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丨普通人如何成为纳粹？

编译：芥芥子

编辑：芥芥子、虾

普通公民如何在没有亲身体验“领袖”或阅读他的作品的情况下，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事实上，所有普通的德国公民，共同渴望创造一个和谐的、种族性的“人民共同体” ，其以德国特色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政治文化为基础，力图寻求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想了解纳粹党的崛起和新政权惊人的持久力，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希特勒在象征上成为一种思想、情感和目标的代表，而在下面，他与成千上万志同道合的忠实普通人共享这些思想、情感和目标。

本期引荐作者罗伯特·盖拉特利(Robert Gellately)的新书著作《希特勒的忠实信徒：普通人如何成为纳粹》（Hitler's True Believers: How Ordinary People Became Nazis），盖拉特利是著名历史学者，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欧洲、德国、苏联、大屠杀和比较种族灭绝。

德国人的两面：普通人与纳粹

人们普遍认为，希特勒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发起的纳粹运动及其恐怖统治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事件，而纳粹主义者则常被描绘成一种邪教式的极端狂热，在大众媒体中，也常被形容成显而易见的恶魔。这种印象使人们相信，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区分他们——这个特殊化的过程中，灌输给人们了一种印象，让人们认为这种疯狂不再会发生现代，不会出现在自己周围，因为只有作古的纳粹才是遥远的疯子。

盖拉特利在其著作中指出，这样的信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在《普通人如何成为纳粹分子》一书中，盖拉特利表明，德国纳粹分子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理性和正常——当然，这并非他为纳粹背书。盖拉特利通过系列的从历史隐微角度的细致描写，展示了纳粹是“正常”的（而非“正常化”他们），是理性的（而非“合理化”其暴行）。

纳粹并非疯狂的他者，他们上班、守法、爱家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我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教训是，这一切发生在德国人民身上是多么容易，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文化的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最终开始接受或适应一种充满仇恨和杀戮意味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德国人在当时逐渐迈入误区的每一步对我们而言是有意义的，并且暗示着同样的事情很容易发生在我们身上——也许它已经正在出现。

德国人民不仅知道该政权的举措；事实上，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如果不是大规模的基层自下而上的运动，纳粹也不会像这样成功。盖拉特利在谈到种族迫害时写道：

“这一切都如此公开，不容忽视。公众并没有袖手旁观，因为在1935年纽伦堡法律达到里程碑之前和之后，众多普通人在种族政策的推进方面进行了合作”。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

盖拉特利认为，希特勒的出现和翻云覆雨，与德国长期存在的三种力量存在着呼应——狂热的民族主义、片面的社会主义和恶毒的反犹主义。每一种力量都深深植根于前纳粹德国的生活中，并被希特勒发掘、诱导与催化，使之成为威力巨大的武器。

民族主义是底色。彼时德国普通人之间盛行着一种观念，认为历史复兴的天命落在了当今德国人的身上，而这一天命是夺取“生存空间”——以实现古老国家和民族的再次伟大。这种扩张，首先意味着征服东方的土地，包括波兰和幅员辽阔的苏联，而那里居住着“低等”斯拉夫种族以及数百万更低等的东欧犹太人——这些人需要被奴役或消灭，人走地留，才能创造高贵“雅利安”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生存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也和反犹主义混合在一起。

在民族主义之上，则进一步混合了其他的东西。对于德国人的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已经有众多的著作进行了阐述，而另一个方面则不同——往往被忽视的是，我们往往难以认识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虚名，而是有着真实的性质和内容，盖拉特利毫不犹豫地使用“社会主义者”一词来描述Volksgemeinschaft理想的本质。历史上，德国总理俾斯麦在19世纪就引入了部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项目。

“事实上，由于从 1881 年开始福利国家的建立，加上战争的社会影响，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德国社会根深蒂固，并被载入魏玛共和国的宪法”——p41

