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東勃︰新高考、減負與貧困縣的教育突圍

編者按：教育，仍是大部分農村孩子改變命運的必然之路。隨著教育資源在城市的聚集，超級中學的出現，那些沒有資源的、信息閉塞的貧困地區，基礎教育是怎樣的？面臨新的高考改革和課程，農村孩子的出路是什麼？教師的工作怎樣，如何留住教師？……作者通過實地調研和採訪，獲得很多一手資料，在這篇文章中呈現出今天貧困地區教育、教師和學生的現狀和問題。

一、高考改革：貧困縣並非旁觀者

教育是一項需要砸錢的事業，也是一個怎麼投入“都不嫌多”的“無底洞”。就此而論，貧困縣的教育基礎是普遍薄弱的。即便如此，貧困縣的整個教育體系，仍可說是“錨定”高考要求、自上而下系統設計的產物。對他們而言，高考是真正唯一公平的選拔制度，也是留給貧困家庭、貧困地區的學生改變自身命運的最佳方式。如果沒有高考，“寒門”將更無希望。當然，1952年建立、1977年恢復的這一高考制度運行了這麼多年，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需要改革。

首先，圍繞著高考，產生了很多制度、很多現象。比如，以超級學校、校外培訓機構、學區房等為代表的，我們一般認為不應出現、至少不應發展為如此龐大規模的高考產業。這些外圍的高考產業看似由高考指揮棒帶動而起，但假以時日，也會對高考的政策走向產生強大的反噬作用力。

其次，圍繞著高考，應試教育模式應運而生。如果說筆者在1990年代中後期的初高中階段，中學教師毫無保留地在課堂上擴充學生的知識面，力爭把問題講深講透、在考綱之外略有超綱，那幾乎真的是出於教師自身的一種職業倫理和追求職業成就的本能驅動的話；當下學校教育中諸如課堂留一手、課下跟著走、“堤內損失堤外補”的一些亂象，就已經跌出底線之下了。進而，彼時課堂講授的拓展和深化，注重的仍然是基於基礎原理的推論，講求對邏輯理解基礎上的深化，比如射影定理之類的內容從未進入過初中平面幾何教材的正文，但它是學習相似三角形知識之後順理成章可以掌握的推論，一般教師都會作為拓展知識加以講授。而當下的一些教師或培訓機構的方式，則是一種跳過或架空原理的“奇技淫巧”，直奔主題，設計出專為考試而生的各種機械化魔鬼訓練模式，實現不需理解題目、僅靠刷題形成的條件反射就能答對的效果。這顯然有違教育的初衷，是不正常的。

第三，新高考改革對於貧困地區教育來說，未必不是一種彎道超車、跨越發展的機遇。貧困地區儘管教育的硬件條件基礎薄弱，但在新高考所注重的綜合素質導向方面，是有自己獨特的優勢的。

我在之前掛職扶貧時，也經常建議當地的中學教師，一定要呵護和發揮好這種地域特色、民族風情、鄉村視角，揚長避短、以長補短。農村學生從小在勞動中生長，在田野中漫步，開門見山，下水摸魚，識得五穀，慣看牛羊，這都是相對於城市學生獨特的天然優勢，這是一筆寶貴的資源。

今年高考當天，我在縣高中考場巡考，晚上寫了篇同題作文，並跟高三老師們分享我的看法：老少邊窮地區考生，要靠合理化的煽情致勝，才能有跟城市考生一較高下的機會。這裡的城市考生不是省外的，你不需要跟沿海地區競爭、跟省外競爭，你只要能跟省內的城市考生競爭，能有一些比較優勢就夠了。該哭窮時就哭窮，該煽情時就煽情，不要猶豫。如果能把高考閱卷老師煽哭了，Ta絕不會難為你。

