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有你2》：父權視角下的X-girl崛起

5月底在我的各個社交媒體（無論墻內墻外）刷屏的，莫過於《青春有你2》的決賽。當晚的爭議無外乎兩件事：劉雨昕的C位出道、陸柯燃的第九出道。至此，這場由去年年底開始針對「中性風的女生可以進入女團嗎」的討論，終於在鮮花、掌聲與罵聲的重奏中，暫時告一段落。

去年12月選手們入住營地時，雖然彼時節目尚未官宣，但「秀粉」的討論早已在互聯網發酵。以虎撲為據點的男性觀眾，以豆瓣為據點的女性觀眾，開始對參賽選手的已公開信息評頭論足，預測誰能脫穎而出、誰是陪跑的配角。當時豆瓣討論不休的是：這麼多短髮、中性風打扮的選手，她們在拍攝定妝照和演繹主題曲時，要穿裙子還是褲子？在中韓101女團選秀的歷史上，褲子從來沒有出現在制服設計的考慮範圍之內。而這一回，愛奇藝（備註：《青春有你》系列的製作公司）做了一回「吃螃蟹的人」：選手可以選擇裙裝制服，也可以選擇褲裝制服。並不是每一個短髮選手都選擇了褲子——短髮的許佳琪、個性「寸頭」的上官喜愛都穿了裙子，中長髮的陳珏穿了褲子，但爭議的焦點始終是那些既剪了短髮也穿了褲子的選手：劉雨昕、林凡、陸柯燃……當劉雨昕贏得主題曲表演的中心位時，爭議的聲音到達了一個小高潮：開始有人憂慮她會高位出道，還有人「起底」她在前團作為中心位的表現——「她站在一群美女中間，就像皇帝的後宮一樣」。如果說之前關於「中性風」的討論還只是茶餘飯後的閒談，從這一刻開始，劉雨昕，或者劉雨昕所代表的一種風格，真正威脅到有限的出道位和其他競爭對手的利益，賽博「打鐵」大隊便正式成立了（「鐵」來自於對中性風格選手的稱呼「鐵T」）。

諷刺的是，「打鐵」的結果卻是越打越勇。在東亞女團的語境裡，關於中性風有一條不成文卻被廣泛認可的潛規則：如果團內有中性風的成員，則至多只有一名，且不是核心成員。在具備一定知名度的女團組合裡，韓國的f(x)、台灣的S.H.E，內地第一個101女團火箭少女101，都符合這項潛規則。流行文化中的性別規訓，大多以潛移默化的形式存在並傳播，緣由無可考據，但很難被輕易打破。就像《青春有你2》的決賽夜，中性風的劉雨昕成為這個限定組合的中心位，中性風的陸柯燃搭上出道位的末班車，成為團內第二位中性風的成員，一些受到隱形規訓影響的觀眾質疑、不滿這個結果，卻又說不出「有何不可」。

若要以更全面的視角剖析101選秀、偶像產業中的性別規訓，我們不妨搭時光機回到2016年，看看101系選秀的前生今世。

被操縱的「民主」：101系的前生今世

2016年韓國電視節目《Produce 101》第一季開播，這並非101系節目最火爆的一屆，其更深遠的意義在於，介紹了一種全新的偶像出道方式。在傳統的韓國偶像工業裡，決定出道團體成員配置的權力，牢牢掌握在製作公司的手裡。即使是101模式誕生前的生存類真人秀，例如Mnet在2015年與JYP娛樂合作的《SIXTEEN》，參賽選手十六人，全部來自JYP娛樂公司，選手之間對決的結果判定，依然由娛樂公司和電視台主導。如果說《SIXTEEN》是一場學校內部的優等生大作戰，《Produce 101》則是升級版的高校聯盟大廝殺——101名選手，來自大公司、小作坊甚至沒有公司的個人練習生，名義上，能決定選手名次的唯一因素，便是觀眾的投票。即使經濟公司有能力選送多名選手參加同一屆比賽，他們也只會將宣傳資源集中到一至兩名「種子選手」身上，力求送他們出道，在限定團活動期間積攢人氣和曝光，再回到原公司活動，顯然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然而往往同屆參賽的練習生之間，如果人氣拉開巨大差距，高人氣選手的粉絲大多不會同意讓自己的偶像回到原公司「拖飛機」了。

