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只是虚晃一枪，美国要建的是文明的防火隔离墙

按：2018年初，美国开始动用关税手段逼迫贸易伙伴重新谈判之时，我翻出2016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重申我的看法。由于这种看法来源于学理的推论，2016年初发表时引起的关注不多，但贸易战以来，这篇短文在多处浏览量激增，得到不少来自学界的积极反馈。

美国宣布对全球的钢铁和铝提高关税。但是很快，就给予一些国家豁免。豁免不是没有条件的，无非是要那些国家保证其初级产品不来自中国。否则，随时可能被取消豁免。相比之前的TPP，这个措施把主动权牢牢控制在了美国自己手中。由于这一措施并不针对美国盟友，且这些盟友也一样希望解决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所以，正如欧盟近两天表示的，他们会与美国通力合作，共同对付中国。

冷战后，全球秩序曾经长期处于迷茫期，与冷战结束相应相生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移民危机的冲击下寿终正寝。而中国正是钻了这一空子，在1990年代初美国自认为普世价值占据绝对优势，甚至达到普遍性，于是开始承认其他“价值观”也值得存在的时候，适时推出了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毛主义两观合成中国特有的“三观”，在利用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对抗西方文明。

西方国家经过痛苦的调整，新的世界秩序大势已成。新秩序将以什么原则构建？现重发两年前回答这一问题的文章，

TPP也许根本算不上一记出拳，可能只是报信的知更鸟，更大的变局还在后面：

【原标题为《TPP将宣告普世价值时代的结束》，2016年3月首发于“爱思想”网站】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给中国舆论带来的冲击刚刚过去，不久前，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又取得新进展，离协定的最终达成，越发近了。以往，贸易协定只是经济协定，并不涉及政治，而TPP却超越了经济范畴，将诸多道义价值囊括了进来。这是为什么？

一般的看法是，TPP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加入WTO之后，以利用和破坏规则著称，逼迫其他国家另起炉灶，建立TPP和TTIP，不仅TPP的谈判将中国排除在外，而且，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做说明时，还特别点了中国的名，强调“不应由中国制定世界贸易规则”。

说TPP是由中国问题引发的，也许不错，但是，如果TPP只是遏制中国的战略阳谋，背后再无其他深层原因，那么，中国总有应对之策，没有战术的，总有战略的，说中国就此被TPP这一记重拳打倒，总嫌危言耸听。可是，如果回顾历史，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看待的话，TPP也许根本算不上一记出拳，可能只是报信的知更鸟，更大的变局还在后面。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TPP将宣告西方推销普世价值时代的结束。对全世界所有拒斥普世价值的政权来说，是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要澄清：普世价值是什么？在社会学家看来，普世价值是一个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概念来自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95年，涂尔干界定出“社会事实”，把社会学从心理学中独立了出来。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1]”。于是，法律、道德、习俗、教义、价值、等等，就被看作社会事实，不仅这些，还包括那些难以结晶化的事实，如公众的潮流、义愤、激情、等等，都是社会事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世价值也是一个社会事实。

起初，人们并不需要把贸易物品看作“社会事实”，人们买卖的是物品，而不是社会事实。况且，在最初定义时，涂尔干也反对将所有物品都看作“社会性的”。

不过，随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合作的发展，人们发现，如果贸易各方对物品的理解不同，贸易将难于开展。尤其在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人们对物品的理解千差万别。没有统一的标准，带来的问题将层出不穷。于是，以外部的社会强制力来界定物品，就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必要手段。

在中国的商品化进程中，也从不缺这类例子，如八十年代轰动全国的“晋江假药案”，起因是一些农民把土制的木耳糖浆当成咳嗽药卖，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以《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为题曝光后，举国震怒、群情激愤，导致改革派大将、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下台。事件背景是，198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将正式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界定“什么是药品”的法律。对当地农民来说，土法糖浆由来已久，怎么突然间就变成假药了呢？抛开包装上的仿冒问题，更深层的，是人们对“药品”的理解已经完全变了，人们要求以社会强制力来规定“什么是药品”，甚至在强制施行之前，就开始这样理解了，即人们已经在“社会事实”的意义上理解“物品”了。

