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多年前在北京参与过一次蔡霞教授的讲座，欣赏她。今天看到她今年六月发表的最新一篇长文，在这里分享一下。

蔡霞（1952年10月－），女，生于江苏常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2012年退休），在党校任职近40年，研究方向是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执政党建设。

早年信仰马列主义，支持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民主，被视为党校的自由派学者。2016年5月起遭全网封杀。2020年6月，蔡霞因为其红二代身份并严厉批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而引起轰动。同年8月17日，蔡霞被中央党校开除党籍，并被取消退休待遇。

在党校任职期间，蔡霞负责对各地官员进行培训。一次中青班结业时，一位即将晋升副部级的学员针对网络管理发表意见，认为“（2012年）天津蓟县大火，那么个小事情在网络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样，搅和人心。我们需要加强管理。”蔡霞则表示“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们认为是小事，社会当然认为它是大事，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命有没有基本的感情？”“我给那学员打分很低。我感觉你对人民的感情极淡漠，这不是思想观点不同，是良心何在？”

2002年，在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有干部对农民表示不满，称“农民就是刁民。”蔡霞则问道，“在座的哪个祖上不是农民？”“现在一些干部对老百姓的感情变了，称呼改变反映了感情的改变，党校老师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能退让。”2003年通过中共中央党校参与编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编写工作的后半部分，原本蔡霞认为中共及江泽民通过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可以推动中共与世界文明潮流接轨，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准备，但在亲自参与后，她“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内部的丑恶”“就知道他们在骗人。”从此，蔡霞对中共的“神圣感”被打破。2008年，蔡霞前往西班牙考察研究了西班牙政治转型，使她陷入焦虑长达半年。

2016年2月，中共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任志强发微博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提出的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被留党察看一年。蔡霞发表名为《党章党规保护任志强们的党员权利》的文章支持任志强，蔡霞用四分之三的篇幅引录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注：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其后《光明日报》驳斥，称她“有严重政治问题和立场问题”，蔡霞称“这是党章，你要说我有严重政治问题和立场问题，你先把党章给否了。”。事后，蔡霞所在单位通过暗示的方式对她进行恐吓，如果继续发言，她会受到行政处理，如降低生活待遇。由于不满对自己言论自由的限制，蔡霞试图退党但被许多朋友劝阻。同年，由于不满于中共政府对雷洋事件的处理，蔡霞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蔡霞认为中共对雷洋的嫖娼指控是诽谤，她表示“手法恶劣到极端，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那种恶劣。”

2020年初，李文亮医生因冠状病毒病去世时，蔡霞签署了要求医护有言论自由的声明，遭中央党校约谈。2020年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港区国安法后，蔡霞写文章表示反对。

2020年6月初，社交网站上流出蔡霞20分钟的音频，蔡霞在音频中抨击习近平取消任期制的修宪、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以及两个维护，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是一个黑帮老大，党内所有人都是他的奴才，已没有人权和法治可言，并建议习近平退居二线养老。随后，中央党校曾10次向蔡霞打电话，要求她回国“跟组织上谈清楚”。对此，蔡霞表示没有安全保障她不能回去。由于出身中共老革命的革命家庭、又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是比较少有反体制的“正统红二代”、“圈内人”，由此引起轰动。

2020年8月17日，蔡霞被中共中央党校开除党籍，并被取消相关退休待遇。对此，蔡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证实，网络上流传的那段讲话的确是她说的，实际上那天的讲话共两段，另一段9分钟的音频传到网上后很快丢掉了。蔡霞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自己无意留在中共这个“黑帮”，很高兴被中共开除。她还表示，中共党内普遍希望撤换习近平，但众人敢怒不敢言。在被开除党籍剥夺退休待遇后，蔡霞得到许多人以邮件、电话的形式对她表示支持，令她非常感动，表示“公道自在人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蔡霞表示将“走法律程序来捍卫我自己的权利”。中共媒体《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则在网上评论说“无论蔡霞怎么定义言论自由，我认为，作为党校的退休教授，她应当维护党对这个国家的领导，不应当站到党领导国家这一宪制规定的对立面，或者实际站到党的领导的对立面，”“美国现在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中共，她作为一名党员，不应该客观上站到攻击者的一边。”9月7日，蔡霞在推特上表示，她在中国的银行帐号被查封，存款无法取出。

2020年8月23日，蔡霞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支持美国政府对华为实施禁令，并提议美国政府制裁中共官员，同时要求国际社会阻止中共渗透国际组织。12月，蔡霞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写文章，谈及自己的政治觉醒之路，和从忠诚党员到与黑帮政党决裂的原因。她认为中共编造的意识形态是欺骗人民的自私工具，习近平掌权后将中国推向极权高压社会。

2021年6月底，蔡霞在斯坦福大学的保守派智库胡佛研究所出版题为《中共眼中的中美关系：一个局内人的观点》的长篇报告，认为美国40年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强化了中国领导层对美国固有的敌意，必须用理智的防御措施取代对“接触”的一厢情愿，以保护美国免受中共的挑衅，同时对其施以进攻性压力。

蔡霞 ：2018年春他打开了什么样的潘多拉魔盒？——习近平诡诈而狡蛮的修宪及其影响

2022年6月26日

中共党二十大召开会期越来越近，习近平是否在二十大上连任成为海内外人们高度关注的焦点，反对习近平连任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与此相关，2018年习近平诡秘、迅速而狡诈的修改宪法这件事重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习近平之所以诡秘、迅速而狡诈地修宪，就是为了给二十大连任总书记职务铺平路子。这是满足一人之权力欲，不惜将整个中共党，将中国推入灾难深渊。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习近平修宪的非法性以及其可能的灾难性后果摊开来讨论。

 一、习近平修宪致其政治信誉彻底破产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共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就是修改宪法，遂有1982年宪法诞生，简称“八二”宪法。八二宪法与1975年宪法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就是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任期限制。

中共党从1949年掌握国家政权后，没有规定过各级干部的职务任期限制，只有干部离职休养、离职休养期间一切待遇不变的党内制度规定。实际上中共建立的是红色帝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后毛泽东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掌控者直到1976年去世。在一党专政、既无党内监督又无国家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里，事实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毛泽东手里掌控的国家最高权力得不到任何制约。1949年后的20多年时间里，整个国家不断地处于政治运动的内乱动荡之中。人治治国造成巨大的人祸，导致数千万人命冤死，包括中共邓小平和大批老干部在内，上亿人因政治牵连而受到各种人权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要挽救几乎崩溃的中国经济，重新稳固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就不得不实行改革开放，赶上世界快速发展的时代步伐。靠扛枪能打仗而在1949年后进入国家各级领导岗位的大批中共老人，无论是年龄还是文化知识结构等方面，无疑都难以胜任改革建设的任务。当时繁重而紧迫的挽回国家经济的任务压到了清算毛泽东时期的问题（题外话：邓小平后来制止彻底清算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转型造成巨大的阻碍，这要另外专题讨论。），邓小平从建设领导班子，培养接班人的角度，提出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

1979年9月在中共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胡耀邦传达了邓小平关于组织工作的意见，提出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选拔中青年领导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1979年11月邓小平提出必须建立干部退休制度[1]。

权力对人有巨大的诱惑性，更何况是一党专政、缺乏民主法治监督制约的专断权力呢！要让习惯于长期占据领导职位的中共老人们自愿放弃权力，需要在中共党内做大量的说服动员努力、包括要起带头示范作用。

1980年1月邓小平说：“有过重大贡献、在全国德高望重的人，也可以转入第二线。与此相联系的问题，还是要按国家规定实行干部离职退休制度，都安排当顾问不可能。[2]” 2月，邓小平又讲：“对于中央常委会中岁数大的同志，我总的倾向是，包括我在内，慢慢脱钩……，这是一个总的决策”[3]。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明确提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 [4]。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这次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指出“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5]。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6]。邓小平提出，中央“将向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7]。

从理论上说，凡是共和国最基本的两点必须有：一是选举制，一是任期制。而专制帝国即既没有选举也没有任期制，一旦登上皇权宝座，必定要终身占座。只有几种情况才可能半途交权：一是宫廷政变被杀被废黜；二是被革命推翻皇座；三是外敌入侵当战俘；四是自己宣布退位。1982年修宪，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才符合共和国的基本含义。因而，是否规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职务的任期限制实质上关乎到国家性质，也是共和国宪法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2018年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事实上不仅抽掉了八二宪法的基本支柱，而且是一下子将中国倒退回100多年前的帝国，这是对国家制度的根本性颠覆。

 1980年中共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把改革干部制度废除终身制写进建议中去，不仅是由于年龄原因要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总结整个国家和中共党的惨痛教训而得出的全党全民共识。正是因为此，邓小平提出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成为制定八二宪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并在八二宪法条款中，以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职时间限制，而体现为宪法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改革深得人心，获得中共全党上下、中国民众无论左、中、右的高度支持和赞成，并成为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由此，在宪法修改中明确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的相关条款。

宪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它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宪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任期限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同样，宪法第八十七条明确规定：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治权威。正因为宪法是一国之本，因而对宪法条规的具体修改不得抵触和改变宪法确立的根本性原则，这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修改宪法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由此，宪法才能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因此如何修宪，直接关系到安国治邦的重大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轻率，更不能将修宪作为实现和满足一党一人权力欲望的利用工具，凡这样做的组织和个人在历史上必定臭名昭著。也正是由于此，习近平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修宪，在中共党内和中国民众中尽失人心，习近平的政治信誉因强制修宪已经完全破产。只是由于习近平的高压恐怖统治，中共党内与国内反对习近平强行修宪的声音难以公开表达，全党全社会只能对此保持沉默。

 二、2018年修宪彻底颠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进步

在自由民主法治国家，制宪修宪是一个国家最重大的立法过程，全过程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中国修宪是政治第一，政治控制贯穿于修宪全过程。在中国，宪法服从于中共专制统治的需要而频繁修宪，修宪所必须遵循的法定条文、法定程序仅仅成为政治装饰。由是，宪法中阐明的人民主权、公民权利、民主公开原则等，都取决于中共修宪时的政治需要，而显现出实际执行中的明显差别。但不管怎么说，制宪修宪毕竟存在着被全世界所认可与接受的、国际通行的某些法定原则，从而形成国际公认的不可缺少的法定过程。这类过程至少能提供修宪合法与否的客观评估依据。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宪法条文和修宪法定程序，字面上是合乎国际通行惯例的，但在中共一党专政制度下，是否真正执遵守宪法执行宪法，完全取决于中共党最高层的权力意志。毛泽东时期的“无法无天”给中国带来巨大而深重的人祸灾难，改革开放后，中共曾经在促进宪法与法治进步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其突出成果就是，清除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的极左内容，形成现在的中国宪法。在不危及中共一党统治的前提下，中共在1982年修宪过程及以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修宪过程，尝试过逐步推进民主公开法治原则，逐步落实体现宪法精神。

1，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有关涉及修宪的规定

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宪法第五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二）监督宪法的实施；（三） ……

宪法第六十四条：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从修宪角度理解，宪法第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修宪的法定权力来自人民，受人民的委托，全国人大是将开展修宪工作的职权机关。

同时，宪法第六十四条明确了制宪的法定程序。一是提出议案的法定权力主体：或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是批准议案通过的法定表决程序法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审查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尽管《立法法》没有对制宪修宪法定程序的具体操作作出明确规定，但《立法法》的基本法理精神与制宪修宪的法定程序中所包含的基本法理精神是一致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立法法》是对宪法的第五十七、五十八、六十二条在操作层面上的具体规范。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立法法》第十六条规定：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审议法律案，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并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立法调研，可以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2、1982修宪与胡锦涛时期修宪过程的基本情况

从理论上说，只要中国还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号，只要中共还打着民主旗号，就不能不承认宪法是人民制定的法律，宪法是国家对人民权利利益的承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高于宪法的特权地位，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被严肃追究与法律制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权与无法无天，曾经给中共党和中国民众带来过深重灾难。正是汲取这个教训，邓小平1970年代末强调民主法制建设。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设立法制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法制工作。当时的法制委员会由80人组成，彭真任主任。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立法工作机构，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法制委员会，为后来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开展工作，起到了探索、开路、铺垫的作用。

先看八二宪法的产生形成过程。

据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回忆，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地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1980年9月10，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的建议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有103人），叶剑英任主任，决定由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宪法修改委员会设立秘书处，作为工作班子，负责宪法修改的具体工作。在1981年7月之前秘书处由胡乔木主持，之后由彭真直接主持。

从1980年9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正式成立，到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八二宪法，历时两年零三个月。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宪法修改草案（1980年8月——1982年4月）；第二阶段全民讨论（1982年5月——8月）；第三阶段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1982年11月26日——12月4日）。

简略回顾八二宪法的产生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亮点：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立法修宪的法定权力机关履行了主持开展修宪工作的职能；第二，修宪过程注重推动中国民主发展，修宪草案在最后通过前7个月就向全社会公开，全民参与修宪讨论阶段历时4个月。

再看胡锦涛时期2004年的修宪过程：

2002年中共十六大会议后，由学界、民主党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宪建议。遵循宪法精神和原则、参照《立法法》，2003年3月19日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布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2003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和部署了修改宪法工作，成立了修宪小组进行研究和咨询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不首先自己拿方案，而是由各地提出具体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修宪建议文本，拿出去征求各地和各界意见建议。此为“自下而上、两下两上”，前后约7个月时间。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2003年12月22日修宪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官方媒体当天将建议全文向全社会公开；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交全国人大。2003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终于通过修宪草案。

回顾2004年修宪过程，可以看到：

（1）提出和启动修宪首先是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布；此后中共中央成立修宪小组进行修宪研究和咨询；