101模式有些類似民主選舉，儘管候選人背後的政黨、團隊資源不對等，但選票是掌握在選民手中的。韓國的政治活動甚至也玩起了「101」梗，讓候選人站在舞台上，跟著《Produce 101》第二季的主題曲音樂在台上搖擺身體，做出偶像問候粉絲的手勢動作。

2018年開始，101模式走出韓國，實現在東亞乃至東南亞文化圈的擴張，即便這些國家和地區除日本外，並無成熟的偶像工業為基礎。中國視頻網站的兩大巨頭騰訊和愛奇藝，效仿推出《創造101》、《偶像練習生》，香港的ViuTV舉辦了兩季《全民造星》，日本、泰國、台灣也開始了本地化的改編。而2018年，韓國本土的《Produce 101》節目組，聯合日本的偶像工業，推出了一場跨國「夢幻聯動」——由韓國的素人練習生與日本48系偶像團體成員一同參加比賽。101系走出本土時，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韓國的模式與他國的流行文化出現的撞擊，例如在《Produce 101》第三季中，觀眾可以明顯看出日韓兩國對偶像產業的不同理解：韓國練習生訓練有素地表演著整齊劃一的刀群舞，日本選手雖然缺乏高強度的舞蹈練習基礎，卻很擅長表情管理，懂得如何給觀眾帶來快樂和元氣。

如果說2017年是101系在韓國本土的巔峰，2018年是在東亞的擴張期，那2019年則是歐亨利式的隕落——觀眾的審美疲勞，加上韓國101系的功臣製作人安俊英，因為造假被起訴，觀眾終於意識到聲稱被交給他們的「權力」，其實仍然是資本之間的博弈結果。

韓國的製作人上了法庭、進了監獄，中國的製作人安然無恙，難道說中國的101選秀節目就公平公正嗎？顯然並非如此，這背後有著更複雜的因素。韓國原版的101節目更像是政治投票的原則，只有綁定了韓國身份證的手機號碼可以參與投票，且投票次數有限制，這個模式類似中國21世紀初的「超級女聲」選秀，國民度、討論度極高，老少皆宜，粉絲會到公共空間向路人拉票，出道團的國民認可度高，但劣勢在於商業潛力無法保障，海外觀眾也無法參與。由於投票渠道的單一，製作團隊幾乎沒有什麼操縱空間。但在中國的101節目中，觀眾既可以用視頻網站的賬號投票，也可以通過購買贊助商的指定產品獲得額外的實體投票卡。而視頻網站賬號、實體投票卡的交易，儼然成為了一個成熟的地下產業，粉絲組織為了爭取低價團購，還會發起「集資」。除了金錢，人力也是一項重要因素，畢竟買到手的賬號和投票卡只是選票，需要粉絲通過手動操作將它們放進「投票箱」內，儘管市場上有提供「代投」服務，粉絲組織在多數情況下仍然會讓「自己人」進行手動操作，節省成本的同時，「自己人」由於共同的情感聯繫，會被認為更加可靠。所以101到了中國，更像是商業投票的模式，選民手上有多少鈔票，就有多少選票，因此粉絲認為他們的話語權是遠遠大於一般觀眾的，畢竟一個「打投女工」一天內能投出的選票，就已經超過一個普通觀眾用個人賬號從節目開播第一天到決賽的投票總數，況且一般觀眾或許在節目播出完畢後便轉投下一檔綜藝，但粉絲大多會陪著自己的愛豆走下去。在這樣的投票系統中，投票渠道的複雜多樣，給到了製作團隊定義投票有效性的空間，通過裁定哪些地下交易的「選票」有效，哪些無效，從而操縱投票結果自然達至預期的順位。

