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浪人回忆录

1

2004年春天，我在杭州求职，在纸质版《前程无忧》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余杭镇某工厂招外贸业务员，应聘者可携带简历和证件，在工作时间上门面试，无需预约，我心动了。

我到杭州已有一段时间，和高中同学在东站附近的城中村租房，俩人合租一个单间，睡一张床，我们也是大学校友，他在法律系，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本来想进律师事务所，但实习律师没有工资，在杭州活不下去，他被迫搁置当律师的梦想，去七堡镇一家工厂做法务，月薪1500元，我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有英语的优势，一心想找外贸业务员的工作，参加过几次面试，结果不太理想，我调整预期，将求职范围扩大至远郊和周边县城，余杭离市区20公里，有公交车直达，车票不贵，而我有的是时间，

我从杭州东站出发，乘坐 BRT 快速公交到黄龙体育馆，换乘开往余杭的巴士，在盘山公路上蜿蜒半小时后抵达，临近面试，我突然决定放弃，经验告诉我，这种不设门槛的面试一定有鬼，垃圾公司才会这样招人，我手上有几千块钱，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以对垃圾公司说不，在潜意识里，我可能只想找个理由来余杭看看，余杭是一个古镇，有几百年的历史，镇上的一切都令我好奇，虽然已看不到古迹，也没有著名景点，年轻时我对世界充满好奇，尤其是陌生的地方，1994年夏天，我初中毕业，第一次出远门，从天门搭乘长途汽车去枣阳，全程两百多公里，车况和路况都很糟糕，乘客疲惫不堪，我却一点也不觉得累，贴着车窗如饥似渴地欣赏沿途风景，不放过任何一个城镇。

我背着斜挎式黑色帆布公文包，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脚步一刻也没有停，几乎走遍余杭的大街小巷，整个午后我沉浸于“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街道、房子和行人越来越虚无缥缈，成为我梦游的背景，小镇显然不欢迎孤独漫步者，我付出沉重代价。

漫步接近尾声，我准备去汽车站，坐公交车回杭州，在一个相对僻静的路段，两个中年男人突然拦住我，我第一反应是遇到抢劫的，试图挣脱和逃跑，很快被控制，两个男人把我按倒在地，喝令我蹲下，“不许动，手放在背后！”我问他们什么身份，为何拦我，他们不耐烦地亮出挂在腰间的白色塑料牌，说他们是派出所的，负责维护街上治安，他们已跟踪我一个多小时，判定我“形迹可疑”，果断采取措施。

我的公文包被翻开，所有物品都倒出来，学历证书和求职简历撒了一地，瞬间围上来一群不明真相的人，我说请不要围观，我是好人，有个声音说：“为什么跑？好人是不会跑的。”两个男人仔细检查地上的物品，想找出将我治罪的蛛丝马迹，可是我让他们失望了，他们要求我去一趟派出所，配合进一步调查，这个要求听上去合情合理，我没有抗争的余地，只好乖乖地跟他们走，我依然怀疑他们在冒充警察，要把我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实施真正的抢劫，这两个男人实在是其貌不扬，没有半点儿警察气质。

我被押送到余杭派出所，两个男人不是抢劫犯，而是协警，派出所的编外人员，专门负责干脏活，接下来的情节波澜不惊，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一切都在制度的框架下，依照既定程序进行，我积极配合调查，很清楚不配合的后果有多严重，我不想成为下一个孙志刚。

我被带到一间简陋的办公室，等了很久，进来一位穿警服的男人，30多岁，身材挺拔，有警校毕业生的风范，他仔细检查我的公文包，把我的身份证递给他的同事，让他们在电脑系统里查询，他认真做笔录，询问我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学历、职业、到镇上的目的，他用我的手机打电话，先打给我准备去面试的工厂，再打给我户口所在地（河北保定）的派出所，长途电话很贵，我平时很少打，他丝毫不心疼我的话费，真是不知人间疾苦。

男警察暂时退场，进来一位穿警服的女人，姿色一般，态度冷淡，她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条件同样简陋，她要给我拍照，在我胸前挂了一个木牌，牌子上用毛笔写了一个号码，黑色大号粗体字异常醒目，照片中的我一定很丑，很像犯人，男警察再次登场，他已准备好笔录，让我签字、按手印，流程终于走完，男警察表情严肃地说：“你现在没什么事了，可以走了。”