（2）中共成立修宪小组进行研究和咨询但自己不首先拿方案，而是收集社会各界意见形成建议文本；

（3）中共中央提前3个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并且将建议全文向全社会公开；

（4）2004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整个修宪过程前后历时1年。

3、习近平诡诈的2018年修宪过程

但是，2018年的修宪，习近平以中共绝对领导完全取代修宪中的法治规范，在“政治正确”的外衣包裹下侵夺全国人大法定权力，用流氓手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操控修宪，其整个过程就是一场见不得光的政治丑剧。

根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的说明[9]，我们可以看到宪法修改工作全过程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习近平以党中央绝对领导名义操控修宪全过程。中共中央成立宪法修改工作机构——“宪法修改小组”，小组由“张德江同志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同志任副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请注意：全国人大只是其中参与单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宪的工作机构。

王晨说：“宪法修改……必须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王晨特别强调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张德江在修宪中的活动，不以全国人大委员长身份出现，而以中共党内“同志”称呼，并且是“根据党中央安排”。

王晨在说明修宪过程中使用的词语是“根据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部署”、“受党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意见建议”、“根据党中央安排，张德江同志主持召开4场座谈会”、“对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党中央都责成宪法修改小组作了认真研究和考虑”、“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决策部署……”。

然而，要实现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意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因此2018年1月29—3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上，栗战书代表中共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说明，端出了习近平操控炮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这事实上并不是中共全党的意志，而是习近平一人权力欲望的产物。栗战书也只是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35天才递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且栗战书的说明是否包含取消国家主席任期这个最重大的修改，外界完全不得而知。

从理论上说，全国人大是民意机关，也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共党的修宪建议进行讨论，准确地说应是审议。名副其实的“审议”，应含有制约、平衡、监督、否决建议内容这几层含义，对中共党应有制衡作用，包括审议可以修宪。但是，事实上一党专政制度下的全国人大做不到。王晨向全国人大代表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央修宪建议”的情况时，连续用了三个“一致”来陈述：“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一致赞同党中央”、“一致认为中央修宪建议是成熟的”，这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

在八二宪法产生过程中，当时全国人大成立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实际主持和开展修宪工作，切实进行了立法调研，直至开展全民讨论。然而，王晨的说明没有让我们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法制工作委员会在2018修宪中做过任何的“立法调研”。正相反，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仅形式化的走了法定程序：一是以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为模本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也就是将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进行了法定形式的包装；二是拟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打个比方，即加了个托盘，把中共中央已经制成的米饭端到全国人大代表面前，让人大代表们咽下去。

全国人大常委会更没能在3个月之前向全社会公布中共中央修宪建议全文，直到全国人大开会前8天，全国人大代表、中共9000多万党员和全国十多亿民众，才从“出口转内销”的道听途说中得知了习近平要取消国家主席任期。这表明，全国人大代表们在修宪过程中被虚化、被架空，直到最后一刻需要走法定程序进行表决通过时，全国人大代表们才被安排出场，充当提线木偶，表演高票通过丑剧。

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始终被恐怖高压阴影笼罩着。不少人大代表面对记者采访或是快步逃离，或是言不由衷地以虚言谎话敷衍搪塞；恐怖高压氛围中的2964名全国人大代表投票表决显示，赞成票2958、反对票2、弃权票3、无效票1。这与文革毛时期中共中央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只有陈少敏一人没有举手的情况高度相似：敢于表明真实投票意愿的人大代表寥寥无几。

最明显的恐怖威胁信号是军人进入全国人大会场，象征着是枪杆子押送宪法，这一幕令全世界惊愕不止。当时人大会堂里鸦雀无声，所有人大代表都屏息静气纹丝不动，只听得军人的马靴正步“砰，砰”撞踏声在会场里回响，每一声都震得人心颤抖。这一幕，曾经发生在100年前的前苏俄克里姆林宫立宪会议会场上，1918年1月初，列宁党的军队兵士们用枪尖刺刀把当时的俄国多党立宪会议代表驱赶出会场。

八二宪法在修订过程中，将修宪草案全文提交全民讨论，这一阶段时间长达四个月；2004年的修宪，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前三个月向全社会公布了宪法修正案全文；习近平操控下的2018修宪，根本没有实行民主、公开、法治的基本原则，而是玩弄流氓手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修宪。纽约时报文章披露，习近平在2017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修改宪法。“一名退休官员援引一名在职高级官员的话表示，当时习近平没有立即提出取消任期限制。这位退休官员表示，为了避免被人认为是他下令做出修改，习近平让忠于自己的省市领导人悄悄替自己宣传这个想法。”并且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以反腐败为名清除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一方面实际废除了中共内部不成文的培养接班人做法，另一方面对党内高官发出带有威胁性意味的警告。[10]

直至2017年12月，习近平才首次对外宣布希望对宪法做出某些修改，但不透露修改的具体内容；2018年2月25日，新华社发布英文简讯宣布了对宪法的重大修改之一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引起国内外普遍震惊，“引起中共高层不满，批示新华社查处，当局将事件定性为严重政治失误，据指相关编辑及责任人被撤职处分，新华社领导要写检讨。法广报道说“据了解，偏巧碰到领导做贼心虚，不愿让媒体关注或炒作此事，所以就无理处分媒体人，‘他们这么做……也是他们做贼心虚、缺乏自信的表现’”。

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一惊天大新闻，就是这样的“出口转内销”传到北京、传遍中国。它犹如平地一声炸雷，立即引起党内外舆论汹涌，中共党内外都有不少人强烈反对。欧美媒体报道中共党内人士“前《冰点》主编紧急呼吁人大代表否决领导人任期修宪建议”。同时，中国一女企业家写信给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公开信，他们都表示公开抗议倒行逆施的修宪建议。但是，从此以后前《冰点》主编与那位女企业家都被警察给予“长期特殊照顾”。

三、习近平修宪严重违反和破坏中共党章与制度规定 

1、习近平修宪，严重违反党章和准则和党内制度。

中共党在1980年颁布《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1982年制定新党章时，特别将反对个人崇拜、废除终身制和党内决不允许有特殊党员等重大原则写进了党章和准则。以后，党章虽有多次修改，包括2016年出台的《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没有改变这些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

请看中共1980年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必须坚持……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

请看2016年中共《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同样写进了以下清楚无岐义的表述：“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

请看中共党章第三十八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这里的用词很关键。

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

党章第三十八条的用词很关键：所谓“各级”，涵盖了直至党的最高领导层级；一个“都”字，包括了所有党内外领导职务。这两个词语表明党章第三十八条包含了党内所有人，无有例外。而且，三十八条中针对“年龄和健康状况”状况，特别明确“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

在废除高层领导职务终身制上，除了明确的党章第三十八条外，中共党内实际操作中形成了几种做法：一种是“萧规曹随”——江泽民随邓小平延缓2年退出军委主席职务，被中共党内默认了；一种是“约定俗成”——高层提名“七上八下”年龄红线，被全党接受并赞同了；再一种是形成正式成文制度，胡锦涛时期，中共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暂行规定》。

中共党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暂行规定》，在任期限制范围上，即遵守宪法，又与宪法规定相衔接。由于宪法已经明确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因此《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范围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

根据宪法明确了任职不得超过两个任期的原则，中共《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五年；

第六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

第七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达到15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第二条所列范围内的同一层次领导职务……”。

从邓小平提出废除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到江、胡、习三任总书记平稳交接，中共干部制度改革已经延续30年。30年来中共党内最高权力的两度交接，基本实现和平有序，有望逐步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秩序，这对保持中共党内的政治安全与稳定连续很有好处。然而，习近平2018年修宪，事实上为恢复领导职务终身制打开缺口，这是中共党重大的政治倒退。

按道理，根据党章第三十八条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暂行规定》，习近平应该执行国家退休制度，遵守党内提名年龄线的限制，在二十大交出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力。无论习近平自己承认与否，其2018年修宪不仅在国家宪法法律层面上不具有合法性，而且也是严重违反和破坏中共党章党规。

2，习近平以中共中央名义提出修宪建议存在党内程序非法的重大嫌疑

从程序合法性的角度看，人们有理由质疑2018年2月2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修宪建议程序不合法。

让我们从分析1月19日《二中全会公报》、1月26日《中共中央修宪建议》、2月25日突然公布修宪建议和2月26日中共三中全会召开这几个时点之间的诡异微妙着手。

2018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宣布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即《公报》中的黑色粗体字5句话，表明这些问题是修宪建议的内容：

（1）将习思想写进宪法；

（2）强调中共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写进宪法；

（3）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新发展理念等写进宪法；

（4）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写进宪法；

（5）将改变国家监察体系，新增国家监察委员会写进宪法。

请注意，2018年修宪的要害就在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是最重大而带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在1月19号的公报中却无一丝影子。

2月25日下午，中共突然公布修宪建议全文，这个过程显得极为诡异。那天下午3点55分，新华社英文以Urgent(急电)方式发布简讯，标题为《 CPC proposes change on Chinses president’s term in Constitution 》(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英文消息一发布，引起引发轩然大波。两小时后，新华社发布修宪建议全文中文版，落款日期是1月26日而不是1月19日。1月26日修宪建议全文中赫然抹去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句话。中国国内与海外立刻舆论大哗，令全世界震惊！

第二天，2月26日—28日，中共三中全会召开。按照常规，每一届的中共中央三中全会，通常在当年的9月至11月期间召开。然而2018年1月19日刚结束中共二中全会，仅仅相隔38天后，中共就召开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天，中共中央抢先发了1月26日修宪建议全文。

2018年3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三中全会公报。令人诧异的是，公报中竟然只字不提修宪建议，甚至连“国家主席任期”的字眼都踪影全无，就像中共二中全会公报一样。随后中国国内媒体接获‘不突出报道’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口头指示。并且，3月1日《人民公安》报道“全国公安干警坚决拥护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对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一最重要的修宪条款完全不提，连“国家主席”四个字也完全不见。

上述情况至少存在以下几点疑问：

（1）中央二中全会公报宣布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日期是1月19日，而新华社2月2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全文落款日期是1月26日。这两个题目相同、日期不同的修宪建议是同一份文件吗？为什么中央二中全会没有按照常规在闭幕后一周左右对外全文公布？甚或是二中全会上因分歧较大而没能通过？

（2）以中共中央名义签署的1月26日修宪建议，究竟在中共中央哪次全会上被讨论审议通过？为什么要在2月25日三中全会前一天抢先发布？

（3）既然新华社是中共中央授权发布，为什么把新华社发布的英文简讯定位为严重政治失误，相关编辑被撤职处分，新华社领导写检讨？

这些疑问，当时著名的欧美国家媒体注意到了。纽约时报报道： “路透社（Reuters）援引两名未具名消息人士说，中央委员会未能在1月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并比平时提前召开了下一次会议。”另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一个在社交圈广泛流传的音频分析，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提议应该没有在二中全会上通过，因为对此争议很大。然后习近平及其亲信在二中全会以后这段时间地下运作，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两天，直接用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修宪建议。因此，这一修宪建议有冒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名义颁发的嫌疑。”海外学者胡平先生对此评论说“这是先斩后奏，逼迫中央三中全会当橡皮图章。”笔者以为，修宪建议稿抢在三中全会前的一天推出，实质就是没打算让中三中全会讨论，而是在一片高压恐怖气氛中，以中共中央名义强迫各位中央委员像咽狗屎一样地咽下去。

从上述分析和报道看，就不难理解习近平等为什么把新华社发布英文简讯作为“严重政治失误”，并且处罚新华社相关人员。习近平等高层领导“做贼心虚，不愿让媒体关注或炒作此事，所以就无理处分媒体人，‘他们这么做……也是他们做贼心虚、缺乏自信的表现’”。

可见，习近平知道满足自己继续掌控权力的私欲必然遭到全党与全国民众的反对，只能玩弄鬼伎俩，偷偷摸摸地行事，其修宪建议见光的方式如此不堪，其修宪是否具有合法性已经不言自明。

当然，如果连任总书记不成，习近平还有可钻党章和党内制度规定的一条路径：这就是修改党章，在党内最高层恢复设置“党主席”的位子，把现在全党的总书记降为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即相当于地方省委的秘书长。但是，这样的修改党章，一方面使党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发生极为重大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实质违反中共党章的基本原则：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按组织的最基本原理说，委员会制度是强调所有委员的地位、权力一律平等，总书记只是执行会议规则的人，委员会制是平面结构；然而，“主席”则是地位高于所有委员、权力大于所有委员的纵向型结构，，就如中国传统说法：“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毛泽东、华国锋的“党主席”这一位子，都是违反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毛泽东的“党主席”职位给了毛泽东合法地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一人具有最后拍板决策的权力，导致全党上下个人崇拜风气恶性弥漫，毛泽东的错误全党无力纠正，非得等到毛泽东去世后，才能以非常之举拨乱反正。华国锋的党主席职位，是当时特殊情况下的党内职位延续，后来华国锋辞去党主席职务，对华国峰本人、对中共党当时名义上回到集体领导，都有好处。现在再恢复设置党主席一位子，对中共党只有坏处而无任何好处。

同时，在中共党内修改党章与在国家中修改宪法是一样的最重要的大事，无论是在严格保持党章根本原则的一致性还是在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方面都是极为严肃的事。如果中共高层各位常委、政治局委们还对中共党负责任的话，亟需要严肃慎重公开地讨论党章修改问题。不难设想，既然习近平以隐秘迅速而又狡诈的流氓作法在修改宪法上得逞，中共党内也要有思想准备，准备习近平故技重施，在党章修改上再来一次流氓做法。

四、习近平修宪陷中共于死无葬身之地

习近平2018年诡秘而狡诈的修宪，将给中共党内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

第一，习近平修宪直接导致党内内斗日趋激化。

习近平用诡秘而狡诈的手段实现修宪，不仅使党内多年维持的脆弱的各派平衡关系被打破，导致中共党内权斗趋于激烈。高层人人自危、中下层流言纷传疑虑不安，越到下面越感无所适从，中共党内的党心散、组织烂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机制运转成本越来越高、效率越来越低，甚至瘫痪半瘫痪的状况将长期存在。