老少邊窮地區農村孩子的比較優勢不是講邏輯，是講感情，講同省的城市孩子根本沒有的經歷。城市太扁平化了，如果上海考生面對全國卷3，還按我這個思路就不行，沒有任何意義。城鄉差異越大的地方，越要靠非對稱的降維打擊，才有一線突圍的希望。這些年來參加本校自主招生和綜合評價錄取面試的一個感受就是，今後的選拔性考試對學生富有邏輯性和生動力的自我表達能力的要求，會越來越高。一味“傻學”卻“茶壺煮餃子，有嘴說不出”，會成為最大的短板。

二、新高考：想說愛你不容易

當然，這種突圍只能是局部性的“小聰明”，長期看、總體上還是差得很遠。不卑不亢的目的是策略上更好獲取外部同情和增強自我信心，但心裡一定要清楚自身的短板和未來的大勢。現代化這個潮流一旦捲入，就是不進則退，不可能再退縮回浪漫的田園詩中。如果最終還說得自己都當真了，那就完蛋了。農村是有一些獨特優勢，其目的是錯位發展，最終還是要百川歸海，融入教育現代化這個軌道。要讓貧困地區完全放下顧慮，擁抱新高考改革，並非易事。縣教育局的柯局長就掰著指頭，向我們傾訴了他們的四大“不易”：

第一，基礎條件較差。每年初中畢業生有6900人，能夠進普通高中的只有3100人，剩下的一大半只能通過讀職業學校的途徑“曲線救國”，完成更高階段的升學。而根據國家教育發展的統一規劃要求，2020年高中毛入學率要達到90%。根據測算，屆時要解決4000人的高中入學缺口。他們在2016年申報了新建一所高級中學的建設計劃，但在隨後宏觀經濟形勢和金融監管政策的新變化影響下，地方政府缺乏資金來源，學校開工即停工，生源缺口也就無法填補。

第二，師資水平薄弱。由於教師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教師，在我國一向是具有公益性的事業單位身份，因此無論人事制度改革如何深化，這一塊的變動動得了大學老師，但中小學老師的事業編身份堅如磐石。這當然體現了國家的重視。然而另一個角度來看，貧困縣在師資條件上的不足，也就首要體現為總體上受到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約束而在教師編制上的總量控制。

上級部門是按照總數核定給縣教育局，教育局再按照每個學校的學生數把教師編制核定給學校。但貧困縣教育的一盤大棋是異常複雜的，首先要確保義務教育階段，這是雪中送炭。在有餘力的情況下，還要向前追溯“源頭活水”——發展學前教育，推進“一村一幼”，隨後才能為下游應對高考的重鎮——高中階段錦上添花。所以貧困縣的師資配置經常出現各種方式的“拆東牆補西牆”。為完成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的要求，“就近”拿出小學教師的一部分編制去補幼兒園，然後就要初中“補”小學、高中“填”初中。這種“填補”有時是永久性的調動，更多時候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隔夜拆借”、“遠程借調”，或者叫高階向低階的“支教”。

一方面是總量控制之下的這種存量結構調整，另一方面還要千方百計延攬新的人才。據柯局長介紹，他們招的大部分是雲南省內一些“學院”級的畢業生，雲南師範大學等更好一些的師範院校畢業生很少願意來。此外還招了部分非師範專業的學生。這裡並非排斥非師範生，不是說他們就不能教好書。但對於義務教育階段來說，非師範生過多的話，後期需要更長時間的培訓、磨合，有一個利弊權衡的問題。

即便是勉強招過來的那些年輕教師，由於事業單位招考實際上是全省範圍內的競爭，一些教育大市會特別有優勢。比如我掛職所在地的滇西某縣，教師隊伍中來自外縣的佔60%-70%，其中尤以教育最強的曲靖籍為最多。外縣本身並不是一個問題。有的人會在當地結婚生子，這就算真正紮下根了。但也有不少工作滿三年，就申請調走，人才的流動當然也無可厚非，但客觀上的確給基層學校造成極大壓力，也讓基層教育主管部門始終面對查漏補缺、處在神經高度緊張的狀態之中。