我惊魂未定地离开，在派出所门口迎头撞上那两个不像警察的中年男人，我向他们点头致意，他们捕获了新的猎物，一位年轻的打工妹，我突然明白，他们是带着指标和任务在街上抓人，看谁不顺眼，谁就遭殃，已经过了下午五点，我不能错过开往杭州的最后一班公交，便加快脚步，头也不回地往汽车站的方向走去，但愿打工妹平安无事。

我回到出租屋，和同学聊起在余杭发生的事，咬牙切齿地说：“防火防盗防警察！”同学笑了，他理解我的愤怒，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只能忍气吞声，休想撼动体制，我应该庆幸事情没有变得更糟，毕竟我从派出所活着出来，孙志刚可没这么幸运。

2

我初到杭州是2004年2月底或3月初，具体日期已不可考，之前我在湖北汉川一家防盗门厂做外贸，月薪1500元，汉川是一个小县城，和我的故乡天门接壤，我觉得在那里上班是一件丢脸的事，都不想和父亲说—哪怕离家远一点也好，我是大学班级里混得最差的，同学大多去了沿海，有几个留在武汉，没有本事、实在找不到工作才会到县城的小企业打工，我在汉川呆了两个多月，春节刚过便谋划离职，曾请假去武汉的烽火通信面试，怀着美好期待，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可惜面试不成功，听说同学在杭州，我给他打电话，讲述我在县城的苦闷，他说你来吧，我们一起找工作，他给了我裸辞的勇气，没过几天我就和他在杭州东站旁边的廉价旅馆汇合，我在傍晚时分抵达，入住廉价旅馆的标准间，那晚我们聊了一个通宵，真正意义上的通宵，一直聊到天亮，我们大学毕业后失去联系，将近三年没见面，有很多话要说。

我和同学通过校招进入国企，我去了河北保定的乐凯胶片集团，他在河南开封的中铁某局，我们都考研失败，我跨专业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考得一塌糊涂，他报考本校的法律专业，专业课考得不错，却被英语拖了后腿，他的家庭条件不允许他继续考研，不然他会有更好的前程，他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室友，本科毕业即进入浙江某地级市检察院，他俩曾在杭州碰面，室友再过几年有望升任检察官，他却在社会底层挣扎，俩人境遇之悬殊让人唏嘘，他在中铁某局呆得很苦闷，工资不高，升迁无望，人生一眼能望到头，国企人际关系复杂，他讨厌搞关系，在国企很吃亏，他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在2003年10月的考试中获得高分，随即辞职，回天门老家过完春节后来杭州，司法考试号称“中国第一考”，含金量颇高，他有信心在杭州找到工作。

北方的国企像黑洞，不想被吞噬只有拼命逃离，我赶在2003年5月的最后一天逃离保定，写了一封辞职信放在经理的办公桌上，连夜坐火车离开，第二天抵达上海，我并无职场野心，驱使我离开的，与其说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不如说是令人窒息的二手烟，办公室四个人，有两个烟鬼，30出头的部门经理和40多岁的业务员老梁，他们没完没了地吞云吐雾，将封闭的工作场所变成我的地狱，抛开二手烟的折磨，我在保定其实度过了人生中最安逸的两年，母亲时隔多年还在唠叨：“你要是不走该有多好！”

我在上海两个月没找到工作，2003年8月1日，我黯然离开上海，搭乘绿皮火车前往湖南怀化，车程30小时，我买的硬座票，在火车上接到一个电话，上海的一家文具贸易公司通知我复试，这是一个有望入职的机会，我遗憾地错过，怀化不是目的地，我换乘汽车前往凤凰古城，在凤凰停留一星期，参观了沈从文的故居和墓地（衣冠冢），我闯进凤凰一中，毛遂自荐要求教英语，校长不想搭理我，我又闯进隔壁一所私立高中，负责人说9月份开学以后或许需要老师，我拜访凤凰县教育局，一位中年女士说可以安排我去山区支教，我犹豫了，凤凰不是山区吗？我从上海逃到凤凰，看来还是逃得不够远，我去沱江边一家小餐馆吃饭，付了两次钱，老板的女儿追出来把钱退给我，她说想多付钱可以再来吃饭，她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大二学生，转眼20年过去，她也成了中年女人，沱江边有一些咖啡馆和酒吧，我没敢进去消费，那时我还不是咖啡爱好者，只喝过雀巢速溶咖啡，2003年的中国，星巴克初来乍到，门店数量极少，上岛咖啡如日中天，我在上海跑了两个月，完全没有对星巴克的印象，街上几乎没有连锁奶茶店，年轻人的奢侈消费是在便利店购买瓶装饮料，或光顾麦当劳和肯德基，大胆猜测一下，今天星巴克早已“下沉”至凤凰。（我猜错了，凤凰还没有星巴克，2022年10月湘西才迎来第一家星巴克，位于吉首天虹购物中心，凤凰还是太小，太偏远，而且未能保持作为旅行目的地的热度。）

