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穆斯林：用英语写作的虚构作品和诗歌

[巴基斯坦]穆尼扎·沙姆希 著

王立秋 译

穆尼扎·沙姆希（本姓哈比布拉，Muneeza Shamsie/Habibullah），巴基斯坦作家、编辑。她母亲是贾哈娜拉·哈比布拉（Jahanara Habibullah, 1915- , 以其回忆录而闻名，穆尼扎在《黎明报》上撰文介绍过这部作品），姑姑是著名的印裔英国作家阿提亚·侯赛因(Attia Hosain, 1913-1998)。女儿卡米拉·沙姆希(Kamila Shamsie, 1973-，中文出过她的《灼痕》)也是小说家，堪称文学世家。

穆尼扎是一名学者型的作家，除经常为《文学百科全书》(The Literary Encyclopedia)和巴基斯坦《黎明报》(Dawn)及期刊《新闻纵横》(Newsline)撰稿外，她还正在撰写一部文学史：《混织毯：巴基斯坦英语文学的发展，从殖民时代到当下》(Hybrid Tapes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Pakistani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她还是个很好的编辑，编过三本巴基斯坦文学选集，其中最著名的一本《世界变了：当代巴基斯坦女性故事集》(And The World Changed: Contemporary Stories by Pakistani Women)的美版还拿了奖。她现在正在主编《牛津巴基斯坦文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Literatures of Pakistan)。她还参与编辑多个学术期刊并担任多个杂志和文学奖项的顾问。

下文与出自圣母大学举办的《伊斯兰在当代欧洲文学中的地位》论坛上的发言。

自巴基斯坦1947年独立以来，巴基斯坦人就一直有用英语——这是一门南亚，或者说印度次大陆从殖民经验中直接习得的一门语言——来进行创造性写作的传统。欧洲文学、伊斯兰与次大陆之间的关联古已有之。旅行、贸易、征服——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文化间故事和文学形式随岁月而发生的变形。印度的虔信诗(bhakti poetry)影响了伊斯兰的神秘主义的苏菲诗(Jalal 17)；安达卢西亚的西语-阿语方言诗影响了欧洲最早的方言诗，即普罗旺斯的吟游诗(Menocal 31-33)；其“宫廷爱”的主题——这个主题结合了对被爱者的一种情爱的和一种精神的渴求——又与伊斯兰的神秘主义诗歌产生共鸣。然而，在欧洲文艺复兴和欧洲的新的民族国家宣告一个独一无二的欧洲文化，即希腊-基督教文化的时候，欧洲-阿拉伯的影响就被边缘化了。1492年，摩尔人被逐出西班牙；同年，哥伦布发现了新世界。所有这些都创造了一种叙事，这种叙事界定了欧洲的认同并助长了它的帝国梦(M. Shamsie, “Pakistani Literature”)。今天无处不在的基督教/西方vs.伊斯兰的观念根源于早期的欧洲国家概念，在那里，宗教（基督教vs.伊斯兰，清教vs.天主教）塑造了结构一体的民族国家认同。这些民族国家概念在莫卧儿时期印度共生的印度-伊斯兰文化中是不存在的，但到二十世纪早期，在殖民和对现代性的追求的影响下，语言和宗教，变成了建国斗争中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导致1947年印巴分治和巴基斯坦独立的政治事件是一些南亚穆斯林作家小说的主题，这些作家包括巴基斯坦小说家卡米拉·沙姆希(1973- )、印度作家阿提亚·侯赛因(1913-1998)和萨尔曼·拉什迪(1947- )。

第一部重要的英语南亚穆斯林小说，艾哈迈德·阿里(Ahmed Ali, 1910-1994)的《德里暮光》(Twilight in Delhi, 1940)出版于分治之前。这是一个这样的时代：独立斗争正盛，新的南亚英语作家正在挑战他们自己的社会中的帝国叙事和正统叙事。1932年，阿里和其他三位和他一样说英语的穆斯林马克思主义者合著了《热炭》(Angāre) ，这本激进的乌尔都语故事集在出版时就被当时统治印度的英政府谴责为渎神并遭到了封禁。于是该国的文学共同体都起而捍卫之并发起了影响力巨大的进步作家运动。不久之后，艾哈迈德·阿里便与这个群体决裂了，因为他不想被限定为一个只致力于写作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Ahmed Ali, “Afterword”, 162)。