第三，思想準備不足。對於高考等重大教育改革，教育部一般都按照“三年早知道”原則，將方案提前一段時間公佈，確保屆時改革有序進行。原計劃於2019年加入新高考的18個省市中，河南、四川、山西、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江西、貴州、西藏、廣東、雲南等11個省市還沒有出台高考改革政策的相關文件。但是國家考試制度改革最終的時間表擺在那裡，就在2020年。所以不管怎樣，這場根本性改革的腳步是迫近了。

但是對於貧困地區來說，很多思想認識和具體工作上的準備，還剛剛起步。比如說，對應新高考模式下的高中選科制度的改革，就對硬件條件提出了很高要求，而據柯局長介紹，縣一中一共60個班級，正好塞滿60個教室，沒有一個空教室，也就意味著沒有選課、走班進而必然產生“輪空”的周轉教室，物理空間上的約束就已經讓學校管理者很難解放思想，這也是一種“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

第四，超級學校擴張。這裡所說的超級學校，並不是指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這樣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學校，而是在省域範圍內一些體制機制靈活當然也就游刃有餘的民辦中學，以及雖為公辦學校卻享受到更多政策扶持、甚至本身就是政策上“造峰填谷”人為集聚各方面資源建成的公辦中學。

我們在Y縣一所公辦初中與學生座談後，走出校門，看到的是滿牆的培訓機構廣告和外縣甚至外州市搶奪生源的招生廣告，現有框架下的跨區域生源競爭之激烈，某種程度上也可說秩序之紊亂，可見一斑。在這種烈度的生源爭奪戰下，貧困縣最好的高中可能在錄取批次上也只能排在第五批、第六批，能儘量保住中游生源就算勝利，奢想“掐尖”門都沒有。那麼，面對生源的劣勢，老師們可能要付出百倍努力卻很可能事倍功半、難見成效，長久下去，教師的職業成就感、榮譽感無從建立，好學生的走掉終究會引發好老師的走掉。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市縣兩級潛在的內部生源競爭關係。今年4月，我代表掛職地所在縣參加2018年度全州教育工作總結會。對於舉全州之力、已經辦了三年、今年高考就要結出果實的州一中，州裡的說法是，希望各縣市要把目光放長遠，都是為國育才，培養我們自己的子弟，州一中把各縣市的好苗子集中培養，也不是壞事，甚至未必對各縣市的高中有多大的影響。

三個月高考放榜後的事實證明，州一中確實一戰成名、聲名鵲起，也說明只要肯砸錢投入，一所學校短短兩三年間就可以確立起自己的品牌優勢。但是另一方面來看，州一中的崛起對各縣市本土學校真的沒有影響，不會產生虹吸效應嗎？至少就我掛職的滇西某縣來說，去年1100名考生一本上線還有6個，這個比率已經非常低了；但今年還是1100多名考生，只有4個上一本線。柯局長這邊的情況比我要好一些，他們3000名考生上線120個，據說是十多年後再次突破100人大關。但即便如此，外部環境對於生源、教師選擇的影響仍然令他們坐臥不安。

三、減負：重壓之下的前行

把減負這個話題納入與貧困縣中小學校長和教育部門領導的座談交流之中，是我有意為之。就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目前最頂層的指揮棒是高考改革，隨之而來的變革需求會層層傳導，那麼傳導到義務教育階段，這個命題就“降維”成了素質教育和減負話題。而大凡一項教育政策，如果不能全域範圍內齊步走地推進、又不劃設一定的“防空識別區”、“特區”以對政策試點開展保護的話，生源、師資、資本的區域流動，一定會按照“連通器原理”一樣，趨向於“找平”水位。前些時傳出的“毛坦廠中學上海招生”新聞、隨後上海市教委的聲明，以及最終毛坦廠中學撇清關係、聲明終止該項目，大致就反映了這個事實。