我回到武汉，在武昌区雄楚大道熊家咀租房，熊家咀是一个大型城中村，每天都在野蛮生长，村民集资或贷款建房，只为赶赴一场拆迁盛宴，我租的房子竣工不久，瓷砖和涂料气味刺鼻，六楼或七楼的单间，月租150元，我通过纸质版《前程无忧》获取招聘信息，电话预约或直接上门面试，高冷的公司拒绝陌生电话或访客，要求先邮寄简历，合则约见，互联网招聘还没兴起，不能在线投递简历，我的手机只能打电话，上网要去网吧，我复印了很多简历，背着黑色帆布公文包去人才市场参加招聘会，入场费10元，我在8月下旬入职武汉制药厂，任外贸助理，和大学隔壁班一个女生成为同事，我们做同事的时间很短，我不到一个月便离职，得知我要走，她有些生气，说你们这些男生真是浮躁，我们系有个男生毕业时和她一起进公司，没等试用期结束就跑了，半死不活的改制国企，稍有想法的男生都很难呆下去，还是女生稳定，2017年6月我参加 CPhI 上海展，在武汉制药厂的展位见到当年一起面试并入职的女生，她已是工龄14年的老员工，隔壁班女生也那里呆了很多年，后来跳槽到外企，和我一起面试并入职的还有一位瘦高个男生，他放弃高中英语老师的教职，认定进企业才有机会挣钱，他应该没呆多久，他有强烈的成功欲望，或许已在其他地方挣到钱。

汉口中山公园对面的国际会展中心有大型招聘会，浙江台州的企业组团来武汉招人，工厂老板和高管亲临现场，我和他们面对面洽谈，投递了一些简历，10月底或11月初，天气逐渐变冷的时候，温岭一家鞋厂电话通知我过去面试，他们报销路费，我立即答应，约好面试日期，我在武汉没遇到像样的工作机会，在熊家咀的出租屋呆得很烦躁，正好出去散心，鞋厂位于温岭泽国镇牧屿开发区，离台州和温岭都有一段距离，我从武汉坐火车到温州，换乘到泽国的汽车，忘了买的硬座还是卧铺，应该是硬座吧，那时我还没坐过卧铺，记不清武汉到温州的火车是什么样子，甚至不确定我真的去过温州火车站，只能根据逻辑和常理推断，必要时求助谷歌地图，我在温州转车是确切无疑的，2003年武汉到温州有火车，而我最有可能选择火车出行，火车在白天抵达，我换乘下午出发的汽车，跨越瓯江大桥，离开温州城区，汽车一路向北，沿途都是山，穿过很多隧道，途经雁荡山风景区，山区的天气不好，天空灰蒙蒙的，进入台州地界，公路指示牌上写着“黄岩”和“椒江”，天快黑了，路过一个很热闹的城镇，路边有一些按摩店，“温州发廊”的招牌熠熠生辉，我在泽国入住40元一晚的家庭旅馆，那晚正好停电，房间伸手不见五指，街上也是一团漆黑，我去旅馆前台要了一根蜡烛，很早就睡了，没在外面游荡，明天上午还要面试。

开往牧屿的公交车在乡间公路上穿行，经过大片农田，我上午八点抵达鞋厂，在接待室遇到两个先打卡再吃早餐的外贸部员工，竟然都是湖北老乡，分别来自宜昌和随州，他们比我晚毕业，已经在鞋厂做了一年多外贸，牧屿号称“鞋业之乡”，人造革皮鞋在国外很畅销，吸纳了一些外贸人才，多为国贸或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我又见到在武汉面谈过的副总，他也是公司股东，忘了那天是否见到鞋厂老板，很可能没见到，副总有权决定外贸人员的录用， 20年前的面试，没办法还原所有细节，我只能回忆起一些片段，发挥想象力将片段串联起来，不排除添油加醋，甚至虚构，回忆录大抵都是这么写成的吧。

