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9章第Ⅰ節： 一個遙遠的自由之鄉

第9章 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

Ⅰ 一個遙遠的自由之鄉

在過往的履歷中，沒有任何能讓李沃夫親王為他擔任臨時政府總理所面臨的任務做好準備。這並不是說他不習慣這種高級職務所要求的夙夜在公。戰時他在地方自治會的工作已經讓他做好了準備，雖然現在長期廢寢忘食、日理萬機，但他完全能夠應付裕如。從淩晨到午夜，李沃夫都要在馬林斯基宮接待來自俄國各地的代表團，會見外國外交官，主持內閣會議，向公務員通報情況，並接受媒體採訪。三月初，納博科夫見到他時，“被他憂鬱、沮喪的面容和疲倦的眼神所震驚”。

也不能說親王對繁重的行政新負擔毫無準備。正是管理才華為他贏得了戰時反對派的普遍尊重，並使他成為幾乎每個人心目中未來國家領導人的首選。他務實且隨和的態度令他成為一個優秀的團隊合作者。我們在第二章中遇到的前比薩拉比亞總督謝爾蓋·烏盧梭夫親王，後來成為李沃夫在內務部的第二號人物，說他是一個鼓舞人心的領導者，善於激發人的潛能，並巧妙地斡旋他們之間的爭端。儘管歷史學家們很快就貶低李沃夫的政治家身份——撒母耳·霍爾在1930年將他描述為“一個更有資格擔任倫敦郡議會主席的人，而不是在一場偉大的革命中擔任一個不穩定政府的首腦”——但事實上，他當時被廣泛推崇為俄國最能幹的領導人之一。策烈鐵裡認為他是“一個天才的組織者，在處理國家事務方面的經驗比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都豐富得多”。高爾基認為他是“政府中三位真正有才華的政治家”之一，與克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並駕齊驅。

然而，親王在黨派政治的新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他以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實際的、地方自治會式的，每個人不分階級或政黨，都為了“國家的利益”一起工作。起初，人們希望臨時政府也能以這種精神為指導。這將是一個凝聚信心和救國圖存的戰時政府，而非任何一個政黨派系或社會階級的政府，這就是李沃夫作為一個真正的全國性人物被選為領導人的原因。但是革命已經為政黨政治，特別是左派政治打開了閘門，它們幾乎不可避免地滲透到政府的工作當中。這一點正是李沃夫付之闕如的。他對黨派政治幾乎一無所知。即使在擔任總理幾個月後，他也無法真正區分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區別。此外，他生性平和，使他幾乎無力應對黨派政治的激烈鬥爭。他出身于一個地方自治會溫良恭儉讓的舊世界，比起首都的黨派領導人或者國內不可調和的矛盾，他更傾向於尋求妥協。當他的部長們在政治問題上劍拔弩張時（這很常見），李沃夫的本能反應是通過實施“切實可行和建設性的”政策，尋找一種調和他們之間關係的辦法。這使得他給人留下了優柔寡斷的印象；而且，他確實容易被其他意志力更強悍的政治家所左右。負責政府秘書處的納博科夫回憶說，在無數次冗長的、“痛苦的”部長會議上，“分歧、以及一些人對其他人隱晦或明顯的敵意”阻礙了任何進展。“我不記得有哪一次，部長會議主席使用權威的口吻說話，或者果斷而明確地發表意見……他是被動的化身。”杜馬政治家布勃利科夫嘲笑李沃夫，說他“永遠一臉無奈”，“不斷努力討好每個人”，是“臨時政府無能的一個象徵”。

在其四個月的任期內，面對所有這些政治問題，唯一支撐李沃夫的就是他絕不動搖的樂觀精神。（有誰能在1917年試圖治理俄國而不相信奇跡呢？）李沃夫相信，正如他經常喜歡說的那樣，“事情總會有結果的”。這種樂觀主義是基於他對“俄羅斯人民的智慧和善良”的斯拉夫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信仰。“俄羅斯人民的靈魂”，他在3月的一次演講中宣稱，“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普世民主的靈魂。它不僅準備擁抱全世界的民主，而且準備站在它的前列，根據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原則，引導民主沿著人類進步的道路前進。”從他與農民，尤其是他在波波夫卡的農民鄰居的短暫接觸中，他天真地得出結論：所有的農民都一樣好。他曾向他的秘書解釋道，一旦人民從沙皇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他們將學會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來要求自己。至少在最初充滿希望的幾個星期裡，他難以想像，人民對有產階級的仇恨和對社會革命的急切渴望可能會首先把國家淹沒在血泊中。