在談到減負這個話題時，我注意到中小學校長的態度有明顯的差異。對貧困縣來講，小學的“負”本就無從談起，小學校長對此比較“無感”。早些年沒有普遍實行寄宿制模式時，不少學生要走一個小時甚至兩個小時的山路，雖然6點多天濛濛亮就爬起來趕路，到校時間也多在8點多。所以上課時間經常是9點開始，到11點出頭就下課，在學校吃個營養餐，就趴桌子上睡覺或小夥伴們打鬧玩耍去了。西部地區客觀上存在“時差”，中午普遍需要休息，這樣下午上課時間就要2：30，到5點出頭又放學了。有的為了避免學生天黑上路，還要提前到4：00左右放學。也就是說，滿打滿算，山區小學生在校上課的時間可能也就在四個小時、六節課。這種情況即便在寄宿制普遍實施之後，也作為一種舊習繼承了下來。我在掛職下鄉去調研村小的時候，多次看到下午3點多學校裡的學生就放學回家、放飛自我了。和城市的小孩子起早貪黑的近乎“八小時工作制”（“工作時間”之外的“工作”還不算）相比，日積月累下來，他們確實少了很多有效學習時間。

如果按照前面所說的“特區”政策，地方內部之間“自求平衡”，大家都這麼“快樂教育”，那問題也不大。問題在於，競爭的趨勢是逐漸增強的，省城與一般城市、一般城市中心城區與縣域之間的競爭壓力都在層層傳導，容不得你永遠這麼“快樂”下去。

在參加座談的縣實驗中學校長看來，減負對貧困縣來說，就是個偽命題。前些年甚至很多鄉村小學的課程和課時都無法開齊、開足，談何負擔？而有些負擔是由於教師的方法陳舊落後、工作簡單粗糙、作業單調枯燥，盡是低水平重複性的勞動，沒有針對性，那可不就成了一種負擔？

這位校長進而把減負這個話題與貧困縣脫貧的重要工作“控輟保學”聯繫起來，講了一個例子。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完成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工作之後，控輟保學的壓力幾乎全部轉移和集中到初中來了。小學的“快樂教育”軌道與初中面臨中考壓力而仍然不得不遵循的應試教育軌道相遇，無法對接。“我是教數學的，我曾接手一個初一班，從中挑出四個最好的學生，讓他們背乘法口訣‘九九表’，最好的一個背到5，還有幾個停留在‘二三得八’的水平。我只有停下來花很長時間補小學的知識。”

柯局長同意前面中小學校長的主流判斷。他認為是這種僵硬的生源選拔機制人為製造了不同批次高中錄取的先後差異。那麼，經過五六道手之後，就形成了貧困縣中學要“以二流老師教三流學生，與一流學校在市場上去競爭”的慘烈格局。“我們除了時間加汗水，還剩下什麼？”但他馬上補充一句，可是最需要在時間和汗水上加倍努力的公辦學校，按照政策規定，是不能補課的，更談不上教師的加班補貼。而民辦中學方面卻機動靈活，有密集的學習安排和對教師的充分激勵。教育廳規定公辦高中學習時間不超過9個小時，民辦中學基本可以達到12—15個小時。

另一方面，負擔也不完全來自學校。社會上的各類培訓機構風起雲湧也是不爭的事實。史上最嚴厲的整治教育培訓機構文件出台後，教育培訓機構的數量反而“報復性反彈”了。原因何在？家長的強大需求。你嚴禁公辦學校補課，我就到市場化培訓機構去。而且不要以為只有差生補課，在這種恐慌性的整體氣氛中，好學生也會害怕，各個“爭先恐後”。在這種壓力推動下，公辦教育不斷退縮，原本屬於它的很多功能也由於被束縛了手腳而被轉移、外包出去。以至於在很大範圍內形成了“好學校基本都是民辦學校”的現象，這對於教育強國的目標和普惠性的教育公平，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減負畢竟是當下教育政策中最大的政治正確。即便有“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重壓在，也只能“小馬拉大車”，勉力前行。短期的治標之策是“就作業論作業”：重新認識作業的功能，優化作業的配置。

