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掉的机会
编者按：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1944年在美国务院任职，兼中缅印战区政治顾问，7月随“美国军事观察组”赴延安。中共精心安排接见，宣传“共产党抗战，而国民党不抗战；共产党反内战，而国民党要打内战”等谎言。谢伟思堕其术中，不断递交亲共报告，要求美国弃蒋援共。1945年回美后，谢与《美亚杂志》创办人Philip Jaffe（共产主义者，遭FBI窃听）会面，因涉嫌泄密被捕，并以安全问题革职，但陪审团竟认为其无罪。直至逝世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谢才承认泄密了国府交予美国的绝密文件，证明间谍行为不虚。《在中国失掉的机会》一书，收录了谢的中国调查报告，充斥着对中共的美好幻象。令人不禁唏嘘，何以史迪威、谢伟思、马歇尔之辈大行其道，而陈纳德、魏德迈、麦克阿瑟虽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唯望美人明往事、知得失，而鉴前思后，莫自噬脐耳。
下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罗清、赵仲强译。坦白一事见《华盛顿邮报》。
延安庆祝双十节
1944年10月11日/pp.230-232
从8号开始，各公众团体和政府机关就在大街上搭起传统的中国式庆祝节日的临时牌访。这样的牌访大约有20个，足使延安的3条大街大添光彩。主要政府机关的大门也类似地打扮了起来，旗帜当然飘扬在商店和政府建筑物上。（延安是一座满城旗帜飘扬的城市。每星期天，都照例把旗子高悬起来。旗子当然是中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没有看见国民党的党旗，而且也不用共产党的红旗。）
10月9日晚上和10月10清晨，全城简直都贴满了标语口号。标语都是手写的，大多写在彩色纸上，一般是红纸或绿纸。这些标语的一些特点是有代表性的，值得一提。
1·主题都是谈当前的或具体的问题。它们明确谈到目前的局势，多数都谈到当前的战局，国共谈判，或者改组政府的建议。
2·在方针上的总的类似，表现出明显的授意或指导。同时，在实际形式和用辞上则各具不同特色，标语口号很少雷同的。
3·此外，标语来自许多方面。许多团体都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每个政府和党的机构负责它的邻近地区，每一商店都能贴二张署名的标语。很多商店悬挂出写有标语的灯笼。但并不是家家都这样作，这一事实看来说明并没有强制。
4·当直接谈到当前局势时，总的语调不是煽动反对国民党。没有哪个口号近似“打倒国民党”。也许最接近的是“停止假民主，实行真民主”。自然，极大量的标语口号呼吁出版、言论、人身等等自由，都含有批评国民党的意思。其他口号呼吁承认共产党政权和军队（然而，并不把他们说成是共产党的）。还有一些标语涉及战争的更广阔的方面，要求与美国、苏联和英国更密切合作（总是用那个先后顺序提到，可能是官方指示的顺序）。没有标语提到共产主义，但有些标语要求“真正”实现三民主义。
统一放假一天。天气晴朗，满城充满真正的节日景象。街上满是人群，引人注目的是人群中有着为数众多的农民（在中国大部分地方，农民甚至是否知道有个庆祝会是值得怀疑的）。妇女和儿童穿着“节日盛装”，确实那就是总的气氛。显然不是警察努力强迫商店庆祝节日，象我在中国某些城市里看到的那样。许多商店停止营业，门前贴着标语，但有些商店开了门，并与欢度节日的群做了大量生意。
这天，整天不断地有来自各机关团体的宣传队在街上举行小规模的游行，每个宣传队以小土乐队为前导，后而紧跟着一伙人群。有一个宣传队携带着几幅巨大的、标明太平洋和中国战场形势的地图，着重说明国民党疆土损失和游击根据地最近的发展。另外两支宣传队中有当地民歌（秧歌）演出队，它们在公众集会地方表演了群众喜爱的歌舞节目（有现代宣传情节）。
还有一支宣传队有三位演员，分别扮演孔祥熙、何应钦和国民党二陈系的政客。这些人物一出现，那里就是一片放声哄笑，看来群众对其含意并不缺乏理解。“孔”是一个胖子，在相应地方塞进一个枕头化装得更肥胖些，他身穿一件中国丝绸长袍，头戴一顶黑色园帽（一个商人的标记），肚子上钉满100元纸币。“何应钦”的穿戴活象一个日本军界的纨绔子弟。国民党小官吏代表二陈，穿着常见的国民党制服，头戴古老的便帽，装扮得很象一个恶棍。
有些游行队伍沿途散发油印传单。这些传单受到热烈欢迎，散发传单的人，往往是姑娘，被人群包围起来。我得到的一张传单可翻译如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支队坚持着华北、华中和华南三条战线。他们已经建立起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9000万居民。”“130万在华日伪（卖国贼）军中，我们正抗击着110万（六分之五）多，国民党军队只对抗20万人（六分之一），但他们每天都遭到挫折。”
谁应该被取缔？
谁正在胜利地抗击？
王家坪宣传队，10月10日
和毛泽东会见
1944年8月3日/pp.259-260
“我们坚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是真正伟大、民主的文献。孙中山不是共产党员。宣言今天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它不会很快就过时的。即使国民党真的陷于崩溃，我们仍愿意坚持它，因为它的总的政策是好的，适合于中国国情。我们做过的每桩事情，我们纲领的每个条款，在这一文献中都可找到。”