希特勒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就在此基础上建构——其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概念，集中体现在Volksgemeinschaf一词上，Volksgemeinschaf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一个和谐美好社会的未来图景。根据作者的解读，“Volk”字面意思是“人”，但有着更丰富的指代，但指的是19 世纪末德国的德意志大众民族主义（Völkisch）运动中的种族化概念，“Gemeinschaft”可译为“共同体”，但更多指的是相互认识的人组成的紧密共同体，总之，盖拉特利即将这一德语单词Volksgemeinschaft，翻译为“人民共同体”（community of people）。

为了贯彻这一概念，希特勒更将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司法、媒体和教育——更集体主义，更集中，集中在国家控制之下，铸造出一个集体主义式的，新的“人民共同体”，而纳粹党人们试图，创造这样一个更具集体主义的秩序，来挑战资本主义，尽管纳粹对废除所有私有财产的想法表面不认同，但在一些行业上，事实上仍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国有化。这个过程中，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也完美地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融合在了一起。

最后，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上，又加入了反犹主义——盖拉特利指出，早在20年代中期，希特勒就利用了德国存在的潜在反犹太主义，在这种普通人间盛行的有毒的仇恨文化里，希特勒不必向他的追随者过多介绍犹太人的概念——即犹太人是“歪曲和毒害了国家和社会观念的瘟疫”。而反犹，某些方面也以反“资本”的面目出现。在实践上，他们在不遗余力地试图废除金融资本——其将资本指责为犹太人的恶劣影响。

总结来看，德国的纳粹主义，是早已有之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的高度混合。民族主义的角度体现在它的德意志民族优先，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部分，而社会主义的角度，又让它把法、英、美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定义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敌人，反犹主义的角度则催生了阴谋论和种族仇恨对象，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视为犹太人的阴谋。

普通人成为纳粹

最早关注于纳粹之恶在普通人身上的矛盾性的是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其形成了一些对党卫军暴力最犀利的看法。她在其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中指出，比纳粹国家的程序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一些主要行政人员的个性，例如党卫军上校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不是一个外表“变态或虐待狂”的杀人犯，而是一个“异常正常”的官僚，艾希曼的非凡罪行与他看似平凡的性格并存，使得启发阿伦特创造了她最著名的短语“平庸之恶”。阿伦特的描述对象，仍是纳粹体制中下层的行政人员，而本书，则进一步拓展至非体制中的更多的普通人，并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角度，对纳粹的出现进行总结。

盖拉特利始终如一地指出，德国社会的大部分人并不仅仅是被希特勒激烈的演说集体催眠——还包括大规模的公开盛会、穿着长靴的士兵的游行仪式、高速公路的建设、或轻松获得大众汽车的现实生活。

“正常的生活还在继续：百货公司在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周举行了亚麻制品销售活动。好吧，他们为什么不呢？”

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他们的生计和家人的福祉也比阴谋论氛围下、那占人口一小部分并经常被妖魔化为“危险威胁”的群体更重要。在早年持续的经济萧条和下行的背景下，一个民族复兴和重拾国家荣耀的愿景，就极大地促使人们去支持德国特色版本的国家社会主义。

盖拉特利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其指出了在纳粹上台之前，普通人已经独立发展出一种与纳粹并无完全不同的政治身份。

希特勒在之后使用暴力和对媒体的全面控制来巩固他对社会的控制，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需要被他费力发明，而是早已有之——只需要他捏合在一起，他只是利用了普通人现有的怨恨、恐惧和偏见。德国的普通人，就这样浸泡在这一政治文化里，等待着这样一个“必要的领导人”，而这个领导人，则承诺要恢复德国失去的“伟大”，实现其再次复兴——第三帝国就来临了。

结语

在纳粹的故事已经发生之后，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方面，不应该再相信科学、理性、人民、民族或任何其他理想化的单一结构和目标可以提供包治社会百病的良药；另一方面，则需要对有毒的政治文化必须进行持久的警惕和反思，必须持久地批判，揭示出其局限性。

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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