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帝国

清朝也许是漫长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国家版图大幅扩张，完全覆盖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游牧民族满族在1636年建政，八年后明朝被灭亡。当满族的战斗力被中华的经济文化加成后，清朝膨胀为超级帝国，疆域是明朝的两倍（注1），也超过我们今日所谓中国的历朝历代。

清朝曾如此强盛，被它纳入版图的许多领土之前都不曾被中国人征服过----包括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更不用说在同一个时期了。清朝在1911年结束，在这基础上的新国家是中华民国，继承了大部分疆域。最大的损失就是外蒙，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国，加上一部分西伯利亚的土地。除此而外，清朝的疆域基本沿袭到1949年建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遗产让某些人形容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现代的帝国。这两者有着关键的区别。帝国由中心（按殖民地研究的说法就是都会）和殖民地组成，而殖民地通常由殖民地管理机构控制----正如大不列颠是都会而印度是殖民地。殖民地从来不被看作帝国的疆土。中国正相反，从来不区分汉族中国和少数民族占多数人口的占领地。它把清朝占据的疆域纳入现代国家的边界，视之为中国的一部分，但这也成为中国的负担。

这很关键，因为现代国家认为国界是严格的、固定的，永久性的。国界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因为战争或其它灾难丢掉一点国土，那么国家的身份就受到严重的伤害。对中国而言，这就意味着清朝占据的领土永远不能放弃，还要神话它们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部分，似乎中国人（无论如何定义）一直就居住于此地----且所有曾生息在这片土地的人们都永远是中国人。这样一来蒙古的国王成吉思汗也成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注2），少数民族的学童也要学习中国古诗，并视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而不是邻国的。

今天的说法是，整个国家的人民都是中国人。从2011年开始，政府就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注3），即便这根本就偏离了两块土地在几个世纪历史交往和互动的事实。类似的申明还有台湾和香港都是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这些领土一向都不在中国控制下。更重要的是，这些主张没有留给居住于此的人们任何空间和想象----关于自治和自决的理念对于中国主张的领土全然不适用。

相反，政府认为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核心利益。它主张的方式并非民主商议----比如在维吾尔人藏人或香港人中搞民意调查，看看他们是否愿意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是，正如宗教研究学者麦克华兹教授(Michael J.Walsh)所写的，建立“领土和神圣性的联系，进而宣称领土不可侵犯。”（注4）中国的领土是神圣的，无论在任何条件任何情形下都不可以质疑。它一直都是也将永远属于中国。

尽管清朝已经覆灭超过一百年，那时占领的土地还在给中国领导人惹麻烦。为符合国际规范，他们把许多类似的领土称为“自治区”或者承诺一定范围内的民族自治。但事实上它们完全服从北京的统治。中国疆域近一半的领土，包括大部分国际边界线所在区域，都是少数民族地区，但都由党的汉族干部管理并驻扎重兵。其中一些例如新疆、西藏和香港，几十年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累积到一定时候就来一次镇压。对于西藏和新疆，这就是强制同化，让当地人适应中国文化和规范。对香港，就是出尔反尔，撕毁之前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港人本来可以一直保有自治到2047年。

所有这些地区在未来几十年都一直会成为给中国惹麻烦的热点。它们也是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们的焦点，包括许多本来在今日中国没有一席之地的少数民族群体。

西藏作家唯色(Tsering Woeser)在中文学校接受教育，用中文写作，居住在北京；她的作品被一个外国网站“高峰净土”翻译成英文（注5）。这让她成为外媒采访的最佳人选，也让某些人觉得她不够真实，而是文化同化和异国情调的产物。

但她的故事却是一个经典的自我流放和抵抗。她生活在北京，被严密监控，但仍然笔锋犀利对体制评头论足。她的命运和许多少数民族类似，他们都处在那个毫无自觉的主流文化中；她不得不妥协求得生存，但依旧保持真诚和尊严。