第二，习近平修宪毁了规则破了底线，颠覆与摧毁了中共党内解决内部纷争的正常的制度路径。

习近平采用欺诈隐瞒、恐怖高压、暗中玩弄伎俩、违反程序规定等带流氓特点的手段修宪，既使中共党骨子里非现代政党、而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黑社会组织的本质突出表现出来，也使得内部权斗走向不讲基本规则与毫无底线的恶斗。

中共党内内斗从来有之，毛泽东统治时期文革十年的党内斗争就极为血腥。这促使邓小平、陈云等党内高层吸取教训，用建立党内制度来规范平衡缓和内部争斗。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之间尽管分歧矛盾不小，但各方还是遵守了中共党内成文与不成文规定，都有着在不违反党内规则底线基础上的自我约束意识，这在总体上保持了中共党内相对的平稳与平和，也使党内干部们多少还有开展工作的基本环境条件。

然而，习近平土霸王式的“浑不吝”风格，不受一切制度规则约束，背弃邓小平路线、打破江胡时期逐步成型的党内规则体系，将党内权争导向恶斗，这不但使中共党内不断强化“逆淘汰”趋势，而且使一批“来俊成、周兴”之类的酷吏佞臣循恶爬上高位，已经给中共组织本身与中共的各层级骨干队伍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使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曾经一度朝向民主文明和现代政党转化的可能性被打断，很快逆转为个人崇拜抬头、强化人身依附、流氓痞子手段、黑帮团伙恶习膨胀的野蛮趋势。

第三，习近平把一切资源都当作利用工具，置中共党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十年来习近平政绩乏善可陈，所有习“亲自决定、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大事，可以说是件件干砸。无政绩就无理由铁定连任。2020年，武汉病毒祸害中国人祸害全世界，更使习近平遭千夫所指，中国被世界各国追究武汉病毒源头与病毒在全世界扩散的责任。2022年，世界各国逐步放开，回复正常生活秩序，而中国被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困死城市、困死经济、困死许多人命时，习近平依旧坚持清零放在首位。对于中共来说，如果经济垮下去，统治就会被动摇。挽救经济不仅是中国十多亿人的生存需要，也是中共根本利益的需要。

自中共4月29日政治局会议以来，李克强大力抓经济，习近平强调清零不动摇。习李分歧如此的公开——从舆论角力到政策对峙到人事变动等各种反复，可见博弈颇为激烈。

客观地说，李克强总理全力以赴抓经济并非与习近平分庭抗礼，而是被中国经济下滑的险恶趋势逼出来的。中共党内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中共的一党专政之所以恶行累累但还能延续，除了长期信息封闭环境下的洗脑宣传以外，关键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显著改变了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不少地方城乡居民从摆脱贫困状态走向小康，甚至其中一部分人实现富裕，这相对稳固了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用经济“政绩”换来的中国民众对中共统治及其制度的相对认可与接受。在某种意义上说，李克强挽救经济是为保中共党的全局；假如照习近平坚决清零不动摇，中国经济还将严重恶化下去。就此而言，习李分歧，实质是中共党的利益与习的个人权位之争。

无论是李抓经济政策的贯彻，还是习近平坚持清零，都需要下面有干部执行。同样，习近平团伙的人若不提前抢占权位的话，二十大上习近平难说就稳保连任宝座，因而，最近习近平高调宣示开始新一轮反腐运动，再次选择性地反腐，一方面是恐吓警告全党，另一方面是清除异己争夺地盘，这必然要拿人开刀。由是，二十大前夕的政治博弈，不仅必然把中共党各级干部卷进去，也是许多干部命运祸福不定的关口。中共党内干部一旦被卷入权争，其中相当部分的人将被当作权斗的棋子而一瞬间成阶下囚。2022年以来，已经有20多名中共省部官员遭查处，加拿大华人学者吴国光教授预期到7、8月份很可能有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物落马。随着二十大会期的临近，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相当频繁。更有前中共体制内人程晓农先生评论，习近平掌握军权，可以说是拿枪的，其他中央常委属于拿纸的，大概率是拿枪的习近平用枪顶着其他拿纸的常委，以保习近平自己获得连任。

最近，习近平签署非战争条件下的军队军事行动纲要、中纪委再次发布中高层官员家属子女不得经商办公司的文件规定；国防部长突然高调抬升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王小洪被任命为中国公安部长等等，都表明习近平已经把一切可用的资源都调动起来作为利用工具，以保二十大连任。总之，习近平近几年的“反腐永远在路上”、“刀刃向内、刮骨疗毒、自我革命”挥刀自残的一系列动作，将400多万干部、9000多万党员绑架在党内无休止的残酷内斗刀尖上，党内官不聊生、干部战战兢兢，今日不知明日的极度恐惧感笼罩着全党。这十年来，中共党内官员自杀与被自杀事件频出，几乎是中共党百年历史上干部非正常死亡现象最严重的时期。这使得曾经在邓、江、胡时期闪现甚至焕发过的党内生气活力，已经丧失殆尽，中共党往后只落得日薄西山苟延残喘。中共内部黑暗残酷到了这个地步，反过来使得党内许多人盼望中共解体，只有中共解体才能使9000万党员、400多万干部获得解脱。

第四，习近平违法修宪，将可能使中共党与中国社会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再一次陷入血腥劫难。

习近平2018年诡秘而狡诈的修宪，完全违背现代宪政精神，事实上撕毁了中共党国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契约”，打破了国人对未来中国的政治预期而愈感危机迫近。这将很可能堵死中国政治和平转型之路，使中共党内与中国大陆陷于相当程度的政治动荡不安，并有可能使中国全社会再次堕入血腥杀戳的灾难之中。

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等于将中国一下倒退回100多年前的帝制。凡共和国制，没有不选举、不限制任职期限的。抹去国家主席副主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几个字，实质是改变了中国的国体性质，连共和国招牌都不顶了。这是赤裸裸的复辟开历史倒车。，一百年前张勋复辟12天，袁世凯称帝81天，都因中国全社会的强烈反对而黯然收场，袁世凯更实在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试看百年后张勋袁世凯魂附习近平体，习近平若是要霸王硬上弓能撑多久？

宪法是一国最高权威，关乎到每个人的权力利益，对宪法做根本性的修改，要经全民讨论甚至全民公决。这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而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仅没有经过全民讨论，而且欺瞒全体国人，直到全国人大开会前8天。这样的修宪直接毁掉了宪法在中国人心中的至高权威，等于毁掉了未来中国政治转型中，各方政治力量有可能和平协商的沟通合作平台，而这将是未来中国能否和平实现政治转型的最关键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前一直打着自由民主、民族独立的旗号，吸引当时中国的热血知识青年和底层民众参加中共革命，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还信誓旦旦地说要以美国为榜样，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但是，1949年中共党建立政权后恶行累累，欠下中国人民笔笔血债。比如，一化三改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革十年，各类运动中镇压和虐杀了数百万各界各层精英与平民，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至少3000——4000多万中国人被饿死；改革开放后1989年6.4事件枪杀学生与市民，迫使许多民主人士流亡海外等；同样，中共党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打压迫害宗教信徒、抓捕拘禁残害少数民族，甚至进行变相的种族灭绝，大规模地推行人权迫害等。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急剧左转倒退，无论在内地还是在民族地区，各种高科技监控、暴力镇压、谎言欺骗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更使中共党国与中国民众之间关系极为紧张，乃至蕴积的深深民怨上升为社会仇恨。一旦中国走到实现政治转型的阶段时，在中国共产党的下台乃至解体过程中，能不能避免和减少社会性的血腥杀戳，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宪政民主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中国迟早要有宪政民转型的那一天。回过头看，1975年佛朗哥将军去世后的西班牙民主转型，1989年后的前东德国家民主转型，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流血动荡，而是相对缓和地走过来了。总结起来，西班牙与前东德的政治转型，都有可以吸收的有益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点：

一是以不发生大规模流血杀戳为底线。主导西班牙政治转型的各方政治力量领导人提出，西班牙人再也不要因政治分歧而打内战和流血冲突；当时的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最高领导人面对1989年10月9日东德民众的游行示威，没有下令军队开枪，避免了大规模流血。这为随后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下台、两德合并的平稳进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是在重新制定宪法后，以宪法为国家最高权威，社会各方政治力量都承诺在宪法平台上和宪政框架内，实现国家的和平转型。

未来中国政治转型中，两大问题的和平解决将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对中共党1949年以后极权统治的累累罪恶，必须在恢复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清算，依法制裁中共党的首恶与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但努力避免和减少无法治观念的社会自发性血腥报复行为；二是和平处理民族宗教矛盾，力求避免和减少因此而出现的暴力冲突。这两大问题处理好，未来中国政治的和平转型将有可能，反之将断送中国和平走向宪政民主的希望，而陷我们的子孙后人于暴力灾难之中。

要解决好以上两个重大问题，就必须确立和坚定维护宪法在国家中的至高权威，使宪法具有规范和约束各方政治活动的强大的权威力量

习近平的流氓修宪，把宪法变成了服从服务于自己欲望任由自己玩弄的工具，就完全毁掉了宪法的权威性。几千年的中国专制传统，中共党和社会都缺乏法治意识、人权观念。习近平上台以来使中共党急剧左转，习近平的讲话、中共党的会议和文件，特别是中共外交部的战狼外交，所用语言的痞气、戾气色彩甚浓。上行下效，高层的言论益发鼓励和刺激各级政府人员暴戾气日盛，暴力殴打辱骂民众成为司空见惯，这又对社会习气产生强大的影响。官民相互恶性刺激，不讲文明，不讲法治，好勇斗狠，进一步激怒的民怨沸腾。这些都会在未来政治转型中，加倍反噬于中共党自身，很可能引发不少本能的暴戾复仇情绪和行为。如果宪法的至上权威得不到中共党和社会各方共同认可，那么将来中国的政治转型中，各方政治力量以什么作为共认遵守？如果没有一个各方认同并能有效约束各自行为的宪法法令，一旦社会陷入无序混乱状态，最有可能受害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400多万各级干部及其家人（少说也会有1000多万人），而且包括社会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与民营企业家和由各种偶发因素和随机性而被卷入的平民百姓，就很可能使许多无辜者被牵连被莫名戕害。

综上所述，习近平2018春修宪打开了废宪的潘多拉魔盒——任由强权意志，依照个人权欲需要，玩弄程序摆弄宪法，宪法权威扫地。宪法本应是一国之本，国之根本被毁坏，民之权利丝毫无保障，强权意志必然无法无天，人祸还将使十多亿民众陷于灾难深渊。由此，我们不能对习近平的修宪装作无关轻重，我们必须要揭露其诡诈而狡蛮的修宪恶行，严肃追究其违宪毁宪的法律责任。

6/26/2022

失败的党

一个体制内人士与北京决裂

By 蔡霞

December 4, 2020

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我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作为一名培训中共高干的著名党校的教授，我对历史有足够的了解，这让我认识到，中国早已到开放政治体制的时候了。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停滞之后，中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改革，而曾暗示具有变革倾向的习近平似乎是领导这场改革的不二人选。

那个时候，我正在经历长达数十年的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艰难探索，虽然我的职责所在恰恰是对中国官员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我曾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那时在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日益转向西方学术思想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我曾是官方政策的骄傲捍卫者，但那时已开始为自由化辩护。我曾是中共的忠诚党员，但那时却心中怀疑中共信仰的真实性以及它对中国人民的承诺。

正因为此，当事实证明习近平并非改革者，我并不感到惊讶。在习的执政年代，中共政权进一步沦为政治寡头统治，以极其残酷无情的方式保持权力。它的压迫性与独裁与日俱增。习近平笼罩在个人崇拜的氛围中，进一步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消除了那一点点仅存的政治言论和公民社会空间。在过去的八年中，你如果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那就真的很难理解，这个政权变得有多么残酷，而它又制造了多少无声的悲剧。在公开反对这一制度之后，我得知住在中国不再安全。

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

我出生在一个中共军人家庭。1928年国共内战初期，我的外公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共停战，我的父母及我母亲一家好几个人都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投身于抗日战争。

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而言，生活是美好的。我父亲担任南京附近地区一支军队的指挥官，我母亲则在父亲部队所在地城市政府的一个机构担任主管。我的父母不允许我和我的两个姐妹有半点特殊待遇，以免我们变成“资产阶级娇小姐”。父亲的公务车绝不允许我们乘坐，警卫员也不能替家里做家务活。尽管如此，我还是从父母的地位中获益，生活无忧，从未遭受过毛时代大多数中国人所经历的困苦，更不知道大跃进期间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

我眼中所见是一片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我家书架上摆满了马列书籍，如《斯大林选集》和《干部必读》等。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我把这些书当作课外读物。每当打开它们时，我都会充满敬畏之情。尽管我不懂书中复杂的观点论述，但我的人生使命是很清楚的：我必须热爱祖国、继承父辈的革命传统、建设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在1969年我17岁参军入伍之后，我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随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毛泽东要求所有人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六本马列著作。书中有一段描述理想社会的文字给我留下持久印象：“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尽管我当时还不太理解自由概念的含义，但那些话萦绕在心。

部队分配我到军医大学工作，职责包括管理图书，其中不乏“反动”书籍，大多是西方文艺和政治理论的中译本。这些“灰皮书”仅限于体制内人士参阅，目的是让他们了解中国意识形态的敌对方。我私下里读了这些书。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美国记者威廉·希尔（William Shirer）所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一些苏联的小说。我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思想世界，但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真理。