克倫斯基回憶起第一次部長會議。李沃夫親王帶著一捆來自各省的電報遲到了。這些電報的內容大致相同：地方政府已經崩潰，權力現在屬於各種特別公共委員會。部長們圍坐良久，面面相覷。“我們還在打仗，這個國家的大片地區已經落入完全不知名的人的手中！”李沃夫“以異乎尋常的自信”總結這場討論：

我們必須忘掉舊政府的一切——任何恢復舊政府的做法在心理上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俄羅斯不會因此而滅亡。政府已經垮臺，可人民還在……先生們，我們必須耐心等待。我們必須相信俄羅斯人民的良知、理智和忠誠。

“事實上，”克倫斯基回憶說：“除了相信人民，我們一無所有。”

李沃夫對“人民”的信仰是典型的知識份子態度，這種態度成為第一屆臨時政府（3月2日至5月5日）政治哲學的特點。並非每個部長都臣服于這麼高的期望。米留科夫和古契科夫從一開始就主張建立一個強權國家，以遏制人民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挽救國家免於混亂。但是，他們冷酷的理性主義總是被克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李沃夫的熱情所淹沒。政府的主導思想是由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所塑造的，而這些價值觀又是在人民爭取自由、反對專制的鬥爭中產生的。這種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有兩個主要觀念：對國家作為強制力量的本能的不信任；以及對地方自治的信仰。由此可見，一個遙遠的自由之鄉才是推動俄國走向文明世界自由國家的唯一源泉。俄國自由主義領導人談論的是“與”人民一起統治，而不是“統治”人民。他們認為自己是“無階級的”——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某個階級的利益進行統治——並且希望將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這個普遍願景的基礎上。他們視自己為一個“中立國家”的臨時看守者，淩駕於政黨或階級利益之上，直到選舉產生新的國家主權機構——立憲會議，只有立憲會議才能對社會和政治改革給予法律認可。實際上，這是把信任寄託在人民的耐心之上，以等待法律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將“保衛祖國”置於革命的階級或政黨利益之上。然而，當這個國家受到動亂的威脅而動盪不安時，就像在4月、7月和10月那樣，他們不願意使用武力來保衛自己。他們溫和的自由主義理念，以及他們與生俱來的對國家強權的不信任，使他們無法採取必要措施來捍衛他們所珍視的憲法自由，抵禦極端主義的攻擊。他們決心廢除舊的員警制度、法院和刑法制度——這些制度在打擊不斷上升的犯罪和暴力的鬥爭中只會讓他們束手束腳。即使這種暴力是由布爾什維克發動的，他們也不願意鎮壓它。二月黨人——在他們看來，自己是通過“不流血的革命”上臺的——的手上不會沾上“人民”的鮮血。這個弱點最終將導致他們垮臺。

臨時政府的領導人認為自己是在俄羅斯大地上重演法國大革命。他們把自己比作1789年的英雄。克倫斯基就喜歡把自己想像成米拉波（後來又換成了拿破崙）。“偉大的俄國革命”的領導人在法國革命歷史中為他們的政策尋找先例，為他們的制度尋找模式。人們稱布爾什維克為雅各賓派（這也是他們對自己的看法）。而布爾什維克反過來又稱自由主義者為吉倫特派。所有的民主人士都警告過“反革命”和“波拿巴主義”【1】的危險。省人民委員會、士兵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省級公安委員會和立憲會議本身——所有這些都是從法國同類機構複製過來的。舊的尊稱被“公民”或“女公民”所取代。《馬賽曲》——俄國人將其錯誤發音為《馬塞曲》，還加入他們自己不同的歌詞（有《工人馬賽曲》、《士兵馬賽曲》和《農民馬賽曲》）——成為革命的國歌。它在所有公共集會、街頭示威、音樂會和戲劇中都被演奏。

我們徹底拋棄舊世界，

我們抖落腳上的灰塵。

我們不需要黃金偶像，

我們鄙視沙皇的惡魔。

書店大量出售關於法國大革命的通俗歷史書籍。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法國熱。畢竟，法國是俄國對抗德國——專制制度的最後堡壘——最親密的西方盟友，也是俄國現在正在加入的歐洲民主國家俱樂部的創始成員。李沃夫的名片甚至是用法語印製的——喬治·李沃夫親王，臨時政府部長會議主席——仿佛象徵著西方文明世界的畢業典禮。