副总安排我参观工厂，厂区面积不大，厂房老旧，员工宿舍和生产车间在一个院子里，宿舍为六人间或八人间，男女员工在不同的楼层，走廊里挂满衣服，鞋厂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普工占大多数，大学生很少，这不是一家现代化工厂，车间环境令人触目惊心，乱到无法形容，厂房应该是租的，用来临时容纳规模急剧扩大的家庭小作坊，车间实行两班两倒，上12小时休12小时，有人知道这多么残酷吗？我入职乐凯胶片的前几个月在车间实习，和工人一起倒班，四班三倒，上8小时休24小时，和鞋厂相比，国企的作息简直太仁慈，即便如此，我上完夜班还是元气大伤，难以想象鞋厂的工人如何从夜班中恢复，外贸人员不用倒班，但工作时间也很长，晚上九点才正常下班，鞋厂实行单休，似乎可以接受，毕竟很多工厂只休一天，不过这家鞋厂的单休与众不同，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生产和经营的连续性，他们周六下午和周日上午放假，周日下午一点恢复上班，鞋厂常年招聘普工，也欢迎大学生，几乎来者不拒，面试结束时，副总说没问题就来上班吧，我说我再考虑一下，我没带行李，武汉的房子还没退，我表达了对工作时长的担忧，副总说作息会逐步调整，往好的方向改，员工的休息时间会越来越多，我不太相信他，我在国企双休惯了，很难适应鞋厂的魔鬼作息，温岭一日游到此结束，我还是回武汉继续求职。

我早已忘记那家鞋厂的名字，不知道它是否还在，离开牧屿时，我路过宝利特鞋业，温岭最大的鞋厂，公开资料显示，宝利特今天还在做鞋，并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我从泽国坐汽车到温州，没赶上当天回武汉的火车，或没买到票，在温州停留一晚，住酒店花了100元（至少80元），酒店的位置比较偏，没地方逛街，我呆在房间，站在窗户边看风景，天完全黑了，看不到多少高楼，马路对面是大片城中村，现在肯定都拆了，温州的房地产市场那么火热，能拆的房子都会拆掉，后来我没再去温州，2015年春天坐火车路过，看到全新的城市天际线，只有瓯江还是老样子。

我在武汉的招聘会上遇到汉川的防盗门厂，随后去汉川面试，见到老板和他的女儿，她在国内念完初中后去新西兰留学，正在回国度假，老板让她测试我的英语，我们随便聊了几句，她说我可以交流，只是发音不太标准，和她在新西兰听到的英语差别很大，老板欢迎我加入公司，我很感动，总算又有人要我了，我答应两周内报到，武汉的工作不好找，在熊家咀的出租屋呆下去不是办法，2003年12月某一天，我告别武汉，拖着全部行李到汉川入职，住在公司办公楼三楼的宿舍，没过多久传来梅艳芳去世的消息，一位异性好友，也是我的高中校友，和我分享梅艳芳的《女人花》，后来她和我分享李志和汪峰的音乐，我觉得李志嗓音条件有限，不如许巍的声音精致，过了很久我才发现李志的好。

那年冬天我刚满25岁，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年轻人，在工厂打工却没有生活可言，防盗门厂离汉川县城有一段距离，公交车天没黑就收班，上街不方便，我只能呆在宿舍，独自度过漫漫长夜，除了用随身听播放音乐，我还用短波收音机收听 BBC，获取资讯，也提升英语听力，我一口气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更加想念一个女生，我单恋她10多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和她失联，只知道她在武汉，没有她的任何消息，马尔克斯的小说让我保持对爱情的虚假希望。

3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男人过了40岁都该死，因为他们全然败坏，在杭州重逢时，我和同学都已不同程度地败坏，那次通宵聊天，同学坦言他不再是纯情少男，他在开封光顾足疗店，很娴熟地和女技师打情骂俏，我心里有鬼，不敢询问更多细节，不敢直接问他：“那你还是处男吗？”我已经不是处男，大约一年前，在保定的最后几个月，我开始花钱找女人，至少三次光顾色情发廊，搬到熊家咀的城中村以后，我花钱找了更多女人，这些我都不敢和同学说，同学比我大一岁，我们都没有女朋友，全部情感经历仅限于暗恋或单恋，大学毕业后混得不好，谈恋爱太奢侈，我们命中注定要花钱找女人，成为嫖客，然后无颜以对暗恋过的女生，同学说他喜欢高中同班一个女生，只是不像我陷得那么深，他更加务实，更擅长和女生交往，我和单恋对象几乎没说过话。

