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三峽-15】國際輿論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田方，林發棠 同 張勝友 談）

71歲的國家計委咨詢小組成員，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所原副所長 田方 是研究移民問題的專家，早在延安當新聞記者時他就對這一問題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對此造詣頗深。63歲的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林發棠則是長期研究生產力佈局（煤，電，油，運輸統籌宏觀規劃）的學者。兩位專家的研究不謀而合，走到一起，曾共同主編了：《中國生產力的合理佈局》，《中國人口遷移》，《中國移民史略》，《國外人口遷移》等專著。他們說，兩人的研究課題，自然而然要關注起爭論多年的三峽建壩工程。

 田方，林發棠兩位正直的學者經過多年周密的考察和科學的研究，旗幟鮮明的提出反對早上快上三峽工程的意見。他們先後合作編撰了由周培源作《序》，王淦昌寫評介文章的《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和《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兩書，為此，曾幾度受到主管部門領導的干擾，不同意書籍的出版發行。兩位學者以追求科學捍衛真理的勇氣，始終堅持了自己的觀點。

 記者走訪他們時，他們搬出一大摞書刊剪報，詳盡介紹起國外輿論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概況。

 田方首先介紹說，三峽工程之浩大，為全球空前之未見，工程完成後，也將成為世界最大之水力發電中心。因此，我國三峽建壩的決策公布後，海外人士稱從大陸傳來“驚天動地”之消息，美國各大英，中文報紙紛紛著問評論。紐約大學政治系教授美籍華人熊玠，1986年1月28日率先在華語報紙《中報》上撰文指出：“建壩將使三峽一百哩流域兩岸之村鎮淪為水澤，近百萬之人口被強迫遷移，飽嘗顛沛流離棄鄉背井之苦。整個區域之環境生態條件，居民之衛生保障及社會秩序，均將遭受被動。其可能造成之損害及響應而生之後果，均將為絕大未知數。“熊先生還以極為痛惜的筆墨忠告道：”三峽據長江之天險，白雲青峰，峭壁急湍，遠眺似無路，蜿蜒又一灘，是我國疆土之天賦，詩人之畫境，兵家之聖地，歷史之憑證。如在美國，這等國家寶藏會被指定為國家公園，以供萬世享用。而今籌劃要移山倒江，改弦更轍，用英文來說：“形同扮演’上帝’之神奇；用中文來說，酷似與齊天大聖孫悟空比美。牽涉如此之廣，在美國如有類似情況，政府決無法一意孤行，一定要舉行公聽會，邀請專家及各行業，各團體參加意見。尤其是民間關切環境保護之團體，一定會首先被邀請的。......政府決策人極應持“如臨深淵”之態度。“

 1986年5月26日至6月10日，世界銀行組成三峽工程專家組，對長江三峽進行了實地查勘。專家組成員包括有：加拿大的D 坎貝爾，伊泰普兩國委員會巴西的J 科特里姆，美陸軍工程師團的L 杜莎，美國國際資源管理組織的D 格雷比爾，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大學的A 霍赫斯坦，奧地利岩石力學專家L 繆勒，伊泰普工程專家組長巴西的F 利拉，美國泥沙專家J F 肯尼迪，美國墾務局的B M 莫伊斯，以及我國水利電力專家共11人。在他們提出的查勘報告中，對地質，泥沙，防洪，航運，水工和施工，電力系統和經濟分析，環境影響等七大問題，均表示了很多質疑。

 林發棠介紹說，來自加拿大專家，學者的反對意見也是很強烈的。國際著名地理學家，加拿大馬尼托巴大學斯密爾教授於1987年8月曾專門給我國《世界能源導報》寄來一篇短文，題為：《為什麼不應建三峽大壩》。斯密爾指出：“問題的核心是工程的規模太大，大壩和1300萬千瓦的水電站所需投資和高技術人力都是創紀錄的。花大力氣去完成一項可能造成許多後患，而且無法重新調整的項目，是很不利的。”斯密爾教授還舉出義大利瓦伊昂大壩於1963年發生大滑坡導致下游死亡2600人的嚴重史實，指出在三峽水庫內也可能發生大範圍的滑坡，他認為：“分散建設多座較小的水電站是較好的戰略。而集中大量財力人力資源建設特大型工程，最終長期環境影響，將使簡單計算的經濟效益變成為整個社會的損失。”

 加拿大《世界日報》1986年5月還刊發了題為《長江上游自然生態日益惡化，興建三峽水壩無異火上加油》的文章，一針見血的指出：“長江上游的自然生態環境沒有大的改善，位於長江中游的西陵峽倉促建起大水壩，誘發災害的可能性就較高；災害一旦發生，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是關乎數千萬甚至上億人民的居住和生命安全的大事......三峽歷史古蹟失而不可復得：這是興建三峽水壩的另一大弊端。屈原故里秭歸將沉於江底，張飛廟，孔明碑，粉壁廟將會消失。白帝城因高於水位可勉強留下，但景觀必將失色。這是十分可惜的事。“該報還在另一篇文章裡援引四個美國環境團體組成的同盟所寫的一封信說：”從環境與社會角度來看，這將是人類有史以來所建過最具災難性的水壩。“

