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4月：三观不正的作品和人，要抵制吗？（2023年，总第10期）

4月6日，4名游客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跳崖。4月22日，3位旅人在四川什邡林场服毒。当看到各种轻飘飘的言论试图给悲剧定性，叹息之余又表露出对年轻一代心理能力脆弱的指责，我想起了《荒原》。

T.S.艾略特不是说过吗，4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种残忍背后，是当代社会里种种无秩序、无意义的荒谬。但“家长们”不以为然。惯性告诉他们，也许是教育做得不够，而不够意味着需要加强自上而下的管理，就像此前不久的胡鑫宇事件后续那样。

我尽管感到难过，但没有、也没看到太多关于自杀问题的表达。或许，“家长们”不需要其他表达。沿着这股忧思，我打算趁世界读书日，从另外的面向来写就4月的“结绳”。

需要坦白，我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既往阅读片段，它们却并不总与世界读书日重合。更多时候，一部作品被举报带给我的触动，远比节日里流传的“好书”书单更大。我的阅读困惑，部分源自所谓“三观超正”的社会风向。

人并非白纸一张，任谁都能在上面肆意留下印痕。反过来说，人其实很复杂，不论读者还是写作者都如此。

到4月27日，作家林奕含就已经离开6年了。她在生前采访中曾说：“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知道奈波尔他虐打他妻子的时候，我心中有多么地痛苦，我是非常非常迷信语言的人，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创作出如此完美的寓言体的作家会虐打自己的妻子。”

恐怕现实就是如此矛盾。问题是，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还是引用媒体人梁文道的说法吧。他讲，读书到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

所以，你可以把这期“结绳”看作是我的有意筛选。从作品删减的讨论，到《第一对开本》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草案、大时代书写的关注，都是在对常识的重申，对我们作为同时代人的共勉。

讨论

01丨作品与人品：从删减、下架到封杀

即便到今天，不少国家仍存在书籍管制，试图告诉读者什么能看，什么又是不合时宜，美国也不例外。

4月1日，根据CNN报道，经过一年左右的诉讼审理，美国德克萨斯州法官裁定，地方行政官员将多本涉及LGBTQ和种族内容的书籍从图书馆下架的行为违法，并要求政府在24小时内归还这些作品。[1]

这只是欧美国家图书审查浪潮的冰山一角。在出版行业，今年以来就先后出现经典名著被“再书写”的消息。

2月，企鹅兰登书屋旗下的童书出版品牌，对已故作家罗尔德·达尔作品进行数百处修改，例如将“女仆”（maid）替换成无性别指向的“清洁工”（cleaner）。3月，著名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也被出版公司哈珀柯林斯进行数十处删改，以回避涉嫌种族歧视的表达。4月，获得1937年普利策文学奖的《飘》遭波及。[2][3]

虽然出于作品真实性考虑，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并未直接改动新版《飘》的文本，却加上额外声明。The Telegraph援引的内容预警称，这是一部“包含问题元素的小说”，牵涉对美国“历史上一个令人震惊的时代浪漫化”。[4]

反对意见认为，不完美的历史的存在，是让读者了解过去，引以为鉴。我们不能因为作者或书中人物与当下的主流观点不一致，就宣布那是假历史。反之，追求美化的历史叙述才是危险的。[5]

实际上，这呼应了一个由来已久的辩题，正如克里斯托弗·本菲在《如果：吉卜林的美国岁月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If: The Untold Story of Kipling's American Years）书中一开始就抛出的：如果一个作者曾怀有偏见，我们是否就永远不要提及他的名字？或者，当他写得很有见地时，我们是否还会读他的作品？

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鲁德亚德·吉卜林，有着一堆颇具话题度的标签——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个时代最受欢迎和商业上最成功的作者，同时，他大概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最政治不正确的作家，并影响了许多后殖民主义文人。[6]

乔治·奥威尔曾直言，吉卜林身上有一种明显超出边界的施虐倾向，是个“十足的帝国主义者，……道德上麻木不仁，审美上令人厌恶”。[7]

