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疫情的日子还会到来吗？

转自vx公众号：世界之敌的敌人

首发时间：202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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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6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宣布所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中国从此进入了新冠疫情“清零”时代。与此同时，美国等国家却因为早期对新冠病毒的轻视，导致国内疫情失控。随着病毒的不断传播，世界各国确诊病例都呈指数级上升，因新冠而死者不计其数。

在这样的局势下，早早将病毒清零的中国似乎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地区之一，仅次于朝鲜等零确诊国家。

加上每天热搜上挂着的“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今日新增确诊****人”等外国疫情新闻，确诊人数的强烈对比之下，过去两年里，许多中国人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

但实际上，跟大多数中国人认知中不同的是，其他国家不抄中国的“作业”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不顾民众死活，“躺平”抗疫，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无法像中国那样，政府一声令下，就能将无论是否染疫的民众强制隔离。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通常只能对文教、体育和娱乐机构等公共场所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封锁，其他场合下的防疫措施全靠各种民间机构和民众的自觉，政府对民众只能起到宣传和引导的作用，而无法强制人们放弃经济活动，足不出户。就算有些城市颁布了严格的“居家令”，要求警察对外出进行非必要聚集的民众进行罚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当地警方其实根本没有警力去严格执法。

当然，在大流行的初期，大家都对这个病毒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很多国家都因为民众的反智以及政客的失职，导致社会混乱和医疗资源挤兑，大大增加了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像中国、朝鲜这样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制度确实比其他国家在防疫上更具有优势。

但随着各国政客们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们开始加大对民众的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并积极推动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于是，世界各国的抗疫措施逐渐走上正轨，大部分国家在经过一阵“艰难探索”后，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抗疫模式。

2020年12月31日，美国公司辉瑞/BioNTech研发的疫苗成为了全球第一款获世界卫生组织（WHO）批准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

2021年秋，由美国默克和美国辉瑞推出的两款能防止轻症患者转为重症的新冠特效药先后问世。

2021年11月9日，南非出现了一种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随后它被命名为”奥密克戎“，科学家们发现它的特点是传播力更强（R0可能高达9.5），但毒性相对较弱，多数患者仅会出现上呼吸道的症状而不会发展成肺炎。

2022年初，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取代“德尔塔”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病毒主流毒株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新冠致死率已经大幅下降。

死亡率下降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奥密克戎”毒株本身完全没有杀伤力，而是因为很多国家的全民疫苗接种计划正在有效推进，并且在长达两年的大流行中，有相当多的人已经至少感染过一次新冠。自然免疫+疫苗保护的共同作用，才使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逐渐建立了一道对新冠的免疫屏障。

也就是说，许多国家正越来越接近“群体免疫”，这才是让“奥密克戎”显得像是一个“大号流感”的真正原因。

实际上，世界各国每年因流感、车祸导致的死亡数据也相当高，只要新冠的死亡率跟它们差不多，那显然是一个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数字，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就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民众都愿意去跟新冠共存的原因。

虽然在与新冠的共存过程中，美国、印度等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许多生命因此而逝去。但无论过程如何，我们都得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世界大部分国家肯定都会逐步放宽甚至取消防疫限制措施，最终彻底恢复疫情前的正常生活，哪怕病毒并不会消失。

跟发展中国家相比，那些打了足够数量mRNA疫苗且医疗资源充足的发达国家会更有信心去完全开放，比如2月的时候，瑞典政府已经宣布本国大流行的结束，丹麦和英国政府取消了所有防疫限制。3月，以严格防疫著称的以色列和澳大利亚也完全开放了本国的边境。

但与之相对的是，过去2年一直被我国官方和民众视作世界抗疫模范、唯一正确答案的“清零政策”正在备受考验。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全世界都放弃清零的局面，是一个R0可能高达9.5，每天确诊病例呈指数级上升的病毒，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导致境外输入的病毒从闭环内外溢。一旦病毒进入社区传播阶段，以国内大部分城市的管理能力，都很难对疫情进行流调溯源和精准防控，更何况有些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有可能铤而走险、瞒报疫情，这就是乌鲁木齐、瑞丽、西安等城市先后紧急封城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次生灾难可能比疫情直接造成的伤害更加严重。因为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我国自2021年1月25日后，好像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例新冠死亡病例了，但一次西安封城，就出现了孕妇和心脏病患者因医院拒诊而导致流产和死亡的情况。

