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秘密警察史（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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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至暗时刻
1953年6月13日上午11点，一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秘密抵达莫斯科，为首的是拉科西（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格罗（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排在他们后面的是道比·伊斯特万（总统委员会主席）、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农业部长）和纳吉·伊姆雷（无政府职务）。他们当然不是自愿来的，但是莫斯科的指示无法拒绝。苏联方面接待他们的是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他们组成了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集体领导班子。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匈牙利的局势和未来方向。苏联领导层对拉科西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据赫格居什后来回忆，“原来他们对匈牙利民众的对立情绪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列举了大量逮捕、强制性推动农业合作化以及征收农业品定额制度方面的例子。”[1]
会议中，贝利亚直截了当地斥责拉科西：“三年里有150万人被判刑，这说明内务部、国家安全厅和司法部完全失职，他们践踏法律，恣意妄为。内务部必须和国家安全厅合并，让有威望的人来领导。”其他苏联领导人也先后发言，指出匈牙利国内存在的大量严重问题。在第二天的会议中，贝利亚重申了他的观点，他指出拉科西粗暴干涉内务部和国安厅的业务，下令重新审查被匈牙利国安厅逮捕、审讯、拷打的犯人。“如果我们不写在纸面上，拉科西还会重复他的错误”。贝利亚还提议由格罗担任内务部长，纳吉担任部长会议主席[2]，拉科西可以保留第一书记的职务，但必须放弃部长会议主席。[3]
7月4日，纳吉（部长会议主席）、拉科西（党第一书记）、格罗（内务部长）、赫格居什（部长会议副主席、农业部长）取代了“四人集团”，成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纳吉上台伊始就颁布了一揽子改革计划，包括鼓励发展轻工业，减少重工业投资；允许农民退出合作社，出售自己的产品；取消了18%的合作社；减少强制上交的比例，取消积欠的额度；降低物价，提高工资；取消劳改营，释放囚犯，允许他们返回城市。这些改善民生的措施被称为“新方针”，城市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了15%。到1956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比1949年提高了1/3（敢情匈共上台的几年还不如以前）。[4]
纳吉政府在7月17日发布第500/6/1953号法令，取消设立国家安全厅的第4353/1949号法令，以国家安全局（ÁVO）的旧名并入内务部。尽管贝利亚坚持这一决定必须向全社会公开，匈牙利政府并没有这么做，内务部长格罗通过一系列秘密手段，将国安局融入内务部的架构中。同时，内务部的权限也有所缩减，日常的监管职能被下放给地方委员会，此时的内政部仅仅是个执法机构。格罗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将国安局收入自己的囊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掌门人Péter Gábor已经入狱了。
“医生案件”在苏联及其卫星国掀起了一阵反犹高潮。1953年1月3日，Péter被拉科西唤到他的豪宅，但那里没人，几分钟后，进来的人却是国防部长法尔卡什。“我们有证据证明你是敌人的间谍。” Péter和他的妻子随即被逮捕入狱。据George Mikes了解，拉科西向Péter动手的原因是后者瞒着拉科西给贝利亚写了一封信，拉科西认定Péter在背着自己搞什么阴谋，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拉科西立刻给Péter扣上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帽子，于是，一个犹太人给另一个犹太人下达了逮捕令。同时被捕的还有Péter的副手Décsi Gyula。Péter和Paul Ignotus关在同一座监狱里，据Paul回忆，Péter在狱中表现得很勇敢，所有人都能听到他高声痛斥拉科西：“拉科西全都知道！这是他干的！现在他把屎盆子扣我头上！”[5]
匈牙利官方并没有公布Péter被捕的消息，但流言已经在布达佩斯传开。此时的匈牙利仍然笼罩在秘密警察的恐怖之中，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下一个。就像布达佩斯警察局局长科帕奇·山多尔（Kopácsi Sándor）说的：“谁被抓谁没事儿只是运气的问题。”据他透露，被逮捕的警察比罪犯还多。1953年，科帕奇成为纳吉政府的议员。在1956年起义中，科帕奇也起了重要作用，他和几名高级军官、警官公开拒绝向平民开枪，因此在11月5日被克格勃逮捕，判处终身监禁。1963年特赦出狱。1969年，他获准完成因入狱被中断的大学学业，获得政治学和法学博士学位，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1975年，他和妻子移居加拿大，在一家冰箱工厂做工人。1979年，他的1956年事件亲历《Au Nom de la Classe Ouvrière》（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在法国出版，随后被翻译成英语在加拿大出版。中国的群众出版社在1982年将书名改为《匈牙利悲剧》翻译出版。