然而，奥威尔就做得很好吗？对于斯蒂芬·斯彭德、W.H.奥登这两位与他同时代的同性恋作家，奥威尔在其作品中称，他们是“爱赶时髦的娘娘腔”。这一点和吉卜林那首著名长诗《如果》结尾所显出的刻板性别印象，可以说无甚区别。[8]

另一位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访谈中同样透露出某种歧视：“总的来说，男人还是比女人更善于形而上学的思考。女人往往想当然地看世界，还有生活中的事物和她们自己，特别是她们还想当然地看待自己的境遇。”[9]

我们甚至可以把本菲的疑惑，扩大到其他文艺创作领域，像是绘画方面的毕加索。

4月8日，巴勃罗·毕加索逝世50周年。这位20世纪的伟大艺术家创作出数万件作品，它们一度为拍卖行热捧，价格水涨船高，最贵的卖出1.8亿美元。不过评论者表示，这样的局面正在扭转。

除了创作影响力消退，另一个可能因素，是毕加索在今天看来越发难以被容忍的行为，包括脚踏两只船、把情妇的左脸颊和眼睛画成勃起的阴茎。[10]

但不可否认，在大众文化圈内，毕加索的声望并未归零。存在类似情况的，还有音乐上的理查德·瓦格纳。

瓦格纳希望建立一个“讲感情、寻求爱而非追求金钱和权力的新社会”，而音乐正是这种理想的实践。这股掀起的狂热，推动后来的纳粹德国。尽管如此，100多年后，瓦格纳的音乐仍然受到社会欢迎。[11]

近年出版的《瓦格纳主义：音乐阴影之下的艺术与政治》（Wagnerism: Art and Politics in the Shadow of Music），展示了不同文化和人群对“瓦格纳主义”的看法。可惜，该书没有很好地回答核心问题：我们是否要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作品价值？如果是，那么应取决于创作者的道德水平，抑或观众的道德水平？[12]

在最宽泛的层面，将李云迪和瓦格纳并举，多少体现上述关系的不稳定。

2021年10月，北京警方在微博通报，对嫖娼的李某迪行政拘留。商业品牌纷纷与李云迪割席，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等组织对其进行抵制。可往前推20年，世纪之交的第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正是李云迪打破记录，成为该项大赛历史上首位获得冠军的中国人。[13][14]

不少学者指出通报和行业禁入的合法性问题。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表示，《治安处罚法》无一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权向社会进行通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认为，演艺人员嫖娼后，公权机关已对其予以处罚，嗣后再通过永久抵制的强制性命令剥夺其再次从业的机会，存在对个人权利的过度限制。[15][16]

舆论更大分歧，或许在于个体对“失德”名人的回应。梁文道在一期播客节目中反问：即使卡尔·马克思有私生子的传闻为真，难道我们就不去读他的书吗？

这带出了一种价值判断三分法的框架，即把作品价值进行真、善、美的领域区隔。我们不会因为“黄河之水天上来”“白发三千丈”这些句诗不真实，就全盘否定其中的美学意义。当然，三分法并非任何时候都泾渭分明，在瓦格纳的案例中，音乐就带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色彩。因此，相关评价是可以争论的。

梁文道补充说，道德里最重要的是判断力。什么规则在什么场合应用，本身缺乏定式，而有赖于个人判断。另一档播客剩余价值SurplusValue，也呈现了简要的具体分析：小说文学可构造的空间更大，相比起来，学术作品则更难忽视附着其上的作者性。[17][18]

对于有违公序良俗的作品和人一“封”了之，实则把问题后置，扬汤止沸。令人不安的是，现实恰恰朝着简化的方向发展。

李云迪之前，多位艺人明星已遭到抵制，其中就有被冠以“爱读书”人设的演员张哲瀚。2021年8月，微博用户翻出张哲瀚曾在日本拍摄的一组照片，并声称该地为靖国神社一部分。随着主流媒体开展一边倒的批评，张哲瀚参演的作品被下架。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发布一篇题为《“爱读书”人设不容失德艺人糟蹋》的文章，嘲讽张哲瀚推荐的书籍里，包含《刺杀骑士团长》《海边的卡夫卡》这两本提及靖国神社相关背景的作品。《环球时报》英文版在报道中提及，张哲瀚参加婚礼所去的乃木神社，供奉着“二战”中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将领。[19][20]

