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近代化路徑的另類比較（不長 無聊 慎入）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奉行朝貢貿易，就是給來中原王朝進貢稱臣的番邦“大撒幣”，你上供一文錢，我賞賜你100文。目的是“懷柔遠人”，彰顯天朝上國的富裕。

在批判朝貢貿易是面子工程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原王朝恢宏的文化讓番邦的使節們歎為觀止。一些受封的藩王們也由衷地對中國的制度文化產生敬意，希望學習中國制度。

在國人的印象中，古代史上的日本和越南朝鮮等一樣，幾乎總都是中原王朝的藩屬國，文化上受唐代影響很大。但讓國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日本跟中國這麼像，那為什麼在近代同樣遭遇西方文明進攻的日本卻成功地迅速近代化，中國卻困難得多呢？

解答這個問題，關鍵是要搞清楚前提條件，那就是日本跟中國到底像不像。

先說文化。傳說日本使節來大明王朝進貢時，皇帝問使節，你們日本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使節做了一首詩，“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儲新酒，金刀囗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可見，日本文化受唐以前的中國影響很深，兩國文化的外觀上可以說有點像。但是，人家學的是唐和唐以前的中國。自唐末黃巢之亂以後，日本就沒有再派過遣唐使來中國了。朝貢貿易也停止了，再往後，除了明朝曾有幾個日本大名為了大明朝的賞賜，搶著派使節來明朝進貢（實際上是討錢），兩國間官方往來幾乎絕跡。所以，日本是東亞各國中的一個特例，它游離於朝貢貿易體系之外。

再看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就會發現大問題。古代日本跟中國完全不像。

公元645年，日本皇室和部分到過隋唐帝國的日本留學生發動政變，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然後推行著名的大化改新。這場變革幾乎完全照抄隋唐制度，比如實行郡縣制和徵兵制，廢除官員世襲制。經濟上實行班田制，每六年按人口重新分配一次土地，死者的土地歸還國家。但是，有一項重要的制度它沒學，那就是科舉制。

科舉制看起來是一種選拔優秀的人才來當官管理國家的制度，但實質上的作用遠遠大於此。首先，讀書人具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即儒家思想。儒家意識形態既是知識階層共同的人生哲學，又是管理國家的指導思想。然後，科舉制度把這樣一批具有共同意識形態基礎的知識精英吸納進入官僚體制，就讓這批儒生實踐儒家管理國家的思想。讀書人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除了做官，那些取得功名的讀書人也可以在廣大農村作為大一統帝國在社會基層的管理者，這大大強化了國家機器的行政能力，讓政策可以深入到社會的每一根血管。最後，官員不世襲，而是頻繁調動，這避免了在一地做官太久而形成割據勢力的趨勢。這種趨勢做大的話可以發展為貴族勢力，會嚴重威脅大一統帝國的生存。

可以說，以儒家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科舉制讓大一統帝國獲得了持續生存的魔藥，一個以農業生產方式構築的帝國得以因此基本避免貴族化導致的分裂。按照上面的邏輯，大家即使不知道後面發生了什麼，也可以想像出日本沒學科舉制的後果了。大化改新很快失敗，六年一班的班田制在貴族化的衝擊下被越改越長，最終變成五十年一班。没有科举制来遏制贵族化分裂趋势，僅僅二百多年後，國家官員全部貴族門閥化，形成了一個個行政司法獨立的貴族領地，自耕農漸漸變成貴族的農奴，日本出現長期的分裂局面。

古代中國和日本一個長期統一，一個長期分裂，一個中央集權，一個貴族化。對於最廣大的農民來說，在傳統農業社會，投胎在中國的生活大概率要比在日本稍好些。如果是儒生的話，還可以享受相對公平的科舉制，憑才學當官。但是，在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下，差異就瞬間變大了。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隨著明治維新被大規模引入日本，土地兼併迅速破壞封建經濟。下級武士中游離出了知識階層，他們學習傳播西方文化，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於新的意識形態結合起來。明治天皇就利用這個新階層來組織官僚機構，推行維新政策。由此才迅速完成了近代化轉型。從這個角度看，日本反倒是跟西歐很像，都沒有一種像儒家思想一樣的強大意識形態整合官僚，都是長期處於貴族化過程中，都是從舊的階層中分離出一個新的知識階層。這個階層推動了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熱情地傳播新思想。

反觀中國，儒生與官僚制度融合後，就再也沒有對儒家思想產生過懷疑。甚至在西方那麼強烈的衝擊下，他們也很難放棄儒家思想，去擁抱近代文明。中國不缺乏偉大的思想，也不缺乏卓越的思想家，但是缺乏新思想結合和紮根的土壤。是大一統皇權下的官僚制與儒家意識形態的結合構成了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國引導近代化轉型的障礙。金觀濤劉青峰老師有一個精妙的比喻：這種結構像是盤根錯節的老樹，把自己的枝葉布滿空間，讓新因素的萌芽得不到充分陽光，也不可能在佈滿了大樹根毛的土壤中紮根。

複雜的問題一般不好用單一因素來解釋。應該看到，政治經濟結構與意識形態的耦合互動解釋了為什麼日本人見到美國黑船，能夠迅速地反應過來，要學習西方，實現近代化。中國人見到西方槍砲，反應了好一陣子，才悠悠地吐出一句“師夷長技以制夷”。現如今怎樣繼續中華文明的現代化轉型，是固守某一種強意識形態來組織國家機器甚至社會生活的一切，還是選擇另一條路，需要我們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