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家的人：睡在艋舺公園

臺灣小說家王楨和，常會描寫一種1970年代的普遍貧困，不只是工人、小販，連公務員、銀行職員也會面對這樣的景況：臭氣熏天的宿舍樓公共廁所，買不起的香蕉。因女兒患有精神疾病，借高利貸付臺北醫院藥費，最終父親放棄退休金只為了拿買遣散費，後因摔斷腿又一次陷入困境..........

今天的臺灣，貧窮問題並不明顯。最新的法定最低月薪，來到了26400元新臺幣。高效的醫療保險覆蓋了每一個人。從人均購買力來看，臺灣突破了六萬美元，看起來是一個均富的社會。

但來到臺北的艋胛公園，又是另外一種風景，觀光客湧入龍山寺參拜，不遠處有數百名無家者露宿在街頭、公園。整個臺北約有數千名無家者，近幾年疫情的沖擊，很多失業的年輕人，也一度掉入無家可歸的境地。在朱剛勇看來，貧窮問題不明顯的背後，代表著貧窮問題更容易被隱藏，底層人更容易被忽略，被汙名化。

2014年，朱剛勇和朋友們在臺北成立了「人生百味」。他們都不是臺北人，沒有社會學、社會工作背景，來自各行各業，有設計設計、企業管理、網絡IT。他們搭建了網站agoama.tw，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通過地圖的方式，幫助公眾找到身邊的拾荒者，並把家中廢品、塑料水瓶分享給他們

這幾年，人生百味一邊在做貧窮議題的研究，整理街頭無家者的生命故事。除此外，專註街友的服務，開設有提供街友們洗衣、洗澡的友善空間。這一年來，他們建立了暫住的收容點，免費為一些街友提供半年的住宿。希望他們能過一段穩定的生活，完成沒有實現的計劃，例如找到一根工作，重新和家人建立聯系。這之後，他們有能力自己租房子，回到穩定的生活。

「他們其實只差臨門一腳，我們用半年時間陪他一起存錢，一起把身體養好，狀態變好後，就能脫離流浪了。其實在街上，大多數人都有顧慮，不願意脫離流浪生活，不太想要離開街頭。」

如果從貧窮者視角來看臺北，它又是什麽樣的面貌呢？ 以下是朱剛勇的口述：

1.是什麽風把你吹來？

我們有一次，遇到了一個文史老師。他說，臺灣過去有很多的移民。某個時期，人們要坐著帆船，渡海來臺灣這座島上。在當時，你必須要很幸運，碰到很順的風，船才能開到這個地方。所以，什麽風把你吹來的，有一個層面是在說：我們都是幸運的。

2017年，我們第一次做「貧窮人的臺北」，那次主題叫做：「是什麽風把你吹來？」

順著這個主題，我們試圖找出，不同時代來到臺北的人。像是1980年代，臺北剛好是處在所謂的要現代化、全球化的階段。那時，非常多的建築物、商業區在興起，出現了很多的工作機會。當時，很多來自中南部的人、東部部落原鄉的族人，會覺得來臺北，可以試試看，抓住這個機會，過得好一點。

那個年代，很多人也都白手起家，翻轉了生活。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那麽幸運，在過程裏面是很顛簸的，有些人掉了下來。可以向上爬升，有些人

我們遇到的很多街友，就是那個時候來臺北的。以前有次展覽，是在松煙文創園區辦的。有個大哥很興奮和我們講，他平時很少來這邊，因為我們都住在臺北西區，松煙在東區。但他剛來臺北的時候，就是在這家煙廠開卡車的。他們就是後來失敗了，在異鄉打拼的中途，來到了街上。

除此外，也有從家裏逃出來的，很多是女性。在那個很傳統的家庭觀念裏，無論是生活，還是自我價值，女性都是被非常貶低的，甚至受到很多的家庭暴力。人們會認為這個是對老婆的管教，很正常。她們終於承受不住家庭的暴力，才逃出來，逃出來之後，一開始找親戚、朋友。一開始找親戚、朋友。但這些所謂的社會資本用完後，沒辦法一輩子呆著。有些人就會選擇來臺北碰運氣，找工作的機會。