可根据端传媒梳理，《刺杀骑士团长》《海边的卡夫卡》并无文字提及靖国神社，而乃木神社祭祀的，其实是死于1912年的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21]

张哲瀚事件值得探讨之处还在于，同样前往靖国神社，近20年前的导演姜文却得到一众媒体人的声援。

白岩松咨询驻日同事后说，“除了军国主义分子以外，很多人去靖国神社并不是为了参拜”。时任《人民中国》杂志社副社长的王众一介绍，靖国神社是日本一个类似公园性质的公共场所，并告诫媒体同行在报道新闻时“应该更冷静、更客观、抓住问题的实质，而不要情绪化的爱国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22]

我们姑且不去展开“爱国主义”的内涵变化，当下，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正紧紧拥抱“三观正”的作品和作者。这种极致的纯洁性，引起越加常见的全方位杯葛运动。

日本漫画家荒川弘的遭遇正是典型案例。2021年6月，早年作品《雷电18号》被指包含辱华元素，国内不少读者的怒火一连烧向荒川弘口碑甚好的《钢之炼金术师》。有文章呼吁国人多加提防，在其看来——似乎带着先射箭后画靶的意味——《钢之炼金术师》也存在多处涉嫌辱华的设定。[23]

除了中国，世界范围内照样存在大行其道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创造了“哈利·波特世界”的J.K.罗琳。

2020年5月，独立新闻机构Devex倡议，为有月经的人创造一个更平等的后疫情世界。作者指出，大约有18亿的女孩、妇女和非二元性别者会有月经，需要月经用品、安全使用厕所、肥皂、水和私人空间。但J.K.罗琳在Twitter用“妇女”（Women）的谐音，对“非二元性别者”的表述进行调侃，该做法很快招致批评。[24][25]

J.K.罗琳回应道，自己只是说出了真相，毕竟，如果生理性别（sex）不存在，就没有所谓的同性相吸，而全球女性活生生的现实也被抹去。随后，她又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一篇长文，解释自己的做法与担忧。[26]

虽然一些来自女权主义者的评论对此表示理解，更多声音却并不买账，尤其是《哈利·波特》的读者和观众群体，认为J.K.罗琳表现的性别观念，是对既往支持者的伤害。在后来的《哈利·波特20周年：回到霍格沃茨》节目中，J.K.罗琳并未现身，也被猜测与她上述言论有关，不过根据J.K.罗琳的说法，她只是不想参与。[27][28]

余波还在蔓延。原著衍生游戏《哈利·波特：霍格沃茨之遗》在今年早些时候上线，销量不俗，却被知名游戏论坛ResetEra“封杀”。[29]

4月，华纳兄弟与J.K.罗琳达成共识，计划重启《哈利·波特》系列电视剧的制作，该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抱以期待，或者反过来说，一些意见领袖表示，J.K.罗琳参与该项目并从中获利，是其接受新作的最大障碍。[30]

正如一篇评论指出的，或许社交媒体的介入，使“我们很难对作家、艺术家和游戏开发者的观点和价值观保持无知，而它们可能与我们自己观点和价值观发生冲突”。身处互联网时代的群体，似乎注定更容易受到外界凝视，于是自己玩的游戏、看的电影、读的书——尤其是在花钱的情况下——也就带上更多的考量因素。[31]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取消文化”背后无法回避的诘问。

起初，“取消”（Cancellation）指的是因某人言行违反社会规范而引起的相应攻击，当该应对方式趋向常态，便构成一种文化。在这种正当性里，“取消”是弱势者面对不公的对抗工具。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工具以相较模糊的社会规范为基础，加上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会否造成“取消”的滥用？[32]

