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認同與經濟考量：我們如何說出「僑生」故事？

專題報導 / 黃雪瀅

依傍臺灣內陸小鎮埔里後山，一顆新生兒被刻意種在石上。本能驅使下，它生長根部作為觸手，往大石下的泥土探去。

「這是一顆榕樹。」年近70歲的老人，指著這顆長在大石上的小樹解釋。

榕樹濃密成傘形，主根粗壯多分枝，往下垂氣生根，觸地再形成繁複樹幹。相比大榕樹總給人強而穩固的印象，這顆小樹枝葉稀疏，但興許渴望水源，光禿禿的它，往石下泥土伸長好幾根分枝。此時，微風徐徐吹來，樹葉擺盪，在老人一番講解後，看起來營養不良、生命力卻頑強的植栽，竟頗有榕樹之態！

老人看著這顆特意移植在石頭上的小樹，沾沾自喜道：「你看吧，沒生長在泥土中，它仍會想盡辦法活下去，只是長得比較不一樣。」

小樹纖細的枝幹緊抓土地，雖被挪至另一環境，終究也長成榕樹。

就在山的另一頭，25所大專院校組成「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海聯會），制定招生簡章、開設「聯合分發」和「個人申請」方式，分配每位僑生至各大學。如今，有些學校則繞過海聯會自行招攬學生，稱為「單獨招生」。

多管齊下的升學路徑，充分作為海外招生的拉力。根據臺灣教育部統計，大專院校的僑生及港澳生，人數相較2012年的15,204人，至2019年已達23,242人，馬來西亞僑生更佔近三分之一，成為最大宗來源國。雖然臺灣政府近年放寬升學條件，但大馬僑生源遠流長的留臺歷史，更能追溯至冷戰時期，也因而揉捏出不同的教育面貌。

或推或拉的教育政策 形塑獨特留學面貌

大馬國民中學採五年學制，無論就讀本地國立大學或出國留學，都需再讀一年預科課程。繼五年義務教育後，大馬不再強制學生完成第六年學業，有者帶著與O-level同等水平待遇的SPM文憑，步入職場；有者持續升學，拿到A-level文憑，獲得國立大學入場卷。

吉隆坡詩禮聖淘沙國民中學（SMK Seri Sentosa）教學樓，朱姰霖少有接觸其他族群的機會，膚色相近的學子成群結隊，青春面孔洋溢天真無邪。他們依成績優劣分班，成績不好的班級，只能被校方安排在低樓層。一排排往上看，皮膚黝黑至白皙，這所學校的華裔，不僅人數佔優勢，連成績也在巫裔前面。或許相隔學子的，不只是樓層。

1970年代至1990年代，大馬在新經濟政策下，推行「固打制（quota）」，加強土著在許多領域的優先權。衔接五年學制的大學預科班課程（Program Matrikulasi Malaysia），在2002年前僅開設給土著，之後開放10%的學額給非土著申請。直到2018年，政府提高非土著申請名額，但仍保留固打制。其他族群考入先修班成為天方夜譚，就如都市傳說 — — 聽得到，進不去。口語相傳漸漸演變成，除了土著，只有極聰明的學生才考得進，且只要耗費一年，完成先修班，便能考入國立大學。都市傳說的威力，讓朱姰霖放棄就讀本地國立大學，進入私立新紀元大學學院，「我中學時就決定好要來念政大，所以我才先去讀新紀元。」

同樣居住在繁華城市的蔡紫瑩，就讀吉隆坡循人中學（Tsun Jin High School），在另一完全不同的教育體系 — — 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完成學業。因獨中沒政府資助，其體制下考獲的統一考試文憑（統考），仍不受政府承認，無法到大馬國立大學深造。與許多獨中畢業生一樣，蔡紫瑩僅能到國內私立大學，或選擇留學至國外。最後，他選擇語言、文化相近的臺灣。

就如每棵榕樹基於環境、養分等繁複因素，造就不同成長樣態，截然不同的兩人在相異的教育體系下，或推或拉，準備踏上留臺旅途。

僑生還是外籍生？身分選擇背後種種考量

在網路科技發達年代，留學並不如幾十年前資訊匱乏，學生蒐集升學資料非常方便。即便臺灣早在2010年另開放大馬學生以「外籍生」管道升學，大馬華裔子弟仍多用「僑生」身分來臺，「僑生」所含括的身分意義，在網路傳播、學長姐、學校單位極力推薦下，逐漸成為經濟實惠的升學管道。