只有臺北，才有這麽多靈工的機會，大部分街友都在萬華一帶。萬華位於臺北西區，是一個比較早被開放，相對繁榮、熱鬧的地方。今年，我們的展覽也舉辦在萬華南機場。更早來，就有很多貧窮者住在這邊，找工作的機會。人們在南機場一地啊，在河堤的區域，自己搭建棚子、小屋。他們很多從事往事運輸、小販的行當。國民黨來臺後，這裏聚集了很多人，會擔心有火災之類的公共危險。

此後，這裏有了新的都市規劃，南機場蓋了三期住宅，是當時臺灣最先進的公寓區。當時是非常fancy的地方，第一個有沖水馬桶的公寓。裏面住進來的人，有部分是河堤去的中低層居民，也有國民黨的軍眷。但之後，隨著都市開始發展，臺北中心移到了西邊的信義區。這個地方，慢慢變成了相對比較老的社區，公寓的屋齡也很高，所以市價在整個臺北市區內都稍低，但交通又很方便。這讓底層的人們，來到臺北工作時，會先在這裏聚集。

如果從數據來看，萬華區是全臺灣社會福利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方。乍聽之下，它是全臺灣最窮的地方。但另外一面，這裏也是社會救助、NGO很多的場域，形成了一個很特別的風景。僅有萬華，就有兩三個聯盟，社區之間的聯盟、NGO之間的聯盟、貧窮議題的聯盟。它們只是關註範圍不同，但彼此之間，常會相互幫忙和分享資源。例如說，有附近的家樂福、飯店釋出工作機會，大家丟在群組裏，看看有沒有的個案會需要。

街友們從事的舉牌的日薪工作，都是一口價，五百、八百元。這樣的收入，遠低於法定的最低時薪，但因為屬於非正式經濟，很難管。除此外，他們的公司不願意保勞保，覺得就是今天缺人而已，幫你保就很不劃算，就無法得到工傷、失業等保障。在健康保險商，稍微不用擔心，哪怕他們有一段時間沒交費，社工還是能幫忙申請到醫療的資源。這算是在臺灣蠻感動的事，當然，我們的健保債務也很高。

現在的年輕人，也像是1980年代，要來臺北的年輕人一樣，是想找一個更自由、更有機會的地方。我自己也不是臺北人，到現在生活了第十年。可是，在這樣試圖獨立的過程，我們並不想歐美人那樣，這麽原子畫、個人主義，但也不像過往那樣，你會和原生地綁地那麽緊。

以往，你會和家鄉、家族關系很緊密，幾乎不可能會流浪，不吭人沒有飯吃。但你來到新的都市打拼，人生地不熟，需要學習和新的群體打交道。這樣的中間地帶，都還在嘗試，但在這個過渡的過程中，本身是不穩固的，有些人很可能會掉落下來。

從社會福利來講，臺灣還有一些停留在家族製、戶籍的捆綁中。一個低收入戶，必須在原先的戶籍地，才能申請到補助。除此外，很多補助會連同你的家人一起算進去。我和我的父母可能二、三十年沒有聯絡了，但想要申請補助的時候，法律會告訴你：你的爸媽有地有房，你不能申請。

但我很可能是，被爸媽打出來，才逃出這個家的。這在目前，還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2.流浪在臺北的一天

我第一次去臺北時，看到車站外面睡了一排人，有點被嚇到。當時很驚訝的是，為什麽臺北有這麽多高樓大廈，可還是有這麽多人睡在外頭？我是高雄人，以前很少看到睡在路邊的人，所以，我最先對街友非常陌生，只是蠻長聽到人說，一個人好吃懶做不工作，所以才變成街友。

當時覺得驚異，就會上網去查：他們是誰，發生了什麽事？但網絡的資料非常少，只是新聞裏面會說，他們很可憐，底下就有人留言：那是他們自找的，怎麽不去找工作，很不自愛。總之，這樣在網絡上找不到答案的話，總總迷霧之下，我想去親自去問問看、行動起來。

有一個蠻有趣的沖擊感，當我決定要做這件事的時候，家人、朋友都會勸我，不要接近街友，會很危險，覺得這是治安的隱憂。但當我們接近街友時，街友們卻很緊張，比我們看到他們更緊張。他們會覺得我們很危險，會想著———平常沒事，這些年輕人為什麽要靠近我？要麽是想傳教，要麽是想詐騙。