然而，俄國不可能成為另一個法國。俄國革命的憲政階段——按照1789年和1848年的歐洲古典傳統——在1905至1914年期間就已經結束了。政治改革已經沒有什麼可提供的了。只有一場根本性的社會革命——在歐洲歷史上尚無先例——才能解決舊政權垮臺後帶來的權力問題。這就是“二月黨人”的基本錯誤：他們陶醉于自己作為1789年繼承者的自我形象，誤以為可以通過引進西方憲政實踐和政策來解決1917年的問題，這在俄國既沒有真正的先例，也沒有必要的文化基礎。

似乎是為了證明自己是拉法耶特的傳人，李沃夫親王在臨時政府成立的頭幾個星期裡，主持通過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改革。俄國一夜之際就變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承認集會、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取消宗教、階級和種族的法律限制。實行大赦。引入成人普選制。員警向地方政府負責。全面改革法院和刑事制度。廢除死刑。建立地方自治的民主機構。為立憲會議的選舉做準備。這些法律如此迅速地相繼出臺，以至於俄羅斯的新公民們很難跟上變化的步伐。3月下旬的一天，一個婦女參政代表團來到李沃夫的辦公室，為婦女在地方政府選舉中爭取投票權。她們顯然期待著一場硬仗。一些婦女準備了長篇慷慨激昂的演講。在她們看來，半個俄羅斯的命運都取決於她們使命是否成功。但一見到李沃夫，她們立刻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在推一扇敞開的門。“為什麼婦女不能投票呢？”他坦率而驚訝地問她們，“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有了普選權，當然就沒有理由排斥婦女了。”

這些改革有助於創造一種新的民主文化。稱自己為“民主主義者”在政治上是正確的——有時是字面意思：一位叫杜拉科夫（“白癡”）的農民把自己的姓氏改為德莫克拉托夫（“民主”）。然而，在俄羅斯，“民主”一詞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標籤。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標籤。尤其是左派，用它來描述“普通民眾”，而不是“資產階級”。1789年的語言，一旦在1917年進入俄國，很快就被翻譯成了階級語言。這不僅僅是一個語義學的問題。它表明，對於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民主”的理想是通過社會革命而不是政治改革來表達的。農民和工人習慣于將權力建立在社會統治和強制之上，而不是行使法律。他們認為這場革命主要是一次獲得自主權並與前主人清算的機會，而不是根據普遍法律原則重建權力體系的機會。報復，而非憲法：才是人民的首要任務。

1917年的革命實際上應該被看作是一場全面的權力危機。人們不僅拒絕國家，而且拒絕所有的權威人物：法官、員警、公務員、陸軍和海軍軍官、牧師、教師、雇主、工頭、地主、村裡的長老、家長制的父親和丈夫。當時人們常說——歷史學家也強調這一點——只有蘇維埃才有真正的權威。3月9日，古契科夫寫信給阿列克謝耶夫說：

臨時政府沒有任何實際權力，它的命令僅限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允許的範圍內執行。後者控制著最重要的權力杠杆，因為軍隊、鐵路、郵政和電報都掌握在它手中。可以直言不諱地說，臨時政府只有在蘇維埃允許的情況下才存在。

毋庸置疑，蘇維埃比任何其他機構擁有更多的權力。它實際上壟斷了有組織的暴力手段，而廣大的工人和士兵則將其視為這片土地上唯一合法的權威。在2月至10月期間，蘇維埃幾乎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奪取政權，儘管結果很可能引發內戰，但它的支持足以確保勝利。然而，即使是設在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對各省革命的控制也非常之有限。中央權力徹底崩潰：地方城鎮和地區宣佈脫離首都“獨立”；村莊宣佈自己為“自治共和國”；各民族和少數族裔奪取領土的控制權，宣佈自己為“獨立國家”。社會革命體現在權力的分散化上：地方社區通過選舉特別委員會（公共執行委員會、市政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公共組織委員會、村委會和蘇維埃）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捍衛自己的自治權，他們對中央的命令不屑一顧，並通過自己的“法律”來使重建地方社會關係合法化。

