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民主资本主义的终结？

译按
    本文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1967年生于土耳其，目前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经济增长。
    独著有《现代经济增长导论》（2009年），与他人合著有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年），与他人合著的近著为《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2023年）。
    本文是一篇书评，涉及两部著作：一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新著《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Penguin Press，2023年)，一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荣休教授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的近著《不安的世界》(A World of Insecurity，哈佛大学出版社，2022年)。
    本文原题“The End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见于《外交事务》2023年7/8月号，上线于2023年6月20日。除书封外的全部图片均为原文所有，正文中的超链接为原文所有。
    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

民主资本主义的终结？

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世界正处于一场普遍危机当中。

在绝大多数国家，贫富差距扩大了。虽然工业化经济体仍在增长，但自1980年以来，在那些经济体中，劳动人群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在美国等一些地方，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大幅下降的。经济上的萎靡不振定然在政治上带来后果: 民主正苦苦挣扎。据“自由之家”数据，过去十七年间，每年失去自由的国家都多于获得自由的国家。威权主义似乎处在上升阶段。

对许多政府来说，中国的中央统制式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模式。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发动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

迄今为止，二十一世纪的特点是高压、动荡和民主机制的瓦解。

近期，两部发人深省的著作试图以全新的方式剖析这些悲观的时刻。《金融时报》资深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一书中指出，这种萎靡不振，源自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关系的瓦解。经济学家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在《不安的世界》(A World of Insecurity)一书中认为，对困扰当今世界的诸多弊病，最佳的理解角度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安全感：人们对失业、收入下降、贫困和文化变革的经济和社会焦虑正在酝酿之中。

巴德汉在其著作的开篇，引用了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警告。1938年，曼写道，民主国家的人们可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自我遗忘”。曼担心，诸多社会将民主视作理所当然之事，从集体记忆中抹去了创建那些支撑了自治的机制的艰难历程，并假定这些机制无懈可击，这是容易但危险的。两位作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在许多国家，人们犯下了曼相当关切的一些过错，未能维护民主、公民责任和共同繁荣的目标。

政界人士、专家和富人震惊于，他们的同胞正转向民主的令人不安的替代方案，或者至少，转向那种向他们提供的民主形式。这些忧心忡忡的评论家坚称，民主并不完美，但仍是目前可得的最佳选项。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公众要为民主遭遇的困境负责。他们声称，人们还不够成熟，所以无法让民主运转起来。在他们看来，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公民已变得无能为力，或已屈从于威权主义的诱惑。要不就是，如反启蒙的法国哲学家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更直白表达过的那样，“每个国族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政府。”

但沃尔夫和巴德汉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民主机制令人们失望了，而不是相反。

两位作者都转向国家寻找解决方案。巴德汉认为，现代社会可以通过更公平地分配财富以扭转这一趋势：利用一系列工具，尤其是全民基本收入计划（universal basic income），即定期向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支付一笔钱，而不论他们收入是多少。沃尔夫认为，答案在于夯实社会保障网络，并投资于更好的工作岗位。两位作者都没有对另一个重要手段给予足够重视: 对技术加以监管，这样技术就可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而不是淘汰掉他们的工作岗位。这样做也会有助于缓和那种点燃了许多不满情绪的委屈，尤其是在空心化了的西方工业中心地带。

但两位作者都正确地承认，任何解决方案都存在的根本性障碍: 假如人们拒绝信任管理他们生活的那些机构，所有这些措施都将难以实施。

安全感困境

两书开头部分都详细探讨了民主是如何开始崩溃的，这包括导致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人们一道不平等加剧、不安全感加剧以及丧失行动能力的因素。然后，两书解释了何以这些紧张导致巴西、匈牙利、印度、土耳其和美国等不同地区都发生了威权主义转向。

但他们的解释有不同。巴德汉更专注于不平等问题，并表明，随着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加剧了。他的分析简明扼要，令人耳目一新，且往往有最近学术研究的支持。