我們一開始還算順利，我們用大家最熟悉的方式，送便當。很多善心人士也會這麽做，街友們很容易接受。送了半年後，我們循序漸進，就會問他：我有兩個餐盒，一個給你，還有一個，可不可以坐在你旁邊一起吃，因為我也找不到地方坐。這樣，我們就在旁邊吃，一起聊天，因此才發現，街上的生存很不一樣，東西很容易被偷，也有詐騙集團想把他們身份證騙子，用來做人頭。

那兩年，很常遇到大哥大姐，跟我們講說：他們的生活很苦，他們也想翻身，可是沒有辦法，找不到機會。但我並不能具體地理解：他過的生活是什麽樣？沒有機會指的什麽？在臺北市，有七成的無家者，是有在工作的。對我來講，也很難想象：睡在街上，確實很不舒服，可是你不用付房租，每天能掙幾百塊錢，有時候善心團體會來發便當。但你為什麽存不下錢？

為此，我決定體驗一下他們的流浪生活。想知道一天中，會發生哪些事情，讓他的未來是很難翻轉的。

雖然，七成的無家者都有工作，但大多數從事的是拿日薪的點工，有舉房地產的牌子，或是工地的粗工。他們要聚集在公園，等著有人開臺車過來說，今天需要十位，就從裏面挑十個人。但這樣的工作機會，很難預先知道，要早上四、五點就去排隊。

我特別想要爭取這份工作，就三點多去排隊。但工頭們看我是個很年輕的女性，覺得整天舉牌子、去工地，肯定撐不過去，他們看到了我，就跳過了，直接點下一個人。原來我在這個公園裏，沒有人認識我的話，看我比較瘦弱，就很容易被這些工作淘汰掉，年紀大的街友也一樣。

但我不想放棄，還動用了私人關系，在附近認識的人，借了手推車。我想著就去撿回收，用雙手賺的，撿多少就能賺多少。我和另一個組員，就沿著商業街，一些電器行蠻願意給我們很大的紙箱。我原本想象，收獲會不錯，但花了一整個白天，只賺了59元新臺幣。

3.當街友能爽爽地過？

雖然會有善心人士在公園發便當，但那些便當都很奇怪，例如說，下午兩三點，有人會去對面的龍山寺拜拜，拜完後要還願，會發善心。可是那個時間，很多街友都去工作了，也不是吃飯的時間。我睡在公園的那個晚上，夜裏十二點，附近好像有個類似研討會，還是音樂季的活動，他們還有剩余的便當，就拿到公園來發。可是，那個飯盒已經冷掉了，飯也都硬掉了。

你會覺得，雖然生活不至於餓死，但也沒外界所想象的，當街友能爽爽地過。

我們第一個晚上，最後睡在了公園。帶我們的導師，以前就流浪過，他覺得艋胛公園會有200多位街友生活，擔心女生夜宿會不會安全。他帶著我們去了社區的騎樓，但在半夜，被巡守隊員驅趕了，他們都是社區的叔叔、阿姨誌願組成。他們一直說，睡到這邊會給他們造成困擾。我們導師就說，睡在公園很危險，所才來到這個地方。那個人說，你們要體驗當街友，就也要體驗她們的危險啊。反正就是趕我們就對了。

這之後，我們和芒草心合辦過幾次流浪體驗營。三天二夜，中間沒有人逃掉，他們應該有了心理準備。很意外地發現，想要來體驗的人，很多人的生命經驗裏，都很緊密地接觸過街友。比如，有人是家人失聯了，過了好久才知道家人變成了街友。

有些是工作中會遇到街友的人，但他不知道該怎麽樣，和他們相處。有一個收容所社工，他告訴我們，自己不知道住在那邊的街友，白天都在幹什麽。只是每次都說去工作，但工作回來後也沒有拿多少錢。他就想知道這一路發生了什麽，才知道了雇主在東扣西扣後，日薪賺來的錢就沒有多少了。

我印象蠻深的是一位醫生，她在醫院裏，常會給病人一些建議，讓他三餐正常，早點睡。有一個阿伯常去看病，但卻從沒有遵從她的建議，每次狀況都不穩定。後來，她才發現老先生是街友。那時候驚覺，告訴他三餐要正常，要早點睡，其實都沒有用。所以，她就想要體驗老先生的生活是什麽樣，然後再給出更貼合這個人狀態的建議。

這樣觀察下來，我們出過一本書《街頭生存指南》，訪談了街上的大哥大姐。問他們，平常的衣食住行怎麽解決，請了插畫師畫出他們生活的樣子。例如，晚上睡覺的紙箱要怎麽折，能比較避風，也能遮蔽強光，讓自己睡的好一點。冬季低溫的時候，氣溫在五度、十度是，臺北車站，還有一些其他地方，會開放街友們在室內過夜。