艾哈迈德·阿里用英语写作了他的第一本小说，《德里暮光》，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属于以前莫卧儿王朝首都旧德里的城市精英的，传统但正在衰落的穆斯林家庭。阿里并置了乔治五世的加冕，和对过去莫卧儿王朝的荣光的记忆，以及莫卧儿帝国在1857年起义后在印度的失势。 阿里也以实验的方式，尝试用英语来把握印度-穆斯林文化的本质——就其诗歌、其街头的歌谣和声音而言——尽管这个实验造出了一些难看的句子。1947年，阿里移民到巴基斯坦，在那里从事把经典乌尔都语诗歌翻译成英语的工作，并试图把乌尔都语的加扎尔(ghazal)元素纳入他自己的英语诗文。加扎尔是现今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诗歌形式，它可以追溯到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在乌尔都语诗中，它变得极为复杂也极为优雅，而许多像诗人阿兰姆吉尔·哈希米(Alamgir Hashmi, 1951- )那样的巴基斯坦人也都试图把它整入他们的英语诗。

这方面的突破是克什米尔裔美国人阿加·沙希德·阿里(Agha Shahid Ali, 1949-2991) 做出的，他写作了精致繁复的英语加扎尔和可能是英语中唯一可能的悼圣诗(marsiya)。悼圣诗是一种追忆先知之孙在卡巴拉之役中的殉道的哀悼诗，是什叶派伊斯兰的一部分。在什叶派穆斯林的葬礼上，悼圣诗有着精神和象征的意义：在阿里技艺精湛的由十二个部分构成的组诗《从阿默斯特到克什米尔》(“From Amherst to Kashmir”)以类似的形式哀悼了他的母亲，诗中也有着描述卡巴拉的悼圣诗的回响。在他身后出版的同一个诗集，《盖不好的房间》(Rooms are Never Finished, 2002)中，垂死的阿里还翻译和改写了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1941-2008)关于摩尔人被逐出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上空的十一颗星》。在这首多层次的组诗中，安达卢西亚——人们深爱的故乡——的丧失成了巴勒斯坦和克什米尔的隐喻，后者分别是达维什和阿里的故乡；这首诗也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告别。

在此之前，萨尔曼·拉什迪(1947- )在他革新的《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中把英语化为己有，并成为第一个成功地把握到南亚之声的混杂性的作家的时候，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的小说——这部小说考察了新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诞生——与先前的分治小说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它把欧洲和南亚的文本结合到了一起。这个关于殖民主义、独立、混乱的生得权和掉包的孩子的故事强调了数世纪以来多种身份的混杂——英国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并质疑了结构一体的民族性和文化概念。《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1988)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它激怒了许多认为它渎神的穆斯林并在多国遭到了封禁；使形形色色的评论者们最终又落入基督教/西方vs.伊斯兰观念之窠臼(K. Shamsie, Offence 5)。拉什迪的下一本小说，《摩尔人的最后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 1995)，把一系列描绘被击败的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王艾布·阿卜杜拉(西语称之为Boabdil，有译为博阿布迪)告别安达卢西亚的图景用作印度多文化的犹太与基督教社群的空间，在新兴的印度教基要主义的威胁下日益萎缩的隐喻。因此，安达卢西亚也就变成了一个失去了世界的象征，和一种对流亡的沉思（就像在阿里/达维什的诗中那样），同时它也是一种宗教狂信之痛。这些术语在巴基斯坦裔作家（译注：后来入了英籍，左派，他的系列作品的中译刚出版）塔里克·阿里(Tariq Ali, 1943- )关于伊斯兰与基督教之遭遇的系列历史小说中又出现了，这些小说包括：关于格拉纳达陷落的《石榴树的影子》(The Shadows of the Pomegranate Tree, 1992)，描述十字军的《萨拉丁之书》(The Book of Saladin, 1999)，背景是迟暮的奥斯曼帝国的《石女》(The Stone Woman, 2001)，关于穆斯林的西西里的诺曼征服的《巴勒摩的苏丹》(A Sultan in Palermo, 2005)和相对而言分量较轻的《金蝴蝶之夜》(Night of the Golden Butterfly, 2010)，后者并置了巴基斯坦人在西方的生活和他们在拉合尔的左翼学生时期的理想。阿里最擅长的是政治分析，而轻巧易读的小说则长于历史的细节，后者反映并介入了进入西方-伊斯兰的遭遇。

沙希德·阿里、塔里克·阿里和拉什迪的普世主义的进路的先驱是祖尔菲卡尔·古斯(Zulfikar Ghose, 1935- )，他（也出生于巴基斯坦）于1951年移民至英国，继而又于1969年移民至得克萨斯，他写的主要还是他妻子的故乡，巴西，并在作品中揭示了南美和南亚之间的一些相似的地方。他的许多作品，包括他的历史三部曲《不可思议的巴西人》(The Incredible Brazilian, 1972-1978)和他的第十部小说《自我的三面镜》(The Triple Mirror of the Self, 1992)在相当程度上也内嵌了一种植根于神秘主义的伊斯兰的，隐喻的想象。

