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岔的風景：梁莉姿《日常運動》推薦序

「聽著一些死亡的故事，殘忍的故事，想著生命是甚麼。好像就是這樣，有些故事的角式必須受考驗，而我就是在這樣的故事裡，來不及在故事中認出自己（即使早有暗示），已讓命運承載，這是我常感到有點不能明白的。」

——蘇苑姍 (1)

經歷2019 的反修例運動，香港的文學寫作者得面對「不可能寫，也不得不寫」的困境，無法繞過重重自我拷問：以社運為題材的創作，是不是販售悲情、消費抗爭者犧牲與創傷的「人血饅頭」？是不是演示激進姿態的精神勝利法？抑或是倖存者的自我安慰、逾時失效的贖罪券？以海外讀者為言說對象，抑或香港讀者優先？應該跟普羅大眾的語言和品味靠近，方能「貼地」，抑或應該創新語言，拉開距離，展現更自由激越的想像？港式粵語就是「我手寫我心」，英文寫作便是朝向「世界」？應否「策略地」自我東方化，展演某種「港味」形象與腔調迎合外界的凝視，換取能見度？是不是除了報告文學與現實主義，便沒有合乎倫理的美學可能？怎樣的倫理？對誰、對甚麼價值忠實......而在遺忘與被遺忘以前，我們沒有很多時間。

怎麼寫也就是一個怎麼活（下去）的問題。在評論時政、陳述事實亦可被告「煽動」，寫作所繫的「想像與真實」之距離已無法撐持，出版社、資助機構與印刷商嚴格自我審查，言論場域愈趨碎片化、景觀化，基本權利與社群價值備受衝激的環境中，無力感與悲情瀰漫，香港的青年寫作者仍然選擇寫下去，提出了屬於他們世代的不同回答。

歷史的長夜才剛剛開始，在看不見盡頭的壓迫，崇高的犧牲之前，我們總自覺渺小，付出得不夠，或「付出的力度，與決心不一致」。但過份內疚自責，是會讓人孤立、隔絕連結的毒素情感：「誰付出更多，誰才可以」的比較級，只會讓無盡的虧欠與恥辱感癱瘓一切行動與言說。 (2) 我相信，莉姿書寫不斷，兩三年間她已寫了《日常運動》、《倖存者手記》、《樹的憂鬱》，必然不只是為了排遣、驅除一己的倖存者疚歉。

莉姿曾跟我坦言，她也曾在情緒谷底癱瘓良久，積極書寫發表，「可能都是不敢面對不夠坦誠的一種......」，「如果是人血饅頭，那也是自己的饅頭。」意思是說，交出這些作品之前，她咽下的是自己的血與傷。但寫作者必須在現場的毒霧還未完全散退，趁記憶碎片尚有餘溫、傷口還未結痂之時，打撈將要被遺忘的物事，為終可能被麻木與疑懼閹割的情感托印，存記那些曾經有幸遭遇的生命樣態。我無法想像，莉姿是怎樣一字一句、來來回回刪了又改才完成書稿，而不至被這些字詞召喚的傷害，對自己和對世界的懷疑吞噬，我很感恩能讀到她的這些作品。本業不可廢，倖存者也必須找到生存下去的方式。我們能與自己和解的一天甚遠，也遠遠未觸及黑暗的輪廓，也許堅持寫作本身，便是對虛無與冷漠的抵抗。書寫即是委身與託付，當下，與無人應允的未來。

這樣的書寫並不依循「償還」的等價邏輯，也非為了為誰平反或發聲（受壓迫者早已經不再沉默並付諸行動），而是給陌生讀者、同路人之饋贈，一種身體的示意：我（們）還在——縱使不是以最尖銳、最優雅的方式。就如在發夢的各個現場，陌生手足之間的情誼與付出，不是誰為了誰的報答，而是以脆弱平凡的身體，踐行他們所追求的自由與解放。

然而莉姿寫得頗為克制，她甚至沒有藉角色之口喊過一句口號，或直接控訴那個殘酷鎮壓整個青年世代的政權；那些讓人心悸的衝突場景，更多時是以創傷後遺的形式出現，破碎的身體記憶，突然而至來的情緒崩潰，人格解離，奔逃受傷的畫面閃回。同樣地，「革命與愛情」的主題落在莉姿手中，其筆下的角色卻與激情失之交臂，情感與社會運動的創傷與撕裂重疊牽連，迫使一代青年急速成長，璨爛未許便已衰敗落寞，卻因為有更大的犧牲在前，甚至不懂得為自己的傷與無傷哀悼。