我和同学很快搬离廉价旅馆，在弄口村租到房子，约30平米的大单间，带厨房和卫生间，月租300元，房东不提供家具，我们在旧货市场购置了双人床、简易衣柜、当餐桌用的折叠式象棋桌，我们买了厨具自己做饭，电饭锅是“半球”牌，他负责炒菜，我帮忙洗碗，同学很节省，说能不买的东西尽量不要买，我想买一个刷厕所的刷子，他说没必要，我坚持买了，3月的杭州比较冷，我们合盖一床薄被，挤在一起取暖，我们不知疲倦地聊天，聊情感，聊事业，他不太认可我追求女性的方式，说我动机不单纯，目的太直接，效果自然不好，我们很少聊政治，我对公权力愈发反感，但还不是反贼，那时手机不能上网，去网吧很费钱，屋里没有电视，听收音机是重要的消遣，我的短波收音机可以收到境外的“敌台”，内容劲爆，但信号经常被干扰，很考验听众的耐心，我们听得最多的是杭州本土的调频广播，包括新闻和音乐，夜深人静时，我们一起聆听万峰老师主持的性教育节目《伊甸园信箱》，我不喜欢万峰，他对着空气破口大骂，显然在哗众取宠，可听众就是喜欢他，享受被虐。

我们去西湖边参加英语角，同学几乎不能开口说，我也说得不好，一张口就犯错，我们和一个短发女孩聊天，她的脸圆圆的，笑起来有酒窝，她是杭州人，在天津外国语学院念书，利用五一假期回家，她的口语不错，我听见她说“pretty well”，觉得这种表达很新颖，同学对她有好感，恨自己口语太差，不能和她聊更多，而我见到女生就紧张，我们没有勇气也没有信心要她的电话，错过进一步交往的机会，有个叫 Jeff 的美国人，年纪很大了，不知道在杭州做什么，他是英语角的常客，身边簇拥着一群渴望说英语的年轻人，有个小伙子看上去精明干练，英语流利，应该有一份好工作，他每句话都以“you know”开头，还有个老外，忘了是不是 Jeff，有人问他是否喜欢杭州，他说当然喜欢，不过仅限于西湖周边，杭州越来越吵，他怀念以前那个安静美丽的城市。

同学有个师姐在杭州某知名律所工作，他去拜访过她，他能感觉到她的焦虑，律师竞争激烈，工作节奏快、强度高，前几年最难熬，若无特殊背景和资源，做律师很难成功，他羡慕在检察院的室友，工作清闲，待遇优厚，升任检察官后年薪可达八万，室友刚订婚，女朋友是当地人，有体制内稳定工作，可惜她不够漂亮，据说室友因此而苦恼，他一表人材，配得上更漂亮的女人。

我在杭州获得一次入职机会，去一家制冷设备公司担任采购专员，从国外进口电子元器件，老板性情暴躁，动辄责骂员工，采购主管刚被骂走，他们火速填补职位空缺，老板亲自面试候选人，我有幸被挑中，电子元器件品类繁多，浩如烟海，我没有耐心学习，呆了两三天就离职，没领到工资，公司退还工牌押金20元，我怎么也想不起这家公司的名字，依稀记得它在文二路，老板是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穿深蓝色格子休闲西装，他的奔驰轿车比我的人还高。

弄口村紧挨着机场路，这条马路承载了我对杭州的许多记忆，前往东站公交枢纽乘车，要先横穿机场路，再沿着新风路直行数百米，丁字路口的城中村正在拆迁，有一次我从东站回出租屋，快走到机场路，一个女人站在巷口朝我招手，我没搭理她，她着装妖艳，姿色上乘，明显在充当“仙人跳”的诱饵，如果色迷心窍跟她走进巷子，会被突然冒出来的彪形大汉敲诈勒索，我在上海有过类似遭遇，损失了几百块钱，吃一堑长一智，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在上海没找到工作，却练就识别“仙人跳”的火眼金睛，谁说没有收获？

我路过机场路上的足疗店，被一个穿着暴露的技师吸引，进店询问，被告知没有我需要的服务，我问为什么，技师说因为“科学道理”，我失望地离开，一天晚上，我目睹机场路上刚刚发生的车祸，几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一辆货车停在那里，警察正在到场，救护车还没来，我的心砰砰直跳，没在现场停留，回到出租屋和同学说起车祸，依然心有余悸，第二天的报纸报道了这起车祸，货车闯入非机动车道，路人死伤惨重，事发路段林木茂密，光线昏暗，司机视线受阻，很容易撞到人，被撞的也可能是我。