许多人熟知她在网上的作品， 但却不知道唯色还写过关于西藏历史的地下历史作品。它记录文革时期西藏遭到怎样的破坏，也解释这个地区持续的动荡，这书在中国被禁。

我在不同场合和她聊过几次，但到2010年代要去她在北京东区的家变得十分困难，她和丈夫作家王力雄一起生活。他们的公寓被二十四小时监视，这些荒唐事被一部纪录片《档案》拍摄下来，制作人是独立制片人朱日坤。他用唯色自己朗读的声音来讲述唯色自己的故事，她读的就是自己在警察局的档案。（注6）

有一次我从后门溜进去造访了唯色，那里没有国安的监视（唯色盯着门外的警察，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从哪个门可以混进去）。那个长长的下午我一直呆在他们琳琅满目的公寓，了解她的作品如何挑战党对西藏的历史书写，还有王力雄对于西藏和新疆政策的反思。

唯色的奇特经历和她家族的历史分不开。她的父亲泽仁多吉在1950年十三岁加入解放军。他一直在军中升迁，为全家获取了特权生活，也给唯色学习汉语的机会。全家住在靠近某军事基地的城市塔镇多（中文名字是康定）。她考入一所仅用中文教学的大学，这所大学服务的对象就是占领者的子女们或者她父亲这样的藏人。

"当我上学的时候，先学会的就是喊口号'共产党万岁！‘，还有其它口号。所以我对西藏历史一无所知。学校不会触及任何这方面的内容---藏族也有自己的历史和人民。我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很多，也知道屈原（公元前三世纪的诗人，被称为爱国者）。“

在搬到成都后，她对藏族的了解越来越多，这个西部的大都市位于四川省。她在西南民族学院读中文专业。这个院校设立于1950年代，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成为中国公务员和干部----和她父亲这一类人一样，被收编加入新一代的帝国。也正是在这里她认识了许多其它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朋友。有一点大家是共通的，就是被歧视。”突如其来，那种成为少数分子的意识就觉醒了。“

毕业后，她回到西藏，在康定当了一年记者。就在那时她收到一本书的拷贝，那就是约翰艾维顿(John F.Avedon)1984年出版的《从雪域的流放》，讲述达赖喇嘛从西藏离开的故事。唯色说她相信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的目的是为了批判。但当局很快意识到里面的内容太过爆炸性，所以就撤销了书号----那已经太晚，藏人们影印该书并私下流传。

这本书质疑了她对西藏所有的知识。它解释为何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代入侵西藏，撕毁曾经与达赖喇嘛达成的协议。几千人被杀死，更多人逃往印度，包括达赖喇嘛。因为不相信这些内容，她把书拿给父亲看。

“我父亲说得很轻松，他虽然不喜欢这本书，但告诉我这书有七成的真实性。这样一来我认识到这些基本上都是事实，我就想，天哪，他们杀死了那么多藏人！我把书读了好几遍。”

离开康定后，她搬去家乡拉萨，在《西藏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和作者，这是官办杂志。在那里她目睹那些甚至希望融入体制的人也被歧视和羞辱。她和舅舅住在一起，他很早就加入共产党。但他每次外出路过大门口的岗哨，也要带上身份证给他们检查。“这对他触动很大。他已经是中年人，还要被年轻的哨兵羞辱。”

没人来检查唯色因为她肤色较白，看上去更像汉人。但她的生活在父亲1990年搬回拉萨后完全变了，因为父亲第二年就去世，才五十四岁。

“我以前就认为自己是藏人，当他去世后，我去寺庙里寻求心理慰籍，在那儿认识一些和尚。他们信任我，告诉我曾经发生的真相。那些1989年3月在一次反抗中对藏人的暴力。我开始思考并决定开始写作，书写他们的故事。”

那些去政治化的文章----寺庙中的生活片段----发表在中国的文学杂志上。她还用中文写诗，探索西藏的符号和图像。作为一个写作者，唯色越来越像藏人，在那时这一点被中国读者们当作一种异域风情所认可。

但她父亲还留给她一些毫无疑问关联政治的内容。他曾是狂热的摄影家，她记得父亲花费大量时间翻检一箱又一箱的胶卷底片。父亲去世后，这些都成为他的遗产。她以为这些影像只是一种爱好，这些底片就是业余摄影作品。但当她查看这些底片时，才发现都是文革时期的暴行----人们被羞辱和殴打，狂热份子摧毁西藏的寺庙。他使用一只蔡司镜头，那时可以说是最顶级的器材，那些照片完全就是专业作品的级别。那时候很少有人拥有相机。谁会被允许拍摄这些照片，还做注解笔记？她认识到父亲一定是官方摄影师来记录西藏的覆灭。