在新近出版的 《怪兽：粉丝的困境》（Monsters: A Fan’s Dilemma）书中，作者克莱尔·德德勒幻想为类似难题提供一个“计算器”：用户输入艺术家的名字，“计算器”就会评估犯罪的严重性与艺术的伟大性，并给出一个判决，告诉你能否消费这位艺术家的作品。[33]

与其迷恋个中荒诞，不如大胆承认，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这并非否认“圣人”的存在，在我看来，孔子、孟子等先贤在今天依旧伟大。承认自身不足，朝着理想的标杆努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跟那些动辄挥舞“失德”大棒，试图清除异见以维持虚假的道德崇高的做法，还是有云泥之别。

最后，让我们回到奥威尔的例子，来为前述注定难以得出简单标准答案的讨论作结。

奥威尔的另一本选集，收录了一封写给“娘娘腔”斯彭德的信。他解释说，当自己亲眼看到斯彭德，就改变看法，“因为当你亲眼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马上意识到，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什么被贴上特定标签或符号的单薄漫画形象”。[8]

关注

01丨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400周年

莎士比亚戏剧的第一本合订本，即被学者称为《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出版至今已有400年。

该书由威廉·莎士比亚的朋友在他去世后整理，将剧本分为喜剧、历史和悲剧，其中收录的作品大约一半都未曾公开出版，包括《麦克白》《凯撒大帝》《第十二夜》《暴风雨》等。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第一对开本》，我们可能将永远失去它们。

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文章推演了拿掉《第一对开本》的更多后果。作者认为，残缺的莎士比亚全集，可能无法催生当今社会所熟知的“莎士比亚”文化偶像。

以下这些例子，可能更易被国内读者理解：如果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流行，情人节浪漫爱情的陈词滥调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在国际声望上不出众的莎士比亚，不会引起翻译界重视，那么德国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谈不上深受《哈姆雷特》影响，提出俄狄浦斯情结；甚至，卡尔·马克思不会通过《雅典的提蒙》将他的资本理论概念化。

《第一对开本》影响深远，触及人类心理学、地缘政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没有《第一对开本》意味着没有莎士比亚，无论你是否喜欢他的作品，这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现实。[34]

02丨AI如何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世界范围内，对诸如ChatGPT这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正在加强，但各国的做法颇有出入。

4月11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份草案强调，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当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CUP媒體的梳理，类似的要求并不罕见。

我们是否应该担心，监管会扼杀创新？一些专家分析说，草案留有一定余地。对于出现的与“核心价值观”相悖的内容，草案在要求过滤之外，给运营方3个月的时间通过模型优化训练等方式防止再次生成。

但也要看到这种弹性的负面作用。比如，监管机构可以根据自身意愿收紧或放松标准，而众所周知，领导的态度不太可能一成不变。[35]

03丨从大时代的文学中，可以读到的

梁文道在《八分》中更新的一期播客，重新介绍了5本经典。根据梁文道的说法，这5本书的串联，隐约间可以看到一条线索，也是他想跟这个时代的人传达的私信。

这5本书分别是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白先勇的《台北人》、老舍的《四世同堂》、萧红的《呼兰河传》，以及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的《老人与海》。[36]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推荐读者用一个小时听完该节目。如果你想了解我的感受，大概就是下面一段话。

通过《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预示“美国梦”破碎的必然；而某种程度上，《台北人》捕捉的正是白先勇这一代因战争离乡者的梦醒时分；战争年代，固然有人像老舍笔下《四世同堂》里的北京民众那样，坚守着体面的品性；又或者，大家会被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把握的宿命感所笼罩；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与命运搏斗，正如海明威借《老人与海》传递的那样，人可以被误解、中伤、摧毁，但不能被打败。

参考备注：

• 题图：Photo by Brandi Redd on Unsplash
• 关于T.S.艾略特的《荒原》，梁文道在《一千零一夜》节目中有过一集介绍：荒原：繁华世界就是荒原
• 在之前的文章里，我稍微提及了胡鑫宇事件的后续：结绳丨2月：ChatGPT回答不了“胡鑫宇”（2023年，总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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