这些作家与其上一辈的作家，如艾哈迈德·阿里和阿提亚·侯赛因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对后者来说，英语还只是传达民族主义信息的创造性的载体。侯赛因的分治小说，《断柱上的阳光》(Sunlight on a Broken Column, 1961)对勒克瑙的优雅的印度-穆斯林宫廷文化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但它强调的是其阶级和性别的明显的不平等。侯赛因把印度为独立和现代性而进行的斗争和她的主要的叙事者，莱拉，一个聪明的女青年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关联起来。暴乱、政治张力和苦涩的政治争论预兆着分治：1947年，莱拉的许多朋友和亲戚都离开印度前往穆斯林的新家——巴基斯坦——但莱拉留在了印度，而勒克瑙则变成了一座幽灵之城。侯赛因的印度人视角与巴基斯坦小说家卡米拉·沙姆希的《盐与藏红花》(Salt and Saffron, 2000)构成了有趣的比较，而后者恰好又是前者的侄孙女(M. Shamsie, “Sunlight and Salt”)。和侯赛因以及，确实，拉什迪不一样，沙姆希(1973- )并没有争议或质疑分治：巴基斯坦是他的世界主义的叙事者，城市专门职业者的女儿阿里亚的身份的固有属性。然而，阿里亚却受到了她一度封建的，被分治和现代卡拉奇——她的故乡，也是一个被阶级/金钱分化的地方——的社会压力分化的家庭的影响。沙姆希的混杂式的散文和她多文化的叙事技艺显然受到了拉什迪的影响，但她通过把一个著名的，用阿拉伯文字写的乌尔都语对句纳入她的英语文本而进一步推进了这种风格。她的第四部小说，《破碎的诗文》(Broken Verses, 2005)（这部小说是围绕一个著名诗人之死和他的爱人，一个愤怒的巴基斯坦女权行动分子的失踪展开的）援引了莱拉与马杰农的阿拉伯/苏菲传说，并在其中注入了乌尔都语诗人法伊兹·艾哈迈德·法伊兹(Faiz Ahmed Faiz, 1911-1984)的被爱者面前的革命的构想。

沙姆希属于巴基斯坦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他们的英语写作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了与美国的对话。沙姆希的第五部小说，《灼痕》(Burnt Shaows, 2009)是一个多移民的故事，围绕两个家庭之间的友谊展开：田中-阿沙拉夫一家和韦斯-伯顿一家，这部小说带读者穿越从被战争撕裂的长崎，到德里、卡拉奇、阿富汗、美国以及最终关塔纳摩湾的六十多年的岁月。小说情调了战争的恐怖与核威胁，并挑战了民族国家的偏见及其引起不和的修辞。

莫欣·哈米德(1971- ，国内出过他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则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蛾烟》(Moth Smoke, 2000)中考察了巴基斯坦1998年的核试验和随后的经济灾难，这部小说的背景是现代的拉合尔，这个环境是莫卧儿历史上臭名昭着的手足相残之插曲构造出来的，它回应着这部小说的主题，那就是：权力、无权、社会的不平等、和腐败。哈米德的第二部小说，《不得已的原教旨主义者》(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2007，中文译为了《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则由一段机灵，含糊的独白构成，其中，在巴基斯坦出生，在普林斯顿接受教育的叙事者，成吉斯(Changez)，不停地对拉合尔茶馆里的一个美国陌生人说话。911事件及其后美国对成吉斯——作为外异的他者——的反应，是情节的中心。成吉斯几乎没有说到伊斯兰、伊斯兰的文化，或实质性地触及宗教，尽管他对穆斯林身份的感觉，在轰炸阿富汗和印巴近于战争的冲突期间偷偷地混了进来。

沙姆希、哈米德和乌兹玛·阿斯兰·汗(Uzma Aslam Khan, 1969- )都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充斥着城市暴力的巴基斯坦长大的；枪、毒品、无法的背景贯穿着他们的小说。乌兹玛·阿斯兰·汗的第三部小说，《真主的几何》(The Geometry of God, 2008)，比较了伊斯兰的普世主义的、人道的、神秘主义的传统，和齐亚·哈克(Ziaul Haq)将军的军事政权主张的，政治化了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这部内嵌了许多神秘主义比喻的小说是由三个叙事者来交替完成的：巴基斯坦的唯一一个女性古生物学者，阿玛尔；她的盲妹妹，玛维什；和为狂热的创造党工作的诺曼。在小说中心的是对阿玛尔年老的祖父，扎浩尔的审判和逮捕——扎浩尔也是一个古生物学家，他因为教授进化论而被指控渎神。

