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式乡村的都市化——伽达默尔赞词
海德格尔式乡村的都市化——伽达默尔赞词[1]
哈贝马斯
一
1940年的圣灵降临节，伽达默尔以一个题为《黑格尔与古代辩证法》的讲演揭幕了魏玛的黑格尔会议。这个黑格尔研究者圈外人（Außenseiter）那时激起的反应——如果我们对77岁老人至今对其仍有震惊的印象（Reminiszenz）不加怀疑的话——肯定是不那么友好的[2]：
“我当时不算黑格尔主义者，但这最终并不意味着，（一个非黑格尔主义者）会被禁止对黑格尔有所理解。还是说这确实不被允许？……我借着拜访我们伟大诗人（里尔克）在魏玛的陵墓来解除自己精神上的紧张疲劳。”[3] 现在伽达默尔仍然不是黑格尔主义者；然而正是他，在60年代使德国黑格尔协会重获生机（ins Leben gerufen）[4]；正是他，促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使得黑格尔专家们能在会上讨论交流各自的工作；正是他的倡议，斯图加特市的黑格尔大会（der Stuttgarter Hegelkongreß）在1970年这个周年（Jubiläumsjahr）[5]复归了。另外，那篇或因他把黑格尔和柏拉图紧紧并置的缘故而曾被（黑格尔主义者们）拒绝的揭幕讲演，现在成了伽达默尔研究黑格尔论文集的首篇文章[6]；该书以一篇《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作结。事实上，他们二人是照亮伽达默尔自己思考道路的星辰（Gestirne）。
在斯图加特市决定创立黑格尔奖之时，伽达默尔——他（对设立该奖项）的倡议今日在座各位无人不知——曾力图施加影响以使海德格尔成为该奖项的首位获奖人。第一个获奖者是布鲁诺·斯奈尔（Bruno Snell）[7]。考虑到这首次颁奖，奖项的颁布需要轮换（im Wechselspiel），这次不再颁给著名的精神科学学者，于是管理委员会重又打算颁给一个哲学家，给眼前的这位哲学家，他形容自己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并在古典学学有所成（das Handwerk erlernt）。今天恐怕再难找到一个胜过伽达默尔，在哲学和精神科学这两个鸿沟渐深的学科之间架起桥梁的人[8]。
“架起桥梁”一词可说是这位学者的精神特质（Mentalität）和思想风格（Denkstil）：“区分（Distinguendum），当然，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整体看。”[9]这句座右铭（Maxime）出自伽达默尔之口，但，若更伽达默尔式地表述，应该说：必须架起桥梁。不仅在学科之间的鸿沟之上，更重要的是在隔开了后人和流传文本的时间间距上（Zeitenabstand）架起桥梁，要在挑战解释者技艺的不同语言之间的鸿沟之上，更要在那个激进思考的暴力（die Gewaltsamkeit radikalen Denkens）所产生的鸿沟之上[10]架起桥梁。海德格尔就是这样一个在自己周围掘出沟壑的激进思想者。我认为伽达默尔哲学工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这个沟壑上架起了桥梁。当然桥的意象容易引起错误联想，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这里有人提供一种教导，帮助去接近一个难以靠近之地。我指的并不是这个。我更愿意说，伽达默尔城镇化了海德格尔的偏僻之地。当然我们必须记住，至少在德语中，Provinz一词不仅和“有局限者”（das Einschränkende）有关，更和死脑筋-顽固者及源初者（das Dickschädelig-Eigensinnige und Ursprüngliche）有关[11]。
伽达默尔自己完全不这么看。他有一次说过，海德格尔需要一个卡尔·马克思，这个马克思——黑格尔当时的敌手是如此反对黑格尔，声称应当将黑格尔当成一条死狗对待。倘若我对后来的七十年代没有解释错的话，海德格尔并不需要（nötig haben）他的马克思：亚文化的漫游者（die subkulturellen Wanderer）已然天马行空（ins Geviert），迷途难解（ins Verstiegene）[12]。海德格尔更需要一个能铺设道路的人，以使他能通过这人从其自我选择的孤立处境中走回来。只有一种人能胜任，他既保持着必要距离又足够长远（weit）地跟随过海德格尔，从而创造性地将其思想在坚实的基础上往前推进。我想说：伽达默尔的创造性（Produktivität）就是如此。
二