沃尔夫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全面的解释。他强调，过去五十年间在西方实践的特定版本民主存在结构性弱点，那种治理形式忽视了穷人和工人阶级。相反，许多民主国家热情接受了飞速的全球化、放松监管和其他青睐资本利益而非劳动者利益的安排。领导人声称，这些变革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实际上，社会底层的人们承担了代价，却少见收益，尤其是当民主国家未能夯实社会保障网络以帮助落魄者时。沃尔夫正确指出了共同繁荣的崩溃与民主的危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以美国为例。自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经济增长的成果得到了广泛分享。实际工资增长迅速：平均而言，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每年都超过2%。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0年，总体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可自1980年以后，拥有研究生学位和专业技能的工人的实际工资继续上升，但只有高中学位或根本没有学位的工人，尤其是男性工人的实际工资已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了。与此同时，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几乎翻了一番，自1980年的10%升至今天的19%。

简言之，美国放弃了共同繁荣，转而支持一种只有少数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利，其他人被弃入尘土的模式。

因为有更高的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针对工作场所不平等的社会规范，许多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教育水平低下的工人的实际收入都已停滞不前或下降，同时富人变得更加富有。考虑到这种局面，我们很容易同意沃尔夫所坚称的一点，即，美国经济未能更均等地兑现增长的收益，是有罪的。

相较而言，巴德汉认为，问题与其说是不平等，不如说是不安全感，即对物质关切和文化变革的一种更广泛的焦虑。作为一种诊断，这一强调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例如，过去五十年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在美国并没有像不平等那样剧增。因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起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自1960年代以来，贫困已大为少见。随着美国政府强化社会保障网络，儿童营养不良和贫困现象减少了，尤其是在大流行病期间急剧减少，但自那以后，这些改进已开始逆转。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安全，尽管变得不那么平等了。

巴德汉本人并不认为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是民主衰落的唯一原因。他认为，文化上的不安全感也是原因，因为相对来讲有特权的群体，如美国的白人男性，正感受到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弱化所造成的威胁。

他说得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反民主转向，一大重要原因是文化方面的。但文化上的不安全感是否是理解这一问题的适当框架，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因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若干领域的破坏性社会变革甚至更为迅速，可在那期间，民主并没有明显衰落。

贤能统治的幻象

尽管沃尔夫放弃了给民主的诸多弊病贴上单一的组织化标签的努力，但他意识到，之所以存在那些弊病，关键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公民身份的丧失：该主张认为，为让一种民主运转起来，公民必须承担他们对社区和机构的责任。

沃尔夫的叙述包括一段漫长历史。古希腊人认为民主与公民的责任密切相关，那些责任包括保卫他们的城市或邦国，帮助他们周围的人民。但在二十世纪晚期，民主变得与公民责任脱钩了。群众被鼓励行使民主权力，同时被免除了必须为他人利益做出牺牲的责任。

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这样的脱钩几乎变成了一场闹剧。9·11袭击发生后不久，当美国准备进入两场大战时，这位总统告诉了美国人他们的责任可以是什么。“乘飞机旅行，享受美国的重要目的地吧”，小布什表示。“去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吧。”人们只期待许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少数人参军，并为国家甘冒生命风险。其余的人只是被要求，在不放弃消费和舒适的情形下克服他们对乘坐飞机旅行的恐惧，以刺激经济。实际上，总统呼吁美国人在有需要时成为消费者，而非完满的民主公民。

但帮助削弱民主公民地位的，不只有新保守主义者和右翼政界人士。如沃尔夫所强调的那样，许多左翼人士和自由派中产阶级人士呼吁工业化国家采取更开放的姿态欢迎移民，但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移民涌入会如何重塑公民身份和民主。假如大量移民拒绝接受东道国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和权利，例如批评或嘲笑宗教的自由，本土居民就可能认为，他们破坏了社会契约的性质，比如，在丹麦和法国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当不同选民对共和国的性质存在根本性的意见分歧时，民主很难发挥功能。

沃尔夫还论及一场更大规模文化转型的另一侧面，但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贤能统治的自负怎样加剧了西方不那么富裕的工人的焦虑。假如民主国家真的实行贤能统治，那么成功人士就理当成功，失败人士就理当失败。当然，没有一个社会真的实行了贤能统治。

特权(或缺乏特权)塑造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正如哈佛大学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所强调的那样，贤能统治的幻象已造成有害的影响: 许多见证自己实际收入下降或停滞的美国人被含蓄或直白地告知，他们的不幸是自己的过错。