这些照片如何处理？她不可能在中国发表，甚至她有点被照片吓到了。它们就在她拉萨的公寓里沉睡数年，直到她读到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运》。那时候两人素不相识，但她被这本书打动。这是一个花了十年研究西藏的汉人。达赖喇嘛也认可这是一本公允之作，真实反映藏区在中国治下的全面情况。这书出版于1998年，彼时北京的领导人觉得和达赖喇叭合作不失为一个选项。王力雄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处理父亲的照片，所以她把照片都寄给王。王力雄之后写道：

“我戴上手套在灯下仔细研究这些底片。（注７）我几乎马上就意识到我不能接受她的礼物。这些底片是无价之宝。”

王力雄写信表示自己愿意帮忙，但作为她家的外人他无法主导这项工作，只有她才胜任。这就是唯色成为地下历史学家的起点。

盒子里共有四百多张照片，这是迄今数量最多的关于西藏文革的影像资料。也许政府的档案馆里有更多照片，但即便有也不可能公布。在一个几乎没人拥有相机的时代，这些照片从根本上提高了那个关键时代的影像数量。

更重要的，这些照片加深了我们对西藏所遭受的破坏的理解。因为数量很大，她父亲又做了精心的笔记，它们成为可靠的数据，记录暴行发生的时间。这尤其稀缺，因为西藏文革时期任何形式的记录都非常少。举例说，《文革数据库》（注8）是一个数字档案，由住在加州的历史学家宋永毅管理，有一万多条数据，但只有八条是西藏的。类似的，《红卫兵出版物新收藏》有超过三千封信（注9），只有四封来自西藏。

从文革被毁坏的几千处庙宇和成千上万经卷中就很明显，西藏的暴力是要比其它汉族地区要更严重-----对于新疆和内蒙也是一样。因为这个运动也是一种种族活动，让汉族人释放自己的偏见：如果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投射了偏见，那么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半开化地区的落后文化，难道不更应该摧毁么？所以对传统文化和精英的毁灭在这些地区是更系统化更彻底的----我们在第十章介绍过的地下历史学家吴迪，在内蒙也经历过。

从1999年到2006年，唯色投入这项工作，填补这些照片没有覆盖的空白。她做了七十次口述史采访，编撰一部在台湾出版的《杀劫》，在藏语中意思是‘革命’，在中文意味着‘杀戮和抢劫’。书中包括她父亲的三百张照片，还有解释这些照片的口述史。同时出版的另一本《西藏记忆》，里面包括完整的口述史文字稿。

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资源。在她出版此书之前，仅有的关于文革时期西藏的学术著作（注10）仅有茨仁夏加的《龙在雪域》中的某一章，该书是记录1950年之后四十年西藏历史的唯一英文专著。后来，另一本西藏文革内容的英文版著作由梅尔文·戈尔茨坦(Melvyn Goldstein) 本·乔(Ben Jiao)和丹增伦珠(Tanzen Lhundrup)三位作者出版发行。

2020年，唯色的著作修订再版并翻译成英文，英文书名是《被禁止的回忆》(Forbidden Memory)。它包括新做的采访，还有唯色在父亲拍照的地点重拍的照片。新旧对比给人印象深刻：在父亲的照片中，年轻的中国红卫兵在西藏寺庙门口摆出各种姿势；在唯色的照片上，中国游客站在同一个地方，脑袋低下来在看手机。

在另一张照片中，一个年轻的西藏女人用一个锄头在砸掉拉萨大昭寺的鎏金屋檐。唯色确定了她的身份，写道：

在照片里她看上去很年轻，仿佛她被巨大的热情左右，在那天采取行动震撼藏人。这样的热情从何而来？为什么选择这些场所----这些庙宇富有充沛的宗教意味，历史意义，以及对藏民族的艺术灵感----在她眼里这只是充斥四旧的垃圾，应该毫不犹豫的抛弃？为什么她会相信，只要把过去变成废墟，那么美好的新世界就会诞生？（注12）