旅臺四年的朱姰霖回憶，當初在遼闊的資訊中，先探索自身擅長領域，再考量家裡經濟狀況，發現來臺就讀能用「僑生」身分，享有與臺灣學生相同的學費優惠。經過一系列資料搜集，加上學長姐建議，精打細算後，他決定來臺升學。

想讀傳播科系的蔡紫瑩，同樣在升學上做了很多功課。因政大以傳播廣為大馬人所知，若使用僑生身分，他需要與同齡大馬人競爭。基於對自身成績感到不自信，在學姐建議下，他透過較少人選擇的「外籍生」身分報考政大，事後回憶當初選擇，他說：「比較容易進、門檻低，因為（各校開放）給外籍生有一定名額，且通常沒什麼看成績。」

根據臺灣教育部統計，近年大馬來臺人數已有下降趨勢，但僑生管道依舊是大馬華裔子女來臺就讀首選，使用僑生身分來臺的大馬學生，比例也佔六成。如此，兩人在機緣巧合下，使用兩種身分，在相同國家、大學、科系相遇。這兩棵尚未成熟的青苗，越過海洋，暫時移植到臺灣這片土地，準備面對異國的風吹雨打。

一個國籍，兩種身分

「你這禮拜會去參加僑生聯誼會的迎新嗎？」

「我不能去，我是外籍生。」

蔡紫瑩身邊朋友，總忘記他是外籍生，僅能參與國際合作事務處（國合處）安排的活動。「因為我的身分不屬於生僑組，官方辦的、牽涉到一些補助的活動，就會有差。」

以僑生身分來臺的朱姰霖，亦面對另一窘境，「我最困擾是，人家問我是什麼身分，我就想明明我的父母跟臺灣根本沒有關係，每次解釋我是僑生的時候，都覺得很奇怪。」

朱姰霖和蔡紫瑩雖同是政大學生，但因「僑生」和「外籍生」差異，像被錯落的種子，分別被不同的學校單位輔導。兩人都來不及思考，身分意義上的差異，獎助學金申請、系上講座、學分、宿舍狀況、文化差異等資訊，鋪天蓋地向他們襲來。

為避免身分作業上混亂，每位來臺就讀的大馬學生，僅能以一種身分來臺，並需簽下身分切結書，不能再轉換身分別。外籍生需在文件上保證，自己從未使用僑生身分來臺就讀，並成為教育部底下的外國學生；僑生則需在文件簽下姓名後，為中華名國僑務委員會（僑委會）僑生人數加上一人。

單看「僑」，指的是暫居異地的人，而中華民國「華僑」，隨2002年頒布的《華僑身分證明條例》，被限為「僑居國外的國民」，就是僅有拿中華民國國籍的外國人，才被中華民國認可為華僑。臺灣如今的《國籍法》，父母是中華民國國民，其子女才具中華民國國籍。

不同於外籍生的《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僑生的法源依據為《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此法所稱的僑生，是符合海外出生、居留年限的華裔學生。但這群從父母那輩，便與臺灣無任何瓜葛的大馬留學生，理應是「出國留學」，可是在立下切結書後，便如法案所稱，變成「回國就學」，與中華民國有了千絲萬縷的關係。

僑生定義的模糊，未對朱姰霖造成實質影響。無意外的話，他將在來臨的暑假前畢業。當他享受最後一年大學時光時，有人在大馬旅臺臉書群組，拋下一顆震撼彈。

回國就學還是出國留學？

剛考上研究所的小涵（化名）入學不久，竟因身分衝突，而被取消學籍。

18歲的小涵，曾以僑生身分來臺進修學士學位，因無法適應兩國落差，不久便退學回國，後來以外籍生身分攻讀研究所。他曾透過某同學會網站得知，以僑生身分回國的大學生，能以外籍生身分申請研究生。在簽訂外籍生切結書時，他見文件說明：「倘經僑務主管機關查證具僑生身分，則由錄取學校撤銷原錄取資格」，考慮到之前並未在臺灣繼續升學，應不具僑生身分，他以學籍擔保，簽下姓名。

在臺上課兩個月後，平淡的某天，小涵突然收到「身分衝突」通知，被要求放棄學籍。「經過一星期的努力，我走過僑委會、教育部，甚至通過同學協助找立委幫忙，尋找可以讓我繼續念書，不要取消學籍的方法。」他在臉書群組「M.I.T. Malaysians in Taiwan 馬來西亞人在臺灣」詢問旅臺的前輩，但仍得到否定答案。