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的关系总是有所间距（durch die Distanz geprägt），这是由外在的种种情由决定的：首先伽达默尔在马堡新康德主义的世界浸润有时（Fuß gefaßt）而且博士毕业，作为纳托尔普的学生，和尼古莱·哈特曼这个年长的同行交好，其后才认识了仅仅大他九岁的海德格尔。在其自传（这书有一个多义的标题“Lehrjahre”[13]）中伽达默尔描绘了海德格尔闯入时他所身处的世界：他描绘了那个围绕着艺术史家理查德·哈曼的圈子，描绘了在（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光芒下成长的年轻头脑，那些和恩斯特·罗伯特·库提乌斯（E. R. Curtius）[14]的漫步，以及与新教神学家们针锋相对的讨论，当然还描绘了那些经常会有读书活动（Lektüre）私人交往圈，在周四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圈子里读希腊经典作品，或者是在某个圈子里由格哈特·克吕格选取世界文学的经典进行朗读。这样的生活仿佛是一个用玻璃墙隔绝的脱节时代超过15年的世界，当时魏玛共和国的时代政治氛围如在墙外。要进入这样一个世界，海德格尔必如一道闪电（Blitz）。伽达默尔老年时回忆道：“对海德格尔来到马堡，人们怎么戏剧化地设想都不为过。”[15]
如果从自传的角度来问，海德格尔对伽达默尔的意义何在，那么或许答案可由观察得出，伽达默尔描述自己恰是被许多“区分”（Abgrenzungen）所决定：他出生在西里西亚（Schlesien），一个普鲁士的小地方，童年时就被期许将来有一个军官生涯（Offizierslautbahn），然而他完全没成为一个普鲁士（军）人，而是文职人员（Zivilist）。伽达默尔生于一个自然科学氛围浓厚的学者之家（Akademiker haus），其父是一个自信（selbstbewußter）的化学家，然而第一个学期他就被自己的文艺兴趣拖入了精神科学的领域。然后是马堡，一个当时，其哲学有着世界影响，也是精神科学和神学的活跃中心的地方，伽达默尔又再一次把自己同这个学院哲学和自信（selbstgewissen）的人文主义的世界区分开来，这显然要归功于海德格尔带给他的冲击。伽达默尔在此之前以19世纪的历史学家的眼睛纵览了西方传统；而后海德格尔来了，冷不防地回溯到（im jähen Rückgriff）这个传统的开端，将这个传统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带入当下（vergegenwärtigt）[16]。伽达默尔对这个传统是忠诚的（beschwört），不过接下来他想要走出“这个传统所作用（nachlebte）着的市民化的教化宗教”[17]。
这或许也正是伽达默尔历经十年而成熟的哲学大作背后的根本动力，为自己也为其他人去澄清，与一流的（eminenten）文本相遇意味着什么，经典的约束力带来了什么（mit… auf sich hat）, 伽达默尔清楚，他已经无法再回溯到一个标准，而必须深入到每个标准背后，以清理出那些使得一部作品的经典意义成为可能的效果历史的诸条件。
三
这句话[18]来自《真理与方法》的导论，在莱比锡，法兰克福有过多年成功的教学后，更主要是在海德堡大学接替雅斯贝尔斯的教席后，60岁的伽达默尔——相比之下是比较晚——将其课堂内容付诸文字，并凭借这部著作赢得了国际间的承认。由上面那句话中文本的论辩（diskursive）风格不难辨识出这段文字其实产生于口语化的语境里 。伽达默尔设想的哲学诠释学并不自诩为一种方法论（Methodenlehre），而是试图在黑格尔之后[19]，在形而上学终结——这一终结具有两义性——之后，重提哲学的真理性诉求（Wahrheitsanspruch）。哲学诠释学由此确立了其独创性的（kühne）任务：即在三重传统断层（Traditionsbruch）之上重建这个真理诉求的连贯性（Kontinuität），在隔离了我们和希腊哲学的三道鸿沟之上一一架起桥梁。我说的（三重）断层是由 19世纪的历史主义，17世纪的物理学以及近代之初（zu Beginn der Neuzeit）过渡（Übergang）到现代的世界理解（Weltverständnis）所引起。
通过对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理论进行批评，伽达默尔实现了第一个断层上的架桥工作。他弥合了一个想当然的对立，仿佛纯粹重现（Vergegenwärtigung）历史和系统性的认识彼此势不两立。他猛烈抨击了一种将诸传统据为己用（aneignet），锁入博物馆并剥夺其自身说服力的历史意识。与这一对象化倾向相对，伽达默尔坚持这样一种观点，“效果历史的要素在对流传物的任何理解中都有其效用，即使是在现代历史科学中的方法论（Methodik）已被采用且这种方法论将…历史的流传物变为对象的地方[20]。”