他們習慣了臺風天，有自己躲避的方法，有些在雨衣、雨傘的搭配下，讓自己不至於感冒。每個人選擇住的地方，也會不太一樣，很多人喜歡住在車站、公園，這裏人流比較聚集，資源比較多，善心人士會首選到這裏發變動。

剛成為街友的人，很不願意被別人知道，或者特別不喜歡被騷擾的人，會選擇睡在河堤。在河堤，很難遇到人，中間被河堤公園隔著，城市又在另外一邊。有人會去教會，以工代賑，晚上能睡在室內的長椅上。蠻多人又工作，晚睡想睡在軟一點的材質上，他們會去網咖，便宜的話包夜只要120元，裏面有沙發、冷氣，或者是很大的電競椅子，能睡的好一點，花費又比旅館便宜很多。在疫情之前，也會有人睡在麥當勞。

我們也很關心，當街上的資源比較少的時候，包括街友、街賣者、外送員，要如何讓生活維系、滿足自己的需求。實際上，越底層的人，越需要公共空間，有錢人住在自己的花園就好。但社會對於公共空間，有著既定的想象，只能做某一類事，排除了一些人。公園裏的長椅，中間會設有扶手，它只想讓人坐著，不需要你躺下來。

飲水機也是，在小學、中學，放學後都會提供市民去運動。有一些有公共飲水機，他們也可以去接水，有些長輩會專門過去裝水。可是，我們認識的街友，也知道那有飲水機，但他們說寧可喝公共廁所的自來水，也不敢進去用飲水機。因為，他們通常進去時，都會被警衛攔下來，其實他只是想去裝點水。

這些事情都反映了，我們的社會是如何區別看待人的。

4.流浪生活：一條單向度的路

這兩年，我們遇到了很多年輕人，因為疫情失業，沒有存款，就成為街友。這也有房東的原因，他可能這個月交不出房租，就被踢出去了。一直以來，青年在貧窮問題上，看起來並不嚴重。從最低起薪來看，他們是可以打平城市生活的成本。

但疫情的關系，八大行業、娛樂行業要暫停，尤其是臺北是一個充滿服務業的地方。這幾年，收到了很大的波動，中間忽然掉了下很多人。他們的外表看起來很普通，但過去的生活支持網絡是很脆弱的，只有工作才能勉強養活自己。但沒有工作後，就直接往下掉。

這些人有的背景是，家庭經濟狀況是貧困的，遇到這樣的狀況，不像造成家人的困擾，也不敢回去求救。更糟糕的是，有人就是從一個高張力，或有暴力的家庭逃出來的。一些人被辭退後，會選擇當外送員。

以前，很多年輕人為了要爭取多一點時間，認為更自由，進入零工經濟。聽起來，零工是幫助我們，脫離社畜的生活。可以，更有彈性、更自由的結案。這幾年，進入零工經驗的年輕人，和疫情蠻有關系的。世界很多經驗、各種案例，早就告訴我們，零工經濟是另外一種奴隸製度。這些年輕人，就遭遇到了同樣的狀況。

今年初，我們才認識了兩個外送員。每天晚上，他們都住在五百塊一晚的旅館，幾乎是無家者。也許，你算一算，一萬五也能租個房子。但他沒有辦法一口氣累積到這麽多錢，只能每天、每天地付房費。

對於街友們來說，沖擊最大的是公共區域的飲水機關閉，他們沒有水可以喝。除此外，類似網咖、麥當勞的內用區也關了——原本睡在裏面的人，只能到街頭，但發現沒有地方洗澡、洗手，沒有地方可以喝水。他們有一些人要用手機聯系社工、老板，但也沒有辦法充電。

我想，貧窮可能和身心障礙、性別、性取向不太一樣的是，它更容易被隱藏起來。我們做了幾年的貧窮人的臺北，除了友友的議題，也包含了貧困家庭、都市原住民、街賣者、精神疾病等議題。在外界看來，比如年輕人和老年人、生病的人、健康的人…..他們都面臨著不同的貧窮處境和風險，機會也不太遠。但總體來看，貧窮更多體現在社會排除上。