 田方接著介紹說，還在更早些的時候。1980年3月，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主席，S D 弗里曼率領一個24人的代表團，成員包括陸軍工程師團司令莫利斯中將，水與動力資源局局長希金森等，他們在中國做了為期三週的考察之後，弗里曼回到美國後對同事們宣稱：”我認為，我們的代表團成功的扼殺了長江上那座700英尺的高壩，那裡的一些工程師過去與這個工程戀愛了二十年。“弗里曼還說，這個壩”將會淹沒像（美國）大峽谷那樣美麗的地方，並要遷移200萬人口。“ ”我們幫了中國高級領導一個大忙。“工程師團司令莫利斯則說：“這個壩對航運是個災難，它好比是把每一個只需到一樓的人都要送到摩天大樓的頂層上去一樣。”他在對中國領導人做最後概述時指出：從航運角度出發，建一個壩，設置六級船閘，提升高度200米，這一計劃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防洪規劃是不適當的。同時，這也意味著“把過多的雞蛋放進一個籃子裡。“莫利斯的最後一句話指的是把急需的2500萬千瓦發電能力放在一處，由之而產生的國家安全問題。

 美國愛莫萊大學物理係教授馮平觀著文算了一筆急需國人深思，極有啓示性的賬：三峽大壩的建築費估算為200億美元，需時20年。在這20年中，大量資本被膠著，所付利息就達400億美元。20年是個功成利就的時間尺度，台灣的發達只是20年的事，明治維新也只20年，如把這20年投資在大壩上，能得到什麼？大壩的哲學是想一口氣吞下一大堆東西，這是空想家的美夢，務實者的夢魘，從前的大躍進，土法煉鋼，都是這種哲學在作祟。結局是在大張旗鼓中失敗。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是每次少量投資，日久就可生利。生利可再投資，複利累進，以指數函數升級。而三峽大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違背了這個複利累進的原則。馮先生最後提出了利用兩岸高山分期架設300條巨纜固定渦輪發電機的設想，需舉債的”資本投入“僅28億美元。

 美國《國際日報》1988年12月6日發表社論指出：治理長江需要很多的手段，三峽工程只是其中之一。對上游水土保持，支流的治理，支幹河道的疏浚，三大湖區生態環境的維護，不僅要有工程計劃，連帶要有居民遷徙計劃，經濟發展計劃，整體效益評估等，絕不能先築好大壩，等問題出現後才逐個設法解決。例如生態環境，築壩以前的一切評估都是靠不住的，因為沒有相似的實例可供參考。

 林發棠介紹說，自從1988年11月30日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公開發佈“建三峽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的消息後，香港《快報》，《經濟日報》，《文匯報》，《新報》，《星島日報》，《信報》等十多家主要中文報紙，以及《台灣新生報》紛紛發表社論，指出三峽工程不宜立即上馬，三峽工程設計的總投資數字過分低估了，將三峽工程投資用於教育事業會更好。《經濟日報》評論認為：“目前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如果硬是立即上馬，本末倒置，就會有頭重腳輕之弊病。”《文匯報》評論主張：“縱使技術上可行，但為了全民族的利益，最少在二十世紀內，三峽工程也不應上馬。”《快報》社論說：“三峽工程總投資361億元顯然低估了，所謂開工後每年投資10億元的估計尤其偏低。”《新報》和《星島日報》兩報社論則均提到喬培新（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中國金融學會會長）等所做的投資預測，為2939億元～5843億元，認為需投入如此巨大的數目，將來三峽工程建成後發電的收入，也無法還清貸款，因此三峽工程概算，隱藏著嚴重通貨膨脹的禍根。《新報》社論詰問道：“在一片整頓聲中，內地’卻欲在此工程投下數千億元，所帶來的通脹能否承受？整頓小的，卻投資大的，整頓能否生效？”《星島日報》，《信報》和《經濟日報》的社論均表贊同千家駒關於將興建三峽大壩的費用投入教育事業會更好的觀點。認為與其將國家的巨額資金用於效益尚未確定或要在20年後才可見到的三峽工程，“還不如用於當務之急的發展中國教育事業，因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知識水平，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必不可少的條件”。《經濟日報》社論乾脆稱：因“不可預知的災難性失誤及影響也無可估計，為子孫後代設想，三峽工程方案理應擱置。”

 田方最後介紹說，據1988年8月6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稱：“加拿大諮詢集團論證三峽工程可行性可望在九月底提出最後報告。並說水位適當，效益可行，對環境影響不大云云”。田方說：“讀了這則新聞以後，不禁令人十分驚訝。我國三十年來，幾百位專家，學者論證至今，尚未取得最後一致的結論；近十年來，外國眾多的專家，學者，也紛紛提出各種不同的意見，怎麼加拿大一個諮詢集團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就能得出如此肯定的全面性結論呢？“他還告訴記者，不久前他收到一位香港友人來函轉告：1988年6月9日至11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國家河流網絡會議上，曾有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荷蘭，印度，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聯邦德國，巴西等國三十位專家聯名要求我國政府公布加拿大人諮詢集團對三峽工程論證的可行性報告。因為，各國專家們認為，這個結論性的論證報告的可行性究竟如何。必須經受住公眾輿論的評價和公開答復各項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