杭州的城市化进程轰轰烈烈，我住过的城中村早已被夷为平地，然后盖起高楼，东站也不是以前的东站，规模扩大了，周边环境面目全非，我查看谷歌地图，已无法确认当年租住的具体位置，看到一些熟悉的地名，如东郊的笕桥镇，我曾去笕桥一家家具厂面试，工厂在机场路旁边，那天去了10多个求职者，都是很年轻的毕业生，面试集中进行，我们聚在一个会议室轮流发言，外贸部经理担任主持，他是海归，英语很好，有个求职者是学德语的，主持人让他用德语自我介绍，他说着说着出现停顿，主持人表扬他的诚实，他没有因为其他人不懂德语而蒙混过关，我面试表现不佳，第一轮就被淘汰。

那年春天，我在杭州外文书店买了一套黑色封面的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还有一本《误入世界：卡夫卡悖谬论集》，我花大量时间阅读文学作品，这对求职没有帮助，我本应该多读一些成功学之类的书籍，提升面试技能，至少重新制作一份更精美的简历，可是我缺乏求职热情，讨厌包装和推销自己，为了生存我必须求职，找来找去都是很差的工作，我不甘心，觉得自己配得上更好的，于是频繁跳槽，直到再也跳不动，被职场抛弃。

2004年5月下旬，我在杭州的一场招聘会上遇到海宁的美资企业华尔针织，投递了简历，应聘客服部门的“储备干部”，华尔针织的老板夫妇是美籍华人，公司客户主要在美国，对客服人员有英语要求，我被邀请参加在杭州一家酒店举行的面试，和老板娘用英语交谈，她在美国上大学（Utah State University），英语接近母语，和她对话很轻松，我越说越自信，没过几天我收到录用通知，这不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有实力的求职者不会考虑“储备干部”这样的职位，也不会去县城的针织厂，但我没有选择，钱快花光了，必须尽快找到工作，5月底或6月初，我告别杭州的同学，前往海宁入职，他继续在弄口村租房，独自承担300元的房租。

4

我在海宁呆了一个星期就被派到苏北，华尔针织在姜堰有一家子公司，位于沈高镇夏北村的省道旁边，一对来自台湾的中年夫妇负责子公司的日常管理，他们是老板的亲戚，公司租了几栋民房作为员工宿舍，我和另外两个储备干部住一个房间，他们比我早半个月入职，他们是湖南老乡、大学同学，和我一样也学国际贸易，比我晚两年毕业，子公司尚未正常运营，储备干部没有具体工作，主要在车间打杂，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从事针织品（袜子）的检验和包装。

子公司承接海宁工厂分包的订单，老板娘曾带美国客户到姜堰考察，随行人员包括一对来自香港的年轻男女，也是老板的亲戚，他们参与公司管理，平时在香港办公，男的叫 Eric，喜欢穿色彩鲜艳的 Polo 衫，搭配蓝色牛仔裤和棕色休闲皮鞋，尽显港人的时尚风范，女的穿一身碎花连衣裙，她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好到令我自惭形秽，我记得她在一句话的开头使用“basically”，声音清亮悦耳。

美国的订单很急，子公司所有员工连续加班至深夜，交货那天 Eric 亲临现场，我和他发生口角，冲突的起因我忘了，最可能的情节是这样的：我和其他储备干部正在往集装箱里搬运塞满袜子的纸箱，Eric 贵为高管和老板的亲戚，不用亲自下场干活，站在一旁指点江山，我联想起秦末农民起义，在心里默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装货的动作变得粗暴，Eric 说请不要野蛮装卸，我说哪里野蛮了……好在冲突并未升级，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

7月下旬，老板的父亲来姜堰调研，老爷子80多岁了，身体不错，依然关注公司的运营，他找储备干部分别谈话，向我下达转岗通知，我要去织造车间当学徒，跟一位湖南师傅学习挡车，先学半年，再决定是否转到客服岗位，我不接受这样的安排，提出离职，顶撞 Eric 后果很严重，据室友透露，公司决策层认为我工作态度恶劣，要立即辞退我，老爷子建议刀下留人，他说这个小伙子你们不要我要，他似乎蛮喜欢我，在海宁实习时，我和老爷子聊过几次天，他年轻时从大陆逃到香港，白手起家创业，生意越做越大，陆续在美中两国投资建厂，作为商人，老爷子出言谨慎，并未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我能感觉到他对共产党的警惕，我应该是说了一些对共产党不敬的话，让他印象深刻。