2020年疫情肆虐，桃園國際機場人煙稀少，小涵獨自拉著行李，走在異常寬闊的機場，原因是中華民國限他在11月15日前離境。已長大得可以解開思鄉情結的他，在嚴正公明的法律下，離開這座島國。統計數字上，小涵在名冊上出現又被刪去，兩次短暫的逗留，他來不及走遍僅佔有大馬九分之一土地面積的臺灣，卻在與法律拉扯的過程中，發現僑委會身分認定的矛盾。

「我並不是回國（臺灣），而是出國。我本就不是華僑，也不應該以僑生的身分，到臺灣就讀。我是馬來西亞華人，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華人，對臺灣來說，就是個外國人。」當時已遠在大馬的小涵激動回覆道。

小涵出生在國與國界線分明的現今，自然對「僑」含糊、廣泛的界線感到極為不解。僑委會對「僑生」的界定，似乎停留在清朝時期制定的《國籍法》，並未同步進行調整。「當時的國籍法是繼承清朝的血統主義，只要祖先來自中國，永遠是中國人，即使沒有申請中華民國國籍，但你自然是有這個資格。」在僑務政策田野調查多年，並撰寫《血統的原罪》一書的大馬旅臺工作者杜晉軒說明。

放在這樣的脈絡下，小涵的離去似乎變得情有可原。雖他能在下學年重新以僑生身分來臺，但仍需耗費一年留在臺灣，不具學籍的他無法以留學方式居留，亦不能工讀。思慮一番後，他決定回馬。

身分衝突，竟能影響大學生的學籍遭取消？根據中華民國統計處，臺灣少子化嚴重，去年更首度出現人口負增長。臺灣高等教育的部分科系，因招生不足而遭裁撤。這些年為因應少子化，政府提倡大學合併、修法開放大陸學生來臺就讀，吸引外籍學生來臺留學也成為解方之一。此舉嚴懲小涵，不禁令人對其必要性產生疑慮。

除了身分的衝突，小涵還觸碰了什麼？我們將篇章翻閱到那無聲的過去，或許可以為現今找到一些答案。

大馬僑生遭白色恐怖，只因「流有中國人的血」

怡保出生的陳欽生，原獲英國利物浦大學（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入學資格，糊里糊塗在好友幫助下，申請到臺灣留學資格。他之前並未從課本讀到有關中國兩岸情況，回憶起當時抵達臺灣，一下飛機，即被「反共抗俄」等布條所驚，「我中文不好，把字分開來看我認識它，但它們連起來我不知道它的意思。」他馬上敏感反應到，臺灣情勢應該不好。

原以為能即刻進入大學，陳欽生抵臺後，方得知要先到蘆洲的「僑生先修部」進修一年，才能考入大學。除了開始適應陌生環境，陳欽生亦被要求修讀「三民主義」、參與國民才有履行義務的軍訓課程。在他進入大學前的那個暑假，來自外國的僑生，皆被中華民國要求到成功嶺，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軍事培訓。處於好奇心旺盛的青年時期，即使來臺不久被要求身著正裝遊行，向不認識的領導人蔣中正敬禮，陳欽生說：「我們當時就覺得好玩。」

以天地為玩物的陳欽生，越是逃離政治，政治越是滲透生活。往後他平白無故遭遇白色恐怖迫害，被中華民國判刑12年，不解詢問執行人員：「我是大馬公民，為何有此拘束？」得到的回應卻是：「你是中國人，你流有中國人的血液。」如今他已出獄多年，曾被灌鹽水的感官已不靈敏，或許不是歲月摧殘，而是殘酷的人為所致。

從美援加持，到華僑乃革命之母

在那噤聲的黑暗時代，身處南洋的陳欽生，不曉得臺灣政治情勢，亦不知「僑生」，更是國共內戰下，國民黨遷台的流亡政權與中國共產黨爭相競爭「正統中國」的詮釋與正當性下之產物。冷戰時期，在蔣介石政權「為防止中共毒害海外青年」的口號下，僑生肩上背負「反共復國」的使命。因此，1966年，中華民國強迫所有來臺的男性僑生，參與「反共抗俄」的「大專學生集訓」。後來大馬政府抗議，警告參與軍訓的留臺僑生，將取消他們的國籍，國民政府才訂立另一個軍訓課程 — — 「海外青年講習會」。

當時國與國的外交互動，臺灣與大馬不斷在「僑民」與「國民」的身分認定框架中拉扯，後來雙方關係逐漸惡劣。大馬在1974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陳欽生猜測，他後來遭受的罪，可能是中華民國想對僑生殺雞儆猴。一切答案，始終無法從冰冷的檔案獲得解答。雖後來大馬與中華民國斷交，臺灣的僑生政策，仍持續影響來臺的大馬僑生。美國除了默許蔣介石在臺的僑胞政策，也因美援加持，僑生在1954年後來臺皆被優待。

