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我悄悄地寫，讀者悄悄地看」—— 文學大師汪曾祺(之三)

（一）

「文化革命」鬧完了，大家很高興。

汪先生寫了好些嘲笑江青一伙的文章和詩詞、散曲，四處散發。他早就想吐吐心裡的悶氣。

北京京劇團是「樣板團」，在「文化革命」裡很出風頭。上面派來工作組，要「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這場「清查」的做法跟過去的運動有點像。工作組一到，就朝劇團的頭兒和名角下手。

汪先生看不過去，找工作組提意見，還寫了大字報，說不能再用以前的法子整人，劇團領導和主要演員只是奉命工作，跟江青不是一伙。

結果汪先生自己引火燒身。中國人的階級鬥爭觀念特別強。大家覺得汪先生在「文化革命」里很得意：一個「右派」，又有「歷史問題」，卻受江青重用，還上了天安門，肯定有問題。

在特殊年月里，官員不受監督，人民不大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很難作出準確判斷。江青權力無邊。汪先生怕她，也感激她。要不是江青讓他寫「樣板戲」，汪先生不知還要當多久「牛鬼蛇神」，不知還要洗多久廁所，運多久煤。

他被「解放」出來的時候說：「江青同志如果還允許我在‘樣板戲’上盡一點力，我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寫過介紹「樣板戲」的文章，給江青講好話。有一次在劇團傳達江青的指示，他還講過：「江青同志身體很好，咱們小聲說三遍‘烏拉’（萬歲）好不好？」這當然是錯的，跟全國人扯開嗓子大叫「萬壽無疆」「永遠健康」一樣錯。

按理應該檢查為什麼幾億人都做錯。但領導卻把汪先生揪出來，好像他別有用心。於是，汪先生被人貼了大字報，又挨審查，停職檢討。

不久，上頭覺得原來的工作組太溫和，沒有抓到「大魚」，給劇團另派了一個工作組。新上任的文化部長說，文藝界「清查」的火候不夠，搞成「夾生飯」，下令用「非常手段」，來狠的。這是一位從長征走過來的老幹部。好些人以為，中國過去走歪路，是因為老幹部挨整，其實事情遠不是那麼簡單。

高壓之下，必有怪說。有人揭發：江青一伙倒台之前，組織了「第二套班底」，潛伏下來，有機會就奪權。

如果掌權靠人民支持，靠投票，「潛伏班底」有什麼可怕？難道他們能夠在選舉里得勝？但人們緊張得很，汪先生被文化部定為重點審查對象，不停地挨批，不停地寫檢查，兩年多寫了十幾萬字，足夠出本專集。

（二）

他委屈極了。

「反右」和「文革」，他都挨整，這次竟被歸入整人的一伙，繼續挨整。本來他是最平和的人，這時也受不了。在劇團，他不忍也得忍，下班回家老發脾氣。有一陣子汪先生天天喝酒，喝完就罵「小人」，還說要把手指剁下來「明志」，甚至對家裡人講：「要是沒有你們，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了！」親友們嚇得不輕。在北大工作的老同學朱德熙隔些時間就到他家看看，生怕出事。

汪先生的父親是個國畫家。汪先生小時候跟著他畫畫，在學校里有點名氣。上高中以後，功課緊張，他就不畫了。「清查」的時候，他不能工作，心裡有氣，又重新拿起畫筆。汪先生畫的東西全都古古怪怪，不是瞪大眼睛的魚，就是單腳獨立的鳥。題字也怒氣沖沖，一幅畫上寫道：「八大山人無此霸悍！」

作家都是大驚小怪的傢伙，走道踢塊石頭都要搞到雜誌連載。汪先生後來寫煙，寫酒，寫板栗，寫蟈蟈，還寫瓢蟲。但搞了那麼久的「樣板戲」，跟江青來往十多年，汪先生只寫過寥寥幾筆。他被「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搞慘了，那成了他心頭的一塊疤。這場「清查」其實特別說明問題。

1990年代，作家萌娘去看汪先生，開頭談得挺好。後來萌娘提起《沙家浜》，還唱了汪先生寫的名句：「人一走，茶就涼。」

汪先生馬上說：「萌娘，你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萌娘是女作家，汪先生還比較客氣。

