼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