儘管走了不同的路，韓國與中國的101卻是殊途同歸——製作團隊號稱給了觀眾最終決定權，卻只是名義上如此。從公司的宣傳資源不均衡、節目的鏡頭剪輯分配，就已經註定了101位選手不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就像現實社會中，大型政黨能給到候選人更多的競選資源。而在中國社會的語境裡，由於缺少直接選舉的機制，娛樂選秀節目的投票環節本身，已經讓中國觀眾過了一把投票的「癮」，而公開透明的計票程序更像是一種理所應當卻如同天方夜譚的奢求。資本與韭菜之間也達成了一種近乎PUA的關係模式，即資本對投票結果的控制是不完全的，儘管他們可以做到完全控制，卻仍然選擇讓渡一小部分的權力：一來沒有人會和真金白銀作對，二來這場遊戲也不至於失去懸念和參與感。

在中文互聯網的粉絲社群的話語體系裡，節目初期坐擁大量宣傳資源和鏡頭分配、早早開始積累人氣的練習生，被稱為「皇族」；而與之相對的，是先在觀眾間呼聲高、而後節目組投市場之所好提拔的「民推」。兩者的主要界限在於，人氣積累和鏡頭分配的先後順序，這就像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故事。不過雞未必能生下蛋，曝光效應（the mere exposure effect，註：心理學現象，「看到」的次數增加喜愛的程度）也未必永遠成立，當人氣回報遠不及前期的資源投入時，資本家也會反思、糾錯；當然，蛋也未必能孵出小雞，因為這套體系中默認「民推」要撼動「皇族」，需要在投票的量化結果上展現出一定的差距，就像在現實中寒門子弟要出人頭地，總是要付出加倍努力。

耐人尋味的是，這套話語體系裡暗含著一種對大眾對階層分化現狀的「同意」（consent）：觀眾默許了「皇族」與「民推」的共同存在，也默許了資本的操縱，因為現實的世界也是如此；他們在這套體系中調整各自的敘事，在話語的抗辯之間追求各自的正當性（legitimacy）。當人們愛上「皇族」時，他們就為「皇族」辯護；當人們愛上「民推」時，他們就為「民推」叫屈。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案例中也是類似的局面：當人們愛上帥氣的女孩時，賽博「打鐵」大軍是一群充滿偏見的迂腐之輩；當人們愛上傳統女性氣質的女孩，同時「中性風」競爭對手的存在切實威脅到他們所愛對象的切身利益時，針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此刻顯得理所當然。有人說這便是「飯圈思維」，先確立結果，再倒推理據。如此一來，「飯圈」要背的鍋可謂是過分了，在偶像工業乃至流行文化以外的議題討論中，這套思維邏輯都算是屢見不鮮。

話語與權力：流行文化如何傳播性別規訓

繞了一個大圈，終於要回到這篇文章的主題：我將《青春有你2》看作一個父權視角下的女性形象多元化討論，是男性凝視對X-girl的狹隘想象。「多元化」和「狹窄」確實是一對反義詞，但在這個案例中，女性形象的多元化發展確實是狹隘的，因為在節目文本中呈現出的可行大方向只有一條：「中性風」。和很多行業一樣，綜藝節目的製作、娛樂偶像的運營，儘管女性從業人員在總數上不落下風，但決策權力依然由男性主導，因而造成了一種奇怪的景象——男性去臆測、去引導女性觀眾喜歡男性眼中的「多元」女性偶像。

在擁抱政治正確與尋求商業利益間上躥下跳，大概是對愛奇藝走過的這三年，一個恰如其分的形容。2018年，《偶像練習生》一炮而紅，開啟中國本土的「偶像元年」；而第二年，愛奇藝就捨棄了大熱標籤，將續集綜藝改名為《青春有你》，不僅如此，更嚴苛的規定也隨之而來：未成年人不得參賽，涉嫌辱華選手被火速勸退，男性導師的耳釘被打格仔，甚至連「染髮」也被叫停了：經歷中期的短暫停播後，觀眾們哭笑不得地發現，無論是新播出的節目，還是早前播出的節目，凡是曾以染髮造型出現的選手們，頭上都頂了一個「大鍋蓋」。在節目的中後期，製作組的「求生慾」就更加明顯：兩個小時的正片時間裡，近一個小時在弘揚「正能量」，包括組織選手參與公益、聽老藝術家講生涯經驗、推薦閱讀書目等等。