通过重建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这个传统回溯到判断力之上[21]），伽达默尔实现了第二个断层上的架桥工作。他弥合了一个想当然的对立，仿佛要求严谨方法的科学和实践理性彼此形如陌路。他猛烈抨击了一个客观认识和客观方法的概念，这个概念自诩可以为现代的诸多经验科学垄断人类认识的众多可能性。与其相对伽达默尔想要重建一种理解行为的合法性，这种理解行为先于对象化的思考，将艺术的，哲学的，精神科学的乃至历史的经验和日常沟通实践的经验方式关联起来。
最后伽达默尔在实事内容上复原（Rehabilitierung）了柏拉图和黑格尔哲学。由此希望在一个他称为错误的对立之上架起桥梁，这个错误将形而上学式的理解和现代的世界理解看作彼此水火不容。著名的古今之争（querei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彼此分隔非此即彼的选项（Alternativen）[22]应当被揭示为一种幻象。在这个过程中伽达默尔走了一步妙棋（bedient sich eines Schachzuges），或许有点反讽意味地不由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对伪哲学疑难（Scheinprobleme）的克服：倘若我们足够严谨地研究我们依赖于历史流传物这一事实，就无法不发现我们对这些流传物近乎自然萌生的兴趣是从何而来——传统有着某些要向我们诉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由自身出发（aus Eigenem）却恰恰无法认识。要论证这个就需要如下追问：“难道没有什么支撑与我们的哲学流传物这个整体（我们自身也从属于这个整体，作为哲学思考者我们即是对话本身）进行对话？难道还需要对我们自身依附于其上者提供理由（Begründung）？”[23]类似于维特根斯坦诉诸于日常语言发生作用的事实，伽达默尔诉诸了我们无法穷尽重要文本（eminenter Texte）的这种经验。伽达默尔坚持这种经验的权威性（Autorität），如同一个实证主义者不放弃感官经验的权威性。
四
伽达默尔的这种认知[24]在最奇特的地方与海德格尔那种主人专断型（herrisch）的对西方思想的解构，那种将肇始于柏拉图经过托马斯直到笛卡尔和黑格尔的哲学史贬低成一个存在之遗忘（Seinsvergessenheit）逐渐增长的戏剧性看法，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是[海德格尔]基于存在之神秘主义（seinsmystischen）而抛弃传统中表述出来的[存在之]一切形态，另一个，伽达默尔则尝试着在基本概念如“教化”“共同感”“判断力”“鉴赏/趣味”上重塑人文主义——它从柏拉图到文艺复兴，从维科经过苏格兰道德哲学直到19世纪的精神科学，其发源于市民的经验关联（Erfahrungszusammenhang）而又始终被都市性（Urbanität）的解体（Zerfall）所威胁。人们如何能设想一种比这二者之间更明显的对照？
相比大多数人伽达默尔跟随海德格尔要更远，他一同经历了（mitvollzogen）那个“转向”（Kehre），借助这个转向海德格尔修正了《存在与时间》里的超验（transzendentale）[25]的自身理解（Selbstverständnis）。在这里简短描述伽达默尔和洛维特之间发生的一场争论可以启发我们，那时在50年代他们针对海德格尔的文章《论真理的本质》合开了一个研讨班。洛维特“为自己揭示了一个青年海德格尔，当然，他也没有错估《存在与时间》的地位。但是他认定那个‘转向’以及那种对“不应是存在者的存在”的存在论说就是神话学或者故弄玄虚的诗话（Mythologie oder Pseudopoesie）。然而”——伽达默尔要这样为他的老师辩护——“它既不是神话学也不是诗话，而是思，哪怕诗化的譬喻言说（poetisierende Gleichnisrede），因为崭新的思而导致语言贫乏困境（Sprachnot des neuen Denkens）之中的诗性探索常给出令人迷惑的证词。我曾尝试过以自己的方式让海德格尔的思仍然（gleichwohl）进一步推动我（mir weiterhelfen），不过此处不宜详叙。”[26]若我所见不差，伽达默尔只能用强调其为思的方式来为思忆（Andenken）辩护，（思忆）标识出神秘主义者[海德格尔]的失语状态（Sprachlosigkeit），因为伽达默尔已经认定（sich zurechtlegt）存在即传统，因为他不但没有屈从于（sich überläßt）失重之存在的无定形诱惑（dem gestaltlosen Sog）[27]，而是——将目光转回到黑格尔——尊重那个庞大的传统之流（massive Traditionsstrom），在那里具体的言辞（Worte）于其场合在其时刻（an ihrem Ort zu ihrer Zeit）被确实地说出来了，客观地形成（objektiv gewordenen）了。此处是否有一种创造性的误解，这倒并不那么重要。倘若一个传统无法越过诸多误解将自身延续下去，那么它如何可能保持生机勃勃？
