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漫长的和解：《日常对话》的不日常

文 / momo

《日常对话》是台湾女导演黄惠侦历时20年完成的一场与女同志母亲之间的“对话”。与此前在NHK播出的56分钟版本《我与我的T妈妈》相比，这部时长88分钟的长版本更加细腻，融入了更多的个人自述及反思。影片上映之时恰逢台湾社会热议婚姻平权的高潮，对同志议题的关注也自然成为影片最重要的标签。然而任何完整观影的人都会明白，黄惠侦导演通过《日常对话》所承载的东西，远比此要更为复杂、丰富与厚重。

影片开场，一张桌子，两张空椅，隐隐暗示着对话的缺失与渴望。母女相依为命数十年，却始终是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随着女儿也成为了母亲，时间沉淀与代际更替反而使对话的欲望更加强烈，女儿终于决定拾起摄像机，以此开展母女二人间缺失了三十多年的对话。它不仅源于了解血浓于水的母亲的渴望，更是为了完成导演与母亲、与自己的一次和解。

私人对话与女性叙事

“我想知道，为什么她明明喜欢女人，却会结婚？为什么我们母女明明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她却跟我们离得这么远？”对这两个问题的叩问与回答贯穿了影片的始终。它无疑是部极其私人的作品，掺杂了私密的爱意、渴望、情欲与怨意，也揉入了导演的个人目的，而这些私领域的女性经验却同时带出了宏大的社会议题。

母亲是一位出身乡村的女性，自小意识到自己对同性的情欲，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顺应习俗、经由媒人嫁给了外地的男人。然而，这场婚姻并不美满，丈夫的嗜赌与常年家暴逼着她逃离，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靠帮人做牵亡赚钱养家。两个女儿也跟着母亲做牵亡，没有户口上不了学，妹妹长大后也带着两名女儿，操起母亲的旧业。一代又一代的人，却似乎在相似的命运中难以挣脱。

黄惠侦导演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曾问母亲如果当初没有嫁给一个嗜赌的家暴男，她还会不会选择逃离而顺从自己的同性情欲。母亲的回答是不会。然而没有“如果”——曲折的婚姻却也给母亲开辟了新的空间，谈了自己的十多个女朋友，做了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潇洒人。这也许不是个与女儿亲密无间的“好”母亲，却是个公认的温柔情人。命运难以揣测，谁又能判断孰幸孰非？

导演、母亲、妹妹、女儿、外甥女、母亲的女朋友们、母亲的姐妹…… 女性叙事构成了影片的绝大部分，而男性（如家暴嗜赌的丈夫、老家的父亲叔伯兄弟）则是在场的缺席者，在不同时间、空间之下，成为父权的具象代言者或多或少地参与塑造了女性的命运。 导演听似平静的旁白逐渐抽丝拨茧般揭开了日常生活之下的汹涌暗流：同性爱欲、底层职人、包办婚姻、单亲家庭、家暴、猥亵儿童……看似日常的生活之下，交织着重重冲突与矛盾。一个个命题在导演与不同个体的对话与互动中逐渐被挖掘出来，或沉重、或苦涩、或骇人。而剪辑和配乐的渲染却让全片维持在平缓的基调，细腻而不浓烈，没有激烈的控诉和爆发，只有一次又一次艰难却执着的对话尝试。

恋者无名

“不知道”、“不想说”和大段大段的沉默成为全片中最频繁出现的内容。在导演与老家长辈的对话中，当被问到“你知道我妈喜欢的是女生吗”时，镜头中的人不约而同地回答“我不知道”并露出些许不安，开始转移话题。当导演追问母亲为何不对孩子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时，母亲的回答是“不想让你们知道”。显然，这对于所有人都是公开的秘密，而在此之前却从不曾、也不被认为有必要被提及。母亲与导演之间的对话总是有着长长的沉默，而沉默的背后，不知是如其所说的“不想说”，抑或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纵观全片，“同志”、“同性恋”都从未出现于所有与母亲同辈或更年长的出镜者口中。这不禁让人想起香港学者周华山有名的论点，认为传统华人社会对于同性情欲抱有一种沉默的宽容：它不被允许名正言顺地出现，却可以在不破坏传统家庭秩序的情况下被默许。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人提出批判，认为“无名”的状态本身便是一种压迫，就如金晔路所说，“他的痛苦、他的绝望、他的怎么样都是在背后阴暗的角落里的”。从这一角度而言，影片有力地打破了这种长期以来的沉默、为无名的情欲命名——这无疑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努力。但与此同时，我还是不禁想问，这样一种命名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让长期失语的母亲重拾话语权？它是否会再次存在被定义的危险，让复杂幽微的情欲被囿于“同性恋”的框架里？

摄像机前，练习说爱

在看那些大段沉默时我忍不住想，这是导演与母亲相处中的常态，还是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所展现的非常态？无论是哪一种，必须承认的是摄影机的在场是这场对话得以开展的关键媒介，也是影响着这场对话发展的重要因素。摄影机给了导演勇气，使她有理由接近妈妈、坦诚多年以来的心结；摄影机也使母亲感到不自在，她几乎从不正视镜头，常常让女儿不要再拍。这一切，都注定了这场对话并不日常，而让一切有了向前推进的可能。

而串联起这些对话的旁白，是年近四十的导演对自身生命经验的一次回溯与梳理。导演从其当下的知识框架与逻辑结构出发，重新组织往日纠结的情感，有条理、有逻辑地将自己的困惑、沮丧、渴望与爱意叙述出来。这场对记忆的整理与重构，本身便是导演与自身、与母亲一次和解的努力。事实上，整场对话都似乎可以被视为一次让隐晦变清晰、让隐秘变公开的努力。导演通过一次又一次执着的追问，试图让那些以往在人们的话语中被忽视、被掩盖、被有意避开或难以描述的内容一笔一划地清晰描绘出来。而在此之中隐含的愿景是对人与人之间真诚、平等、无保留的沟通与对话的期待——当一切被清楚地、坦诚地说出来，便是冲突与矛盾有望消解之时。然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晦涩、复杂的情感纠葛，真的都能通过练习被“讲清楚”吗？

影片最后，导演让女儿去问阿嬷“你爱不爱我”？女儿这声稚嫩的提问，大抵也是导演内心埋藏多年对爱的渴望。而母亲对此显然是不适应的。她躺在床上，先是故意回了句“你那么坏我还爱你”。后来还是抵不住可爱孙女的执着追问，如孩子所愿回答“我爱你”。

——我爱你啊。

——我也爱你。

——哼！

一个“爱”字，或许是解开数十年心结的良药。然而爱与不爱，一个字、一句话真的能讲清吗？每日早晨的饭菜、多年来的相依为命、对话中沉默的陪伴，谁又能说这些不饱含爱意？

不论如何，片尾一幕中，长桌两端空荡荡的椅子坐上了人。母亲坐一端，沉默地低下头；女儿在另一端，双手交握放在桌上，直面母亲。这场对话并不日常，也并不容易。

对话已然开启，此后路途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