Péter被拿下后，国安局的新任掌门人是国安边防军司令皮洛什·拉斯洛（Piros László）将军。皮洛什上任后通过多种手段巩固秘密警察的地位和力量。1953年1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内政部在格罗的领导下，总共30个局中的18个涉及国家安全事务，剩下12个局中的2/3也由国安的高级官员领导。总的来说，内政部30局中的25个在国安居手中，另外2个局由警察掌控，1个监狱局[6]，1个消防局和1个防空局。
1954年夏季，皮洛什接替格罗担任内政部长，1955年初入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使得皮洛什可以更加不受约束地施展拳脚，千方百计地扩大国家安全局的权限和职能。经过一系列的改组和整合，到1955年12月，32个局中的22个属于国安部门，这22个局中的21个由国安官员主管，还有一个是监狱局。剩下的10个局中的6个也由国安局掌控，警察只有2个局。也就是说，内政部有27个部门是国安的，剩下的5个部门的是：国家警察局、布达佩斯警察局、防空司令部、消防局和Dózsa体育协会。
除此之外，国安局还不断向国家警察（民警）渗透。国家警察虽然在内政部框架下，却是独立运行的。截止1956年初，20个国家警察分局（布达佩斯中央分局和19个地方分局）中仅有4个未被渗透，剩下的全都由大大小小的国安官员控制着。皮洛什还撤销了地方警察局中的次一级国家警察办公室，代之以国安局官员。这些变动是在几个月内完成的。到1956年6月，120个地方警察分局有69个在国安局手中。从1953年开始进行的“去斯大林化”过程不但没有削弱国家安全局的实力，反而使其越来越强，1956年的内政部已经被国安局完全掌握，成了实际上的“国家安全局”（皮洛什在1955年甚至提议设立国家安全局，但是被政治局否决了。不甘心的皮洛什又在1956年初着手组建“国家安全学院。” ）。[7]
此外，纳吉政府关于取缔劳改营、释放政治犯的法令也被内务部加上了许多限制条款。纳吉政府的目标是取缔所有收容所和劳改营，特赦部分政治犯。但是经内政部的“加工”，只有在1953年最后几个月被判刑的人才得以获释。但是根据其他的统计数据，大约有4.4万-4.7万人从监狱、收容所和劳改营释放。尽管如此，这些被释放的人不允许回家，也不允许拿回自己的财产和补偿金。实际上，官方阻挠他们返回布达佩斯，希望他们在首都附近的郊区定居下来。尽管监视力度有所减弱，这些被释放的人仍然生活在内务部的监控之下。而在总检察长的协助下，作秀审判尽管减少了，却并未停止。
尽管纳吉政府的一些列改革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拉科西执政以来笼罩在匈牙利社会的政治恐怖，却并未触及到问题的真正所在，“四人集团”中最具实力的两人依然握有实权，当他们意识到纳吉的改革会危及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执政地位时，他们开始向纳吉发难了。此时的苏联领导层也正在发生急剧变化。1953年12月，贝利亚被枪决，失去了政治盟友的马林科夫在和赫鲁晓夫的政治角力中逐渐处于下风。1954年秋，拉科西以休养为名去苏联寻求支持，在苏联人那里危言耸听，抹黑纳吉。1955年，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他和贝利亚的政治经济改革戛然而止。1955年2月，纳吉因心脏病入院治疗，拉科西趁机将他的忠实门徒赫格居什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并在党中央全会上彻底否定了纳吉的“新方针”。拉科西还将Péter Gábor、Décsi Gyula、Timár István等人打成国家安全厅的“反党集团”，公开宣布判处Péter终身监禁，剥夺政治权利10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不得上诉。[8]
1955年3月，皮洛什在内务部的一次党员会议上做自我批评：“我们还不够坚定和勇敢，阶级斗争的精神和共产主义警觉正在消退，我们的工作经常表现为犹豫和自由主义。”这不仅仅是自我批评，也是向拉科西效忠的誓词。也是在3月，皮洛什参加了苏联及其卫星国秘密警察首脑的会议，主持会议的是新任克格勃主席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谢罗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ров）大将。谢罗夫向他的同行传达了国际政治的新形势和苏联情报工作的新精神，他要求将工作重点从情报和反间谍转移到预防手段和侦查潜伏的间谍上来。会议还特别提及了特工网络和侦测技术的应用发展。“反应防御”这一在匈牙利很少提到的概念现在成了内务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谢罗夫的观点和格罗在1953年提出的“谍报工作越来越适应我们的人民民主，比警察力量更便宜、高效”不谋而合。[9]
从苏联回来后，皮洛什上书政治局，建议成立独立的国家安全部。尽管这个提议被否决了，但“新的政治形势”显然在苏联和匈牙利的解释是不同的。这个概念在布达佩斯表现出来的是否定纳吉政府的所有改革举措。结果就是，国安局在皮洛什手中变得更加强大和高效，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所有的罪名都可以推到Péter身上。匈牙利民众根本不知道秘密警察是如何运作的，社会结构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几百万被冤枉的政治犯没有获得平反，仍然在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纳吉政府上台前的种种社会不公现象在1956年并未明显改善。