社會排除有幾個面向，空間上的、經濟上的、社會關系、社會參與上的，還有象征性被排除————就是一種刻板印象。比如，社會會認為街友很臟，酒店公關很墮落，街賣者是騙同情心的人。這個觀點被建立了起來，他們都來不及向別人說：我是誰，我想做什麽。

總之，這些印象會先扣在他身上，把他想說的話都鎖住。從空間上，有議員就說要對公園潑水，或把街友們集中送往陽明山。實際上，街賣者、撿回收的人也一直被驅趕。我們想找房子做街友收容單位，就會產生鄰避。他們不願意讓這些人在這裏，周圍的人是排斥他們的。

臺灣人很愛選舉，政治人物也很看重選票，但他們不會重視貧窮者的選票。他們大多生活在異鄉，因為戶籍的問題，只能在家鄉投票。但幾百塊的車票，對他們卻是很高的負擔。

在臺灣，臺灣大學是人們的第一誌願，它有另一個戲稱，就叫做大安區社區大學。因為，學校就在大安區，能夠念這所大學的人，很多從小就在附近長大，這一片地價很高。住戶都是中高階層，或是公務人員的小孩，才更有機會考到臺大。他們念了這所大學後，能接觸到更多的朋友，未來得到更多的機會。但對於底層人來說，這樣的機會很少，社會關系也是慢慢斷裂的。當你有貧窮者標簽的時候，社會是害怕你的，不願意跟你親近。

我們常聽人說，貧窮的人是好吃懶做，不工作才變成這個樣子。事實上，很多經濟活動、職場，是把貧窮者排除在外的。我用街賣者來做例子，他們是作者輪椅，在街頭賣口香糖、玉蘭花的人。但有些人，對一直做這樣的工作感到不舒服，想要轉行，想要能夠做餐車。但這需要考證、上課程，但他們發現考證的地方，無論是爐火的高度，還是洗手臺，根本不符合身障者的使用。所以，他就算想要不做那個別人看不起的街賣工作，也無法成為專職廚師。因為，這道門就沒有為他而開，能夠選擇的工作也非常少。

我們會幫認識的無家者找工作，但總有雇主會說：我沒有歧視啊，但你們沒辦法寫居住地址，對我來說不太穩定，很難雇傭他。那時候我們說好，會想幫忙，幫他找住的地方，會墊付一下房族，等他有了收入再給我們就好了，先撐過去。但找房子時，房東看到他是街友，就說我不敢租房子給他，很危險。

安全的住所，對於想脫離流浪生活的人，很重要。有些人是有動力存錢，好不容易存了一筆錢，可能某個晚上遇到扒手，這個錢就不見了。或者他原本有個不錯的工作，可是周圍的人，晚上起了爭執，起了很大的聲響，當天沒有睡好，隔天早上上班遲到了，主管也是個有情緒化的人，就說你不要再來了，直接辭掉了他。

你就會發現說，成為無家者，這是一個很單向的門，你一路走出去，沒辦法尋著原路回去。

5.呆在家裏被打，不然出來變街友。只有這兩種選擇嗎？

我一直都覺得，我們和街友是互相看照的，在臺灣的社工，講他陪伴的個案的時候，他不會是說哪個是我幫助的街友，他會說是和我一起工作的街友。在語境上，很大凸顯出了，人是要一起走的。

我們成立「向貧窮者學習聯盟」，舉辦「貧窮人的臺北」展覽，也是受原住民學者孫大川的影響。他在法國留學期間，在巴黎接觸了「第四世界運動」，是一個關註和陪伴底層者的計劃，讓他很感動。

他找到了我們，問有沒有興趣做一個類似的計劃。這個計劃的重點，並不是幫助貧窮者，而是「和貧窮者一起」，傾聽他們的生命經驗。在過往，歷史都在講執政者、掌權者的帝王史，但沒有權力的人，構建了這個城市的大部分地景，這個城市的基礎。但他們沒有被看見。

於是，我們開始記錄和聆聽這些生命，想要把歷史還給貧窮的人。當我們用這種方式看待，整個視野會開闊起來：他不只是在路上睡覺的老先生，以前也有家庭，在生命遭遇了一種職業、一種社會環境下，才來到了這個地方。我們發現，這裏面不只是貧窮的議題，和家庭、社區、疾病、勞動議題都有關系。所以，我們就把一個個不同團隊串聯起來。