因此，1917年的政治不應該被理解為“雙重權力”的衝突——在政府和蘇維埃之間分配所有權力，這一點一直困擾著歷史學家們——而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地方權力多元化”的激增。在省城，實際上根本沒有什麼“雙重權力”可言：在2月至10月間，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在彼得格勒，二者會被政府和蘇維埃分開）幾乎全在民主公民委員會中共同工作（以及之後的許多地方）。換而言之，俄國正在巴爾幹化。這是一種反復出現的模式，一旦國家權力被剝奪，俄羅斯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和混亂。這種情況在沙皇帝國崩潰後發生過，在共產主義崩潰後也發生過。如果說1917年證明了什麼，那就是俄羅斯社會既不夠強大，也缺乏足夠的凝聚力，無法維持一場民主革命。除了國家本身，沒有任何東西能將俄羅斯團結在一起。

“誰選的你？”當米留科夫宣佈臨時政府成立時，人群中有人厲聲喝問道。當然，答案是沒有人。臨時政府不是一個民主政府，它不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而是一個“國家信任”的政府。它從未擁有過只能通過投票箱產生的合法性。它的自由派領導人過分擔憂這種缺乏授權的情況，認為他們可以通過稱自己為“臨時”來贏得更多的尊重。他們認為，在立憲會議選舉之前，政府只是國家的臨時監護人，並始終強調他們的立法最終要取得立憲會議的法律認可。然而，鑒於這個原因，人們質疑為什麼要服從政府：“臨時”這個詞並沒有得到尊重。

事後看來，我們很難不責怪臨時政府的領導人未能更快地採取行動，召開立憲會議，而只有立憲會議才能給予他們所需的民主授權。每個人都承認召開會議的緊迫性。但自由派領導人卻讓他們的常識被他們崇高的理想所蒙蔽。他們被自己的任務——建立一個表達“人民意願”的國家議會——的莊重性嚇住了，他們堅持要做最詳細的法律準備工作，以確保盡可能公平的選舉權。3月底，召集了一個由不同政治團體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來達成一致，成立由60多名成員組成的第二個特別委員會，以起草選舉法，爾後這個委員會又陷入冗長的辯論中，討論的議題包括比例代表制的最優選擇、重新劃分選區的最公平辦法，以及在軍隊和民族邊疆地區組織選舉的最佳方案。

到初夏時，隨著混亂在全國範圍內蔓延，迫切需要建立更強有力的法律權威，公眾越來越不滿特別委員會進度緩慢。一些人認為，任命一個小規模的委員會來起草選舉法會更快。但立憲民主黨律師和特別委員會主席科科什金辯稱，新的選舉法必須符合“全體人民的願望和利益”，因此要謹小慎微、考慮周全。確實存在一些實際問題，使得倉促舉行選舉不可取：數百萬人在流動，不知道該如何計算他們的選票。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保留意見已經成為延宕的藉口。立憲民主黨人尤其贊成推遲選舉，當然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必輸無疑。李沃夫親王支持科科什金的拖延行為。他念茲在茲的，是完美議會的理想。“立憲會議，”李沃夫告訴特別委員會，“必須為偉大的俄國革命加冕。它必須為自由民主國家的未來秩序奠定一切重要基礎。它將承擔起對整個俄國未來的責任。它必須是人民所有精神和智慧的結晶。”

在當時的背景下，這無疑是把不切實際的期望寄託在一個本應成為救國臨時議會的地方。不管這個議會一開始有多麼不完美，它至少可以為俄羅斯脆弱的新民主制度建立一個中心和合法性基礎。歷史上鮮少有革命議會長期存在的例子，而且，鑒於他們熟諳歐洲歷史，臨時政府的領導人應該很清楚這一點，以便把他們的期望落到實處。然而，他們卻讓自己高尚的情操蒙蔽了常識。也許這是一個律師太多而政治家太少的例子。政府未能舉行選舉，使布爾什維克在人民心中埋下對其舉行選舉意圖的嚴重懷疑；從而增加了他們為自己奪取政權進行辯護的宣傳份量，即政府已經落入“反革命”之手。在日益洶湧的公眾壓力下，6月中旬，臨時政府領導人宣佈，選舉將最終在9月17日舉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按照目前的進度看，這根本不可能，因為選民登記冊尚未編制，而本應負責這項工作的地方政府機構仍未建立。到了8月，進展甚微，選舉日期再次被推遲到11月12日。但到那時，布爾什維克已經上臺了。

【1】對於深受馬克思1848-1852年著作影響的社會民主工黨人來說，波拿巴主義意味著拿破崙三世，而不是拿破崙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