1978年我离开军队，转业到苏州市郊的一家国营化肥厂，在其工会及党委任职。那时，毛泽东已去世，文革结束了。毛的继任者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而作为改革开放之一部分，邓招募年轻一代有改革意识的干部，以培养成未来党内接班的人（第三梯队）。每个地方党组织必须选择若干成员充当第三梯队，苏州党组织选择了我。我被送到苏州市委党校学习两年，在那里，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我们还接受了一些古文经典的培训，由于文革期间教育的中断，我们错过了诸如此类文化知识的学习。

我两次通读《资本论》，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和价值的理论，即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来积累财富。此外，马克思的哲学方法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马克思由此发现：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文化和道德体系是建立在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的。

1986年我毕业时，学校人手短缺，我被邀请留在当地党校任教。我欣然接受，却让市领导感到失望，他们更看好我作为党工干部的前景。然而，我的新工作开启了我在中共意识形态灌输体系中的学术生涯。

从学生到导师

位于北京的中央党校处于中共党校系统的金字塔尖。自1933年创建以来，中央党校培训了几代中共高级干部，后者管理着全国市级以上官僚机构。中央党校与党内精英关系密切，始终由一名政治局委员领导。 （2007年至2012年，校长是习近平。）

1989年6月，政府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抗议者，造成数百人丧生。私下里我感到十分震惊：解放军竟然向大学生开枪，这与我从小接受的人民军队保护人民的观念背道而驰。只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才会杀害人民。这些抗议活动以及东欧共产党垮台让中共高层大为惊慌，他们的结论是必须抵制意识形态上的懈怠。党中央要求地方党校派一些教师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加强党的思想。我所在的苏州党校选派我入京。我在中央党校的短暂逗留激发我想在那里深造的愿望。我花了一年时间准备入学考试，后被中央党校理论系的硕士班录取。那时我如此热衷于中共党的路线，以至于在我背后，同学们戏称我为“马克思老太太”。 1998年，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加入了学校的教职员工行列。

我的一些学生是正规研究生，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训练，参与中共历史等常规课程的学习。但是，其他学生则是中高级干部，包括一些省市领导和部级官员。我的一些学生还是中共中央委员，该委员会由数百人组成，是中共官僚体制的最高机构，负责批准重大决策。

在中央党校当老师并不容易。教室中的摄像机记录我们的讲课，讲课时会有教学主管人监看。我们必须让班上那些高级别、阅历丰富的学生觉得课程内容生动，但又不能太过灵活地解释党的思想理论，或引起人们对理论“软肋”的注意。一般而言，我们必须面对班上官员提出的棘手问题，并给出明智的答案。

他们的很多问题都跟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所引起的令人困惑不解有关，而中共意识形态恰恰是要为中共所实施的现实政策提供合理性解释。比如，2004年对中国宪法的修正案说，政府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但又该怎么解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制度应该废除私有制的观点？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激励人们并提高生产率，但这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诺言相符吗？

不错，我仍然忠于中共，但我在质疑自己的信念。在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一些人从马克思强调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思想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即使在言论空间不断窄缩的情况下，仍有少数学者将这一讨论延续到了九十年代。我研读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该书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解放个体。我认同那些强调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其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赫伯特·马尔库塞。

在我的硕士论文中，我批评过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应该始终牺牲个人利益为党服务。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挑战传统中国“富国强兵”的观念，我认为只有在党允许中国普通平民富裕起来的前提下，中国才会强大。而现在，我再向前推进一步：在多篇论文和演讲中，我指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太过主导，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以使私营企业参与竞争。我还认为，腐败不应被视为个别干部的道德败坏，而应被视为政府控制经济所导致的体制性问题。

不学无术的精英

2001年初的一个偶然机会，使我得以推动对“三个代表”的正确认识。当时中央电视台听说我对江泽民的新理论特别感兴趣，就邀请我为他们制作“三个代表”电视节目撰写脚本。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研究和编写纪录片解说文稿，并与电视台制作人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我在解说词中强调，只有政策创新才能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我强调江泽民的说法：政府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党的任务不再是制造暴力革命反对剥削的资本家，而是要鼓励创造财富，以及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6月16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四位副台长聚集在该台总部的一间工作室中，审查每集30分钟的三集纪录片。看着看着，他们的脸色暗了下来。第一集放完时，其中一位副台长说：“让我们停一下。”

“蔡老师，请您来做“三个代表”片子，是为什么？您知道？”他问。

我回答说：“党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理论，我们需要把它宣传好啊。”

这位官员不为所动，他接着说：“您的研究创新尽可以在党校课堂里讲，但不能拿到电视里来讲。电视里要十分保险才是。”那时，没有人能完全确定“三个代表”的最终含义是什么，他担心我的解说词可能与宣传部的观点不一致。 “如果有任何出入，影响将会太大。”

另一位台领导附和说：“今年是中共党诞生八十周年，八十大寿啊！”他高声说道。这样的周年纪念日不需要讨论党所面临的挑战，而需要庆祝其英勇获胜的伟业。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央电视台的人对意识形态的真正含义毫无兴趣，他们只是想让党看起来光鲜亮丽，并吹捧上级。

接下来的十天，我们为重新制作纪录片而忙活。我们删去敏感词汇，日以继夜地工作，我写的解说词经过党内各官僚团队的数次政治审查。终于这一天，十几名官员开会进行最后一轮审片，而这一回却让我见识了中共党的伪善。会中有个审查委员会的高官发言。在纪录片的第二集中，我引用了邓小平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位官员质问：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是什么？”他继续斥责，声音越来越大。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句话怎么能连得起来？你倒是说说看。”

我被震惊了。这些都是邓小平的原话，而这位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负责监督所有广播媒体的强大机构的高官，竟然不知道？我立即想到毛泽东文革期间对官僚的批评：“不读书、不看报”。

空洞的思想

2001年期间，为宣传江泽民理论，中宣部着手为“三个代表”制定学习纲要，将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印发，以期学习贯彻。也许是因为我参与了央视节目，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就“三个代表”发表看法，所以我被邀请提供帮助。

我被送至北京西山附近的中宣部培训中心，一起随行还有一位学者以及18名宣传部官员。中宣部已经确定了学习纲要的总体框架，我们的工作是在框架中填充内容。我的任务是撰写党建部分。

为中央委员会起草文件是高度机密的。我和我的同事被禁止离开我们写作居住的地方，也不能接待客人。中宣部所召集的会议，如未被邀请参与，就不能去询问。我们这些撰稿人可以在一起吃饭散步，但禁止讨论工作。我是组里唯一的女士。晚餐时，男人们闲聊讲笑话。此类酒精助兴的黄色八卦，我觉得极其庸俗，往往吃了几口饭就溜出来。后来，一位参与者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解释说，谈论公务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将谈话范围限制在性议题上，更安全愉快。

帮助撰写“学习纲要”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任务，但也是最荒谬可笑的。我的工作是通读一堆记录江泽民思想的文献，包括机密讲话和内部文件。然后，我把相关的合适的引用语摘出来，放在各个小标题下，并注明来源。我不能添加或删减文本，但可以将句号更改为逗号，以及将一句引用语与另一句纠合在一起。这令我惊讶不已，在后毛时代中共正式解释的党最重要​​的一次意识形态变动，也只不过是剪刀加浆糊的活儿而已。

因为任务是如此简单，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无聊地等待我干的活儿被审核。有一天，我试探着问一位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大教授：“我们这么编，不就是搞变相的毛主席语录吗？（指类似于文革期间广泛流行的摘录毛警句的红色口袋小书）” 他朝周边看看，诡诘地笑笑说：“别操那么多心。这么好的风景地儿，好吃好喝好散步，享受这么好的疗养，哪里找去？找本书来看，只要不耽误叫你开会就行。”

2003年6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高调举行，所有参写人员被邀请出席。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看着这些官员犹如上台表演似的空谈阔论，我有一种不断地往下沉沦的感觉。我所理解的，作为党的意识形态三个代表思想中的重要关键点，已经被完全从文件中挤牙膏似的挤出去了，而代之以一些陈词滥调来拼凑。想到每天晚上饭桌上的黄段子情景，我第一次感到，那个长期以来被我奉为神圣的体系实在是太荒谬到令人无法忍受。

销售理念

我起草“学习纲要”的经历告诉我，中共所倡导的所谓神圣理论其实是用来欺骗中国人民的自私工具。我很快了解到，它也是一种牟利赚钱的手段。我认识的一位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的官员，该署具有出版书籍和杂志的审批权，这位官员告诉我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涉及中共内部为获得出版收入而进行的争夺战。

多年来，红旗出版社一直是负责出版中共党内教育书籍的三个机构之一。 2005年，该社正着手出版一本党内教育的常规读物，当时遭到来自中央组织部（负责中共人事决定的权力机构）的一位官员干预，并坚持认为只有中组部才有权出版该书。该官员要求新闻出版总署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但是，红旗出版社的主要工作恰恰是出版有关意识形态的书籍。为了摆脱困境，新闻出版总署对这本书进行审查，希望找到可以阻止该书出版的借口，但令人尴尬的是，居然挑不出毛病。

为什么中组部如此视出版读物的权力为自己的领地地盘？一切都归结为金钱。许多部门各自有小金库，这些资金用于高级官员的奢侈享受，并给部门内部的员工分配“福利补贴”。补充这些小金库最简单方法是出版书籍。当时，中共有超过360万个草根组织，每个组织都被要求购买新的出版物。如果这本书的定价是每本十元，就意味着至少有3600万元的销售额，相当于今天的500万美元以上。由于这笔钱来自地方党支部的公款预算，因此该计划实质上是强迫地方党政用公款买书，为该党的高层机构带来暴利。难怪中组部每年都会推动一个新的政治教育主题。难怪中共党内几乎所有机构都有自己的出版部门。几乎每个部门都在发明新的赚钱方式，贪腐渗透中共体制。

我虽然越来越失望，但并没有完全弃绝这个党。与许多体制内的学者一样，我仍然希望中共能够接受改革，朝着某种民主的方向发展。在江泽民时代的后期，中共开始容忍党内对敏感问题的相对宽松的讨论，只要这些讨论永不对外公开。在中央党校，我和我的同事——我们自己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中国政治制度中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讨论过在政府行政事务中让行政官员当家，减少党务官员的作用。我们讨论过司法独立想法，该思想已写入宪法，但从未真正付诸实践。

令我们高兴的是，中共实际上在自己内部和基层社会中尝试民主。我把所有这些视之为进步的充满希望的标志。但随后发生的事件却加剧了我的幻灭感。

另一条道路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当时我去西班牙做短期的却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访问旅行。作为访问西班牙学术交流的一部分，我得以深入了解到，在1975年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去世后，西班牙是如何从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制的。我不禁将西班牙的经验与中国进行比较。毛在佛朗哥逝世仅十个月后去世，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两国都经历了巨大变化。但是，西班牙迅速和平地完成民主转型，并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中国仅实现了部分转型，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混合经济，却没有实现政治自由。西班牙能教给中国什么呢？

我的悲观结论是，中共不太可能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一方面，西班牙的转型是由后弗朗哥政权内的改良主义势力发起的，如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他们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中共在1949年以暴力夺取政权，迷恋于对政治权力具有永久垄断的执念。从中共的历史看，特别是其对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镇压，在在表明它不会和平放弃垄断权力。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有勇气推动政治改革，他们只是简单地想把这个责任推卸给未来的领导者。

我还了解到，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迅速为改革创造了有利环境，巩固了司法独立并扩大了新闻自由，乃至将反对派力量纳入转型过程。相比之下，中共把社会和经济正义的诉求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他们压制公民社会，严厉限制人民的自​​由。数十年来，中共政权和人民始终处于对抗之中，很难想象有和解的可能。

对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新认识，加上我对前苏联统治集团的研究了解，使我从根本上抛弃了我曾矢志不渝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我意识到，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理论既被他的个人才智所局限，也被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环境所局限。此外，我还意识到，中共所倡导的高度集权化、压迫性的马克思主义更多来自于斯大林，而不是马克思本人。它是彻头彻尾服务于自私自利的独裁专制的意识形态。于是我开始在发表文章和讲座中暗示，马克思主义不应被视为绝对真理，中国必须开启民主之路。 2010年，当一些自由派学者出版《走向宪政》的专辑时，我为其撰写了一篇讨论西班牙经验的文章。

我与其他自由派学者的共同愿景是，中国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经过长时间努力，最终导向宪政民主。中国将拥有一个议会，甚至一个真正的反对党。我内心担心，中共可能会粗暴猛烈地抵制这种转型，但我一直把这种担心留给自己。相反，在与同事和学生交谈时，我强调这种转型对中国乃至党本身都是有益的，党可以通过使自己对人民负责来巩固其合法性。我教过的许多官员都承认中共所面临问题，但他们本人却不能说。他们谨慎地敦促我说服上面。

对习近平的失望

问题在于，在那个时候，江的继任者胡锦涛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2003年，胡锦涛仍在接班掌权的过程中，便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取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的这个理论是另一种尝试，即试图用薄薄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证明中国混合发展模式的合法性，它回避了中国所面临的的根本问题。事实上，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在引发社会冲突，诸如农民的土地被抢占开发，工厂挤榨工人以获取更多利润。寻求政府补救的请愿人数量急剧增加，在全国范围内，群体事件每年超过10万起。在我看来，这些不满表明，在政治自由缺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是，胡锦涛不这样认为。2008年，他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个庆典上说“不折腾”。我的理解是，胡的这番话意味着中共迄今为止所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改革可得以维持，但不会被推进。胡锦涛其实在为自己辩护，以规避来自两个方向的指责：保守派认为改革走得太远，而自由派认为改革走得不够远。因此，在胡的守护下，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停滞期，一个类似于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所经历的衰退过程。