齐亚·哈克的军政府和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使巴基斯坦“伊斯兰化”的尝试是该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特别地，它以以下两个最易受影响的群体为目标：女性和少数族裔。穆罕默德·哈尼夫(Mohammed Hnif, 1965- ，国内出过他的《爆炸芒果》)的风趣的政治讽刺作品，《爆炸芒果》(A Case of Exploding Mangoes, 2008)就是围绕这个独裁者在位的最后十天展开的，它受到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关于特鲁西略的《公羊的节日》(The Feast of the Goat, 2000)的影响。哈尼夫交替使用了阿里·什格里，巴基斯坦空军学院下等军官的第一人称叙事，和齐亚及权力走廊，以及一个被强奸的盲女孩——她在齐亚的“伊斯兰”法下因为通奸而被监禁——的第三人称叙事。这部小说强调了齐亚是如何颠覆了巴基斯坦的国父们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的气质，而引入他那种狂信的宗教的，以及吉哈德和军国主义的观念，是如何为巴基斯坦与美国支持的反对苏联占领阿富汗的伊斯兰主义的阿富汗圣战士的纠缠所强化的。

纳迪姆·阿斯兰(Nadeem Aslam)的第一部小说，《雨向鸟的季节》(The Season of the Rainbirds, 1993)，以一个旁遮普小镇为背景，引出了在齐亚的渎神法被滥用的情况下，巴基斯坦的基督教社群的受害者化。阿斯兰(1966- )也强调了一种新的，政治化了的，咄咄逼人的教职人员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友好的老派毛拉的边缘化。阿斯兰的下一部小说《给迷途恋人的地图》(Maps for Lost Lovers, 2004)则是围绕英国北部一个完全由亚洲人构成的社群中的一次荣誉处决展开的。阿斯兰以细致的笔法描绘了那个被谋杀的男子的丧亲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嫂子考卡布，一个和善有爱，却不能适应陌异的、敌意的英格兰的女人。她的宗教是她的一个确信，但这个宗教向迷信式的信念的碎裂却使她远离她在英国出生的子女，和她的文人丈夫，后者是一个非信仰者。阿斯兰的第三部小说，《被浪费的祈祷夜》(The Wasted Vigil, 2008)以当代阿富汗为背景，是唯一一部对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及其极端信仰进行探索的南亚穆斯林小说，在小说中，作者把袭击者及其信仰与伊斯兰的文学的、文化的和智识的维度并置起来。小说通过一连串角色——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阿富汗人——他们在一个英国医生，马尔库斯的别墅中汇聚，强调了各民族的互相联系。马尔库斯为和他的阿富汗新娘，卡特里娜结婚而皈依伊斯兰，卡特里娜也是一名医生，但她已经被塔利班处决了；他们唯一的女儿，扎敏，也死了。支撑马尔库斯活下去的，是找到他失踪的儿子，比扎德的希望；马尔库斯体现了精神启蒙所必需的苦难、智慧与同情。

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 1954- )与上述作家都不一样，他父亲是巴基斯坦人，母亲是英国人，他出生在英国，在二十八岁时才第一次去巴基斯坦。他的电影剧本，《我美丽的洗衣店》(My Beautiful Laundrette, 1985)和他的头两部小说，《郊区的佛陀》(The Buddha of Suburbia, 1990)和《黑唱片》(The Black Album, 1995)，聚焦于英国亚裔所面临的身份认同与整合问题，以及他们一直在抗争的，对他们的排除。在《黑唱片》中，这些问题使得主人翁沙希德考虑加入一个青年伊斯兰主义者团体。这部在《撒旦诗篇》事件后不久写的小说，被捧为英国多元文化主义的颂歌，但它对英国种族主义——正是这种种族主义把年轻的英国亚裔推向了原教旨主义——的评论要更有趣得多(M. Shamsie, “Complexities”, 266)。与其他作家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库雷西的作品经常描述老一辈的，第一代的，对宗教身份/认同不那么感兴趣的南亚穆斯林移民。他的新书，《有话对你说》(Something to Tell You, 2008)以数十年的时间跨度揭示了英国对穆斯林的不断变化的态度，和一种日益增长的敌意，后者导致了7/7伦敦自杀炸弹事件。库雷西挑战了英国关于穆斯林是不可来理解的他者的刻板印象，他的故事以一个有一半巴基斯坦血统的伦敦精神病医生，贾马尔·马里克为线索展开，马里克为他对他失去的爱人，阿吉塔，一个穆斯林女孩的记忆所萦绕；他和一个著名的流行歌手乔治·凯奇很要好，而事实证明，后者其实是阿吉塔的哥哥，穆沙塔克。