因此，许多落魄人士眼下拒绝接受象征贤能统治的民主机制，是不令人惊讶的；那种贤能统治认为，人民之所以挣扎求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困厄。

信任下坠

事实上，在整个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公众对民主政府公正性和能力的信任已被侵蚀，尽管对其中确切原因，人们仍然所知甚少。当人们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变得相当低时，很难指望他们履行作为公民的责任。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等一些学者认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减弱，源自过去充当了维系社区的组织的地方机构，如保龄球俱乐部和教堂，消失了。随着在地方层级建立合作和信任的手段减少，人们可能与所有机构都疏远，尤其是与他们一直认为遥不可及的联邦机构疏远。其他观察人士强调了信任度的普遍下降: 对商业伙伴和邻居意图的信心下降，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信任和沟通减少。民主国家的许多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社区的一部分，反而将他们的同胞视作陌生人，或是根本对立群体的成员。 

正如巴德汉和沃尔夫所强调的那样，国家机构的运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信任与合作。例如，在美国，20%的公众表示，他们相信政府绝大部分时间或所有时间都在做正确的事情，这一比例之低是历史性的。我本人与政治学者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合作的研究强调，只有公民社会和国家机构同样强大，民主机制才能存在。这样的平衡还能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例如，当公民相信他们可以左右政府和精英阶层时，他们在赋予这些机构更多的治理自由时会更感舒心。但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均势是不稳定的，且有赖于普通民众的警惕和政治参与。民主无法由聪明的宪法设计出来，民主要求人们参与政治进程，并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詹姆斯·罗宾逊，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与本文作者合著有《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译注）

将对民主机制信任的丧失当作人民的失败，这可能再度发生。但沃尔夫的论证采取了另一种策略: 是国家机构首先抛弃了人民。这一点在美国最为明显，在那里，政界人士、事务官员和声名显赫的专家热情洋溢地支持已经加剧了不平等的飞速全球化和各种形式的自由市场原旨主义。例如，美国政界人士吹嘘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只会利好美国公司，最终会利好所有美国人。同样一些人还不断向公众保证，他们将很快收获回报，这进而使建立更完备的机制以应对新技术和全球化的破坏性影响的愿望高涨，并使这方面的努力陷于瘫痪。更糟糕的是，这些政策中的许多，以技术官僚主义的、有科学依据的真理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短期内，这样的歪曲方便了这些政策被接受，长远来看，还进一步造成人们对国家机构和专家信任的下降。

这种信任的下降会导致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制度失去信心，这一点固然显而易见，但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何以感到幻灭的人们转向了右翼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而非左翼的替代方案。沃尔夫和巴德汉给出了一些理由，但都没有充分探讨民族主义的推动力。沃尔夫提到了民族主义的复兴，但没有强调民族主义是民主受到侵蚀的首要根源。巴德汉著作中有关于民族主义的简短一章，其中没有就民族主义在当下的复兴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两位作者都认为，民族主义的复兴是民主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

事实上，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已将富国和穷国内部民众的不满转化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尤其是在有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或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等政客巧妙煽风点火的情形下。包括印度和土耳其政权在内，那些被贴上右翼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多数主义或宗教保守主义标签的政权，在方向上实际首先是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利用爱国情绪提升自己的民望，和对民众的控制。在中国也是如此，学校课程和媒体宣传已经激发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看起来，全球化在民族主义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化允许公司逃税，允许它们不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由此制造了新的不平等；全球化还加深了紧张态势，因为它通过经由互联网、电影、电视和音乐进行的观念传播，挑战了社会规范。

封建领主和技术巨头

沃尔夫和巴德汉都建言推行新版的社会民主(尽管沃尔夫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但两位作者给出的问题解决方案存在很大差异。

沃尔夫支持福利国家中的机会和投资平等。他建言的核心是“对于那些能工作并且准备工作的人来说，有好的工作岗位”。这与他传递的整体信息是一致的，即必须步调一致，打造和维护公民身份、民主参与、更好的机制和共同繁荣。当然，困难在于，没有人拥有创造那种好的工作岗位的完美配方。