因此，当习近平将掌权的趋向于明朗化时，我满怀乐观地指望习。轻松容易的改革30年以来该改的都改了，现在是攻坚的时候了。鉴于习近平父亲在老一代领导人中素有自由主义倾向，以及习近平本人在先前职位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度，我和其他改革倡导者都希望这位新的领导人有勇气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习近平抱有这样的信心。我所认识的怀疑者分为两类，而他们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

第一类怀疑者是太子党中不认同习的人——中共党的创建者的后代。当然，习近平是太子党，而极有活力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是。习近平和薄熙来几乎同时升至省部级高位，预计他们都将进入中共最高政治机构政治局常委，并被视为最高领导人大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但是，薄熙来在2012年初退出了领导人位置的竞争，当时他卷入了妻子谋杀一名英国商人的案件，而中共政治老人支持稳重的习近平。我认识的一些太子党深谙习近平的残酷无情，他们预言习薄之争不会到此为止。果不出所料，在习近平上台后，薄熙来被判贪污罪，被剥夺全部资产，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另一类怀疑者是体制内的一些学者。在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一个多月前，习近平即将正式出任中共总书记，我陪一位中国大牌杂志的资深记者，采访我校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著名教授，后者对习的职业生涯观察有年。他们的访谈进行的很轻松愉快，采访结束即将离开前，那个记者看似不经意地随兴抛出一个问题：“听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大院住过一段时间，他很快要当党总书记了，你觉得他怎么样？”教授的嘴角撇了一下，口气不屑地说，习近平的“知识不够”。记者和我对这个直率的回答感到震惊。

尽管有这些消极看法，我还是愿意搁置怀疑，将希望寄托于习近平。但在习近平上位后不久，我开始产生疑问。他在2012年12月发表的演讲中暗示了一种改革和进步的心态，但他的其他言论却又暗示要搞倒退，指向改革前的时代。习近平是左还是右？我刚从中央党校退休，但仍与以前的同事保持联系。有一次，我们议论起习近平的某些计划，其中一位说：“习不是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而是他缺乏基本判断力，说话没有逻辑。”此话一出，大家静默下来，一股寒意袭入我的背脊一阵阵发冷。习有着像上面所说的这些缺陷，我们怎能指望他能领导推进政治改革呢？

我很快得出结论，我们大概不能指望他。习近平于2013年底发布全面改革计划后，商界和学术界兴奋地预测，他将推进重大改革。我的感觉正好相反。该计划避开了政治改革的所有关键问题。中国长期存在的腐败，债务过多以及国有企业亏损，问题的根源在于党的官员有权干预经济决策而没有公众监督。试图一方面实现经济自由化，而另一方面更收紧政治控制，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尽管如此，习近平发动了毛泽东去世以来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以复兴毛式统治。他的计划要求加强社会监控，打压言论自由。厚颜无耻地打着“治理、管理、服务和法律”的旗子，禁止任何关于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讨论。

2014年通过的一揽子法律改革使这一趋势得以继续，进一步暴露了中共以法律为工具维持极权统治的意图。到了这个时候，习近平的偏执和中共的政治倒退都已昭然若揭。如果曾几何时我还对习近平和党抱有一点模糊的希望，那么此时此刻我的幻想终于破灭了。随后的事件只能证实，就改革本身而言，习近平把停滞的中国推向倒退。2015年，中共逮捕了数百名人权律师。第二年，它发起了一场文革式的运动，批判一位直言不讳的房地产大亨。我对那场闹剧的反应使我陷入困境。

最后一根稻草

大亨任志强与习近平的冲突日益加剧，他批评习近平审查中国媒体。 2016年2月，中共网站给任志强贴上“反党”的标签。我本人并不认识任，但他的案子令人非常不安，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信奉这样的原则：在中共内部，我们被允许甚至被鼓励自由发言，以帮助中共纠正自己的错误。一个老党员正因为这样做而被妖魔化。在经历了文革之后，我知道贴有“反党”标签的人会被剥夺权利，并遭受严酷迫害。由于决不允许为任辩护的文章发表在被审查的媒体上，于是我写的文章发给一个微信群，希望我的朋友们分享给和他们联系的人。我的文章很快就四下传开了。

尽管我的文章大多只是引用党的章程和行为守则等，但中央党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却指控我犯了严重错误。我面临一系列令人生畏的约谈，讯问者施加心理压力并设置言语陷阱，以期诱使我对所谓不法行为认罪。这让人很不舒服，但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心理较量。如果我不恐惧他们，他们就先输掉了一半。于是事情陷入僵局：我不断发文章，而当局不断叫我进去问话。不久我断定，安全机构正在窃听我的电话，阅读我的数字通信，跟踪我去哪里以及与谁见面。中央党校的退休教授通常只需要获得学校的许可就可以去香港或国外旅行，但现在学校暗示我，必须先有国家安全机关的批准，我才能出国旅行。

2016年4月发生了一件事：我几个月前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稿，其中我有说如果“主义”悖离常识，就会变成谎言，这篇演讲稿在香港有影响力的网站上发表了。时机非常不好，因为习近平刚刚宣称发生在中央党校的一些自由探讨走得太远，他敦促对教授进行更多的监督。结果5月初，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再次约谈我，并指控我反对习近平。从那时起，中共就禁止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的媒体上，包括纸质媒体、所有网站和音像视屏，连我的名字都被封杀。7月的一个晚上，我再次被叫到中央党校开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了约30公分高的一堆资料。他说：“您已经有了这么多材料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很明显，他们警告我要保持沉默，而如果我再在网上说话，我将受到纪律处分，包括降低退休待遇等。我对自己被如此对待而感到愤慨，尽管我知道别人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

作为中共党员的这些年中，我从未违法乱纪，也从未有过被约谈训斥的经验，但是现在，我经常受到党的官员的讯问。中央党校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再威胁我，说有可能举行当众羞辱的大型公开会议并正式宣布给我惩罚。在每次约谈结束时，他们都要求我保密。一切都是黑社会的做派，见不得光。

然后是警察暴行的掩盖，触发了我与习近平和中共党的最后决裂。早在2016年5月，环境科学家雷洋在前往机场接岳母的路上，因不明原因被北京警方拘留而去世。为了逃避罪责，警察对雷进行了构陷，指控他在招妓。他的大学校友们对这种诽谤行为感到愤怒，组织起来帮助雷的家人讨回公道，事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为了平息愤怒，中共最高领导层下令进行调查。检方同意进行独立的尸体解剖，并计划进行庭审，对簿公堂。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雷洋家乡的地方政府出面，将雷洋的父母妻儿近乎于“软禁”，向他们提供了约10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要求他们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当雷的家人拒绝时，赔偿增加到了300万美元，甚至后来又加进一栋价值300万美元的房子。即使如此，雷的妻子仍坚持要还已故丈夫的清白。政府然后向雷的父母施压，雷的父母在儿媳面前跪下，恳求她放弃此案。是年12月，检察官宣布他们不会为雷洋之死而起诉任何人，雷洋家人的律师透露他被迫停止介入。

当我得知这一结果时，我整夜坐在书桌前，充满悲伤和愤怒。显而易见，雷之死是警察不法行为所致，上司并没有惩罚肇事警察，而是用人民辛苦赚来的巨额税款在庭外寻求和解。官员们不服务于人民，而是沆瀣一气。我于是问自己：如果中共官员有能力采取这种卑鄙的行动，这个党你还能信吗？最重要的是，我还能继续与这个政权为伍吗？

经过20年的犹豫、困惑和痛苦后，我决定走出黑暗，与中共彻底决裂。习近平的大倒退也很快让我别无选择。习近平于2018年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使新斯大林主义的无限统治成为可能，而我必须在其下生活。第二年夏天，我得以持旅游签证前往美国。在那里，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告诉我：中国当局指责我从事“反华”活动，如果我返回北京，我将可能被逮捕。我决定延长访问时间，直到一切平静下来。随后爆发了新冠病毒大流行，飞往中国的航班被取消，所以我不得不继续等待。与此同时，我对习近平处理疫情不当很是反感，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支持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他因向朋友们发新冠疾病警报而被警察骚扰，并最终死于这种疾病。我收到中央党校有关部门急迫的电话，要求我回家。

但是中国的气氛越来越黑暗。持有政治异议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三月份失踪，不久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处18年徒刑。同时，我跟当局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我与一小群朋友进行的一次私下谈话录音，未经我同意就被泄漏在网上发表，在这次私下谈话中，我称中共是“政治僵尸”，并说习近平应该下台等。我发给朋友们的一篇简短文字，文中谴责习近平在香港实施压制性新国家安全法，也有人把它泄漏了出去。

我知道我有麻烦了。很快我被开除党籍，学校取消了我的退休待遇，我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我要求中央党校当局保证我回国后的人身安全，但官员在电话那头避而不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制造模糊的威胁针对我在中国的女儿和她年幼的儿子。正是在这点上我被迫接受这个严酷的真相：我没有回去的路了。

蔡霞：中共眼中的中美关系 一一 一个局内人的观点

蔡霞简介：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1952 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转型。发表文章100 多篇，专著 4 本.

文章摘要：在这篇文章里, 我尝试提出了几点相互关联的论点. 首先, 中共政权是改进了的新极权主义而不是威权主义; 其次, 中共在国际关系方面, 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 最优先考虑的是巩固它对国内的控制和防止政权的倒台. 第三, 中美关系的性质实际上是无情对抗的敌手而不是竞争的对手. 第四, 中美双方体量都大, 都有相当实力, 谁都不可能一口吞了谁, 两国之间的 “热战” 对于全世界将是灾难性的. 正是基于这些评估, 我建议美国需要清楚地看透中共和中国是什么——战略性的敌手——由此制定相对于中国的战略和政策. 一厢情愿的 “接触政策” 必须被冷静周全的防御政策所取代, 以保护美国避免中国的侵犯——同时带给它进攻性的压力, 因为中共比美国人想象的要虚弱的多.

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共接近美国? 尽管我不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但作为前中共党内人士和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多年的教授, 我想在此提供一些我个人有关这些问题的反思.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 我们中国人首先应该肯定和感谢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接触政策. 接触政策帮助大陆中国结束长达将近 30 年的孤立和贫穷状态,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巨大变化, 是与美国政府, 美国科技界, 知识界, 经济界真诚的交流帮助分不开的. 这些帮助为中国恢复经济社会活力, 接触和认识现代文明, 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 因而, 许多中国人才有机会走出国门, 由此改变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命运. 目前已经有500 多万中国人移居于美国,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 1980 年代以后通过求学, 打工和移民, 或成为持有绿卡的永久定居者, 或归化为美国的华裔公民. 反过来, 他们与亲戚, 朋友和回国的同事们的密切联系互动, 也有助于拓宽中国人民的视野和思想的开放.

然而, 客观地看, 过去 70 年来中共出于根本利益需要, 既利用美国又敌视美国的基本心态没有改变过. 与此相比, 从 1970 年代以来, 美国两党及政府对中共政权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 迫切希望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在世界上能成为一个比较自由甚至民主的负责任大国. 然而, 这导致美国对中共的真正的本质及其长期的战略目标发生根本性的错误认识. 而中共始终隐藏它的真正目标和意图, 以便于从美国获得巨大的利益. 尽管中美两国内部都有经济政治与人事的变化, 以及在中美关系中有不断的摩擦, 冲突,包括短期局部的紧张等, 但在两国之间还基本维持着相对正常的外交关系, 冲突与风险也大体能够管控.

由此, 过去半个世纪的接触政策所产生的效应是多重性的: 一方面接触政策帮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孤立, 走向世界, 并使得公民社会在中国萌芽生根并逐步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接触政策也使中国在中共的新极权统治下快速崛起. 中共已下定决心要重构已有的世界秩序和规则, 领导世界转向自由民主的相反方向.

自从 2012 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他继续着毛泽东和邓小平建立的对美外交战略——即利用接触政策以争取时间和条件去实现中共的目标. 但是,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 习近平错误地判断现在的国际格局是 “东升西降”, 他变得更具有攻击性并对他欲取代美国的战略意图直言不讳. 乃至近些年来中美关系中的麻烦与冲突逐步增长, 中共日益成为战后国际关系, 自由民主制度和美国安全的最大挑战与最大威胁. 2021 年 3 月 22 号在安德雷奇举行的两国外交最高层官员的会谈表明, 中美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将退回到五十年前的状态.

未来美国政府如何认识与处理中美关系, 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 而且直接影响到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曾经的中共体制内人, 回顾过去 50 年中美关系的变化, 我有三点基本看法希望与美国人民分享, 以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明白中共和它的战略是什么.

首先, 自从它获得国家权力 70 多年来, 中共将处理内政外交 “融于一盘棋”, 把增强控制力,防止政权垮台置于最优先地位. 着眼于这点,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外交是中共党牢固掌控国家权力的工具.

其次, 就中共党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言, 在中国的全部对外关系中, 中美关系是其中首要的, 核心的,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 中国共产党对中美关系和接触政策的态度, 取决于它们如何满足并服务于中共国内政治的需要.

第三点, 国际参与和经济发展不可能软化中共党政权的政治特征. 意识形态与极端高压相混合使它成为极权主义政权, 精确的数字监控和镇压使极权主义控制有了新的特点. 所有这些使中国成为美国更加危险的敌手.

中美接触政策的 “蜜月期”

正是尼克松开创了中美接触政策, 他不仅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联中制俄的必要, 而且从全球安全的长远角度看改变中美关系的重大意义. 早在 1967 年尼克松就写到: “放眼长远, 我们无法永远把中国拒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让他们在那里孕育自己的幻想, 滋养仇恨, 并威胁邻国. 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 不能让最具潜能的十亿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1] 但是尼克松忘记问了: 共产主义中国能否那么容易地就融进国际社会?