7月的最后一天，我从姜堰离职，领到1000多元的试用期工资，中午抵达南京，买了晚上12点去厦门的火车票，我第一次到南京，有整整12个小时可以逗留，我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坐上公交车，在市区漫无目的地穿行，有一趟公交的终点站是雨花台，另一趟车经过明故宫和中山风景区，一直开到栖霞，郊区的房子破破烂烂，我在傍晚时分路过东南大学，校外有一条林荫路，两侧的树木笔直高挺，我闯进南京大学校园，在操场上散步，感受名校气息，东南大学是李志的母校，2004年夏天他还不出名，正准备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歌曲《热河》还没诞生，不然我会慕名去热河路朝圣，临近午夜，我拖着全部行李进站，被工作人员拦下，缴纳了行李超重的费用，如此严苛地执行相关规定，南京火车站绝对是农民工的噩梦，我损失了几十块钱，还差点没赶上车，拖着超重行李在月台上狂奔，几近虚脱。

多年以后，我回顾自己失败的职业生涯，想起在姜堰的日子，心血来潮，我用 Google 搜索华尔针织，第一次目睹美籍华人老板王先生的真容，他和他父亲很像，我在 LinkedIn 上面找到老板娘，照片中的女人年过50，她在杭州面试我时才30多岁，她察觉到我的搜索行为，查看了我的 LinkedIn 主页，很抱歉，我的简历没写她的公司，我换了那么多工作，根本写不过来，我读到2017年6月美国犹他州洛根市的地方媒体 The Herald Journal 刊发的一篇新闻稿，标题为 Cache Valley couple open new sock manufacturing facility, foresee Innovation Center，讲的正是我的前雇主，这是此次人肉搜索最大的惊喜。

我抵达厦门，借宿在一个高中同学那里，在他的房间里打地铺，他是厦门海关的公务员，在仙岳公园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和他堂妹合住，她中专毕业，在一家报关行做文员，我在厦门两个月没找到工作，作为经济特区和港口城市，厦门至少在纸面上有很多外贸工作机会，只怪我求职能力实在太差，我曾去福建三安集团面试，这家公司位于厦门本岛，办公楼修得像宫殿，门口停了不少豪车，置身这样的环境我不免战战兢兢，我见到一位高管，我们气场不合，根本聊不到一块儿，面试结果可想而知，我跑到翔安区一家台资（或港资）企业面试，花数小时坐公交车艰难抵达，却临阵脱逃，也是因为气场不合，那家工厂很像监狱，我知道自己打死也不会去里面上班，干脆放弃面试，我去晋江雅客食品应聘外贸岗位，影星周迅是雅客的代言人，工厂外墙上有她的巨幅海报，人事经理让我用英语自我介绍，他不太满意我的口语能力，说我语速太慢，无视我在用词和语法上可能闪现的亮点，用语速来衡量口语有失偏颇—我说母语也不快，恒安集团的总部距离雅客食品很近，“心心相印”纸巾就是恒安的产品，我去了一趟石狮，应聘七匹狼男装的外贸岗位，无功而返，石狮满街都是做生意的，有个初中同班的女生，她父亲在石狮做服装生意，我们都知道她家里很有钱，她的辫子很长，有段时间她坐我前排，旁边的男生经常摸她的辫子，他想追她，未能得逞，她后来接管了父亲的生意，成为富婆。

在厦门岛内一家钢质门板材厂，我和一位中年男士用英语聊天，他是公司副总，在国外呆过，和我在三安集团见过的暴发户气质迥异，他带我参观仓库，堆积如山的货物让我心里犯怵—我要每天和它们打交道吗？当天晚上，他电话通知我面试失败，祝我求职顺利，他说过会尽快告诉我结果，果然很守信，我对他表示感谢，挂断电话后我发了一会儿呆，我对面试结果原本抱有期待，没想到希望这么快就破灭，这次面试我发挥正常，和副总聊得不错，他或许看到我的某些亮点，却敏锐地察觉到我不适合他们的岗位，我去岛内一家外贸公司面试，办公室位于繁华市区的居民楼里面，负责招聘的女士问我会不会修电脑，平时电脑出了问题，是自己解决，还是求助于人，我很没底气地说，还好吧，一般的问题都能自己解决，这家公司主营机械产品，专业性很强，看重求职者的技术背景和动手能力，这恰好是我的短板，我是文科生，动手能力差，学不了机械，还有一次去海沧区面试，我换乘好几趟公交，在山脚下步行很远才抵达目的地，海沧区到处都是山，那家工厂还在建设，办公条件简陋，面试在车间进行，不知为何他们没有要我。