在巴基斯坦出生的莫妮扎·阿尔维(Moniza Alvi, 1954- )的父亲是一个巴基斯坦穆斯林，但她却是在英国，在她的英国母亲的基督教信仰的滋养下长大的：她的抒情诗赞美了她的这个双重遗产。阿尔维在写到文化冲突的时候，带有的那种距离感要比巴基斯坦出生的伊姆提亚兹·达可儿(Imtiaz Dharker, 1954- )强烈得多，后者的父母是在格拉斯哥生活的穆斯林，她一度嫁给了一个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达可儿在身份认同和归属问题上写过大量作品；她在关于面纱和性别角色的抗议诗歌中反映出一种普世主义和一种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她2006年的诗集《我桌上的恐怖主义者》(The Terrorist at My Table)包含一首题为《回忆安达卢语》(“Remember Andalus”)的组诗，她在诗中写道：

安达卢语是敞开的门

一场平等声音之间的对话

一首只用词来写的诗 (Dharker, 79)

显然，尽管如此之多的穆斯林作家毫不畏缩地描绘了暴躁的当下，但在印度穆斯林的想象中，还是存在一个象征性的，欧洲穆斯林的过去，这个过去指向一种新的叙事和一个新的，更加公平的、多元文化的未来。然而，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古老的对安达卢语的着迷也包括了（对）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uhammed Iqbal, 1877-1938)用乌尔都语写作的伟大的神秘主义诗歌《科尔多巴大清真寺》(“The Great Mosque of Cordoba”)（的激赏），这首诗影响了巴基斯坦裔美国诗人沙达布·哈什米(Shadab Zeest Hashmi, 1972- )（S. Hashmi, “Kneading”）。她的第一本诗集，《塔里法的面包师》(The Baker of Tarifa, 2010)，背景就是安达卢西亚，其中收录的诗歌把面包当作一个跨越数代人的中心隐喻来使用，并捕捉过去的耳语和幽灵，来评论那些持续的遗产。

从所有这一切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南亚穆斯林写作的英语文学自艾哈迈德·阿里和阿提亚·侯赛因写作他们的先锋的——尽管也是刻意的、不自然的——传达民族主义信息的叙事以来，已经有了成长和发展。阿哈·沙希德·阿里出版了他自己的英文加扎尔集，《今夜请叫我伊斯玛仪》(Call Me Ishmael Tonight, 2004)，并邀请从玛丽琳·海克尔(Marilyn Hacker)到保罗·穆尔顿(Paul Muldoon)的美国诗人来给编的加扎尔集，《迷人的不统一：真正的英语加扎尔》(Ravishing DisUnities: Real Ghazals in English)供文。移居国外的，战后早期的流散作家祖尔菲卡尔·古斯，把他的次大陆经验变形为他关于南美的小说，并在其中把来自古典英语文学的参引，与神秘主义的苏菲派的探求主题融合在一起。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以其对各种文学和各种语言的混合，抓住了英语世界的想象——着给他带来大量的读者——而他的语言实验也启发了南亚新生几代的作家。不幸的是，《撒旦诗篇》的破坏性的后果导致了伊斯兰的妖魔化，而一种同样是破坏性的修辞也随911事件而流行。但这也导致了文坛上穆斯林作家的涌现。左翼的塔里克·阿里为回应西方媒体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对穆斯林文化和历史的无知而写作了他的《伊斯兰五部曲》(Islam Quintet)。纳迪姆·阿斯兰、乌兹玛·阿斯兰·汗、莫欣·哈米德、穆罕默德·哈尼夫和卡米拉·沙姆希的小说都涉及了地缘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在巴基斯坦的兴起和流散现象。阿斯兰的第二部小说，《给迷失恋人的地图》，围绕英国亚裔区穆斯林家庭承受的压力展开；诗人莫尼扎·阿尔维、伊姆提亚兹·达可儿和沙达布·哈什米则提供了一种对文化混合的抒情式的探索。

本文不足以涵盖当代南亚穆斯林的虚构作品和诗歌的全部内容，后者还应包括来自孟加拉的塔米玛·安南(Tahmima Anam)和来自斯里兰卡的阿米那·胡赛因(Ameena Hussein)。所有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在主流英语文学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空间，这个空间对过去的帝国叙事发起挑战并指向一种新的，面向未来的话语。

卡拉奇，巴基斯坦

（图片均来自互联网。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原发布于2015年6月11日，转录Matters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