从中国这边说, 打开中美接触大门的是毛泽东, 但奠定中美接触政策的中方策略框架是邓小平.邓小平对接触政策持积极态度, 首先是出于文革结束时国内经济几乎崩溃的压力, 同时在当时的美苏对抗中选边站美国, 有利于中共依仗美国实力减轻俄国对中共的威胁.

1979 年 1 月,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紧接着邓小平历史性的一月访美, 许多中共官员访问欧美发达国家, 这些访问促进了中共打开国门推进改革的决心, 中国开始经历显著的变化.

1979 年邓小平被自己的访美见闻深深地触动了, 他说了句经典的话: “二战后凡是跟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 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2] 1980 年代初, 中共全党从上到下都希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 1980 年代我住在苏州, 一次与苏州日报资深记者聊天, 那记者说前不久他去采访当时首次访美归来的某位市领导, 本以为领导会谈美帝国主义正陷入如何没落, 如何垂死挣扎之中, 但当他听到市领导的话竟然被惊呆了. 那领导说: “啊呀, 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是文明人的生活,我们这儿都是野蛮人啊.” 当然, 这次采访一个字都没有见报.

1980 年代初, 邓小平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中国要利用历史机遇充分发展自己. 中共从中央, 省, 到地方都热情宣传中美友好和对外开放, 中共决定 (设计) 沿海十四个城市作为开放特区, 以各种优惠政策努力吸引外资外企进入中国. 与此同时, 中国派遣留学人员赴欧美, 学习前沿科技与社会科学理论.

那么, 为什么邓小平访美返回中国后很快发动中越边境战争? 当时中共内部流传两种说法, 一是向美国递 “投名状”, 不惜教训昔日国际共运的小兄弟, 表示真心与美国交好; 二是邓小平想要通过打这一仗牢牢地控制中国的军队. (但是, 中国人民从来不知道自己无奈地陷于多么贫困的生活, 从来不知道战争中究竟有多少战士死亡了.) 邓小平实施了百万裁军计划和将军工企业转变为生产民用产品, 这样省下军费来发展经济. 他也制定了三步走战略步骤, 目标是到 2049 年——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100 周年时——使中国成为现代大国.

中国经济加快增长, 是美国乐见其成的事. 美国期待中国在经济变化中逐步形成民主政治的因素. 尼克松总统说: “因此,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促使改变的发生.”[3] 从建立接触政策起, 美国的战略始终是期望在中国出现走向自由的变化——经济的, 社会的和政治的. 或许令美国政府没有料到的是, 邓小平设定四项基本原则, 为中国政治划好了边界: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4]. 从一开始, 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就很明确, 接受和利用接触政策的根本目的是恢复中国经济, 以巩固中共政权. 经济领域可以适度开放空间, 但在政治领域决不允许改变四项基本原则, 决不允许挑战中共一党独掌权力的统治地位.

然而,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带来了民主思想和普世价值, 因而在党和国家内引发意识形态的困惑. 1982 年到 1983 年, 随着某种自由化趋势的扩展, 党内的改革者开始提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反思, 中共党内保守派不能容忍这些, 发起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以反击. 然而, 这个运动是短命的, 1984 年党内具有自由思想的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再次推进哲学和政治的思考, 朝着自由的方向更加开放了. 早在 1980 年, 邓小平自己说过需要政治改革并于 1982 年再次提出, 1986 年前后他又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上官方议事日程. 而在这同一时期, 中国发生第一次全国性范围的支持民主的思潮和运动. 尽管邓小平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做了多次批示, 但他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进入中国所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一直保持高度警惕, 并绝不允许政治变化超出中共控制的范围. 他与中共党内几个老领导人一起施加强大压力, 平息了 1979 年的“民主墙运动”, 1980 年的湖南学生运动, 1986 年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 (这次学生运动开始于河北, 安徽, 然后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 后来的结果是, 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党的总书记职务,并把挑战党的领导的知识分子方励志, 王若望, 刘宾雁开除出党. 在这么做的同时, 邓小平还颇为自傲地说: “我们讲民主, 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 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5] 1986 学潮被邓与党内保守派贴上 “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标签. 这样的定性与处理, 为 1989 年 6.4 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1979 年中美建交到 1989 年 6.4 事件发生前, 这一段是中美接触政策的 “蜜月” 期. 中共领导人不仅利用了接触政策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而且在一些敏感复杂问题上从来没有退让过. 美国领导人, 部分出于他们的良好愿望和想象, 有意无意地掩盖和忽略了一些敏感和复杂问题 (当时主要是人权, 公民权利和台湾问题), 甚而以某些暧昧言谈作了事实上的让步. 当时美国政界学界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士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的疑虑, 但是他们明显处于少数地位[6]. 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种疑虑是有道理的, 当时的美国政府领导人似乎没有太在意于此, 而且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普遍接受与支持了接触政策, 并且陶醉于此. 接触政策的一个重大缺陷与失误在于, 它假设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转向分享权力和接受民主, 因而它错误地大量接触中国的精英们而不是与中国人民更多的接触.

六. 四事件后邓小平明确了对中美关系的基本策略框架

1989 年的六四事件和随后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剧变. 极大地撼动了中共执政的根基, 使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极为震惊. 如何尽快地稳定国内局势, 缓解国际压力, 成为中共党当时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后来的中美关系与接触政策的总体框架, 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逐步明确起来的.

1989 年 6 月 4 日, 当军队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北京城其他地方的市民开枪时举世震惊, 并立即引发全世界的严重抗议, 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毁国际声誉, 中国的国际关系也随之紧绷. 西方七国 (G- 7) 强烈谴责中国并且对中国实行多种制裁措施. 中共党内当时很紧张, 首先, 天安门广场事件使与外部世界正面而积极地接触了十年的中国共产党, 面临着国际环境陡然恶化的巨大压力. 北京发生的事正与当时东欧国家的骚动混乱相似——挑战共产党的统治. 然后, 两年后政治混乱蔓延到前苏联, 苏共党 (CPSU) 被推翻. 那些中共党内的人几乎无法相信发生了这些绝非寻常的事情.

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使中共压力很大, 党内上下弥漫着惶然恐慌气氛.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邓小平着力挽回被动的政治局面, 试图对内稳定党心民心, 对外努力恢复正常国际环境, 特别是中美关系. 针对国际封锁, 邓在党内作了个有影响的讲话: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封锁?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被封锁过 30 年, 但是党和国家不照样生存过来了吗? 邓小平还说, 中国十亿人本身就是个大市场, 我们不用去求他们回来——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来找我们, 因为他们需要我们[7]. 当时这是内部讲话, 用于稳定党内情绪. 但是第二年七月, 当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 特鲁多时, 他的谈话明确地表达并更加公开了这个意思.[8] 与此同时, 中共连续发布多个文件, 反腐败, 整顿党风, 建立举报制度 (包括党内相互检举其他的人), 调整中共党与中国其他民主党派 (八个被允许存在以给中共装点门面的 “统一战线” 党派), 中共与社会公众关系等, 力求缓解民怨, 稳定国内局势.

关键的一点是, 邓小平错误地判断 1989 年是美国在背后赞成中国争取民主的抗议者. 此后,邓小平频繁接见国际人士, 美国民间或官方的人士, 也有美国半官方人士, 竭力修复对外关系特别是与华盛顿的关系. 他放出的话语, 既有软中带硬, 也有无根据的 “倒打一耙”. 邓小平把 6.4事件归咎于西方国家和美国, 说: “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 . . . . . . , 美国, 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 都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 美国现在有一种打法: 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9]

在一次会见泰国总理时, 邓小平说 “世界上的国家里, 最不怕孤立, 封锁, 制裁的就是中国. 建国以后, 我们处于被孤立, 被封锁, 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 但归根结底, 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事实表明, 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在总结经验了.”[10] 在另一次会见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 邓小平说 “中国平息暴乱后, 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 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他们谈论人权, 自由, 民主仅仅是为了保护他们强国, 富国的利益, 以追求军事和政治的霸权而已. 我们从不听这些东西 (鬼话).”[11]

尔后, 1989 年 10 月 31 日邓小平接见前美国总统尼克松, 先是无端地夸奖了一番尼克松, 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 . . . . . .所以, 你 1972 年的中国之行, 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 接着, 邓小平一盆脏水泼过去: “坦率地说, 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力量) 煽动起来的. 很遗憾,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 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 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 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 ” 接着, 邓小平为开枪辩护, 态度强硬地说: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 结束过去, 应该美国采取主动, 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 . . . . . . 中国不可能主动. 因为强的是美国, 弱的是中国, 受害的是中国. 要中国来乞求取消制裁, 办不到. 哪怕拖一百年, 中国人也不会那样做.” 最后, 邓小平拿中国市场做诱惑, 提醒尼克松: “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 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 我们欢迎美国商人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12]

今天回头看, 我们能感觉邓小平说话确实很有 “艺术”. 明明他是施害者, 结果他把自己和中共党说成了受害者. 邓小平把 6.4 事件归咎于西方国家和美国, 很重要的是出于平息中共全党和全国民众对开枪事件不满的需要.

无视美国国民的谴责情绪, 布什总统竭力想使中美关系回到正轨 (这是美国人善良天真的另一个例子), 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 派去北京进行两次秘密旅行, 1989 年 7 月和 12 月, 以至于连美国大使都没有通知. 取代使邓小平一直处于孤立和防御状态的, 是布什的特使主动显示出某种明显的温和态度, 结果使自己落入了邓小平的手中. 中国民众无从知道这些秘密访问, 甚至中共党内中央机构的人也不都知道. 邓小平会见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来访时的态度强硬而傲慢, 但同时也伸出橄榄枝. 邓小平说: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 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 . . . . . . 双方都让点步, 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13]” 斯考克罗夫特, 这位文质彬彬 “君子” 类型的美国外交官, 不是用对抗性的而是用外交礼仪的 “谦卑” 风度, 化解了邓小平会见时的隐隐对抗的尴尬气氛. 但是这也许对后来处理中美关系的冲突开了个不好的头.

经过一年多的内外调整, 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中共党应对 6.4 天安门广场事件与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国内外大政基本方针. 1989 年 9 月 4 号, 在邓对中央委员会宣布他退休的讲话中, 邓小平

谈到:

“我认为这场发生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动乱 . . . . . . 无疑是帝国主义者想要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 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是否会落下, 而是中国的旗帜是否会落下 . . . . . . . 只要中国不垮掉, 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就能坚持社会主义 . . . . . . . 总之, 国际形势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 冷静观察; 第二稳住阵脚; 第三平和应对. 不要急躁, 急躁不好. 我们应该冷静, 冷静, 再冷静.”[14]

最早邓小平宣布的是十二字方针 “稳住阵脚, 冷静观察, 沉着应对”, 后来是 24 字方针: 稳住阵脚, 冷静观察, 沉着应对, 有所作为, 决不当头, 韬光养晦.

后面的短语 “韬光养晦”, 作为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政策, 是最著名的格言. 许多人不知道, 正是苏联和东欧阵营的垮塌, 触发邓小平提出这个战略方针. 中共党的最顶层官员在苏联东欧垮塌后, 力促邓中国应当接替领导世界共产主义. 邓小平坚持 “我们决不当头” 而必须 “韬光养晦.”

邓小平通盘运筹内政外交, 对中共党内强调了几条. 他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经验清醒地看到当时中国还没有实力直接抗衡美国, 中共政权要能生存下来必须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事. 他也懂得中共党统治的合法性与政权生存依赖于经济改革, 如果中国不能摆脱贫困, 中共党迟早要垮台.中国的经济不仅取决于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也取决于将如何缓和中美关系. 在当时, 中国远远达不到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平起平坐的实力, 如果中国想要进入国际经济共同体和利用世界市场增强国家实力, 中国只能放低姿态, 放软身段, 柔和低调地处理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 另一方面, 中国必须通过隐藏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 假装 “被削弱” 和 “无害” 来欺骗西方世界, 以有效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 技术, 资本, 人才资源, 等待时机反击西方以赢得最终的战争胜利. 这是中国古代帝王们过去多次使用的战略战术——兵不厌诈.

后邓时期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

邓小平制定的中美关系四点方针基本框架, 管住了后来的 20 年. 中共在江泽民, 胡锦涛时期逐步趋近于美国, 但 2009 年以后开始发生变化.

反和平演变成为中共的长期一贯方针

“反对和平演变”, 防止政权被暗中颠覆, 是从毛泽东时期就成为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宣传的基本方针之一. 天安门事件与苏联剧变后, 中共在党内大力强化这方面的宣传灌输, 从四个方面下了功夫, 其首要目标是消除美国的影响.

第一个策略是把中共党所有党员官员的前途命运与中共政权捆绑为一体. 1989 年以后, 中共持续不断强化党内 “危机教育”, 强调一旦中共党下台, 就像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里一样, 数十万党员干部都将面临被关押甚至被杀, 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将面临失业而生计艰难. 尤其是, 中共党以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为例警告全党, 保持政治权力事关中共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进一步强化 “反自由化, 反和平演变” 就是政治正确的立场与姿态;

第二点是主动组织一些机构 (中央党校, 中国社科院, 著名大学研究国际共运学者, 军方亦有人员参与) 研究前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原因, 教训与对策, 以预防中共自己的垮台. 这类研究 (从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早期) 形成两种不同学术观点: 一种倾向于促进政治改革, 逐步走向民主宪政体制; 然而另一种竭力固守共产党传统思维, 与美国打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15] 这两种倾向都对中共最高层有影响, 但最终是保守倾向占了上风.

第三点是主动发起意识形态进攻. 中共意识到与美国的冲突最终将聚焦于意识形态—但是中共党意识形态因与社会现实相矛盾, 有悖常识, 而使之难以为中共令人反感的统治作正当性辩护. 所以, 党内部分 “理论家” 努力重塑新的意识形态, 以抵抗普世价值, 自由民主宪政等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对全党和中国社会的思想影响力. 一方面, 中共将自己定义的 “中国特色” 的民主法治等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攻击与否定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理论. 作为替代,中共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起来, 以构成 “21 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共党意识形态支柱的坍塌, 中共内部越来越多地利用谎言欺骗, 利益引诱与高压惩罚来聚拢党心.