这些照片提出许多问题，比如她父亲怎么会拍摄这些照片。当局可能认为他是在记录这些正确的行为----打碎可鄙的政府规范和落后的文化方式。这也许正是他的出发点，或者他仅仅是作为一名军人在履行职责。他的作品没有评论，虽然他对女儿承认中国的暴行，花很多时间整理分类底片也流露出他复杂的情感。

对于今天的读者，这些冷酷的镜头折射出绝对恐怖。对一部分家庭来说，这是疗伤体验。唯色在2012年书写了她给照片主人公的儿子看父亲被羞辱和殴打的影像。这位已是中年人的儿子，盯着照片看了许久。然后开始默默哭泣，身体颤抖，得抓住身旁的人来撑住自己，唯色也哭了。

最后他哽咽着说，“父亲告诉我他看到有人在他被批斗的时候拍照，我当时不在拉萨。我从未想到有一天会看到这些批斗的影像。”（注13）

唯色起初想在台湾匿名出版，2003年，她在中国出版文集《西藏笔记》。这书很快被禁----早先可以出版的内容后来变得过于敏感。唯色也突然成为异议分子。有一阵，她甚至觉得整个拉萨安全机构都在针对她。

所以那一年她搬去北京，这样她就在一个大鱼塘里，不那么引人注目。她和王力雄于次年结婚并同居。她开始在网上写作西藏事务，基本上都是外国网站，这也让她和西藏完全脱离。按照朱日坤纪录片《档案》所拍摄，她被禁止进入西藏。在一次和朋友们开车进藏时，他们的两辆汽车被拦截在边界。其它七名中国人，包括她丈夫被允许进入西藏。唯一的藏人唯色被拒绝入境。

学者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The Whisperers)，是关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公民生活，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被广泛接受，那就是在一个严格控制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做的就是把过去的记忆变成“耳语”。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甚至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即便数字科技可以增加某些交流途径----但在中国的边疆地区现实就是如此。连唯色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特权家庭背景的人，也要凭着运气和坚持才能找到家乡大灾难的历史真相。这种记忆的缺失意味着，今天我们依靠记忆复生而获取的共产党执政后的历史更像是某种“后记忆”（注14），第一代见证者的传统记忆方式（书本、证词、文献）极为匮乏。这就让小说成为铭记创伤的重要手段。

这个主题最出名的作品是关于1958到1959年发生的事件。在藏东的安多县，一场反抗运动在1958年爆发，第二年波及拉萨。这也导致中国的全面入侵，成千上万藏人被屠杀，达赖喇嘛飞往印度。在汉族地区，那个时代的大事件比如大跃进和文革，是可以谈论的（尽管要更加小心谨慎）。但在西藏高原，58事件----藏语是nga brgyad----完全就是个禁忌。直到今天，在历史记录上都是一片空白。

讨论那个时间段的手段如此受限，基本上是外国学者或出版物让藏人的声音得以存在。一个例子就是一部非常雄心勃勃的著作《冲突的记忆：毛时代西藏历史的重述》(Conflicting Memories: Tibetan History under Mao Retold)。三位学者共同参与----罗伯·巴聂特(Robert Barnett)、本诺·韦纳(Benno Weiner)、弗朗索瓦兹·罗宾(Francoise Robin)----他们吸引了对西藏的新一轮学术热情，也首次直接把藏文翻译成英文，他们在中国都遭到封禁。

另一个例子是阿罗仁钦嘉波(Alo Rinchen Gyalpo)的短故事集《旅行道路》(The Travelling Path)。他1960年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在1980年代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这些故事在1980年代的某个实验和1958年的起义间切换，还描写了文革。

也许最精彩的小说是次仁顿珠(Tsering Dondru)的《红色咆哮的风》(The Red Howling Wind)。这部著作绵延描述大跨度的历史背景，也许有一天会翻译成英文。故事从1958年那“可怕的一天”开卷，社区大部分男性都被杀害或抓走，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故事收尾。为补偿人们的痛苦，政府给每位居民送来两块茶砖，他们“把茶砖像擦屁股的石块一样扔掉了“。