药品规范的介入，明显是社会化的规范介入，这类转变说明，“物品”必须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才能参与贸易，才具有在社会中流转的合法性。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工作，为在社会事实的意义上理解“物品”，谋得了合法性，在一次访谈中，布尔迪厄承认，他所做的，不过是确证了莱布尼兹（Leibniz）的充足理由律[2]。正是基于充足理由律的思想方式，在一个物品上，才能体现出一切外在的社会强制力。

在这个发展进程中，经济学即使没有主动地吸收“社会事实”概念，也已随着自身的发展，达致了相应深度的理解。在《经济解释》第一卷里，张五常这样解释“物品”概念：

“物品”是从英语“goods”这个字翻过来的。这一词有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uct）或商品（commodity），也包括服务（service）、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有形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从个人的角度看，亲生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都是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3]。

张五常的这个定义，已明显是在“社会事实”的意义上理解“物品”了。

一般来说，物品作为产品、商品或服务，很容易被理解，因为人们具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可是，友情、空气、明月、幽静怎么也成了“物品”？友情到底无价还是有价？

事实上，这些问题很不简单，对以上问题的回答，造就了一批经济学家辉煌的职业生涯，科斯就曾把无线电频率界定成一种“物品”，后来成为一项经典研究。今天，更为常见的无形物品则是专利、音乐等名目繁多的知识产权产品。比无形物品更难于捉摸的，是免费物品，或称非金钱物品。

张五常认为，非金钱物品不可以定价买卖，但是可能依据经济学替换定律，替换成金钱物品，进而确定价值，比如他为修订新书，可用金钱度量的时间代价增加了，为此，他跟子女们问长问短的时间减少了，可以看作他对子女的关怀（非金钱物品）下降了，正所谓古人说的“割爱[4]”。

但是这种定义，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社会事实”所强调的“普遍性”，在严格审视下，突然成了含意不明的缺陷。有污染的化工企业，在业主看来，是有胜于无，是物品；可是在周边居民看来，很可能是无胜于有，避之唯恐不及。有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就不符合上述“物品”的定义了。同样的东西，有人认为有胜于无，有人认为无胜于有，那它到底还是不是“物品”？当对峙的双方走上街头，酿成大规模群体事件的时候，就无法再用“普遍认为”这类的说辞搪塞了。如果说不清这个问题，经济学的“物品”概念岂非要崩溃了？

这可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而是真正的经济学危机。中国大陆多起PX抗议事件、此起彼伏的利益冲突群体事件，正是经济学这一悖论在现实世界的显现。实际上，无论是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场外的大规模抗议，还是布尔迪厄对新自由主义的激烈批评，都源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弃道义价值的义愤，追根溯源，都因为前述“物品”定义——实际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对“物品”的定义——始终无法有效解释承担道义价值、而非功利价值的政治物品。因为任何一项政策，都可能对一些人“有胜于无”，对另一些人“无胜于有”，如此，就超出了经济学家们的“物品”定义，使得他们无法触碰这类物品。在外人看来，就是放弃了道义价值。所以，经济学不解决自身的“物品”定义问题，难免声名狼藉。

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危机，也是社会学危机，不同的个体也可能对同一个“社会事实”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就像有人认为有普世价值，有人就是不承认有，那么，到底有没有——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事实”的——普世价值？说不清这个问题，“社会事实”这个概念本身就会有危机，建筑在“社会事实”之上的相关社会学也会有危机，因此，这个物品定义的危机，已经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危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在根本上解除危机，就要回到所有这些学科的共同根基上，幸运的是，至今持续了超过一百年的现象学运动，为人类文明贡献出了足以解决这一危机的成果，这就是经由现象学运动而完善的“社会实在”概念。

1902年，胡塞尔（Edmund Husserl）发表《逻辑研究》第一卷，现象学运动由此发端。作为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最深刻的智识运动，现象学运动的口号是“面向事物本身”，要求做最严格的科学。像“社会事实”这样的概念，在现象学挑剔的目光下，马上变得不够科学了。

现象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切入点，首先是严格界定术语“意义”，比如：张五常和子女聊天少了，他只是少发出了一批物理声波，而他的子女，怎么可能在“关怀”的意义上理解这批物理声波呢？

现象学认为，所有意义都是主观意义，只有主观意义，才是可靠的，正如张五常曾经引用过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在这一点上，与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重合的。这样，每一个“意义”，都是某个个体体察到的“意义”，所谓“普遍性”这样的术语，就因其模糊性而被绕行，要求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事实”，就无以为靠了。

