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傷痕的權力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王崢

在新加坡的圖書館，偶然讀到了攝影師肖全所作的作品分享及報告。他通過攝影的鏡頭記錄了上一代人（五零後，六零後）的青春群像，並展示了彼時文化界的不同人物在八十到九十年代初的真實狀態——有迷茫，有自信，但更多是某種熱切的希望。對於這代人來說，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基調是「傷痕」，而這個詞匯蘊含著兩層意思：首先，他們看到了傷痕並承認其痛楚；而後，他們需要尋找使傷痕癒合或至少與之共存的方法。肖全所拍攝的大部分人，便是通過藝術的媒介，去尋找這些方式，並獲得了巨大的共鳴和回響。與其說肖全記錄的是一代人的傷痕，不如說他記錄的是癒合的過程。與此同時，這也讓人思考：作為年輕觀眾的「我們這一代」又該被如何記錄和總結？尋找回答的努力往往是復雜的，一方面我們必須確認這一代人的某種共性和特性；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承前啟後」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僅是時間上的，更是血緣和文化上的。

如果往前看，「傷痕藝術」（包括「傷痕文學」）縱有它們的歷史意義，但它們的缺陷也恰在於傷痕本身。通過上一代人的藝術，這個傷痕實際上並未消失，而是被掩蓋了。雖然掩蓋同樣是一種美學，需要技巧，但這後果是新一代人失去了辨別和分解傷痕的能力。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傷痕」？這種傷痕是否是上一代人獨有，還是在面對痛苦和轉變時，因人性而產生的普遍機制？而處理傷痕的不同方式，是否能給我們，在面對時代時，提供一些可鑒的經驗？

歴史的巨大震蕩是肖全一代的傷痕，那這些傷痕同樣也是機遇。如同細胞的自我修復，新的細胞必須產生來修復舊的孔洞，傷痕同樣是生長的過程，於是有了肖全鏡頭下的璀璨眾人：陳凱歌，余華，芒克等；而對我們來說，如果傷痕被繼續掩蓋，或是「傷」痕變成了「疤」痕，再被覆蓋，那麽傷痕反而成為了一種權力——這讓人質疑：我們所面對的巨大的時代壓抑，難道就不是傷痕嗎？還是說，在上一代人顯而易見的外在傷痕面前，我們的傷痕並不算甚麽，不過是被慣壞的矯情？實際上，我們從沒從上一代真正理解，或聽其說清這個「傷痕」是甚麽，他們好像說了，但甚麽也沒說，便用新的東西覆蓋了。這些東西可以是經濟指數，可以是國際賽事，也可以是故作成熟地成為他們曾經反對的立場。

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壓抑可能是更嚴重的內傷。我們的青春既不是「十八歲出門遠行」，不是「那些憂傷的年輕人」，更不是「小時代」，而是——「大象席地而坐」，是「野馬分鬃」。大象是有力的，而且聰明，但在動物園它只能坐著；野馬是迅猛的，但在旅遊村裏，它只能成為遊客的工具。如果試圖用肖全的鏡頭重新捕捉「我們這一代」的群像，我們這一代的表情該是甚麽呢？也許是疲憊臉孔的集體克制，也是時代縫隙的個體無力。實際上，我們錯過了八零後七零後的巨大商業成功所帶來的，某種程度上的個體解放；也缺少零零後對於二十世紀的懵懂和天真，對於信息時代的自然熟稔。對傷痕無知，對未來茫然，是我們的原罪；但究其原因的巨大壓抑並不能因為無知而緩解，它需要更多的時間，更豐富的娛樂，和更徹底的荷爾蒙——而這些，除了娛樂，或是自娛，同樣是更大的騙局。我們連反思這種壓抑的時間都沒有，就很快成為了下一代人的背景。

但這些也並非意味著我們在面對鏡頭時，只能作為被同情，被觀察，或被質疑的某種符號存在。我們同樣可以把鏡頭轉向自身，或是轉向更多人；我們同樣可以改變鏡頭的角度和寬度。而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從個體的孤獨與掙紮走出，逐漸走向一個集體的反思和總結。這是我們面對和把握鏡頭的方式，也是和過去未來產生關係的必然階段。

正如羅蘭巴特所說：「時間本身就是傷痕。」 作為我們這一代，也許是時候去把傷痕揭開，認清和理解我們所經歴的，並在壓抑中發出最後的吶喊——趁我們還沒沙啞和失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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