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鬼门”

曾几何时，我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抱有强烈的认同感，坚信年轻人应肩负改变社会、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力量的责任。然而，现实却让我在一次次的失败与挫折中感受到深深的无力与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不仅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挣扎，更承受着沉重的心理负担。

为了摆脱这种持续的恐惧和压力，我最终选择离开中国大陆，来到一个更为开放与包容的环境生活。在随后的十年间，我的内心恐惧才逐渐消散。这不仅是因为时间的疗愈，更是因为我从心理和物理上远离了曾经让我压抑的环境。

过去，我曾执着于“必须”拥有国家认同感，并深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随着人生经历的累积，我终于意识到，摆脱这种使命感并不意味着冷漠或对社会不关心，否则，我当初又何必经历如此的痛苦？真正的解脱，源于认识到自我与外界的边界，并建立起健康的心理界限。

从小到大，我们的教育几乎未曾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处理自我与国家的关系。长期以来，国家与个人之间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捆绑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政治生活中陷入类似“司马迁式”的自我压抑。而我，正是得益于世纪之交的全球化浪潮，从外部信息中找到了离开中国大陆的路径。随着海外生活的积累，我对国家的情感依附逐渐淡化，最终完全失去了原本的国家认同感。

如果借用政治学的概念，我的经历可以被视为“个体与集体分离的过程”。我主动将自己从国家认同中剥离，转而将关注点放在个人。这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解放，更是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义。尤其是当我生活在日本——一个相对宽容与自由的社会，这种跨国身份的转换成为了我真正的救赎。

失去国家认同感后，我曾一度陷入迷失，尤其是在学业后期。当个体不再被赋予宏大的社会使命时，意义感便需要重新寻找。最终，我找到了新的归属和责任。

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之后，他们的幸福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这标志着我的另一个重大转变——从社会责任向家庭责任的转移。我逐渐意识到，宏大的社会或政治行动未必能改变世界，但我可以通过投入家庭，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这种责任感赋予了我心理上的稳定，让我不再漂泊，而是真正成为了家人的支柱。

最终，我彻底放下了自己的“根源”，将自己从国家的机器中剥离开来。中国，已经成为“别人的国度”。这种文化认同的解构是我身份重塑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我失去了国家赋予的权利，也不再承担其义务，同时也摆脱了归属感的焦虑。尽管我的护照仍然束缚着我的法律身份，但在心理层面，我已经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我不再需要依赖国家来定义自己，而是基于自身的经历和身份独立存在。

我将这段心理历程总结为：自我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 of Self）与身份重构。这一过程包含多个层面：

• 心理上：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

• 政治上：从国家归属感过渡到个体选择。

• 道德上：从社会责任转向家庭责任。

所谓“自我去政治化”，是指主动将自己从公共政治事务中抽离，以保护情感稳定。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罕见，许多人由于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最终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选择与不可控的公共领域保持距离。

然而，去政治化并不会是永恒的。未来，个体或许会在政治生活中重新觉醒，重新争取自身在公共领域的存在感。当那一天到来，也许又将迎来一个新的“疯狂年代”。

从对国家的深厚认同，到彻底摆脱国家身份的束缚，我的旅程既是一个漫长的挣扎过程，也是一种心理与认同的蜕变。最终，我不再为“国家”所累，而是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身份归属。

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拥有一个强烈的国家认同，而在于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认同。而我，正是通过“去政治化”，找回了个体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