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新发展方向还是穿新鞋走老路？

北京—— 周日，中国二号人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齐聚北京、参加中国年度发展高层论坛的全球首席执行官发表讲话，提出了这一计划。他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将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去年9月份，习近平在黑龙江省考察调研期间的一个座谈会上， 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他当时表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包括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都再次提到“新质生产力”。直到今年3月份“中国两会”上，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写进新一届政府就任后的首份报告中并定为今年十大任务之首，而后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则再次提及。

为何新质生产力突然成为热门的词汇？

综合中国官媒的报道称，新质生产力指的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官媒称，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的社会生产模式相比，在资源、成本、分配要素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简单的说，在传统生产力的社会生产模式中，需要消耗高能耗的本地资源和现有生产力，而此次中共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则是用一种“以小博大”的方式进行发展，这一点和中共政权的统治模式很相似。

根据半官方数据，随着过去两年房价下跌了五分之一，中国的消费支出一直低迷。住房交易数量也大幅下降。房主抱怨说，他们必须把价格降一半才能找到买家。

房地产占家庭资产的60%至80%，这一比例远高于大多数国家。因此，房地产市场的几近崩溃让许多家庭感觉财富减少，而且难以偿还抵押贷款。

在中国，一般是领导人提出概念后，各个官媒一拥而上，对新概念进行阐释和宣传，比如“双循环”、“共同富裕”以及更早的“供给侧改革”。不过，中国的《经济日报》发文警告，“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倘若忽视产业发展规律，盲目跟风追热，只会欲速则不达，导致新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而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于凤霞近期在一篇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文章中深入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迁，还意味着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

她进一步阐释称：

• 一方面，技术之所以能够引发生产力变革，在于它对生产要素与劳动过程的改造，并构建起新的生产方式；

• 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可以成为技术创新应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加速器”；

• 反之，则可能成为新技术应用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技术创新与社会制度变革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在面对中国社会当下存在的分配不均和一些其他生产要素不合理的问题时，新质生产力仿佛就是一种新的“代名词”。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表示，从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随着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显效，中国经济开局良好，生产稳中有升，需求持续恢复，先行指标继续向好。随着，中共实施全民反间谍和威权国安的环境下，外资纷纷撤离则是众口难辨。

此外，中共官方在此时提出，也彰显了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进入2024年，全世界70%的人口迎来选举年，对于地缘政治因素最为敏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不小的压力。

中国官派学者石建勋对于“新质生产力”的一文中，也是感觉到了，目前中国需要用新的战略眼光来审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华威胁”。还有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就是现有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模式难以再对中国经济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时任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其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上也有类似阐述，他当时称，“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但是，现任领导人却依旧不承认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必要的，甚至还在继续收紧原有宽松的政治辨识度空间。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些中国人也支持这项以科技为中心的产业政策，因为他们认同这位最高领导人的观点，即中国需要接受困难，使经济增长走上更可持续的轨道，并为与美国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

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国家是否超越美国并不重要。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能够像美国人所渴望的那样，通过努力工作和锐意进取出人头地。这意味着就业的重要性。

这一口号也提醒人们中国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本世纪初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时，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曾使用了一个类似的口号，他呼吁打造“先进生产力”，而现在却是在号召培育民营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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