一方面，要原則上終結“一篇作業全班做”的現象，分層分類地因人而異、因材施教。比如95分的學生是否就可以不佈置作業了，避免低水平、單調的重複作業。對後進學生，則要在作業佈置上注意打基礎。

另一方面，要禁止那種懲罰性、報復性的作業。作業不是一種懲罰工具。類似學生不聽話就要求其抄寫一百遍、兩百遍的作業，背離了作業的基本功能，毫無道理。中期的治理措施是改進課堂教學：課堂教學效率低、質量差，學生枯坐教室、神遊萬里、虛度光陰，用課外時間來“找補”是捨本逐末、買櫝還珠，在這方面，教師自身和學校管理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長期的治本之道，只能是逐漸達到更大範圍內的城鄉“同此涼熱”、讓教育改革的“特區”集中連片、鐵索連舟，才能避免各種外部力量的衝擊和影響。

四、鄉村教育：困境與突圍

隨著2020年的臨近，貧困地區由脫貧攻堅向後脫貧時代的鄉村振興相銜接的腳步日益臨近，在國家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日益增加的當下，未雨綢繆地關注和謀劃鄉村教育在鄉村振興中如何發揮振衰起蔽、強基固本的關鍵作用，正逢其時。

貧困縣教育工作主要面臨三個困境：

其一，點多面廣，小散弱。由於貧困縣包括大面積的農村區域，義務教育階段重心也都在農村，長期投入不足、條件落後、硬件缺口大。

其二，教師招不進、留不住、教不好。以Y縣為例，2014-2018年共招聘教師1400多名，目前已流失600多名。儘管在招聘中，主要面向農村基層的特崗教師佔比達到80%，但合同期滿後，有相當高比例的特崗教師流向其他城市或行業，高流動性對於教書育人這樣一個需要精心設計和靜心對待的事業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其三，城區擁擠，鄉村空殼化嚴重。城區學校集聚了各種資源，也吸引了眾多的學生，甚至有些重視子女教育的家長，完全是作為“隨遷家長”，自己的工作是受子女就讀牽引的。一方面是城區學校擁擠不堪，經常形成2500人以上的超大學校。另一方面是鄉村資源大量閒置，出現相當數量的“一師一校”（指一所村小只有一兩個老師）。

從這三重困境中突圍，需要辯證把握城鄉教育均衡發展與教育資源一體化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城區學校還是鄉村學校，都存在一個適度規模的問題，超越自身硬件基礎和師資條件的支撐，必然不可持續。

我在訪談中聽到這樣一個事例，前些年有兩個剛畢業的年輕大學生被安排到邊遠山村的一個村小，說是村小，其實只能說是小規模的教學點。兩個人起初還興致頗高，每天教學之餘，談天說地。一個星期後，似乎把一輩子的話都說完了，無話可說。三個月後他們到鎮上去，別人認不出了。

這個例子啟示我們，教師這個行業是需要相互啟迪、互相砥礪、教學相長、教研互促的。一個人的堅守固然是一種情懷，足以令人感動，但從教書育人規律、學生成長規律和教師成長規律來說，這是一種並不科學合理、需要加以改變的狀況。因此，有必要具體分析鄉村學校撤並的綜合影響，不宜一概而論地否定。既注重城區學校“螺螄殼裡做道場”的精細化管理，實現硬件條件和校園環境的零敲碎打、累積改善；也發揮鄉村學校相對於城區學校在設計規劃、資金投入、項目建設、土地資源方面的獨特優勢，一張白紙好作畫。在城鄉之間，盡力求得邊際上的平衡；在新舊高考制度鼎革之際，借勢而上、順勢而為，以鄉村教育的突圍助力鄉村振興的實現。