胡塞尔的追问，被许茨（Alffed Schutz）用于批判韦伯（Max Weber）社会学。韦伯认为，社会学的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的理解。所谓社会行动，按照后来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界定，是在社会——也即人与人之间——才有的，在只有一个人的世界中是不存在行动的，所以，行动，也就是社会交往行为，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无论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或者交谈、协商、争执、辩论、诉讼、等等，都是行动。

在这样的一种研究进路中，一个“物品”的意义，就被理解成：首先在某个个体的意识中构建，然后，通过社会交往行为，不断地被其他个体所接受，进而为一个群体所接受。因此，任何意义，都是存在于确定的群体意识中，许茨以术语“意义域”来指称它的精确范围，而抛弃了“普遍性”这种范围模糊的词汇[5]。

许茨的工作，使得经过现象学批判的社会学浴火重生，成为严格科学。今天，我们得以在严格意义上重新理解社会交往中的“物品”概念。

任何物品，都有确定的群体认同它，所有这些人，都用各自的社会交往方式参与了这一物品的建构。我们不再像谈论“社会事实”那样，用“普遍认为”这样的词汇描述“物品”，我们转而承认，只有参与这个“物品”建构的人，才认可这个物品的意义和价值。

任何物品，都是建构出来的。就如一个理念，最初总有一个确定的始作俑者，也许在与他人的碰撞中、在头脑风暴中逐渐成熟，一步步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方案，成为一个“物品”。“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最初只在诗人意识之中，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诗的人、一代又一代思乡的人，“明月”才不仅被建构出了思乡的意义，还因为文人的传承，而被建构出了文化意义。所以，张五常前述所言的“山间的明月”，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想趁月黑风高做案的强盗来说，就是“无胜于有”，对于参与其意义建构的人来说，才是“有胜于无”。换句话说，任何物品，都是在社会交往行为中被建构出来的。

任何“社会实在”都是建构出来的，不像“社会事实”是界定出来的，以往，人们凭着指标界定，可以不用考虑物品的来由，而只根据特性指标来判定它是不是某物品；而今，即便所有的特性指标都相同，只要建构过程的标准不同，就不被看作同一物品。

于是，对一个物品的认定，从依据结果转移到依据过程。

那些经过盗版、山寨、受污染原材料等等而制造出来的东西，不再被认为是合法“物品”。判定什么是婴儿奶粉，不再仅靠检测既成产品，要知道，“晋江假药案”惩罚了地方大员，却没有遏制住造假的激情，相比二十多年后无处不在的毒食品，那种实际上是无毒糖浆的“假药”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而且，后来的三鹿婴儿毒奶粉的最大特点，就是符合规定的蛋白质指标，甚至之所以造假、有毒，就是为了满足这一指标。2008年9月11日，三鹿毒奶粉事件被揭露，9月24日，官方宣布毒奶粉事件得到控制，同一天，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引“中国劳工论坛”的数字说：“迄今为止，毒奶粉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已影响5.3万婴幼儿，造成4人死亡，1.3万婴儿被迫住院治疗，其中104人生命垂危。22家毒奶粉生产厂家涉及消费人群超过6000万[6]”。中国婴儿奶粉行业从此一蹶不振。在这一巨大灾难面前，即便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实在”，也明白必须要对此类“物品”的生产制造过程进行控制了。在“社会事实”的意义上、依靠一系列“指标”来判别“物品”，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形势，必须要依据从最初的产品设计，原料的来源，直到最终产品实现的整个过程实行控制，而且要保证每一步骤明晰可溯。

认识到这一层，我们再回头看张五常的“物品”，无论音容笑貌，还是回忆思考，所有这些物品，都是构建出来的。

友情的价值，取决于友情的构建过程，诗人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同样也参与了黄鹤楼价值的构建。正因为如此，人类文化遗产才会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红豆，如果没有古人诗词参与的建构，就不会有相思的意义，而只是一种豆。

国家，作为一种提供公共服务的物品，要通过立宪去建构；同样，法律，作为一种物品，要通过立法程序去建构；推而广之，司法、取证，都要通过程序去建构，根据需要任意生产或编造的，不再可能被看作证据。如果贸易产生纠纷，要求助于证据，可是，如果司法不可靠，那么，依靠司法程序构建的证据如何可能可靠？在大规模分工合作的现代社会，任何物品的建构，都要依赖千千万万个其他物品的建构，其中，必定离不开提供公共服务物品的建构。

