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潤」的孤獨與恬靜中,這是流亡而非新生

Elea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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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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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在美國過年,對半年旅居的反思

在一個尋常的週五晚上,我抱著一個紙箱,和室友一起乘公交從學校回到租住的房子裡。紙箱裡裝著我疊的元寶——不是金元寶,我也弄不到金箔紙——只是元寶。我在校園裡幹活累了,便邊聽播客邊折元寶,耳機裡傳來最自由、激進和反動的聲音,雙手卻機械地重複著最傳統、迷信和封建的手藝。

在大學校園的最後半年,我的朋友大多是留學生。遇到一個人,聊兩句之後,他們總會問我我來自哪裡,而我總會回答,我是本土學生。更熟的留學生朋友則會告訴我,我在美國會如魚得水。這讓本就充滿期待的我更加振奮,好像那架跨洋飛機將把我從一個二十餘年的惡夢中喚醒,而我終於能有自己的生活,不再被恐懼俘虜,能夠像一個普通的青年一樣,在社媒轉發迷因、為明星和劇集激動、派對到天亮,而不是在加密軟件上發送24小時自毀消息、在為封控受害者而流的眼淚中淹沒自己、在冬夜刺骨的恐懼中抗議和談判。

我撿了一根樹枝,熟練地在地上畫了一個圈,把元寶倒進裡面。立體的元寶空氣接觸面更大,比一沓沓的紙錢好燒。紙張燃燒的氣味竄進鼻腔,我這才知道,年味原來真的是一種氣味,是紙張燃燒的味道,也是火藥的味道。不過元寶我能自己折,鞭炮我可做不了。

我曾經以為我能在新大陸上做一個新人,洗去罪孽和痛苦,獲得新生。可到美國之後,我卻逐漸發現,中國已經鐫刻在了我的命運裡,小到味蕾,大到國運。曾經在國內烘焙可頌的我到了這裡卻重新做起了幼時跟著老人學的手藝,重新做起切麵,蒸起饅頭。買了筆墨紙硯,又寫起蹩腳的軟筆字。而學業,學業,我發現在討論農業轉型,討論社會運動,討論女性主義的時候,我三句不離中國。我還是時常哭泣——我存下一系列視頻,每隔一段時間就照著看一遍,看一遍哭一遍。《四月之聲》《我們是最後一代》《抗議之聲》《烏魯木齊東》,只是曾經的一日一哭變成了一週一哭而已。

火星慢慢黯淡,手折的一百個元寶很快燃盡。我點燃一支香菸,就像曾經無數次父親燒完紙後一樣。我真的相信親人在陰間能收到錢嗎?怎麼可能。但不知是熟悉的氣味,還是儀式的力量,我卻感覺到自己不再孤獨。雖然身處異國他鄉,逝去的親人卻彷彿的確站在我的身後。我的離開不能是拋棄,而是為了有更多行動的空間。仁者,人也——如果看見苦難而無動於衷,那便愧為人,至少愧為中國人,或者奶奶會說,「虧先人哩」。

國內一個好朋友要結婚了,這也意味著夏天我將回國。為朋友高興的喜悅很快被恐懼吞噬——如果再被喝茶怎麼辦,有沒有可能被拘留,有沒有可能被邊控?縱然知道自己是個無名小卒,但是權力的黑箱正是恐怖在你不知道界線在何——今朝能容忍的行為,明天就能讓你鋃鐺入獄。白紙之後三步一回頭看便衣有沒有跟上來的心境重新浮現,不過我已經忘了曾經背下的律師們的電話。當我說無法離開中國的時候,我當然沒有瞎到把現在的生活和那段時光等同。無疑,我現在的生活更加平靜、更加自由、更加安全。絕望來自認識到,只要我還活著,那種恐懼、那種痛苦、那種不安,就只能減輕,而永遠無法消滅。我發現自己生命的底色是中國紅——既是對聯和棉襖的紅,也是紅色恐怖的紅。

事實上,學校有個中國學生會,還組織了一場春節晚會。本期冀能和同胞一起歡度春宵的我,卻乍然發現他們的春節晚會將有來自領事館的出席。連結的可能和受害的風險是一對雙生子,總是同等地近在眼前,又同等地遙不可及。於是我怯懦地選擇了縮回自己的龜殼。我選擇不和同胞來往。面對三兩成群的中國留學生,我選擇板著個臉繼續前行。我知道我放棄了找到連結的可能,但我同時也規避了暴露自己的風險。在人流如潮中,我選擇了孤獨。我選擇了孤獨,直到烏魯木齊中路再次人民如潮湧。我在年三十的晚上和來自印度的室友乘公交回到租住的房子。

在「潤」的孤獨與恬靜中,這是流亡而非新生。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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