這與中國本土歷來的文化審查套路是一致的，一旦走出了小眾的圈子，就要迎合主流的價值觀。在21世紀初引發全民討論的《超級女聲》，當時就因為提供「一夜成名」的紅利示範，觸碰了當局的紅線，隨後短信投票被明令禁止，大熱IP也由盛轉衰。

2019年的碰壁，讓愛奇藝重新思考下一步的戰略，在政治寓意和商業成功上實現雙贏。「X-girl」便是愛奇藝拿出的新招牌：在政治上，鼓勵欣賞女性的多樣魅力，相比同類節目拔高了立意；在流量為王的市場上，圍繞女性乃至女權的討論足夠引發討論、賺取眼球。我本人也是因為對節目引發的性別議題討論產生興趣，為了寫好這個選題，開始觀看節目文本。今屆入局的百名選手中，邀請了不少有個性、有爭議的練習生，在制服的選擇中首次引入了褲裝的選項，這些都與「X-girl」主題相契合，但很多同樣值得討論的議題，隨著相關選手的出局而逐漸平息。

例如，有位被爆出參賽前曾經結婚又離婚的選手，在節目早期曾引發過一輪討論：結過婚的女性，可以參加女團選秀嗎？這其中折射出很多潛在的父權思想：處女情結、年齡歧視等等。因為偶像的一部分消費主體，將其作為性幻想的對象，而性幻想對象的價值會因為其婚戀的經歷、增長的年齡而喪失價值。而作為潛在性幻想對象的練習生，偏大的年紀、婚戀的經歷，使其成為部分消費主體視角下不合格的「商品」。這也是一則流行文化中隱形性別規訓的案例，即使並非將偶像當做性幻想對象進行消費的粉絲，也會受其影響，從而將「結過婚的女人」排除出這個行業，就像女性本身作為父權制度的壓迫對象，也會支持父權制度。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話題，同時它也直擊了現代社會中看上去似乎已經為時代所拋棄、但事實上仍舊扎根於世人心中的父權思想，遺憾的是，相關選手的人氣並不足以對出道位造成威脅，討論熱度逐漸被轉移到其他焦點上。與之類似的，「出現但被迴避的議題」，還有「有紋身的女性」、「剃寸頭的女性」、「年齡偏大的女性」，以及「未能入局的議題」，例如「身材肥胖的女性」、「非異性戀的女性」、「非順性別的女性」、「非華裔的女性」等等。走到最後的，只有「中性風格打扮的女性」。

從權力關係的視角來看，由節目文本延伸出的公共議題討論，其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的權力仍被節目製作單位所掌握，通過邀請合適的選手、分配鏡頭剪輯、在網絡上引導討論，促成議程的開始。而當討論的熱度不如人意，或者超過了計劃的預期、影響到其他議程時，權力再施加干預。在上述案例中，「結過婚的女性可以參加女團選秀嗎」，這項討論要觸及的意識形態衝突，是一個為期兩個月的快餐綜藝節目無法負荷的，在完成吸引熱度的歷史使命之後，這項議程便結束了。再深究下去，節目組要麼是向男性凝視和處女情結低頭，「剝奪」曾有結婚經歷的女性追求女團夢想的資格，流失一部分拒絕男性凝視的觀眾群體；要麼徹底迎合「X-girl」的大旗，做出明確的表態，然後流失一部分通過節目實現男性凝視的觀眾群體。在節目製作團隊的「議程設置」權力背後，是市場選擇的權力、是性別架構與異性戀範式中不對等的權力、是文化審查制度設定紅線的權力，節目文本的製造者與接收者，就處在這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網絡之中。