正如第三版的后记所展示的，《真理与方法》的作者始终被一个情境（Umstand）值得深思地（nachdenklich）决定了。伽达默尔不厌其烦地指出，哲学解释学不宜被简化为一种科学之理论（Wissenschaftstheorie），理解这种现象所刻画的世界关联（Weltbezüge）先于任何科学，由一种被交往统构（kommunikativ verfaßten）的生活形态生发。不过事实上伽达默尔著作的效果历史不仅在诸科学的理论，也在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围绕着这本书的讨论并没有将科学局限在哲学和艺术的经验领域，而是更多地将内在于诸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里的解释学维度揭示了出来。哲学解释学在近年持续地影响着盎格鲁-萨克逊语言里的讨论，一方面要归功于《真理与方法》的英译，另一方面也受益于作者本人多次在美国大学里的客座访问。讨论引发的影响走出了神学院（Divinity Schools），哲学解释学也和被抗议运动（Protestbewegung）[28]释放出来的激情（Impulse）交融在一起。人们可以发现哲学解释学和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和托马斯·库恩的后经验主义的科学理论之间的许多共同点，解释学还与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中的现象学的，互动论的，民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ische）的进路融合在一起。解释学的这影响倒并非要强调一种极端意义，如《真理与方法》这个标题所包含的[29]；恰恰相反，这种影响表明，解释学不仅参与到对关于方法的思考的自我觉醒（Selbstaufklärung），还对解放科学之理解，甚至对研究实践的细化区分（Differenzierung）都起了作用。
五
必须承认：在现代科学的自我理解发生变动的这个视域下，无论是从其意图还是效果，解释学都不会被穷尽。如同现象学和语言分析一样解释学将日常的生活关系（Lebensverhältnisse）推上前台并促进对生活世界的深层结构的启蒙。在洪堡式语言哲学的传统里，以某种方式与实用主义，这一受过黑格尔教益的哲学流派下的皮尔斯，罗伊斯，乔治•赫伯特•米德并行不悖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凸显了语言的交互主体性，正是这种交互主体性预先联系着通过交流而社会化的诸个体。解释学固执地追问“将一种语言里的所有言说者聚合为一（eint）的休戚相关（Solidarität）”[30]有何形式与内容。
这个追问恰在今日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Aktualität），因为一种敏感的日常意识已然觉察到历史的生活形式受到了威胁，生活世界遭遇被支配（Kolonialisierung）的威胁不仅来自于一种不受控制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强制性，还有官僚化条文主义的侵入（bürokratische Eingriffe），以及我们社会由于法条化（verrechtlichten）和形式化组织起来的领域所带来的外在成本。伽达默尔并不回避，将海德格尔对“把自己钉上十字架的近代的主体主义”[31]的批判扩展到社会现实。他观察到社会子系统的独立，“其特征是自我调节（Selbstregulierung），比起[将其设想为制成的更宜用活生生地来设想它]，按照以被调节的循环组织起来的生命这种方式”[32]，伽达默尔以此警示补充道：“倘若在这些驾驭（Beherrschung）自然和社会的新的方法中——它们如此这般地显示自身——对其支配意愿（Herrschaftswillen）辨识不清，那将是一个大错。”[33]在这里源自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和一种来自其他源头的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相结合。二者一致认为主体性的哲学荣誉符合客体化（objektivierend）思想的强力（Gewalt）和独断性（Ausschließlichkeit）。并且二者都在主体性之下看到了一个变僵化的自意识，一个变冷酷的独立自治（Autonomie）为了自我确证的目的而变得工具化。这里伽达默尔置身于一个非常德意志特色的传统中。他所追随的对现代（Moderne）的自我解释反驳了另一种为近代（Neuzeit）合法化的观点。