“自然我们并不佯称我们是尽善尽美的。我们仍面临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难题。但是我们正视它们，而且我们正在打击它们。我们欢迎提意见和批评，不论来自美国人、国民党或者其它任何人。我们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修订我们的政策，使其更切实有效。”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中国农民并不愚蠢；和每个人一样，他很精明地关心于他的权利和利益。在我们地区你能领会到这种差异，人民精神抖擞，兴致蓬勃，友好待人。他们有着人情的流露。他们已从致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我问他为什么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不大考虑俄国。）苏联不论参加远东战争或者中国的战后建设，都完全决定于苏联的情况。俄国人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不仅如此，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因此国民党-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糟。中国已经够混乱了！不管怎样，即使国苏联的援助也是不大可能的。而且俄国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只要这些影响是建设性的和民主性的。苏美在中国不会有可能的冲突点。俄国只要求有一个友好的、民主的中国。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会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满意。”
“（我开玩笑地说，“共产党”这个名字可能不会使某些美国商人放心。毛泽东笑了，并说他们曾经想到改变名称。但是说，如果人民都知道他们，那就会不担惊受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减租是从旧的80％一70％一60％减到法定的（国民党法律从未实施的）37.5％。即使这个数字我们也只是想逐渐实行，因为我们不想把地主赶走。我们的利息限制在年率10％，这不算过激的，虽然它比通常情况低得多。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
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
pp.264-265
在我1944年8月3日第5号报告中，我试图评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要旨是，中国共产党在其现在的纲领中，除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念以外，其余一切都抛弃了。那种解释根据于非常不全面的研究和共产党各方面领导人的片片断断的谈话。然而，这种解释从1944年8月3日博古（国民党一般叫他的原名，秦邦宪）的一次谈话中得到惊人的证实。博古的评论很有意思，这不仅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委员会前主席的地位，而且因为他是俄国留学生，在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分析”中被称为的“亲苏派”的领袖。我记录的博古谈话如下：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针。我们接受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它的思想方法。它向我们提供结论和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阶级社会——换言之，个人福利和全民利益。但是，要把马克思对他所在的那个社会（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全部解析，和他认为人民为摆脱那种状况而有必要采取的步骤（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全部移植于中国，不仅滑稽可笑，而且也违背我们的现实的客观主义和回避说教式的教条主义的基本原则。”
“中国现在甚至不是资本主义的。它的经济仍然是半封建的经济。我们不可能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因为我们至少比世界其余大多数国家落后200年，我们要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到达那个状态以后，才可能有希望到达社会主义。我们自己必须首先摆脱半封建主义。然后我们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民主政治阶段和自由企业来提高我们的经济水平。”
“我们共产党人希望做的就是使中国继续顺利和坚定不移地向着这个目标前进。通过有秩序的、逐步的和渐进的发展，我们将避免迫使马克思作出阶级斗争必要性（在他的社会里）的结论的条件。我们愿意用和平、有计划的革命来防止暴力革命的需要。预言这个过程会有多长时间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它将多于30年或40年，而且可能要100多年。”
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从理论转向到实际，它只是要求实行民主。从形式和精神看，这都更象美国而不象俄国。
美国给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军事援助的可取性
1944年8月29日/pp.276-277