第四点是中共党寻求把反和平演变与操控社会大众情绪等结合起来. 中共党高度提防和限制国外社会公益组织在中国大陆的活动, 打压萌芽生长中的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力量, 公民组织和公民行动. 而且, 中共党在中国民众中鼓动与操控民族主义情绪, 鼓吹 “大一统” 的国家本位主义意识, 煽动仇美心理来强化政权合法性的社会心理.

以 “主权” 压 “人权”, “维护人权” 成为引发中美争议的一个重要因素

过去中共党内对人权几乎没有概念, 他们几乎是 “鹦鹉学舌” 般地照搬前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 6.4 事件后, 中共外交部居然无人能写文章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谴责. 中央党校一教师偶然获知这一情况后即给外交部帮忙. 在他帮外交部写的文章中提出 “生存权和发展权高于人权”的 “中国特色” 人权观点, 恰好呼应了邓小平的 “国权高于人权” 的说法, 后来这两点成为中共当局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口径.[16]

显然, 正因为中共看透了中国市场对美国商人的巨大诱惑力, 他们知道美国大公司会 “自动” 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 迫使美国政府让步, 这就使中共不在乎对他们暴力侵害人权的批评. 他们在国内变得更加严酷地压迫民众. 中共党剥夺民众的基本信仰权, 言论权, 知情权, 迁徙权, 工作权, 残酷迫害揭露真相, 主持正义的记者, 律师, 学者, 社会公益组织人士, 摧毁教堂逮捕教会人员与信众. 在少数民族地区, 他们继续其长期推行的 “大一统” 做法, 扭曲民族自治政策, 削弱与剥夺民族自治的能力, 最近强暴推行变相的民族灭绝政策. 2019 年以来中共对香港民众的粗暴镇压, 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 以莫须有罪名拘禁并判刑捍卫自由权利的各界知名人士. 这些年中共侵犯人权的问题愈亦严重, 正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公愤.

美国两党政府先后多次与中共交涉, 救助遭受中共迫害者——有时候成功, 有时候失败. 美国政府强烈谴责中共对新疆, 西藏, 内蒙, 香港民众的残暴行径. 在川普政府的最后阶段, 美国明确了中共正在对维吾尔族实施 “种族灭绝” 的判断, 拜登政府继续坚持了这个判断, 这一判断立即引发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最新的安德雷奇中美双方会晤, 一开始布林肯就明确提出新疆, 香港问题, 清楚地阐明了它们的重要性和美国政府的立场, 而这激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外事委员会的权威领导杨洁篪, 他表示美国无权训斥中国和 “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加大对外开放, 以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江泽民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 初期强调反和平演变, 并有否定经济改革成果和对外开放的倾向. 但是江泽民意识到, 如果经济搞不好, 不仅中共党无法维持统治地位, 而且邓小平的十年功绩也就被否定了, 邓小平不可能坐视不管. 1992 年初, 邓作了著名的深圳视察, 他一再强调改革开放, 发展经济, 并且发了狠话: “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下台.” 这是直接警告江泽民,推动江泽民在中共 14 大会议明确宣布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努力吸引外资外企 (包括美国公司) 进入中国的市场, 加强与发达国家 (首先是美国) 的经济,文化, 科技交流. 在这同时, 中共利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机会, 隐秘地获得经济, 商业, 科技, 政治, 军事情报. 特别是盗窃高新科技研究成果, 不仅在中国境内的外企中进行盗窃, 而且中国学者去国外都有可能被有关部门要求 “配合” 窃取各种资料. 笔者大约在 10 年前曾经与一归国学者聊到有意去国外名校访学, 这位学者随即说了一句: 如果有部门要求你 “配合” 什么, 你千万不要答应啊. 当时没有在意, 现在回想起来, 这学者的提醒大有深意.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 这些危害美国安全的隐秘活动只被很少数的美国人察觉到.

“韬光养晦” 是约束中共处理中美关系最为重要的一条原则

中国人说的 “韬光养晦”, 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谋思维. 中共从 1989 到 2009 这20 年里是认真地韬光养晦的, 因为中共需要时间成为更大更强. 江泽民 1994 年在一次内部报告中谈到了他处理中美关系的 16 字原则, 向美示弱[17]. 当认定中美之间国力悬殊太多, 还无力与美正面冲突时, 中共遇到冲突时就 “忍” 了. 由此, 1993 年的 “银河号” 事件忍了; 1996 年台海危机忍了; 1999 年中国驻布尔格莱德使馆被炸, 中美关系一时跌至最低点, 最终中美双方谈判解决, 中方也 “吞进去” 了. 2001 年 4 月, 美国 EP- 3 间谍飞机与中共空军战斗机相撞 (中共军机曾经骚扰过美机) 事件, 再次恶化中美关系. 在美方两次表示遗憾后, 中方再一次 “忍” 了.

在这两次事件中, 中方都有人员伤亡. 在一定层面上说中国政府可以以 “受害方” 名义把事情闹大些, 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赔偿. 然而, 中国政府被动顺从美国了. 这令中国民众相当失望, 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威信. 中国民众长期被政府的反美宣传所蛊惑, 纷纷自发地上街游行示威, 冲击毁坏在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 (尽管实际上抗议者行动是中国政府背后精心策划的.) 而这又 “吓着” 了中共和中国政府. 他们害怕民众的民族主义愤怒情绪会返转为对政府顺从于美国的不满而引火烧身, 于是通过各种手段尽快地平息民众情绪, 限制民众行为, 以尽快结束外交事件.

在这两个事件后, 中共党内重申邓小平的 “韬光养晦” 思想, 使这一原本着重作为外交方面的策略原则, 逐渐地成为中共全党上下必须遵行的基本方针. 这被党内中高层官员普遍地接受了. 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一件事是大约 2001 年 8, 9 月间, 中央党校在哈尔滨市举办全国党校系统会议. (在中国, 党校系统包含大约 2800 所党校, 遍布于中国各级行政层面.) 这个会议是关于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研讨会[18]. 开会期间, 我与当时中央党校一位很有影响的正局级领导聊天, 我说到民间认为政府的态度太软弱, 不满意中国政府对 2001 年 4 月中美撞机事件的处理. 她回答说: “我们怎么可能强硬呢? 美国太强大了啊.”

另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 “三个代表” 思想提出后,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中国“和平崛起” 的想法, 中国官方媒体广为宣传, 引起世界广泛注意. 一段时间后, “和平崛起” 等不再提起了, 被 “和平发展” 说法取代了. 当时我注意到这个改变 (任何一个像我一样作政党意识形态研究的学者, 都会仔细察看中共措辞的变化, 因为它们常常带有很深的政治含意). 我问郑必坚的助手——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为什么 “和平崛起” 不再提了? ” 那位所长说: 主要考虑西方国家对 “崛起” 两字有疑虑, 觉得似乎隐含着某种 “潜在威胁” 意味——所以改为“和平发展”, 强调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为了掩饰 “韬光养晦” 真实的战略意图, 熊光楷——中共的军队情报系统最高层负责人, 还在此成语的英文翻译上大做文章, 声称翻译为 “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 是错误的, 完全歪曲了中国和平外交战略方针的内涵和实质, 给中国 “正常对外交往造成了不应有的负面影响,” 熊光楷声称 ‘韬光养晦’ 的核心含意就是不要锋芒毕露, 特别是自己有才能的时候,更不要太张扬自己的才能, 保持低姿态 . . . . . .”. 任何稍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字的人, 都知道“韬光养晦” “卧薪尝胆” 一类成语的背后含义[19].

正如一个中国政策宣传者的领导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人赵启正讽刺地解释说: ‘和平’是说给外国人的, ‘崛起’ 是说给我们自己的.”[20]

确实如此, 中共在中美关系中娴熟地运用着东方社会的权谋文化.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美国对中国将可能的变化颇为乐观, 以为市场经济会把中国带向通往民主政治的路上. 当时在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向学生们演讲时, 总统比尔. 克林顿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不仅仅是在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 而且是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贵的价值观之一 ——经济自由. . . . . . . 中国在经济方面自由化越多, 中国人民潜在的自由化愿望就越多, 他们的主动性, 他们的想象力, 他们出色的企业家精神就越多 . . . . . . (和) 自由的精灵就不会再回到禁锢它的瓶子中. “小布什总统宣称: “经济自由创造自由的习惯, 自由习惯创造民主期望 . . . . . . , 与中国自由贸易吧, 时间在我们这边.”

美国人太天真了. 在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 有许多不同. 美国文化的一个基本传统是不说谎,遵守规则和契约精神. 在中国文化中, 欺骗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血脉里, 我们没有契约精神, 缺乏公正意识, 对同样一件事, 人们在不同的环境里说不同的话; 有些事, 今天说的话明天就能被改变.所以, 美国人不必在乎中共说了些什么——但是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中共干了些什么. 假如美国人天真地相信中共的漂亮言辞和空洞宣传, 他们就会上当受骗. 这就是中国式的狡猾. 中共并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 正相反, 他们认为这是 “策略”——正如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说的 “兵不厌诈”.

中共利用一切事物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们认为, 只要目的正当, 可以不择手段. 他们用各种好听的话语引诱跨国公司进入中国, 然后跨国公司很快就发现他们掉进了陷阱: 他们被迫转让他们的技术或者面临打压, 中国在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外国技术后, 中共经常想出各种办法强迫这些公司退出中国市场. 艾伦. 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公司现在正经历这种情况.

2008 年中国举办奥运会获得巨大成功, 美国陷入次贷金融危机. 这刺激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们,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是不可避免. 因此, 他们感觉不再需要藏着中国的勃勃野心而忍受美国人的 “压制” 了, 中国必须进入世界中心. 中美关系开始出现隐秘, 微妙的变化. 北京的中共领导人开始想象,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可能等于或超过美国模式. 从 2008 年底, “韬光养晦” 就是开始逐步被抛弃的.

中共有个说法 “外交内政一盘棋”, 意思就是利用外交达成他们的国内外政治目标, 以维护一党政权, 这是中共秘而不宣的一贯意图.

中共利用 2008 年奥运会做了几件事: 第一, 初步建立起一个大规模, 系统性, 全方位监控中国民众的系统, 这是以最新的高科技为基础的, 遍布于全国范围的系统. 那时, 政府说这套系统仅仅用于奥运会安全保卫, 仅仅是临时性的——但实际上, 习近平掌握权力后进一步强化这套体系, 下大功夫提高其监控的严密性精准性. 一年后, 另一套严密的安全监控体系覆盖北京全市,其借口是为保障纪念人民共和国而举行的 60 周年军队阅兵大典的安全.

第二, 中共利用成功举办奥运会努力宣传 “中国模式”.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宏大场面, 精美炫丽的各种表演让世界赞叹不已, 展现了一副繁荣昌盛, 开放自由中国的假象, 各国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明显地多于以往. 同年, 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了, 直接冲击了全球经济. 中美景象的巨大反差, 一时使世界都关注 “中国模式”, 并成为热点话题. 中美经济处于两个极端. 借英美等国学者的话, 中共夸张宣传 “北京共识” 以对抗 “华盛顿共识”, 所谓 “中国模式” 的真正含义是企图把私人经济的活力与国家控制资源混合起来, 掩盖垄断权力的一党统治, 从而避开极为需要的政治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说, 这是中共抛弃 “韬光养晦” 方针, 向世界扩张渗透的开始.

第三, 中共利用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影响力, 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 “争得应有地位” 作心理准备,中共党内放弃 “韬光养晦” 的声音逐渐出现. 一边是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 另一边是美国陷于金融危机大萧条, 中共自夸中国政府投入的四万亿人民币 (美金约 6400 亿) 救市, 不仅使中国继续经济高速增长, 而且给世界经济托了底. 中共党内出现一种声音, 认为中国国力已经今非昔比,中国必须争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那就是从 “大国” 转成 “强国”, 从世界规则 (包括 WTO 规则)的接受者转变成制定规则的参与者.

作为中央党校的教师, 我既给官员讲课也要参加他们的各种讨论. 从 2009 年到 2012 年间, 我逐渐感受到这种心理变化. 最初是质疑声. 一次讨论中, 一个官员问我: “蔡老师, 邓小平说 ‘韬光养晦’, 那是当时的情况. ‘韬光养晦’ 要养到什么时候呢? ” 此后, 在多次讨论中听到的议论是: 在全球金融海啸中, 唯有中国是 “定海神针”, 这些证明了中国 “中国特色” 的优越性,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具有全球性重大意义, 中国为第三世界国家寻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等等.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新选举上任的奥巴马总统于 2009 年 11 月访华. 这次访问没有获得好的效果, 中国领导人以冷淡无礼接待他. 不仅如此, 中共的傲慢态度开始在中国南海问题上表现出来,中共海军开始挑衅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 随着中共在国内的加强压制, 2009–2010 年似乎是中共对外显露自信心的一个转折点.

中美关系从摩擦冲突到冷战对立

习近平 2012 年底上台时, 中国党内和民间都处在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膨胀的状态中. 利用这个情况, 习近平鼓吹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推进军事扩张, 向西方与美国施加压力. 最终美国受够了中国的困扰, 在川普政府时期做出了根本性的政策转变. 实际上放弃接触政策, 而选择以“战略竞争者” 来取代.

