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鏡》的命運：娛樂能否真的帶來反思？

英國劇集《黑鏡》（Black Mirror）自2011年播放開始就獲得高度注目。製作人Charlie Brooker向來以「反叛」為賣點。而《黑鏡》的「反叛」就在於描寫一些近在咫尺的科技產品會造成怎樣的負面影響。可謂與主要盤踞在矽谷、對科技抱持樂觀態度的「加州意識形態」（The Californian Ideology）打對台。

《黑鏡》系列持續了七年，由Channel 4轉到Netflix，至今推出了四季。而兩個月前推出的第四季，不少人認為水準大不如前，第五集《Metalhead》的評分更在IMDB創下了歷來新低。一般認為最後一集《Black Museum》為整季最佳，除了情節較為吸引，更因為裡面「黑暗博物館」的展品超過一半是《黑鏡》前作的物品，眾多的「彩蛋」使影迷心滿意足，彷彿將過去四季的事件綜合成在同一個宇宙內發生。

可是，亦有人對《Black Museum》持批判態度。楊宸近日發表了文章〈「黑暗博物館」背後的霸權：《黑鏡》美學的漫威化〉。文中認為《Black Museum》是《黑鏡》「反思娛樂化」的前兆，反映此作「從批判性與自反性共存的科技反思走向了漫威式（Marvel）的快感生產。」，態度並不可取。

對此，我認為楊宸提出的觀點，即「反思」變成娛樂的觀察，是有其道理的。只不過，我不認為問題到《Black Museum》才正式浮現，而是打從一開始，《黑鏡》就已經走不出「反思作為一種娛樂」的命運。

《黑鏡》其中最有名的一集是《Fifteen Million Merits》，即第一季的第二集。內容描述一個天然資源貧乏的世界，人要不斷踩單車生產電力的社會。平民每天起床就是在健身單車上消耗體力，賺取點數去購買食物，以及各種虛擬娛樂。那世界到處都是螢幕，永無止境地播放大量娛樂節目的廣告，而且非常「暴力」，如想跳過廣告取得短暫的安寧，就需要消耗少量的點數。

但平民依舊有改變命運的機會，只要賺夠一千五百萬點，就可以購買選秀節目的入場券，有機會踏上舞台表演。假如被評審看中，就可以取得專屬頻道，定時表演，從此脫離貧困，過舒適的生活。

黑人主角Bingham Madsen繼承了死去哥哥的一千五百萬點，他受到女孩Abi的歌聲吸引，認為她值得成為歌手，於是將入場券送給她。結果她在出場前被下了鎮靜劑，雖然歌聲吸引，但評審表示既存的歌手實在太多，她難以突圍而出，故建議她當色情演員。最後Abi在藥物的影響與觀眾的壓力下答應了。

目睹一切的Bingham非常傷心，期後將悲憤轉化為力量。他刻苦工作賺取點數，再次取得一千五百萬，為的只是在舞台上一吐為快的機會。踏上舞台後，他拿著一塊玻璃碎片抵在自己的脖子上，威脅評審要在現場自殺，讓他自由說話。他在台上哭訴世界多麼不公、制度如何荒謬、大眾娛樂如何痲痺人心，眼前沒有一件事物是「真實」的。

結果，評審認為他的「表演」非常「真實」、「傑出」、「前所未見」，決定讓他創建一個電視節目。由始至終，都沒有一個人真的因為Bingham的話語而醒來，他們只把他的「真心話」當成娛樂去欣賞。

如此長篇大論地將《Fifteen Million Merits》的故事寫出來，我想帶出的觀點其實只有一個：《黑鏡》就是Bingham，我們則是裡面的評審和觀眾，將《黑鏡》的「反思」，當成是「真實」、「傑出」、「前所未見」的娛樂。早在2011年，《黑鏡》就已經把自己的宿命在劇中演了出來。

