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篇女权主义文学作品说开去

从一篇女权主义文学作品说开去

北落师门xx   02/18/2020

X: A Fabulous Child's Story是女权主义作家Lois Good的短篇小说，诞生于第二波女权主义中期的1972年。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神秘的科学实验，即一对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摆脱性别的刻板印象（gender socialization），在抚养小孩时对ta的性别严格保密，起名X，并且购买混合男性与女性特征的玩具和日用品给小孩使用。小孩在上幼儿园时开始面临着社会压力，但X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而其他小孩也十分关爱X。部分家长十分反感这种不确定的性别，并决定让专家小组确保X的健康状况。随着专家确定X状况良好，家长不得不允许X与自己家的小孩一起玩耍。在小说的最后，更多的家庭决定采用这种教育方式，而X也快乐地生活着。

虽然作者以happy ending表达了对消灭刻板印象的乐观态度，但我很难保持乐观。小说的一开始就提到这是一个scientific Xperiment，而其所体现的家长对婴儿的心理、生理、社会环境的操纵，让人不禁想起Aldous Huxley的Brave New World。这种几乎不可能在现实中真实出现的场景只能成为utopia，尽管据说美国有家庭真的采用了这种方式，但这真的是utopia吗？

Lois Good的问题在于，人是socializing creature，不可能完全丧失社会性而完全展现个人主义。模仿他人本身是婴儿成长的科学方式，而同时也是社群内部不同个人相联结的必要方式。因为其接受面的狭窄，婴儿在成长中几乎必然会接受来自同一种维度的声音，而这种声音可能是性别刻板印象，也有可能阶级刻板印象或文化刻板印象。如果将性别抹除就可以解决性别刻板印象，那么是不是也要将X放到其他的穷人中、黑人中或者中国人群体，让X彻底摆脱社会刻板印象呢？解决刻板印象要通过后天的公民教育和理性培养，而不是让本就成为受害人的X继续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潜在的心理创伤。就像这小说本身所说，这种社会科学实验看似是utopia其实是dystopia，泯灭了道德伦理。如果人要彻底摆脱social construction，那么人类社会本身就无法构建。

所以，一个良好具有道德伦理的法治社会都不应该让受害者首先改变自己，因为任何将被害的原因归结于受害者本身都是对受害者的加害，因为最终得利的永远是具有特权的加害一方。这些特权阶层以这种话语权上的优势不断的占领道德高地，不断地压榨被害人作为人的各种价值。X其实是受害者，因为X的存在价值在家长制和社会压力的话语压迫下不断地被磨灭。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女权运动还是其他的什么社会运动，最关键的的是消除不公（即社会对不同阶层的人在同一件事上的不对等对待，或不用阶层的人在同一件事上遭受的不同牺牲），方法是获得政治权力并掌握话语权。在一个没有不公、没有压迫的社会，人必然是自由发展的，必然能最大化展现其自由意志。而gender，作为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本身与sex不属于同一范畴，所以将gender identity与sex的衍生品，即gender binary划等号确乎是不公。那么女权运动的中心应该是改变群体意识、尊重同为人类的伙伴，而不是要求受害者改变自己去接受群体意识。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自由发展，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存在着不公正，而这些不公正等待着有理想的人们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