在厦门的经历还有很多，不可能都写，已经被写的，可能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它们阴差阳错、毫无章法地从脑子里蹦出来，被我捕捉，变成白纸黑字，我去了鼓浪屿、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等必游之地，没什么好写的，厦门大学附近有一家书店，里面有很多学术类书籍，对了，就是晓风书屋，我去逛过一次，没买书，我在厦门外文书店买了一本美国短篇小说集，全英文，没读几页就放弃，后来也没再碰它，思明区有很多老房子，沿街商铺带门廊，疑为南洋特色，我钻进狭窄的巷子，路过灯光暧昧的足疗店，有衣着暴露的女人在揽客，很遗憾我没有能力做她们的客人，我正在找工作，而且寄人篱下，再花钱找女人就太不像话了，我和同学去海边游玩，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前面的沙滩上骑自行车，同学的堂妹也去了，她邀请了报关行的同事，聊起同学的工作单位，有人惊呼：“哇，厦门海关！”

2004年9月底，我离开厦门，前往200公里外的汕头，一家濒临倒闭的国企同意录用我，我在厦门人才市场遇到这家公司，人事经理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士，他孤零零地守在摊位上，终于等来我这个潦倒的求职者，我们相见恨晚，一拍即合，他安排我去泉州泉港化工园区面试，他们在那里有工厂，我见到国企的老总，顺利通过面试，赶在国庆长假前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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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梦到杭州的同学，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次和他联系是在2004年11月，一个周末的午后，阳光灿烂，我站在汕头一家大型书店门口和他电话聊天，我说我不满意新的工作，不会在汕头长期呆下去，准备再挣几个月工资就走人，书店所在的十字路口（天山南路和长江路交叉口）车水马龙，噪音很大，我们的通话仓促结束，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大概是这么写的：“别老想着跳槽，频繁跳槽没有好下场，你会一事无成。”他决绝的语气让我震撼，离开杭州后我很少和他联系，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显然过得不开心，我随口一句跳槽就引起他的激烈反应，他一定很压抑，我怀疑他经历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他或许已经离开七宝的工厂，没有合适的工作，他可能孤注一掷，以零薪水为代价进了杭州的律师事务所。

近20年杳无音讯，我相信他已经死了，很早就死了，可能就在和我通话之后不久，在他失联的早期，有同学打电话到他家里，他父亲态度不好，不知道或不愿意透露他的信息，据说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小孩的叫声：“他在北京！”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在北京坐牢，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要么死了，要么失去自由，我担心他激情杀人，那条短信显示他的情绪极度不稳，可能会走极端，2010年前后，有个高中同班的女生通过 QQ 向我打听他，她和他同村，竟然也没有他的消息，进一步印证情况真的不妙，我们渐渐接受他已不在人世，不再谈论他，2015年冬天，我加入一个新建的初中同学微信群，群里有人和他同村，我问起他，一个姓王的男生说他帮人打官司，得罪了黑社会，被扔到海里，尸体都没找到，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情节过于离奇，像是刻意编造的，我用 Google 搜索同学的名字，输入“律师、杀人、死刑、谋杀”等关键词，一无所获。

所有迹象表明，我的同学已经永远从这个世界消失，不会再出现，2004年初夏我们在杭州不经意的告别，竟然成了永别，可恨的是我想不起任何具体的告别画面，那天他可能在上班，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离开弄口村，奔向未知的前程，我放弃了一些带不走的生活用品，双人木床和“半球”牌电饭锅是我们合买的，所有权完全归他，20年弹指一挥间，“未知的前程”已被我远远抛在身后，成为回忆录素材，我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男人，发量日益稀少，同学要是还活着，头发不见得比我多，我在杭州见到他时，他的发际线已开始后退，他是圆脸，戴黑边眼镜，皮肤很白，笑起来有酒窝，和西湖畔英语角的那个女孩一样，他的胡子长的比我快，隐约记得他使用飞利浦电动剃须刀，而我偏爱刀片，他有些不修边幅，整个春天都穿一件棕色夹克，搭配灰色西裤和黑色皮鞋，他的西裤略显肥大，皮鞋很少擦，写了这么多，不知道他的形象是否足够丰满，我不太擅长人物描写，最后我要澄清一下，前面我说“我们命中注定要花钱找女人，成为嫖客”，主要是说我自己，同学说他光顾足疗店，不再是纯情少男，并不能和嫖娼划等号，他天性善良，激情杀人不过是我的胡乱猜测，我总是往最坏的方面想，同学姓王，生于1977年，卒年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