对匈牙利人来说，每年的10月6日都是肃穆的，无论是霍尔蒂政权时期还是共产党时期。这一天是匈牙利的国家哀悼日，纪念在1848-49匈牙利革命中被奥地利帝国处死的13名烈士。1956年的这一天，有10万多人站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两旁，观看一场匪夷所思的葬礼。七年前被处死的拉伊克·拉斯洛、Pálffy György、Szőnyi Tibor和Szalai András被纳吉政府重新安葬在Kerepesi公墓。当宣读悼词的明尼赫·费伦茨（Münnich Ferenc）读到“泥潭里滋生的罪犯杀害了革命英雄拉伊克”时，场下发出阵阵嘘声。有些罪犯还站在主席台前代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呢！人们脸上的表情不是悲痛，而是冷酷和愤怒。人们不再小声的议论，而是大声地喊出来“同志们，永远不要重演！”[10]下午，大约500名学生聚集到布贾尼纪念碑前，高喊打倒匈党的口号，一个时代即将到来。
注释：
1^胡舶，“苏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与匈牙利的‘新方针’改革（1953-1955）”，《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136页。
2^苏联做出这个决定是考虑到需要有人制衡拉科西，纳吉作为苏联派和内务部关系密切，而且不是犹太人，自然是理想的选择。
3^苏联干预匈牙利领导层的人事变动从客观上缓解了拉科西执政以来的种种矛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匈牙利国内的民生，但是这显然不是苏联的主观意愿，至少不是最主要的考量。苏联的核心利益是将匈牙利稳稳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当拉科西的种种操作让苏联感到即将对匈牙利失去控制时，莫斯科就不能做事不管理。在“医生案件”后，苏联领导人对身为犹太人的拉科西的信任度逐渐降低。贝利亚在谈话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听着，拉科西同志，我知道匈牙利历史上有过哈布斯堡皇帝、鞑靼汗、波兰亲王、土耳其苏丹和奥地利皇帝，但还从没有过犹太人国王，而这正是你现在做的，我们绝不允许！”
4^Bryan Cartledge, 435.
5^Victor Sebestyen, 61.
6^监狱局局长是Garasin Rudolf，1951年从苏联回国，此前也参与了匈牙利劳改营的组织建设。
7^Gyarmati György and Palasik Mária, 29
8^George Mikes, 44.
9^Gyarmati György and Palasik Mária, 39-40.
10^Victor Sebestyen, 97.
参考文献：
Andrew Felkay. Hungary and the USSR, 1956-1988: Kadar's Political Leadership. Praeger, 1989.
Bryan Cartledge. The Will To Survive: A History Of Hung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George Mikes. A Study of Infamy: The operations of the Hungarian Secret Police (AVO). London: Andre Deutsch, 1959.
Gyarmati György and Palasik Mária. Continuities-discontinuities: Secret Services After Stalin's Death in Communis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udape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 Security, 2017.
János M. Rainer, Lyman H. Legters (Translator). Imre Nagy: A Biography. London: I.B. Tauris, 2009.
Jonathan R. Adelman, ed. Terror and Communist Politics: The Role of the Secret Police in Communist State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4.
Jörg K. Hoensch, Kim Traynor (Translator). A History of Modern Hungary: 1867-1994, London: Longman, 1996.
Kiszely Gábor. ÁVH - Egy terrorszervezet története. Budapest, 2000.
Paul Ignotus. “The AVH: Symbol of Terror.”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 1957): 19-25.
Roger Gough. A Good Comrade: Janos Kadar, Communism and Hungary. London: I. B. Tauris, 2006.
Rudolf L. Tökés. Hungary's Negotiated Revolution: Economic Reform,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Victor Sebestyen. Twelve Days: The 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