我们现在对中国的情况已有足够的了解，并对和国民党的合作有了充分的经验，使我们现在可以说，国民党——象它今天的情况一样——是虚弱的、无能的和不合作的。国民党领导人政治上是盲目的，而又彻头彻尾的自私，他们主要关切的是保存他们摇摇欲坠的政权。国民党缺乏人民的支持，而又害怕进行为了得到这种支持所必须实行的改革，它深知它的处境悲惨，士气不振的征来的军队经不起对日作战。但是，以它目前的狭隘眼光来看，它的政权有赖于保存那些军队和它希望我们将会给予他们的装备。国民党没有任何有效的经济政策，听任国家迅速走向经济崩溃。它担心在中国境内由它自已或者我们进行的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会加速这一过程。因此，国民党害怕、并设法避免大规模卷入战争而进一步消耗其力量。它想在中国境外为它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对苏联参战的担心，仅次于它对美国军事行动大规模延伸到中国大陆上的担心。
就中国共产党军队而论，情况就恰好相反。战争使他们发展壮大并大大扩大了他们的影响。他们获得真正的人民支持，并且把华北很大一部分人民动员起来，使他们深信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必须参加这场战争，人民的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给共产党人机会最大限度地增强他们的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共产党人认识到，如果他们在贏得战争胜利中起到主要的作用，不仅会极大地加强他们的国内地位，而且也会极大地加强他们的国际地位。为了这些理由，如果不是为了其他更理想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理由的话，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要战斗的。
根据这种背景，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甲）把我们的支持和供应限定在只给国民党，不可能为我们赢得一个能起作用的、全心全意的同盟者。
（乙）否则，就只能鼓励国民党现行的反民主倾向。这一方面可能会帮助国民党拖延其风雨飘摇的政权，同时，值得怀疑的是，只要国民党拒绝进行改革，究竟它是否能把不可避免的内部危机延迟很长时间。它甚至可能怂恿满脑袋法西斯思想的头头们去着手打一场内战，而这场内战只能给中国，给世界这个地区的战后和平和我们在这里的和平利益带来灾难。
（丙）不偏袒地既支持国民党军队，也支持共产党军队，至少会使一支部队，即真心实意要抗战的共产党部队具有战斗力。
（丁）这样的不偏不倚的援助实际上在中国将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国民党将被迫不仅要争取我们的支持，而且要争取中国老百姓的支持。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力促使国民党走向改革。
（戊）最后，我们给予共产党军队的援助，几乎肯定会使得国民党发动一场内战成为不可能。与此同时，我们不会看上去象是促进一场共产党挑起的内战；他们的政策是反对内战的，他们向我们要求的武器（与国民党向我们要的完全不同）都是轻型、简易的武器，而不是重型、进攻性武器，并且，如果我们推动国民党进步的政策实现了，内战也就没有必要了。
总结起来：如果国民党真如同它声称的那样——民主而真挚地渴望尽快打败日军——它就不应反对我们坚持的至少给共军以成比例的援助。
备忘录：和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
1945年4月1日/p.337
毛承认，就某种意义说，国民党的抱怨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目标没有变，但是当中国的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救药、更加危急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人民看到我们是正确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也变得越发强大有力了。国民党抱怨，说明它正感受到压力。无论如何，拖延对它不会有用处。”
接着毛提议，就共产党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政策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从此可以看出，象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一样，它的政策是坚定和不变的。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
“但是，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无论他们是否得到那怕是一门炮或者一粒子弹，共产党人将用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寻求和实行合作。他们能做的任何一件事，诸如提供情报、气象报告和营救航空兵，共产党人都把它当作一种义务和责任，因为它有助于盟军作战和更快打败日本。假如美军登上或进入共产党地域，他们将会看到一支彻底组织起来、渴望对敌人战斗的军队和人民。共产党人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建设时期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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