倘若我要在德国战后历史里的这个政治语境中来定位伽达默尔的哲学影响，我或许会强调其最富有意义和最有涤荡当下（reinigend）作用的要素：他了不起地将人文主义的传统，以自由精神的塑造为导向的传统带入了当下（Vergegenwärtigung），该传统自身，自近代以来，对现代科学那种塑造性的（prägenden）强力不仅是一个隐秘的竞争还是一个补充。然而伽达默尔自己还指出，在德国这个从未由自身之力而引发革命的地方，感性的人文主义总是比政治人文主义发展得更为强劲。如果不忽视在西欧各个民族国家内更多的政治意识进入了人文学科（Humaniora）这一事实，那么在我们的语境中这个问题就紧迫了，最可怕的危险在哪：危险在于将希腊人的传统贬低为一种现代的前形态，或者危险在于认识不清现代本身的价值和尊严（Würde）。伽达默尔或许最终为了保证传统的尊严而拒绝二者选一，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而是其力量已建基于其合理性（Vernünftigkeit）中的诸多传统（Traditionen）。“事实上（In Wahrheit）并非对单纯流传下来的东西（Herkömmlichen）的捍卫，而是根本上对道德的-社会的生活的进一步塑形（Fortgestaltung）才是传统，它始终要由那种在自由里（In Freiheit）意识觉察（Bewusstmachung）来承担。”[34]当然，只有在我们既能说“是”又能说“不”时，我们才真正在自由里接纳诸多传统。我指的是，人们恰恰不应让人文主义传统里的启蒙运动， 18世纪那些普遍主义的东西淡出视野。我这个补充当然并非要盖棺定论（das letzte Wort behalten）。伽达默尔是第一个强调了对话的开放性的人。我们大家能从他那里学到解释学的根本智慧，即，若认为人能够盖棺定论，这乃是一个幻象。
[1]解题：Provinz作者可能指海德格尔此文： Schöpferische Landschaft: Warum bleiben wir in der Provinz? (1933) 陈春文中译： 充满生机的风物：为什么我们留在小地方？ 见《思的经验》人民 2008。Urbanisierung 城市化，文雅化，后者为引申义，这里可以理解为将海德格尔的"晦涩"思想通俗化，优美化。Laudatio：一种文体，给获奖人的赞辞，颂词。本文是哈贝马斯出席1979年斯图加特市授予伽达默尔黑格尔奖（Hegel-Preis）时的赞辞。本文译自苏尔坎普出版社的《黑格尔的遗产》一书，已获授权。
[2] 关于这次会议的不同描述，另可参见珀格勒的自传：Wege in schwieriger Zeit: Ein Lebensbericht,Fink, 2010,S160 ——译者
[3]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sche Lehrjahre ,Frankfurt, 1977,S 115——作者原注。引文为译者自行译出，参考陈春文中译《哲学生涯——我的回顾》，商务2003，第108页——译者
[4] 伽达默尔于1962年在海德堡成立了黑格尔联合会（Internationale Hegel-Vereinigung），这之前的黑格尔民间组织最著名的是“逝者友人协会”（Verein der Freunde des Verewigten），最早出版黑格尔文集——译者
[5] 1970年是黑格尔生日200周年——译者
[6] 黑格尔的辩证法，波恩，1971——译者。中译可参考转译自英译的《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光明日报，1992。
[7] Bruno Snell，德国著名古典学家，曾在汉堡大学古典学系执掌教席，奠定了许多古典学领域的大部头科研项目的基础。——译者
[8] 此语有双关，既指伽达默尔本人的学养跨越了两个学科，也指他，继狄尔泰为精神科学奠基之后，努力推动诠释学成为精神科学基础，弥合学科鸿沟的工作——译者
[9] Philosophische Lehrjahre ,Frankfurt, 1977,S 23——作者；distinguendum，拉丁语将来被动分词，这里应为阳性宾格。具体语境可参见陈译《哲学生涯》，第16页——译者