這份優待，卻被國民黨包裝成「華僑乃革命之母」。

美國於1960年代抽離援助，僑生人數隨著福利削減而減少。即便如此，國民黨持續在僑生先修課程，維持教授三民主義，並建立一座標示「華僑為革命之母」的塔，讓學生認為，「我們來到臺灣，因僑生身分享有優惠，都歸功於曾經參加革命的祖先。」張志超於1993來臺，也如陳欽生一樣先到僑生先修部，再分發至大學。據他回憶，大學時60人的班級，僑生僅剩四人。

學有所成的張志超回馬以後，因成家立業開始履行國民身分，在處理稅務過程中才思索，原來臺灣當時給予優惠，是為了獲得僑生回報，「如果臺灣和中國有發生什麼事，我們才會支持臺灣。」

如今，中華民國「國民」的廣泛認定，已被先前所提的《華僑身分證明條例》所終結。

在僑務政策田野調查多年的杜晉軒，某次在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查詢料時，從舊報紙看到98年時大馬留臺校友會的學長姐，以及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極為反對臺灣開闢「外籍生」這一留臺路徑。他們認為，中華民國想要放棄「臺灣華僑」，「因為早期來臺的學長姐，接受的是國民黨的黨國教育，還是受『馬來西亞華人是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論調影響，所以開放外籍生時，就覺得你是不是要去中國化。」後有另一篇新聞則說明中華民國對此的回應：「我們是多一個選擇，我們還是會跟華人保持聯繫。」

剪不斷理還亂 僑生再詮釋

98年以後，隨僑生政策遺留下來的除了認同上的混淆，還包括優惠待遇制度。對現今學生而言，學費、健保費、居留證手續費等費用差異，是僑生與外籍生界限涇渭分明的因素之一，更是僑生正名化的阻礙。

杜晉軒發現，臺灣自98年開放大馬學生亦能以外籍生身分來臺，兩者的學費原是一樣的。2011年還在馬英九領導時期，臺灣開放陸生來臺，中華民國在教育政策「三限六不」制定下，有不能工讀、學費需比臺生貴等規範。那時便有立委反應，如此下來外籍生支付的學費，比陸生還便宜，後來才修法：「未來外籍生進入國立大學的話，學費比照私校。」才會出現朱姰霖和蔡紫瑩同是大馬人，但在臺唸書卻獲得不同待遇的情況。

大馬如今未與臺灣恢復邦交關係，「馬來西亞旅臺同學會」被安排在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下，並不隸屬於任何大馬官方駐臺代表機關。

歷史烙印逐漸消逝，如今來臺的大馬學生，基於經濟考量選擇當「僑生」，又有多少是認同「僑」的含義，再作升學考量？雖有人覺得，僑生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可，但逐漸發展成「競爭市場」的大學教育展，多採用便宜、獎學金眾多等噱頭招生，卻對「僑」的含義一字不提。如今的「僑生」，在面對「僑是什麼？」時，能否回答得出來？知曉背景後，又能做些什麼？

僑生政策已制訂多年，從未被好好梳理，在國家界線分明的現今，當中合理性是否需要被檢討？如今許多僑生雖有華人身分，但國族認同已是原國家，2017年僑委會決議將「僑生」改成「僑（華）生」。而僑委會也對未直接改成「華生」解釋道：「僑生、華生認同都有人支持，並存才是彰顯不同的價值。」這不禁令人懷疑，更換名詞、將認同放得更廣，是否會治絲益棼？

大馬華人被國家邊緣化，骨子流淌著祖先的恐懼，「不要管這個，顧好自己就好。」他們多對政治冷感，國族意識薄弱。基於對「教育」的渴望，他們或推或拉來到這片土地升學，開始擁有「僑生」身分，與認同持續拉扯，像朱姰霖帶著疑惑，依舊需完成學業，或張志超學有所成回國；有者如小涵在碰撞中意識到問題存在，而杜晉軒發現其不正義之處，工作後在兩地大量搜集資料推動正名運動。

曾以僑生之名受壓迫的陳欽生，則一生都在尋找歷史真相。走入景美園區，可見多棵茂盛榕樹，盤根錯節的複雜樣貌，如同每一群從中國離散至馬來半島的華人。每個華人身處不同地域，本就對世界開始產生不同看法與觀感。唯一不變的是，移民的流動性，始終如同榕樹，落地生成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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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已刊登於《大馬青年》，謝謝編輯劉苑衫、梁聖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