當然，文化作品警世的功效從來都存在。很多人喜愛拿George Owell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作為經典例子。《1984》書中的極權主義、思想控制、修改歷史、刊物管制、監視社會（老大哥）、控制語言等等政治操作，非常真實而恐怖。無可否認，《1984》的面世，確實令世人對隨時有可能出現的高壓統治多了一份危機感，會主動監察政府有沒有企圖制定壓迫人民的政策，以及傳媒有沒有被施壓等等。也許有人會質疑，《1984》與《動物農莊》之所以爆紅，是因為它被美國用以作為對抗蘇聯意識形態的「文化戰略武器」。但撇除「不純」的動機，如果說《1984》過去七十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極權主義的產生，相信有不少人會同意。

只不過，踏入二十一世紀後，要誕生出另一部《1984》，恐怕沒那麼容易。並非在說同類作品越來越少，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已經很不同，難以產生相同的社會現象。資訊科技發達，各地的文化作品大量生產、價格便宜、容易取得，而且徹底「商品化」。我們正被海量的娛樂所浸沒，人們難以停留在一部作品上深思，很快就會轉去觀賞其他新作，舊作不知不覺間就會被遺忘。與其說像《1984》，不如說像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如今的《黑鏡》，更是依附在文化工業的新興龍頭Netflix上面。

《黑鏡》「反思」上的頽勢，絕不是到《Black Museum》才有跡象，早在第二季的特別篇《White Christmas》就已經有了。儘管《White Christmas》被高度評價，甚至被譽為《黑鏡》之最，劇情設計也確實非常巧妙，令人有驚喜，屬上乘之作，但吸引人的地方已不再是「反思性」，而是「敘事魔術」了。《White Christmas》的成功，也影響了團隊隨後的製作方向。比如第三季的《Playtest》、《San Junipero》、《Men Against Fire》、第四季的《USS Callister》、《Hang the DJ》以及《Black Museum》，都明顯借鑑《White Christmas》的技法，出現前兩季不存在的豐富人物背景和誤導觀眾的視覺與空間詭計。科技早就不是批判對象，而是令觀眾感到刺激的「驚奇裝置」。

因此，我在觀看第一季時就在設想，如果《黑鏡》有最終回的話，最「正確」的情節應該會是描述《黑鏡》自己：有一部批判科技的影集《黑鏡》面世，看完的觀眾都說很好看，播出後有大量反響和討論。看完之後，他們關掉電視和電腦螢幕，繼續安坐家中，等待新一季《黑鏡》的來臨。除了多了一部有名的影集外，世界並沒有改變多少。甚至連標題都想好了：《Beyond Black Mirror》，《黑鏡》與「黑屏」（即關掉電源的螢幕）之外的眾生相。

究竟是作品反思的力量衰退了，抑或是大眾的反思能力下降了，這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並沒有意義。況且，事情的核心也不是誰沒出息、誰該負起責任之類的爭論。就算反思的力量與反思能力依舊存在，如今想要有所行動去改變社會，也絕不簡單。比如《黑鏡》主要針對的科技產品。我們可以去杯葛一些產品，可是產品會否普及，主要由自由經濟市場決定。每個人都同時擁有去使用和不去使用的自由。大家都是自發的，沒有一個強權強逼所有人去使用（撇除部分例外地方）。我們可以自己不用、勸說別人不要用，但無法真的阻止別人去用。如果以暴力壓制，不但有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甚至會有反效果。即使成功了，只制服一人是不夠的，還得重覆同一種暴行無數次。

人總是無力的，但當今世代的「無力感」與從前並不一樣。昔日也許是大衛對巨人歌利亞，弱小的個人對抗強大的體制；現在則是即使覺得不對勁，想作出改變，也無從入手，有如被拋進結構不斷變動的迷宮，不存在能引領到出口的地圖。Big Brother不復存在，只有無數的Little People。世界不單龐大，更無比複雜。

《黑鏡》無法成為《1984》，只能像Bingham那樣不時從木盒中拿玻璃碎片出來表演，未必是《黑鏡》本身有問題。我絕非覺得它完全無法帶來反思，也不是否定「反思性作品」的價值。只是，當「反思」與「反叛」是作品商業價值上的「賣點」（Selling Point）時，它能做的很有限，不應過份誇大。也反過來說，無需對一部作品揚棄「反思精神」有過度的反應。看完《黑鏡》之後，做好自己，隨時保持警惕，也許是少數較為容易做到，去阻止「黑鏡世界」成真的微小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