也许有人会说，清朝的国境线争议都发生在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比如藏人、维吾尔人或蒙古人。事实上，汉人的国境线也同样有麻烦。在香港，中国的一刀切政策引发长达二十年的抗议活动，直到2019年用暴力镇压，并于次年通过严苛的国安法来预防。用香港学者李静君(Ching Kwan Lee)的话来说，中国接管后把“一个购物者和资本家的天堂（注15）变成了充斥街头抗议者的城市，也成为全球反击中国的前线。”

在1980年代早期和英国谈判的时候，中国承诺香港自治。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管理一片脱离中国控制长达一百五十年的领土，它被称为“一国两制”。（注16）香港本来会保持原来的法律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直到2047年。这似乎反驳了那种观念，就是中国边境内的一切都要与核心领土一致。换句话说，也就是殖民地可以进行大都会的自治。

其实，一国两制的概念不是新鲜事。在1950年代中国和西藏的谈判就是基于一国两制。这个1951年实施的协议，允许西藏保留自己的宪法，包括达赖喇嘛，但把国防和外交留给中国政府。负责这项谈判的正是邓小平。他掌管着党的西南局，也就是负责和西藏谈判的地方政府机构，而后来和英国谈判时他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主要的区别就是留给香港的余地要大一些。西藏自治仅仅持续八年就被推翻，而香港则持续了二十多年。这也许是因为香港的主要人口是汉人，或者因为有中英联合声明的保护。更有可能的是，香港曾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对（至少2020年之前）中国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发行股票至关重要。无论如何，香港在灰色地带存活了二十年。这也培育了一种好斗的示威文化，要求更加民主（这也是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的）和更多人权的保护。

英国人从未在香港实施全面的民主，但也留下了部分选举的合法政府，非常自由的媒体环境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这些机构，许多香港人会担心他们成为中国的某一个省份，从此接受文字审查、随意的逮捕，和其它各种政府无限权力带来的症状。商人们则担心，人权的丧失会导致商业纠纷的政治化，从而阻碍经济繁荣，伤害这个城市世界级的金融产业。

这些担心也导致对示威者的广泛支持。2019年，许多被拘留的都是年轻人，但走在示威前列的也包括医生、飞行员、会计。民调显示居民们始终责怪政府升级冲突，尽管各种宣传都在责怪示威者。

北京最大的错误在于试图用种族民族主义来征服香港，这个词是社会学家孔诰烽(Ho-Fung Hung)发明的。（注17）实际上这也是清王朝在十八世纪用来控制它征服的广袤疆域的。清政府鼓励汉人移民到这些区域，并带去中国文化，用中国化作为民族同化的基准。香港和其它地区的差异在于，按照现代的种族论述，这里的居民从历史渊源来说还是“中国人”，和北京人或上海人来自同一种文化。

但香港长期处于中国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大量的难民和抵抗者使得他们的精神上更接近“江湖”，比起稳定的文化中心，他们类似于法外之徒。他们的方言也和北方话也就是中国的普通话不同。 当然还有一条，他们在英国治下长达一百五十年，也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生态。这些都是关键因素，导致许多人并没有认同自己应该参与到这个回归大陆的神圣计划中去。

这样一来，北京只能如此解释香港的猜疑：他们不是中国人。香港最知名的公共人物之一，曾经的公务员后来的政治家陈方安生，被抨击为“汉奸”（注18），因为“数典忘祖”。一旦你不是中国人，那么你就不是祖国的一份子，当然也不可以掌握权力。所以北京系统化的剔除了试图保持香港某种自治的政治精英群体。

直到2010年代中期，香港的特殊位置都一直让它成为中国地下历史运动的堡垒。我们在本书提及的许多人都明白，如果他们的著作在大陆被禁，他们可以选择香港继续出版。所以本书十一章的谭合成在香港出版他关于湖南种族灭绝运动的书籍，第四章的谭蝉雪，在香港出版她关于《星火》杂志的回忆录。江雪也是在此发表她关于《星火》杂志的长篇连载，艾晓明也是在此赢得她夹边沟劳改营纪录片的奖项。