為什麼「中性風」成為了這場「X-girl」崛起中最後的贏家呢？前人的研究中告訴我們，「中性風」的市場成功，源於更寬廣的粉絲幻想空間。學者Maud Lavin在《Boys’ Love, Cosplay, and Androgynous Idols: Queer Fan Cultur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2017）一書中，分析了李宇春的粉絲社群。李宇春是2005年湖南衛視綜藝「超級女聲」的冠軍，也是內地流行文化中當之無愧的中性風代表人物。Lavin通過對其粉絲社群的觀察和訪問，得出中性風格的市場成功，歸因於性別想象的多元化——因為性別特質的模糊，性傾向的避而不談，李宇春給到她的粉絲前所未有的想象空間，這一點與劉雨昕的粉絲社群不謀而合：她們可以是英姿颯爽的酷姐姐，可以是具備男性魅力而沒有男性缺點的帥氣老公；她們可以吸引異性戀，也可以吸引同性戀，乃至更多元的性別光譜。還有粉絲指出的一個因素是，研究進行時，李宇春已經邁入了她的30+，但她從未公開過自己的性取向，或是被曝光過緋聞對象，而大部分中國女性在同一年紀，保持單身會受到周遭的質疑、嘲笑和壓力——李宇春為她們示範了一種對傳統婚戀範式的反叛。

在劉雨昕和陸柯燃的粉絲社群中，這種有時自相矛盾的複雜性，在幻想空間與正當性辯護中可見一斑。面對賽博「打鐵」大軍，有些粉絲會辯解：「我們姐姐沒有看上去這麼男孩子氣的，她私底下和一般女孩子沒有什麼區別」；有些粉絲就沒這麼客氣了：「我就是喜歡「鐵T」怎麼了，和你有什麼關係，有時間對我idol說三道四，不如去給你idol投票呀」。

但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從最終結果上來看，「中性風」勝利了，但中間的過程卻是舉步維艱。不同於以個人為單位的競技類綜藝，團體類選秀更強調個人在團隊中的融入和對團隊的貢獻，在這樣的投射中，「X-girl」的形象呈現和互動不是抽離文本的，因此對個性的容忍度不高。無論是節目中的「營地」，還是出道成團後的「集體宿舍」，成為女團成員就意味著大量與隊友共同生活、相處的時間，而在受性別規訓影響深遠的觀眾眼中，「中性風」成員就是這個單一生理性別集體中，「不和諧」的一份子。這種性別規訓的思想，用簡單的語言來描述，就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經常聽到的：「男孩要有男孩的樣子，女孩要有女孩的樣子」。

還有一群不被看到的觀眾——女同性戀，她們被理所當然地視作「中性風」選手的主要消費對象，其實這兩者並無必然聯繫。在節目播出時的豆瓣討論小組，時不時出現異性戀觀眾與女同性戀觀眾的爭執。其實整個矛盾的中心在於，女同性戀的情慾相比異性戀和男同性戀，在流行影視文學中的代表是極低的（underrepresented），大眾仍然在用異性戀的範式去想象女同性戀的情慾，以「Tomboy + Pure Girl」的簡單粗暴公式套用於自己不熟知的人群經歷。試想最近十年在東亞的主流影視文學中，見到過哪些描繪、歌頌女同性戀情慾的作品呢？如果說在中國內地的當代流行文化中，男同性戀的情慾得到了「打擦邊球」的機會，披上「社會主義兄弟情」的保護殼，那「社會主義姐妹情」在哪裡呢？

女性主義作家Virginia Woolf有一句名言：「It’s far more difficult to murder a phantom than a reality」（殺死幻影比殺死現實要困難得多）。換言之，要改變流行文化中的針對「中性風」女團成員的規訓定勢，要比在現實生活中接受一個「中性風」打扮的女性友人，困難得多。前些日子，Jari Jones與內衣品牌Calvin Klein的合作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在生活中或多或少接觸過一些同性戀、肥胖人士、跨性別者、少數族裔，或許能接受他們作為同事或朋友的存在，但這並不等同於認可他們成為流行文化歌頌、讚美的對象。起初在選擇《青春有你2》作為culture studies科的論文研究案例時，我只是對「21世紀還有女性因為在綜藝節目中穿褲子而被觀眾責罵」這件事感到好奇和不解，但追根溯源，這似乎也是父權社會的一種必然——我們從來沒有革除過父權，如果有人以為父權制消失了，他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存在。

作者介紹：職業廢青，副業打拳。只要你不罵我，我們就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