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的难题：为诸葛丞相建个庙

纪念去世的人是人之常情，如果人们敬仰一个人，就会在他去世后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哀思，但是同时也是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过程。对于去世的人来说，一切都无所谓，毕竟“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是对于在世的人来说，就很不一般，特别是涉及到政治人物的身后事，就往往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 变得不再纯粹。

蜀汉景耀六年，也就是炎兴元年，即公元263年，蜀汉后主刘禅同意为诸葛亮在沔阳（现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立庙，这是最早的诸葛亮庙，也是唯一经过蜀汉官方“认证”的诸葛亮庙，因为这年的十一月蜀汉就结束了。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声望极盛，如果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也是蜀汉“国父”之一，甚至同时得到了敌对方的崇敬。也是这年秋天，钟会进攻蜀汉，到了汉川时，也在诸葛的庙前祭祀，并且命令魏国的军士不能破坏诸葛墓附近的植被（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这是很高的尊崇，毕竟是“敌国”。当然这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姿态，征讨敌国时，对对方“仁人志士”表达尊重和认同，可以显示自己方的“王者风度”，也可以化解敌对情绪，对于战争后统治的建立和秩序的维护很有用，同时作为一种统战手段，成本也很低。《史记·殷本纪》里就曾说，武王伐纣之后进入殷商，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箕子、比干和商容都是殷商的“贤人”。所以钟会对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也是符合惯例的。从这点也可以看出，钟会不仅是个军事奇才，政治能力也过硬。读三国到后来，会感叹蜀汉人才的凋零，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同时也会感叹曹魏人才的繁盛，钟会、邓艾，司马家，每个都是“一世风流人物”，但是就是太卷了，钟会邓艾最后都没能善终，只有司马家经过撕咬坚持到了最后。

习凿齿的《襄阳记》记载了诸葛亮庙设立的经过。诸葛亮刚去世的时候，很多地方都请求为诸葛亮立庙，当时和现在一样，“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都希望通过一些方式表达对重大任务的悼念之情。但是同样的，悼念特别是不能随随便便的。当时的朝廷以为臣子立庙不符合礼制而拒绝，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只有天子才能享受天子的待遇，即使是“相父”，也是臣，不能享受超过标准的待遇。但是民间的感情却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在一些重要的节日，百姓就私下里在街头祭祀（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于是有的人就顺水推舟，建议干脆在国度成都为诸葛亮立庙，这样既可以满足百姓的表达需求，也可以把私下的活动转到一个公开的轨道上来，更不容易出事。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后主不从”，刘禅没有同意。不同意的原因，当然是“不合礼制”，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也不好说，在当时的制度下，臣子的威望过高，毕竟不是一件让皇帝开心的事情。

但是诸葛亮作为蜀汉“国父”的声望是现实存在的。于是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就上表说：“我们听说周朝的人怀念召伯，就不砍伐甘棠（一种树，因为召伯曾经在树下休息，出于崇敬，后代人不去砍伐），越王（勾践）思念范蠡的功劳，就用金属铸造他的塑像。自从汉兴起以来，因为小的善行和德行就获得画像立庙荣耀的有很多。更何况诸葛亮道德为远近所认同，功劳超越当世，蜀汉能支撑下来，实际上就是靠他。但是祭祀之停留在民间自发的程度，没有官方为他立庙塑像，使得民间只能在街头巷尾和荒郊野外祭祀，这并不是纪念他的道德功劳，记述他丰功伟绩的方式。现在如果完全顺应民间的愿望，就不符合典章制度，在京师建庙，规格就跟宗庙一样了，我们想这也是您犹豫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不如就在诸葛亮墓的附近，在沔阳为他立庙，让他的亲属按照时间节令代表官方祭祀，他生前的同事和朋友想要祭祀的，只能去他的庙。这样国家就可以断绝私自的不合礼制的祭祀，使得祭祀变成国家的正式的礼仪了。”

诸葛亮去世于234年（蜀汉建兴十二年），距离景耀六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三十年为一世，按照古代的习惯，已经三代人了，庙堂之上和先丞相共事过的人可能也所剩无几了。但是，庙堂之上，江湖之中，蜀汉人对于丞相的思念和怀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此时的蜀汉在连年的战争之后已经风雨飘摇了。这个时候为诸葛亮立庙，可能刘禅也有借助丞相的英名，凝聚蜀汉的人心，团结蜀汉人共克时艰的意思在内。但是，公众其实是很容易遗忘的，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政治人物去世后三十年还被人们“深切怀念”，除了说明这个人丰功伟绩影响深远之外，恐怕也有对现实“今不如昔”的感叹在内。从这个角度来说，刘禅最后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与其在内忧外患的时候再举起丞相的大旗，倒不如三十年前丞相去世的时候顺应民心，和民众一起纪念丞相，并且沿着丞相的道路和蜀汉人一道励精图治，把整个国家变得更好。对于皇帝来说，臣子光芒耀眼是好事，贤臣满朝才说明圣天子在上，天子富有四海，心胸也不妨开阔些，百姓其实不怎么在意庙堂之上的条条框框，只要国泰民安，日子过的好，纪年一些丞相不会有损国家体面。而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为丞相建再多的庙，希求丞相保佑则个，也抵挡不住钟会邓艾们的脚步。

《三国志·诸葛亮传》：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镇西将军锺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

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甞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