特别是在 “奥密克戎”毒株出现后，更高的传播力、大量无症状感染者，让14+7+7的入境隔离政策都显得捉襟见肘，哪怕是号称全国防疫优等生的上海，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疫情反弹，更别说在没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香港。

目前来看，每日新增近5万的香港正被迫学会与新冠共存，这给只隔了一条河的深圳带来了极大的防疫压力。如果深圳、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因为追求清零而被迫选择封城，那对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但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在过去2年，各省市的地方政府对防疫措施层层加码，加上各路媒体狂轰滥炸地大肆渲染国外疫情严重性的情况下，许多民众自然会相信，大规模的封锁和核酸检测才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唯一手段。虽然许多民众对严格的防疫措施抱有怨言，然而一旦给他们放松了限制，他们中的大多数反而会觉得不够有安全感。

过去经常被赞颂的全国防疫优等生——追求尽可能减少对经济活动影响的“上海模式”也因为这次的疫情外溢，而遭到越来越多来自周边省份的质疑。在相当多的外省民众眼中，“上海神话”已然破灭。

更可怕的是，因为一些非专业的新闻报道和民间自媒体传播的阴谋论，很多人都相信这个病毒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比如今天（注：3月14日）就有一条新冠会“加速大脑萎缩”的新闻占据了微博热搜一整天，还有相当多的男性同胞相信新冠会影响男性的生殖能力。

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张文宏医生所说的“每次突破一点点，不知不觉做到完全开放”似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美好幻想，因为舆论场上根本没有“共存派”说话的空间（注：2022年4月19日，就连”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士无双的钟南山院士参与撰写的文章都在中国网络上遭到严格审查，只因为文章称“动态清零”长期而言不可能实现，中国需要有序、有效地重新开放）。

因为开放必然意味着指数级上升的确诊病例，在缺乏自然免疫屏障且有14亿人口的中国，仅靠灭活疫苗的保护率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开放后有相当多的人会因为新冠疫情而死。

然而对过去两年来，不断接受“生命至上”、“活着就是最大的人权”、“中国抗疫比西方更加人道”等叙事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被接受的。

很多人寄希望于疫苗和特效药，但哪怕由复星代理的辉瑞mRNA疫苗（复必泰疫苗）在中国大陆被批准上市，最多也就是保护率比灭活疫苗好一些，14亿人口的基数还是会导致死亡人数很难看，更何况复必泰的审批至今还没有任何的进展（据说是在为国产mRNA疫苗的研发争取时间）。

而刚刚得到批准的新冠特效药的产量和价格似乎也不是能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够使用得起的，这是一款仅仅只能防止轻症转重症的药物，就算国内药厂被允许仿制，但如果不是像连花清瘟一样能够每家发两盒，那么它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中国要想真正完成从“清零”到“开放”的转变，就必须要180°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这意味着当局必须去跟民粹主义作对，但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那些把防疫当成自己执政合法性来源的人又怎么会去跟自己的基本盘作对呢？

所以这样来看，我们的未来就很清晰了。

就算这次疫情清零后，未来的中国肯定还会陆续出现一些新的疫情反弹。面对无休无止的疫情输入，我们国家也将会继续延续现在的严格入境隔离政策，继续熔断出现疫情的航班，继续每个城市轮流做全员核酸、继续给冷链、动物、快递包装和跨国邮件做核酸检测，继续无害化处理宠物，继续把大学生关在学校里，继续只发现一例确诊就封城，继续走到哪都要求出示核酸阴性证明，继续不惜一切代价“动态清零”下去，直到这种病毒在国外基本上消失，或者进化出了一种死亡率比流感还低且确定没有一点后遗症的新毒株。

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只消灭了天花一种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