有一次作家聚會。陳國凱開玩笑，學著《沙家浜》里的郭建光，扯開嗓子唱「朝霞映在陽澄湖上……」

汪先生一下子變了臉，大聲說：「別唱了，好不好！」

「文革」以後，汪先生不喜歡提《沙家浜》。「清查」運動給他造成太多的痛苦。

（三）

本來就沒有那麼多階級鬥爭，「清查」也查不出什麼。

專案組不斷忙活，汪先生無所事事。如果中國人不那麼好鬥，省下的氣力不知能幹多少正經事。

上頭不發話，劇團就不放過汪先生。檢查寫了又寫，越來越空虛，專案組也懶得叫他再寫。汪先生成了上班不幹事的閒人。

他原來在北京文聯和全國文聯工作，好些人知道他的才氣，一些朋友慫恿他重操舊業。1979年，《人民文學》的編輯上門約稿。汪先生的手又癢癢了。

幾十年的宣傳，不可能不留點痕跡。汪先生跟著潮流，寫了《騎兵列傳》。「文化革命」當中，他奉命搞京劇《草原烽火》，在內蒙採訪過幾個黨員老幹部。《騎兵列傳》就是用那些材料寫的短篇小說。

但是，他沒有打過仗，對軍隊的事沒有獨特的體會。這個短篇發表在《人民文學》1979年第11期，內容比較單薄，讀者反應平平。汪先生出師不利。

一個人認得字，當然什麼都可以寫，但不是什麼都能寫好。從此以後，汪先生不再跟風，只寫自己真正熟悉的事。

不趕潮流，往往不會轟動。但汪先生覺得，要拿出對得起讀者的作品，就得這樣。他把這叫做「不搶行情」，說這是作家應有的品德：「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個甘於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搶行情，爭座位；才能真誠地寫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那點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騙讀者。」

1980年5月，他寫成短篇小說《異秉》。這本來是他四十年代的舊作，但原稿已經沒了。這次作了很大改動。小說里講賣滷味的王二，生意越做越紅火，大家很羨慕。有天晚上，在藥店保全堂聊天，一個號稱見多識廣的傢伙說，成功發達者必有與眾不同的秉賦。於是大伙叫王二講講有啥「異秉」。

王二說，那就是「大小解分清」，解手時，總是先解小手，再解大手，不是一起來。大家嘖嘖稱奇。

閒扯夠了，各散東西。這時，藥店裡最讓人瞧不起的兩個夥計不見了。小說的結尾說，那兩位在廁所裡相遇，「本來，這時候都不是他們倆解大手的時候」。

好多讀者想明白了，都忍不住笑起來。

（四）

於是，汪先生確定了自己的發展方向，很快就寫出了一批風格獨特的作品。《受戒》獲《北京文學》1980年度優秀短篇小說獎，《大淖記事》獲1981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汪先生在文壇站穩了腳。

《異秉》主要寫中藥店「保全堂」。汪先生家開了兩個藥鋪，其中一個就叫這名字。他小時候老到那裡玩。《受戒》講一個小和尚的戀愛。日軍入侵，汪先生在一個佛寺躲了半年。那是小說裡「荸薺庵」的原型。《大淖記事》寫江南水鄉的愛情故事。那「大淖」是汪先生家鄉的一個湖。這些小說寫的是他熟悉的環境和人物，講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沒有超凡脫俗的重大主題，所以汪先生得心應手，寫得很細緻，很生動。

有一次，全國作協組織會員去雲南。晚餐後散步，汪先生聊起自己在西南聯大的幾次戀愛。

一位作家不信他的誇誇其談，說：「您個頭這麼矮，按現代人的說法是個‘半殘廢’，真能獲得女士們的青睞？」

汪先生停下來，正兒八經地回答：「你別看我現在像隻大彎蝦，當年我可是標緻著哩！」

這話有不少水分。汪先生「當年」已經駝背了。老同學馬識途揭發，在聯大讀書的時候，汪先生「其貌不揚」。但人不一定要年輕才漂亮，有些人年紀大了更好看。也許可以完全不帶貶義地說，青春的美主要是外表的美，而人的氣質需要知識的積累和修養的提高。六十歲復出以後的汪先生，個子不大，微胖，臉上常帶著平和而又有點狡黠的笑容，在許多合影中一眼就能認出。詩人顧城說：「北京市作協開會，會場上最聰明眼睛，就是汪曾祺那一雙。」

