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转)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八十四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厚厚的回忆录。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万字三步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或许由于含有禁忌，笔记中的记载很简单，司继才也不愿意轻易示人。但他毕竟记下了这个场景，并保留到眼下。这或许是从夹边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志，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记录。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凤鸣《经历–我的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由劳改农场转身而来；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司继才的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魄的小小地名。

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滥权腐败迟早会像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成为中国医疗改革的动力而不再隐匿其中的本质。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