香港还是大学服务中心的基地，这个机构曾经成为大陆学者们的交流中心。中心成立于1963年，学者们最初的工作是采访大量共产党执政后逃到香港来的难民。第二年开始，它对全世界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开放。但从1980年代以来，许多外国学者直接进入大陆，并使用他们自己学校或机构的图书馆进行工作。

中心仍旧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反方向从大陆过来的大量学者们寻求未经审查的档案资料，来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就在此地，高华检索了大量材料，也从南京的职场骚扰中摆脱出来，完成《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杂志《记忆》的联合创办人何蜀也在这里检索资料。这些学者们都追述自己在中心工作的经历，发表在《民间历史档案馆》（注19），一共有大约五百多篇，很多是地下历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

这种学者和资料向香港流动的情形从共产党1949年建政就开始了。最出名的例子是司马璐（注20），是共产党战时延安的图书馆长，后来是当地新华日报的主编。离开延安后，他主持重庆和香港的民主出版物。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他十四卷的《中共党史暨文献精粹》，1973年出版于香港。

还是在香港，被贬的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他一直被软禁在北京家中。他的继任者李鹏，也在香港发表个人的日记。还有很多回忆录都记述了在政府高层的经历，政治学家们试图分析为何共产中国一直在向威权独裁倒退，搞文学创作的学者们则讲述共产时代个体的创伤。有一本书就是一对情侣的爱情故事，他们顶住了劳改营和流放的命运。这种充满活力的出版活动从2010年后开始衰落。关键的理由就是政府意识到中国人正在被这些地下历史的叙述“毒害”。

当2003年开始，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香港后，这样的担忧就开始了。到2010年，每年有三千六百万大陆游客去香港旅游（注21）。很多人都会买书带回去。当年，政府发起“南山”行动（注22），这是一个假想的瞭望哨，时刻注视着南部的疆界。从香港返回大陆的国人会被要求用X光机扫描行李。发现图书就被没收，携带者被罚款。导游们被告知，要教育和警告游客不要在书店买书。各地政府也开始汇报他们如何收缴来自香港的图书。（注23）

在2020年代中期，这个行动升级了，香港的出版商和书店老板不断失踪。第一个消失的是七十二岁的出版商姚文田（注24注25），他在2013年过境到深圳后失踪。姚文田的晨钟出版社出版自由派思想家和作家的书籍，正在准备发行余杰关于习近平的评传。第二年，姚文田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注26）

随着这个严厉惩罚而来的是一系列拘留和绑架。2014年，两名主持政治事件报道杂志的记者，曾经质疑习近平获取权力的过程，他们在深圳被捕。在关押一年多后，两人都认罪（注27），罪名是非法经营，非法运输杂志进入大陆。

最臭名昭著的是铜锣湾书店五名员工的案件。中国特工绑架他们穿过边境，强迫他们认罪。五人都被迫进行了电视认罪（注28）。其中桂民海是瑞典公民，在泰国自己的公寓被绑架。2020年，桂民海被判处十年徒刑（注29），罪名是“向境外提供情报”。

政府的想法可以通过中国媒体对书店的报道窥见：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某官方党报认为书店“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它利用回归后内地人大量进出香港，把自己搞成向内地提供‘禁书’的一个突出源头，不能不说它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注30）

直到2020年，这些措施的后果大体上就是自我审查。出版是合法的，但有风险。但新的国安法意味着现在出版成为非法行为。

大学也感受到巨大压力。尤其感到棘手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服务中心（注31）----这个大陆地下历史学家的麦加。学校最终关闭这个中心，但把中心的图书在图书馆单独保存为一个藏馆。发言人、论坛、独立研究项目都被终止。民间历史档案馆是特别头疼的问题。它收集了几百份访谈记录和各种回忆录，很多是中国最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2022年，学校宣布它不再为网站提供服务，提出预告随时可能关闭网站。

出版人面临更实际的课题：如何处理已经出版的几千种图书。即便书店的书被禁了，很多书还在仓库中。突如其来，这些禁书可能被回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