莉姿一方面對衝突場境「去景觀化」處理，細心的讀者自會發現，本書人物、故事細節之間的鏡像關係，對位與伏線的佈置如像精密發條，這些沒有被強調的細節，讓我們在書中的日常情境中理解這些角色投入社會運動的情感軌跡，其差異的背境和生活/運動經驗所蘊含的極大張力，終使這個城市的各種人際及親緣關係崩分析離。莉姿也顯然對文學敘事的「表演性」非常戒慎，沒有炫目的敘事實驗以拯救角式，讓他們能脫身於道德困境與傷害，沒有將不停逃卻的欲望與失敗無言的壞情緒，轉化成簽名式的美學手勢。閱讀本書如像緩慢燃燒，實在沒有甚麼「閱讀的快感」可言。然而我以為，對於這些角色「做不到更多」的內外困境之描劃，甚至敘事聲音偶然的大幅介入，補白角色未能自覺的情動、貪嗔、無明與毀損，實出於作者心願其筆下人物（與其對應的現實原形），能得到溫柔的看顧與陪伴：我們閱讀這些角色，就如看見自己某個不堪面對的部份終被看見。

我想起星加坡藝術家Seelan Palay 的藝術行動「32 year: The Interrogation of a Mirror」——2017 年10 月1 日，藝術家從當地唯一許可的合法示威區， 芳林公園的「Speakers’ Corner」步出，提著一面鏡子獨自默站在國會大樓前面，向被李光耀政府以《星加坡內部安全法》,未經提告與審判，監禁及軟禁達 32年的政治受難者謝太寶（Chia Thye Poh）致意，隨後當場被捕，被控以破壞公共秩序，翌年被判監兩星期或罰款2500 星幣，藝術家拒絕罰款，「選擇」了坐監。 (3) 這部由十個短篇串連成的作品，正如一面面鏡，畫上了這座城市的輪廓，照見的不是政權之殘虐或權力之虛妄，卻是「我們」在一場接近革命邊緣的民眾運動中所經驗的種種傷害、遺憾與內部矛盾。也正是書中彌漫的既視感，開啟我們對這場運動的「日常性」的理解。

我跟莉姿一再確認書中的細節：趙嘉的前男友庭泓是哪一種「忠實的左翼」，熊貓的男友，常常一言不發打機的「焦土派」確實沒有名字；〈最後一課〉中為被捕學生黎清向法庭寫求情信的，不是滿腔理想要啟蒙學生的林懷，而是平時顧著炒股票的陳 Sir和勸戒抗議學生離開校園的副校長。在同情與反對，黃/藍或大是大非之間的無盡色階，每一格都可以是災難場景。「我們」將一再認出自己或他人，曾經如此驚懼於日常生活秩序的崩塌，因而成為了加害者、幫兇與幫閒，或曾經如此鮮明地活。這部小說一再提醒讀者：「抗爭者」並不是橫空出現的英雄，或萬眾一心而面目模糊的群眾，卻是他們各自的欲望與壓抑，牽引他們投身或被捲入這場規模與強度皆無人預見的抗爭，幾至革命的臨界，每個人都不能全身而回。而他們那麼普通，這些像你像我和她與他，你中有我的「黃絲」、「手足」或政客口中的「暴民」，其行動的可能或不可能，必須回到其深嵌於非政治化、貌似安穩自足的日常秩序與社會肌理之中方可理解。我認為本書尖銳之處，在於直面「兄弟爬山」不問路線與策略的倫理困境，及民粹式情緒動員的巨大反噬，沒有意圖為2019反修例運動再撰「史詩式」謳歌，而是以平視的角度，從人物所處的微觀脈絡，探詢經濟繁榮表象下的社會肌理，在長久累積的張力下遂成之裂變。暴力始於日常，允許極權與鎮壓的平庸與非政治人格，早就刻印在我們身上，在家庭，工作，學習與親密關係中不停預演。我們閱讀這些「衝突鑲嵌於生活裡，成為日常」的故事，也將重認各自平凡的臉，脆弱的身體與心靈。

書寫固然不能，亦不企圖改變世界於此刻，不能讓死傷者復活痊癒，有些苦痛甚至不能安慰，然而莉姿以她的書寫，盡心力交出她從生活中、運動中痛苦學習所得，存記眾多無名者在運動/日常中的掙扎、活著的質感與情感底蘊。「因為那用來抵抗謊言，一切事物的真實名字，與其說是由神直接賦予，其實更多時是仰賴人類蹩腳的堅定，而延續下去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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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 是可能的》，香港：香港文學館，2021。頁152。

2. 「如果要指責寫作的人大啖人血饅頭，其實是拉出了一條測量的鬥黃尺規：誰比誰付出更多、付出更多的人才有語話權，那麼結論只有一個：唯有死亡以及被禁錮滅聲的人才能說話。」沐羽，〈從矯情與沉溺中掙脫——讀梁莉姿《僅存者日記》〉，作者網頁「Temporary Pleasure」，2022年1月9日，見：https://tinyurl.com/4ynxtrb7 

3. Krithika Varagur. “Art and Dissent in Singapore: An Interview with Seelan Palay”.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4/Jan/2019. See: https://tinyurl.com/5n7tp49b 

4. 李嘉儀〈「唯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Sample，第十八期，香港：一粒字出版，2020年6月。見：https://tinyurl.com/y9vzw6wh

（原刊《明報》「世紀」，2022年5月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