舉辦展覽的初衷，是因為乍看起來，臺灣沒有很大的貧富差距、赤貧的問題，貧窮相對隱蔽。這讓貧窮的人不被不重視，很多人就卡在不上不下，有工作不至於餓死的困境中，但卡著卡著，就會發生一些極端的事件和悲劇。

我們向帶著社會大眾看見貧窮，知道它確實存在。如果它不嚴重，我們就有辦法一起看到，一起解決。如果我們看到它比想象中嚴重，那正是我們該正視它的時候。這幾年的展覽，除了社會工作者外，也串聯了老師、裏長、政治人物、警察、醫護。他們的工作中，都會遇到貧窮者，老師會在學校面對不同的家庭，警察在執法的時候，會遇到不同的人。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他的生活裏面，在高擡貴手一點，或更包容一點，就不會有這麽多社會排除的現象。

今年，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不只是大眾認識貧窮經驗，貧窮者們，也能同理其他的貧窮經驗者。一直以來，是說會有一種鄙視鏈的存在嗎？他們會認為，街友是最辛苦的，有家能夠住會好一些。比起老年人，年輕人更好一些，找到工作就有更多可能。但這幾年，貧窮經驗者之間，互相聽了彼此故事，感受到了彼此的共通點，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例如，有一個新移民媽媽說了自己的故事，收到了一封高關懷少女（指身體及心理上面臨困難、危機的未成年）的信。女孩說，自己還沒有變成現在這樣之前，她是從家裏裏面逃出來的孩子。在家裏只有她的奶奶愛她、照顧她。她的奶奶就是越南人，是她唯一的支柱。當她奶奶過世後，她決定，一定要逃家。所以她聽到新移民的媽媽，有越南的口音，講她住在越南的故事的時候，就很觸動。那一天，她們相互擁抱，留下彼此通信。那個新移民媽媽也邀請女孩，要是有空，來她家裏吃飯，那邊有很多姐妹。

那是一個說故事的夜晚，每個人都能上臺拿麥克風講自己家的故事。有一個社工，講了自己家裏發生了什麽樣的沖突。那也許是第一次，無家者們聽到自己的社工，去講自己的家庭細節。那個時候，臺上的人已經不是社工，而是在家裏有傷痕的人。有人意識到，沒有家不是一件羞恥的事，因為很多人的家也是破碎的，不一定只有快樂。

這幾年，我一直在做無家者的陪伴與田野。她們在過往受到了家庭裏面不好對待，暴力，逃了出來。但沒有遇到好的際遇，變成了無家者。有很多人會指教這件事，結論會說，你看女人果然不應該離開家，還是要安分守己一點，你看變街友了吧。

我碰到過，一個五六十歲的大姐。她當過很久的家庭主婦，受不來丈夫家暴，逃出來了。她的家庭很傳統，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沒辦法回到原生家庭裏面。在婚前，她很早就出來工作了，但收入全部被父親拿走。當她到了臺北車站開始流浪之後，發現臺北有很多過去很向往、但又得不到的東西。

例如說，學習的機會。父母就說女孩子不需要學習、工作，你只要以後嫁了老公就好。所以，小學沒有念完，就被送去農地、工廠上班。在臺北流浪，反而有機會到教會去學免費的英語班，外頭的野臺還總有歌仔戲演出。她以前很喜歡歌仔戲，但因為要工作很長時間，所以看不到野臺戲。過去，她一直想要看電影，但身上沒要。但在臺北，她發現有圖書館這樣的好地方，每個月都會免費播放好看的電影，臺北也有很多免費影展。我也常愛跑影展，總和這個大姐不期而遇。

社會看待她們很落魄，但她們來講，石中玉逃出來了。對我來說，這些女性告訴我的是：你看我這個樣子，好像很可憐，可是這已經是我人生最輕松的時候了。有人找到了她的興趣，學英文、看電影。有些人過去被鎖在了家裏，只能看著老公、看著小孩，沒有其他朋友的存在。但她在街上找到了自己的朋友。

這些女性告訴我的是：她們不後悔離開家庭，她們想要找到更多生活的出路，只是現在生活的選項不提供給她們。對我來說，身為女性的我，是一個很大的提醒：呆在家裏被打，不然出來變街友。難道我們只有兩種選擇嗎？

只有這樣的可能性嗎？這讓我會更有動力，去闖開這樣的社會束縛。

END

本文發表在正午故事，2023年。以上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