這次調查時，也專門抽空到一所比較精緻的鄉村完小與教師們座談。十幾位老師先後發言，起初是一些從教三十年左右的老教師“憶苦思甜”，回顧了從當初的不論遠近、普遍走讀到如今的普遍寄宿制模式的變遷，至少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好處：一是大幅減少學生耗費在山路上的行走時間，實際上也就是延長了學生的有效學習時間。二是避免了極端天氣條件下因走讀而發生安全事故的風險。當然，這位老教師只講了寄宿制的好處，並沒有辯證指出其帶來的兩個新問題：一是在時空坐標上用學校替代家庭，對於一個孩子的人格成長來說，並不是盡然是好事；二是變相更改了教師的角色定位，相應地也使其工作時間擴展為早上7點鐘到晚上10點鐘，承擔起對於學生的無限責任。

一位“少壯派”教師打破沉悶，拋出了他目力所及的鄉村學校三大困境：

第一個問題是老齡化嚴重。教師不專業的話，再多再全再好的硬件設施也都是擺設。平均年齡超過50歲，民師轉正的底子，很難玩轉各項現代教學設備。勉強去轉崗培訓，也往往力不從心。一位58歲的老教師被安排去教音樂課，他自己講，參加了培訓，但也忐忑不安，不知如何講起。一位中年教師頗為認可，她說自己今年48歲了，在這個學校工作了12年，奇怪的是，每一年她的年齡都在平均年齡以下，一直到這麼大年紀，還在平均線下。

第二個問題是留守兒童的不可逆性損傷。他認為，留守兒童的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學習態度、學習動力的問題，更嚴重的是他們的心理健康因成長環境中父愛母愛的缺席而殘缺，這種遺憾是難於彌補的。不少小孩子平時寄宿在學校，到了週末可以回家卻不想回家，仍然緣以留在學校，與老師、同學相伴，這對鄉村教師或許是一種“成功”和認可，但是，一個孩子這種“不想回家”的情緒，正常嗎？

第三個問題是為教師“減負”刻不容緩。教師的本職工作是教書育人，但是當下的教師不得已要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與教書育人關係不大的一地雞毛、各種瑣事之中。檔案資料整理、控輟保學勸返等教育系統內部的各項任務已經不輕，更為嚴重的是，地方政府又特別“高看”廣大中小學教師群體，在縣級層面，這算得上是知識分子讀書人聚集之地了，所以大凡有什麼任務，都不忘拉上這支隊伍一起幹。這位老師感慨，有時候正在上課，一個電話打來，往往是張口要，閉口就要交材料，老師們不得不中斷課堂教學去應對這些臨時要求。太多的會讓教師去參加，太多的文牘工作捲入到校園之中，要開會，就要留下痕跡，就要痕跡管理，慢慢地就形成了一股形式主義的風氣。另一位中年教師插話說，你看看我們現在說話的這個教室，黑板報上整版的“掃黑除惡”內容，這種宣傳弄到小學生這裡，難道不是形式主義嗎？真的需要為中小學教師“減負”了。

最後一位中年教師談了當下課程改革和教學改革背景下，傳統教學面對的挑戰。那種一支粉筆兩本書的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新課改對於學生自主學習興趣的激發和課外閱讀的數量質量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很多家長抱怨學校老師總是讓他們給孩子買書。可是在當下的教育改革框架內，如果沒有大量閱讀，孩子的語言和表達只會更加貧瘠，城鄉之間的教育鴻溝只會更加難以逾越。完全借助於學校來推動學生閱讀量的擴大，並不現實。一來人數眾多，招呼不周在所難免。二來不少學校的圖書室徒有其名，只是在脫貧攻堅和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壓力下，為滿足“生均圖書”的指標和要求，突擊性地採買圖書，或接收圖書企業為甩庫存而以扶貧之名所做的捐贈。這就造成三個問題，一是同一本書副本過多（十冊甚至二十冊），二是採購過程粗糙導致的圖書魚龍混雜、濫竽充數，三是在預算約束下刻意低價購置那些早已過時和沒多大意義的舊書。所以學生不願去圖書室、借閱率低等現象，深究起來，學校就沒有責任嗎？