[10] 此次应该指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文本解读的暴力导致了理解困难——译者。
[11] 此处Dickschädel和eigensinnig在德语都是贬义用法，前者在日常口语中贬义尤重。
[12] 此处疑隐射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高蹈玄虚的解释风格，versteigen这里双关：基本义，迷路的；引申义，异想天开的，古怪的——译者
[13] Lehrjahr本义是（职业上的）学徒年限，见习期，训练期。伽达默尔这本自传却并不仅仅是谈论他在哲学这个“职业”的入门见习期，而是贯穿其一生的各个时段，所以（使用复数）更具有谦虚的意味，表示自己始终在“爱智慧”的途中，陈译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译为“生涯”，虽然并未完全反映词语的原意和双关。——译者
[14] 伽达默尔马堡早年的一个老师，在中世纪文学造诣很深，伽达默尔在自传中称被其开启了聆听诗歌的耳朵（德文版S17），他也是让伽达默尔认识马克思·舍勒的老师。——译者
[15] 《哲学生涯》德文版S214——译者
[16] 这里只能直译保留字面意思，作者指的是海德格尔使得传统重新在当下“复活”过来，仿佛传统自身就在对当下现实诉说自己。
[17] 《哲学生涯》德文版S181——作者；此处作者引用也“改写”了伽达默尔自传中的原话，陈译nachlebte为“隐身”，表意略轻，伽达默尔应该是希望表达“这样的市民化的教化宗教其实是古老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之意——译者
[18] 指上一段最后一句。
[19] nach Hegel，也可理解为追随黑格尔。
[20] Ibid., p. xxi.——作者；中译文可参考《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补充与索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38页——译者
[21] appellieren：召唤，唤醒，这里的意思是指《真理与方法》的第一部分，人文主义传统在思路上最后会回溯到康德第三批判的判断力概念这个基础上——译者
[22] 即要么古代，要么现代的对立分执——译者
[23] Ibid., p. xxiv. ——作者 后一个问题的直译是：难道还需要对那个始终支撑我们者提供理由？参考《诠释学II》，第542-543页。此处对洪译本有较大改动——译者
[24] 即上文说的认为重要文本的意义是无法穷尽的这种经验。
[25] 这里作者并没有作出，如汉语译界所讨论的先验，超验的意义区分。
[26] 《哲学生涯》德文版S177——作者；汉译可参考陈春文译，第167页，此处译文和陈译出入较大，系直接由德文译出，因哈贝马斯此处引用有自己的强调侧重，见译文斜体，伽达默尔德语自传并无此斜体强调——译者。
[27] sich überlassen 将自己托付于， 沉浸，Sog亦有吸引，漩涡，诱惑之意。也可翻译成：没有被卷入诱惑。gestaltlos 指的是海德格尔宣称的存在被遗忘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存在以“没有形态”的方式“在着”。
[28] 这里或指欧美60年代末期的大规模的学潮运动。
[29] 曾有读者敏锐地意识到：《真理与方法》一书其实是两个选项取其一，真理或者方法。见——译者。
[30]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法兰克福1976，S10——作者；
[31]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法兰克福1976，S25——译者
[32]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法兰克福1976，S24——作者；此处中括号内译文补足了作者所省略的引文——译者
[33]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法兰克福1976，S24——作者“”
[34] 《真理与方法》第三版后记，德文版S533以下——作者；德文全集版S470，洪译本第571页，考虑到作者的强调和下文对引文的呼应，此处重译。“在自由里”（In Freiheit）即“自由地”——译者
本文由陈通造先生翻译的伽达默尔赞词（陈先生由英译本译出）所触动，依据德文原本译出。译稿初稿完成于2018年，历经4次大改，今日最后调整词句。——20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