形象可能不僅僅靠五官、個頭和衣衫。思想修養會在音容笑貌和言談舉止里滲透出來，那就是人的氣質。汪先生不知有什麼魔力，老了更迷人。作家聚會，總有一群女士圍著汪先生。要是到湖里或者河上遊玩，女作家和女記者都騰騰騰跑到汪先生的船上。看到這樣的場面，小說家趙大年說：「汪曾祺不光女孩子喜歡，連我這個白髮老頭子也喜歡。」

（五）

汪先生寫普通百姓，但不是寫普通文章。他的好作品，觀察的角度和貫穿的思考都很獨特。前面講過《異秉》的例子。汪先生只寫自己適合寫的題材，不願跟形勢，追熱點，知道些皮毛就指點江山。

他坦率地說：「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我只是想：我悄悄地寫，讀者悄悄地看，就完了。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響亮。這是真話。」「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是個安於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以慣寫小橋流水之筆而寫高大雄奇之山，殆矣。」

「我悄悄地寫，讀者悄悄地看。」這講法太可愛，好多人一看就忘不了。

專業是外行幹不了的事。文藝寫作是文學家的專業，管理是行政人員的專業，理論研究是學者的專業，一個蘿蔔一個坑。有人能兼兩行三行，但這樣的人不多。能把兩三個專業都幹好的，更少。

汪先生絕不冒充思想家或理論家。他知道自己不懂政治，搞「樣板戲」是被迫的。但他並非不在乎作品的思想性。汪先生在湖南的一場講演裡說：「小說裡最重要的是什麼？我以為是思想……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別人的思想，不是從哪本經典著作里引申出來的思想。是作家自己對生活的獨特的感受，獨特的思索和獨特的感悟。」

他堅持自己的理解，堅持自己真心相信的觀點，那就是樸素的人性論。他自稱「抒情的人道主義者」。汪先生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他不講「文化革命」是違反了什麼「主義」，而是指責那場運動沒人性。

沒有藝術性，就算不上藝術品。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音樂、繪畫，首先得美。對藝術的政治作用估計過高，把自己或者別人的作品看成鬥爭工具，結果不是糟糕，就是恐怖。在這個方面，中國人不知有多少教訓。汪先生對自己作品的期望很實在。他說：「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於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詩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麼坐下來歇一會，喝一杯不涼不燙的清茶——讀一點我的作品。」

不能呼風喚雨不見得就沒有社會作用。汪先生講過：「美感作用同時也是一種教育作用……我們的青年應該生活得更充實，更優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個真正能欣賞齊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會成為一個打砸搶分子。」

上個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不知多少中國藝術家緊跟別人的主義，寫大題材，唱高調，結果他們的作品比那些主義更快過時。汪先生很幸運。他大多數作品是「文革」鬧完以後寫的。這時他只信人之常情，所以他的文字能引起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共鳴。

《大劈棺》是個傳統戲。過去的劇本講，莊周覺得婦女靠不住，於是裝死，假扮成一個英俊少年。他的妻子馬上要嫁給那個人。入洞房時，少年說頭疼，要用人的腦髓醫治。莊周的妻子就劈開丈夫的棺材取腦髓。莊周坐起，責罵妻子。

1989年，汪先生改寫了《大劈棺》，把主題從嘲諷女性變成批評老夫少妻的做法不近人情。棺材被劈開以後，莊周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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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思量，

不是你的錯。

原來人都很脆弱，

誰也經不起誘惑。

不但你春情如火，

我原來也是好色不好德。

想男女交合，

本應是琴瑟諧和，花開兩朵。

老夫少妻，

豈能強湊合。

倒不如松開枷鎖，

各顧各。

從今後，

你是你，

我是我。

你要愛誰就愛誰，

願跟誰過就跟誰過。

我這就打點行囊包裹，

浪跡天涯，神遊六合。

你也解脫，

我也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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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裡主角這段唱，承認自己的毛病，體諒別人的心情，樸實平等，寬容大度，人情味特別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