五、題外的話

鄉村教師們這些抱怨和吐槽的意見，我在滇西掛職一年間聽得很多了，但學生們的體驗是新鮮的。這種新鮮感並不是一種獵奇，更多的是一種超脫於問卷調查機械作業重複勞作後的豁然開朗，一種接觸基層真實運作過程、靜聽鄉村教師傾訴心聲後的沉重思考。

今年4月，知乎上有個熱貼，原本是對中部地區某學者一稿多投事件的問答，最後竟順帶引來其所在學院不少學生的吐槽，抱怨自己在極大壓力之下，成為完成該教師所在學院各項課題的工具，疲於奔命地在做問卷、寫報告、再做問卷、再寫報告之間鐘擺式機械化運動。

6月的時候，看到一則山西某中學班主任老師在高考結束後帶著11名高中生從朔州騎行1800公里到上海的新聞，特別讚賞他所引雅斯貝爾斯的一句話：“教育的本質就是一棵樹搖動一棵樹，一朵雲推動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他身體力行，做到了。

上述一反一正兩個案例，給我很大的鏡鑑和啟發。兩年前我也曾帶隊到遼東某縣調研，那時是10個學生，五天時間走訪三個鄉鎮的六個行政村，做150份問卷。彼時尚覺輕鬆，但也已有意識地增加了不少自選動作，帶著學生訪談村中各路“明白人”，探究“大腳超市的困境和出路”（詳見《給〈鄉村愛情〉裡的大腳超市找出路》）。

今年學校方面的要求更多一些，帶12個學生，五天時間走訪三個鄉鎮的十個行政村，做240份問卷。如果按照正常的節奏安排，必定是每天上午一個村，下午一個村，做滿五天。可是那樣下來，學生就真的成了問卷機器了。行前，我跟學生們開會，達成了共識：我們要搶進度，為自主調研爭取時間。目前看來，基本上達到了這個目標。

總體上講，我們學校的所有專業都屬於廣義上的財經學科，廣義上的人文社會科學。這是要與人打交道的，要關心人的安危冷暖，要做有溫度、有情懷的研究。走出校門，去農村田野、城市街道，瞭解這個社會的基本運作過程，瞭解每個人謀生計的個人成長過程，傾聽他人的故事，加深自己的理解，這是調查給我們的額外收穫。我相信他們會記住這次調查，不是記住它的結果，而是享受這個過程，並且在今後的學習和工作中，每當遇到困難和問題時，能夠通過扎實的調查研究和獨立思考來克服。

後記

7月27日到8月2日，我帶著12個學生，來到滇北某國家級貧困縣Y縣做農村調查。這次調查是敝校業已開展了十二年的“千村調查”的一個部分，本年度的主題是“鄉村教育”。我們先集中用三天時間，對三個鄉鎮的十個行政村做了250份問卷。在此基礎上，我列出了後續的任務清單：訪談教育局長，瞭解新高考改革和課程改革背景下縣域教育的壓力、困境和出路；與資深中小學校長和資深教師座談，瞭解校際競爭和教育減負背景下學校怎樣突圍、教師如何成長；與代表性的初二學生（兼顧鄉村和縣城）座談，瞭解作為被教育者、需求側的學生，對此前的義務教育過程的感受和評價。

此間在縣教育局與柯局長以及十餘位中小學校長和骨幹教師的座談交流，讓我們一行受益頗多，也讓我們對邊遠山區國家級貧困縣的基層教育工作者如何認識當下若干重大教育變革、如何把握具體的政策執行過程，加深了一些理解。

參加本次調查的有上海財經大學博士生宋銳，碩士生趙明明，本科生陶冶、曾唯、廖浚丞、王雪菡、馮勁、馬帥行、王昭禧、龔筱敏、趙一凡、楊津鳳十二位同學，在此一併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