但沃尔夫仍是正确的。好的工作岗位可以支付高薪，提供一种安全和使命感，对共同繁荣和民主的公民身份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人们一度认为，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如瑞典，通过大规模再分配实现了相对的平等。经济学家Thomas Blanchet、Lucas Chancel和Amory Gethin 2022年发表的研究显示，情况并非如此。不平等源自一些国家的税前收入分配。例如，因为集体工资谈判能力强大，劳动力队伍中的技能分配更加平均，且有运用这些技能的工作岗位，瑞典的工资较美国的税前工资更加均等。

巴德汉则支持一些广为人知的主张，这包括：向地方政府分散权力; 在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逃税方面进行更多的国际协调; 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展开更多公共研究，支持开发有利于工人的技术(这也是我在过去几年中提倡的)。但他的主要方案是向所有人支付一定数额现金的全民基本收入。这里新的麻烦在于，他认为，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项计划可以特别有力，因为这些国家的不平等问题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 公共服务(如果有的话)供给效率低下; 而且似乎少有建立一个更强大社会保障网络的愿望。因巴德汉将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视作当前民主危机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在他看来，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可以是缓解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从而夯实民主机制的一个有力工具。

但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是针对错误问题的错误政策。麻烦不只在于成本高昂，还因它无法让人们感觉到他们正在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与公民身份概念相冲突，而民主必须立足于公民身份。

经济学家 Reshmaan Hussam、Erin M. Kelley、Gregory Lane和Fatima Zahra 202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心理健康与收入之间存在重要关联。这项研究考察了孟加拉国南部罗辛亚（Rohingya）难民看待工作的态度。研究人员每周向一些参与者提供现金，并给其他人提供从事有偿工作的机会。研究人员发现，那些从事工作的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改善，而那些不工作而收到现金酬劳的人的情况则没有改善。尽管面对贫穷和艰苦的条件，但在有选择的情况下，约三分之二的参与者乐意放弃现金选项，接受较低薪酬的工作。

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从根本上反映了有关未来的失败主义观点。该计划认定，很大一部分人口无法为社会做出贡献，部分原因是技术进步。因此，唯一的前进道路是让少数人赚取所有收入，并为其余人士提供残羹冷炙。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

错误还在于，认定新的技术和全球化必然造成不平等和失业。纵观历史，对技术的控制决定了如何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当中世纪欧洲的地主控制着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技术，如水和风车时，他们可以确保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他们富起来，而不是他们的工人富起来。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当企业家迅速引入自动化生产流程，并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工人圈到工厂时，他们获益了，可工人的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可能下降。

幸运的是，改变谁控制技术，从而改变技术的应用，尤其是在技术是否会剥夺工人的权益、实现工作的自动化或增进工人的能力和生产力方面做出改变，仍是可能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变得不平等了许多，是因为它们允许少数企业家和企业根据自己的利益设定技术变革的方向，但这侵害了绝大多数工人的利益。

虽然沃尔夫的解决方案走在了正确的轨道上，但没有走得足够远。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现代市场经济; 否则，企业将继续过度投资于那种取代工人而非提高生产率的自动化。企业还可能加倍下注于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监控，哪怕这些活动在一个民主国家是讨人厌的。

规范和引导技术变革是政府的责任。假如企业继续推动自动化而不去投资于可能帮到工人的培训和技术，不平等状况会继续恶化，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士会认为他们是更可被抛弃的。为防止出现这种结果，决策者必须确定哪些广泛类别的技术可以有助于工人，并理当得到公众的支持。他们还必须规范技术行业，这包括其收集数据、以数字方式进行营销和创建类似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大型语言模型的力量。政府必须赋予工人监管技术公司过程中的发言权。那并不意味着政府理当允许工会阻止技术变革; 相反，政府理当确保工人代表可以就技术如何运用于工作场所展开谈判。

但这种监管很难设计出来，因为过去四十年的政策已破坏了人们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当劳工运动被摧毁，民主公民身份的支柱遭到削弱时，监管甚至更难了。

民主资本主义确实处在危机当中。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首先专注于恢复公众对民主的信任。事实上，民主国家的人民并不是无助的: 正如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我所主张的那样，形成一种更公平的经济增长和腐败控制模式，以及遏制大公司力量过度壮大的模式，是有办法的。（西蒙·约翰逊，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是本文作者近著《Power and Progress》的合著者。——译注）

这不只有助于减少不平等，为共同繁荣奠定基础；还将证明，民主机制发挥了作用，即：确保这场民主资本主义危机不会导致民主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