人们一旦更新了对物品的理解，以前认为相同的物品，就可能变得不再相同。拥有公证书的，不一定就可以作为证据。如果提供公共服务的物品真伪无法保障，在其上构建的一切物品，都不能再被信任。建构过程不同，物品也不同。不同的物品，当然就不能在同一套贸易体系中被同等对待。

TPP协定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建构过程”来判定“物品”，它将揭开人类重新认识“物品”的大幕。

在历史上，人对“物品”的理解，每迈出一小步，文明都曾获得惊人的进展。可以清晰追溯的第一次，还是在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时代。

古希腊人认为万物有灵，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却说：太阳的大小，就像人的一只脚[7]。当时，“太阳”当然是神，是太阳神。如此亵渎神灵，其风险堪比今人到平壤的太阳宫嘲笑水晶棺里的金正日。然而，正是赫拉克利特这个残篇，开辟了人类仅凭感性直观将物品认以为真的先河，成为整个自然科学的源头。

赫拉克利特以后，人与物品的关系，就转变成因果关系。这种理解持续了超过两千年，直到启蒙思想家洛克再次改变了它。

当时，洛克从树上摘下一颗苹果，据为己有。洛克认为，劳动使这颗苹果区别于公共的东西，劳动在自然之外加上一些东西，从而使苹果成为他的私有权利。经过这个过程，从共有的东西中取出一部分，并使它脱离原始自然的安置状态，于是有了“产权”概念；若非如此，共有的东西就毫无用处[8]。

就洛克的这一发现，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劳动创造的价值或所有权问题，却忽视了最为枢纽的概念：物品。

是洛克将物品从自然中区分了出来，赋予它价值，从此以后，人与物品的关系，从因果关系，转变为价值关系，一切现代经济学才得以可能。

张五常曾说，经济学建构在需求定律的基础上，如果需求定律坍塌了，整个经济学就分崩离析了，他没有说的是，需求定律，总是针对某一“物品”的需求定律。

一旦我们重新回到对“物品”的关注上，我们就会发现，TPP远非一个贸易协定那么简单，它是人类文明进入新高度的征象。在此之前，人类对物品的认识，是以结果为标准的，从此以后，人类对物品的认识，将以建构过程为标准。

更重要的，借助“社会实在”这一概念，“物品”得以普遍化，即冲出经济领域，进入政治、法律、社会等等其他一切领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备受指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可能随着“物品”概念的更新，把道义价值纳入既有的经济学体系，成为不仅仅只追求功利价值的科学。

一切按照生硬的现代化指标填写的数据，都将面临考验，无论是GDP、人均收入，还是失业率，基尼指数，都需要重新建构。国家、政府、政策、法律、法令、司法，抑或逮捕程序、庭审辩论，一切提供公共服务的“物品”，都需要审视其建构过程的真伪，以确定这些物品参与建构的经济物品是否有资格进入人类文明体系、参与文明的建构。

文明世界终将承认：在严格意义上，价值不是普世的，只存在于承认它的人当中。因此，文明世界不再推销它，拒斥文明价值的，将既不必也不能继续参与人类文明的建构，当然，也从此无法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而只能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局外人。

[1]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traduit par 狄玉明, 商务印书馆, 1995,p. 25.

[2]Pierre Bourdieu,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LesEditions de Minuit, 2002, p. 34.

[3]张五常, 经济解释卷一：科学说需求, 中信出版社,coll. « 经济解释（神州增订版） », 2010, p. 86.

[4]Ibid., p. 127.

[5]Cf. Schütz Alfred, Le chercheur et le quotidien :Phénoménolog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traduit par Anne Noschis- Gilliéron, Paris, Klincksieck, 2008,286 p.

[6]《毒奶粉事件最新:4人死亡, 5万多人受影响》，载于《乌有之乡》网站，URL：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09/09/47292.html, 发布于2008年9月24日，访问于2014年8月26日。

[7] Heraclitus, Fragments 3，in Aétius, Opinions, II, 21, 4.

[8]洛克，《政府论》下篇，五章28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