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秋天去了岛上

前年秋天去了岛上，度过了相当平静的一个晚上。过去的路途花费了三天零四个小时，四小时是大巴时间，三天是行政原因，需要在市区确认行程码已然是绿色的，才能上岛。

那座岛上只住着 105 人，几乎都是老人。每周二，工作人员会在早晨乘船来到岛上，支棱起白色桌子和帐篷，然后将白色的棉签棒伸进那些平均年龄七十多的岛民的口腔中。我在的那天，阳光很好，八点多，居民们都聚到曾经是菜场的平台上，做完核酸的人也不走，就在附近找位置，闲散地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天。他们对这样的安排十分高兴，认为岛上的自己没有“被忘记、被抛弃”。

前一晚在民宿里伴着海水声入睡，我感到宁静而又安全，上海离我相当遥远。白天里，在日光下看见那些乘船而来的白色，我重新恢复了恐惧。

当时我带着采访任务，需要为一本刚刚创刊的小型杂志写篇有关岛民故事的文章。年轻人口中的岛屿在二十年前仍是充满声响的。最热闹的春节，当年的渔老大会出钱找戏班子来岛上演出，要唱整整一天的戏。那个场地我们还去看了，绿色的窗玻璃现在要么破了，要么落满厚厚的灰。

如果现在让我提起那年秋天，我想到的第一个词语是“混乱”，混乱得难以想象在当时竟然还去了那座岛上工作，但这件事似乎也恰恰就是混乱的一部分。我把前前后后连起来想，我的焦虑发作在去岛上的前一天，在手机上看到呼和浩特一位女子坠楼的新闻；我在那段时期重读了《达洛卫夫人》，这本 1925 年完成的书里出现了呼应“最后一代”的内容：“你不能把孩子带到这样的世界上来。你不能让苦难延续下去，也不能更多地繁育这些充满情欲的动物，他们没有始终如一的情感，有的只是冲动和虚荣心，驱使他们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战争发生之后，当人们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时，为什么要生孩子？；我在后来的工作稿件里写“自然给人带来疗愈”的观点，不假，但当时我痛苦又矛盾地瞧不起写下这样句子的自己，不够，一切都不够。不能。不。

的确，是那年去了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