从习近平 2012 年上台后到现在, 他对内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仇恨意识, 对外愈加傲慢. 如果说, 胡锦涛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恢复自信向内努力, 致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话, 那么习近平时期的民族主义情绪则逐步显出处对外扩张, 霸道, 蛮横的倾向. 习近平 2009 年在墨西哥访问时说: “有些外国人, 吃饱了没事干, 对我们的国家指手画脚.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 三不去折腾你们, 还有什么好说的?[21]” 这些话语已经显现出习的蛮横性格, 但是当时美国人没有在意, 甚至许多人相信他也许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正相反, 习近平掌权后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情绪, 利用民族仇恨意识, 毒害中国人民.

中共教育人民 仇恨美国. 从 1949 年到今天, 70 多年来他们把美国视为敌人, 持续不断煽动反美情绪. 事实上, 中共长期称美国为 “美帝国主义”, 几十年一贯制对民众灌输仇美意识, 已经在中国几代人心里扎了根. 我和我们那一代人从小是在反美教育中长大的. 从幼儿园到小学, 我最熟悉的话就是 “打倒美帝野心狼”,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等等. 有一次, 我买了把玩具手枪送给一个 6 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端着玩具枪冲口而出: “打死美国佬.” 我当时就被震惊了.9.11 攻击事件发生后, 中国民众中的反美情绪逐渐升温. 2020 年中共战狼式外交进一步反映了民众的反美情绪, 杨洁篪在安德雷奇两国高层官员会谈中对美方的攻击性话语引来大陆一片叫好声.

中共的反美宣传在中国社会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反应. 由于大陆言论管控极为严厉, 人们不能公开反对中共官方媒体的反美煽动.

习近平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打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旗号向世界扩张, 在中共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之 2013 年着手实施 “一带一路” 计划.2015 年后, 习在一些讲话中抛出更有欺骗性的言辞, 比如 “为世界提供 “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 等. 中共官媒把吹捧习与膨胀民族主义情绪合为一体. 中共每年在 “对外宣传” 上花费巨款, 包括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简称中联部) 组织在北京召开世界政党大会. 这不仅显示中共意识形态在世界上扩张影响力, 也营造 “万邦来朝” 觐见习近平的场面, 以满足他称霸世界帝天下的虚幻想象.

中共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渗透, 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渗透, 早在 21 世纪初就开始了, 但当时规模与领域有限. 后来胡锦涛 2007 年在中共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需要建设中国 “软实力”, 对外宣传活动放在非常重要而又优先的位置上. 随着中共经济实力的增强, 它向世界扩张乃至称霸世界的野心逐步膨胀, 其渗透活动日益扩大范围. 最初的海外宣传渗透以文化交流为名义, 然后扩张到媒体, 金融, 经济, 科技, 教育, 智库, 博物馆, 以及其他领域与机构. 据报道, 几乎所有在美国的独立中文媒体, 现在都已经被中共收购或者被控制了; 中共干预和挑战美国高校和智库的学术自由. 中共还 “长臂控制” 中国在美学生和遍布全美国的华人团体, 他们甚至在美国大学里建立中共党支部 (在许多其他国家里也有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 中国逐渐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学者关闭学术交流的大门, 限制他们进入中国. 中共设置了许多障碍, 来严重限制外国学者从事中国研究, 以及与中国学者与官员之间的交流.

军事备战与对美军加剧对峙, 战争危险日益迫近

随着 1991 年苏联的解体, 唯一能号称拥有世界一流军队的国家就是美国. 习近平上台后, 强调着力推进深化国防军队改革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水平, “实现强军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和 “准备打仗并打赢战争”. 这些都明显是瞄着美军为目标的.

中国国防军队费用不断增长. 2021 年, 中国国防军费支出为 13553.43 亿元 (约为 2091.6 亿美元), 比 2020 年增长 6.8%[22]. 在世界上是第二大军费预算开支, 然而,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估计: “2019 年中国实际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 2400 亿美元, 比北京估计的数字高出 38%.[23]

中国军费大幅度扩张, 既是习近平搞军队改革的需要, 也用于为习近平吹嘘的 ‘一带一路’. 前几年我应邀参与了军队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 “精品课” 评选, 听了一星期讲课人的竞争性演讲,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讲课, 是讲军队要 “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而且, 中国当局蓄意加剧南海的紧张局势. 2011 年, 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出访中国, 习近平曾经亲口保证不会在南海进行军事扩张, 并且于 2016 年再见奥巴马时, 在白宫玫瑰园他再次信誓旦旦地公开重申他的承诺. 但是后来的行动再次证明中共从不遵守他的承诺. 中共在南海加紧建造人工岛, 并且开始在岛上部署军队和武器, 可能很快就建成一个海军基地. 中共声称所谓 “九段线” 内的南海水域属于中国的地盘, 已经挑起与东南亚几个国家的争端, 并且蛮横地拒绝接受海牙国际仲裁的决定, 即中国声称的对南海水域领土要求完全无效. 所有这些行动已经极大地增加了南海, 东海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2015 年 9 月, 习近平对奥巴马说: “太平洋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 看起来习似乎是呼吁中美和平共处, 但事实上暴露了他想与美国平起平坐称霸世界的野心.

2021 年 1 月 1 日, 中共实施新修订的《国防法》, 有两个关键词被加进原来的第二条. 如下 “国家的军事活动是预防和抵抗侵略, 阻止武装颠覆和分裂, 保卫国家主权, 统一, 领土完整, 安全和发展利益所进行的活动. ” 这两个关键词 “分裂” 和 “发展利益” 大有深意: 一个针对台湾; 另一个针对所有国家发出威胁信号, 最重要的是针对美国. 无论谁阻挡中共统一台湾, 无论谁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利益, 中共军队就将对谁开战.[24]

2021 年 2 月 10 日, 美国拜登总统于宣布在五角大楼成立对中国战略工作小组. 中共政府似乎没有对此发布任何评论, 但 10 天后用发射远程洲际导弹作出回应. 2 月 20 日, 中国海军核潜艇在烟台附近深海发射了巨浪 3 型潜射洲际导弹 (SLBM). 官方公开播出发射视频, 官方评论强调称这一导弹具有重大的 “洲际威慑” 意义, 这意味着 PLA (人民解放军) 将具备全球一流的海基核打击能力 . . . . . . . 官方评论继续说: “近期, 某些国家自恃武力, 频繁对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试图不劳而获攫取利益, 对此我们显然不会答应. 在这一时刻发射隐藏多年的新一代潜射导弹, 这已经表明了我方的坚决态度”. 这些迹象表明, 中共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图谋发动战争的道路, 并把美国作为最具有威胁性的敌人. 事实上, 无论美国哪个党上台执政, 都不可能使中共改变观点.

利用疫情谋取霸权

2019 年底中国武汉爆发新冠肺炎, 但中共隐瞒真相延误防治时机, 这导致武汉病毒疫情向世界扩散, 直至现在还没有结束. 全世界已经有上亿人感染病毒, 数百万人被夺去生命. 2020 年中共进一步利用疫情散布假消息, 在外交上以战狼式谩骂代替正常的国家沟通, 诬陷病毒起源于美国, 企图甩锅推卸责任. 中共千方百计地隐瞒真相, 阻止世卫组织和各国政府寻找病毒起源, 0号病人资料以及疫情初期的真实情况.

随着疫情的继续, 中国宣布其经济增长率放慢至 2.3%, 而同期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没有一个疫情国家的经济是正增长. 2020 年 11 月举行的《读懂中国》论坛上, 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称, 中国从抗击疫情中获得的收益为 67 万亿元, 约占中国 2020 年 GDP 总量的三分之二.[25] 反之, 美国深受武汉病毒疫情困扰, 其经济, 社会, 包括大选等都遭到重创. 所有这些都表明, 中共正在利用疫情反对美国, 试图从疫情中获得利益以暗中争夺世界领导权.接触政策注定会黯然终结

中美关系最终走向冷战与对抗. 接触政策的黯然终结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尽管接触政策已难以继续, 但任何极权统治者都无法消除美国持续给中共党内与中国民众的巨大影响力. 中, 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一直持续加强着, 随着美国的资本, 公司, 产品和文化进入了中国, 随着许多中国人到海外探望孩子, 亲戚, 随着朋友们出国求学打工, 随着中美通婚的家庭越来越多,许多人已经亲眼见到了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况, 中共极权政权的虚假宣传已经破产了. 在极权统治下, 中共一面公开煽动反美情绪, 一面许多人秘密地把他们的财产, 孩子和家庭成员转移到美国. 他们被中国网民揭露为两面人, 嘲讽他们: “反美是工作, 移美是生活”. 事实上, 许多中共党员和官员, 中国社会相当大数量的精英, 特别是中产阶级, 非常认可与接受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观.

另外许多美国人相当感伤于接触政策的结束, 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在我看来, 这是必然的结局.因为接触政策基于两个错误的假定上, 即国际交流和经济发展能够使中共向着愿意分享权力,放弃霸权统治的现代政党方向转变. 但是中共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这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完全对立. 这两个冲突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和平共处.结果, 中共与美国不可避免地走向对峙或者对抗 (冷战或热战即是对抗的外在表现). 事实上,正是中共一手毁掉了接触政策, 因为中共利用接触政策达到了的目, 接触政策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中美究竟是敌手还是对手?

中共视美国为不怀善意的敌手甚至是敌人 (enemy), 而美国把中共为看作为它的竞争对手. 这些不同的概念产生处理双边关系中的不同策略, 不同的策略又带来不同的政策后果. 敌手或敌人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但是竞争者, 则仅仅寻求在反复博弈中获得利益.

中共始终视美国为敌人, 出于两点原因: 一是担心政权被推翻. 缺乏自信的多疑和需要为独裁合法性作辩护, 是中共制造出最大敌人的根本原因. 因而, 从我儿童时期到今天, 标语口号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始终没有停止过. 在国内, 中共每隔几年必须搞一次政治运动, 以消灭一切反对力量, 他们始终防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影响. 用他们的话说叫 “反对和平演变.” 无论何时, 凡是有中共党政府与民众激化矛盾冲突时, 中共党即以背后有 “国外敌对势力黑手” 作借口镇压抗议者. 经过几十年的反美宣传, 在中共党内外 “反美” 情绪已经成为不容质疑

的政治正确.

二是, 中共始终把 “消灭帝国主义, 解放全人类,” “把红旗插遍全球” 作为政治目标. 70 多年来,无论是毛泽东高调的 “反和平演变”, “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无论是邓小平的 “冷静观察, 稳住阵脚”, “韬光养晦”, 还是习近平的“底线思维” ,“不可犯颠覆性错误”, 维护 “政治安全, 政权安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根本点都是把中美关系看作是“你死我活” 的敌对关系, 只是因为自身国力之弱和国际环境因素等制约, 但是现在中共察觉到美国在衰弱, 自己在强大的自我膨胀, 据此北京正在调整他对美国的策略.

另一方面, 无论对中国怀着多少疑虑, 美国继续把中国当作正常国家看待, 美国政府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摒弃支持中国加入 WTO. 当时美国乐意见到中国快速增强国家实力, 假想经济自由会带来政治变化. 虽然美国用心良苦, 但这种行动极为天真.

直到最近几年, 美国无论是政界, 商界, 学界精英还是众多智库, 都不认为中国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对上述看法持反对意见的, 比如塞谬尔. 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26] 格雷厄姆. 艾利森认真地提出未来中美之间有可能爆发战争[27], 也都被嘲讽. 主流精英们没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潜在的敌人. 然而, “文明冲突论” 特别是 “修昔底德陷阱” 这个说法, 迅速被中共接过去, 作为煽动中国民众反美情绪的借口, 为加剧中美关系紧张, 准备未来战争作社会心理动员.

尽管中共始终视美国为敌手, 但因它在过去的落后贫困, 它需要时间来增强国力. 因而中国必须“韬光养晦”, 必须与美国和解交好. 然而, 现在习近平认为它牢牢地掌控着中国, 而且国力增强到足以挑战美国, 中共不需要再 “韬光养晦”, 他就开始露出攻击性. 这从最近几个月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和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3 月 18 日在美国安德雷奇举行的中美两国会晤, 开场再次变成了罕见的两国高层外交官唇枪舌剑. 杨洁篪, 中国外交界最高层官员完全不顾及基本的外交礼仪, 甚至把中国人骂大街的语言用于外交场合, 指责与其地位相等的美国最高外交官. 杨洁篪的言词再次显示中共只相信弱肉强食的 “凭拳头说话” 外交.

令人深为关切的是, 2020 年习撕毁 “一国两制” 承诺, 不惜毁掉香港也要暴力强制推行国安法.而美国与欧盟国家未能作出坚决有力的制裁来支持香港民众的抗争, 这等于默认与接受了中共的强势逼迫. 当武汉病毒在全球扩散疫情, 给美国与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时, 习说中国现在有实力 “平视世界”. 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是 “东升西降”, 他们的判断是 “危中有机, 危可转机”去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究竟是威权主义国家还是极权主义国家? 这一问题至今美国两党都没有清晰过, 然而中共的统治空前地严酷. 即便前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也只是称中共为威权主义国家. 实质上中共政权一直都是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国家.

毛, 邓与尼克松开始中美接触时, 只是外交政策有所松动, 而对国内统治从来没有松动过. 1980年代后中共在经济体制有所松动, 但从没有松动过垄断政权, 垄断思想话语权, 垄断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 然而, 在美国政治, 政府以及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似乎对此都忽略了. 由此, 美国继续执行接触政策没能影响中国向自由民主方向演进, 反过来却被中共利用接触政策潜入美国盗窃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和商业, 政治情报, 甚至利诱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科技界精英服务于中共的利益. 自从习上台以后, 中共党越发加紧偷盗与渗透.

只要中国极权制度不改变, 中美关系注定了将进入根本性对抗的时期, 这是由两国根本不同的制

度性质和价值理念所决定, 也是两国不同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这将危及世界和平.

中美关系的未来可能性: 是 “竞争与合作” 还是 “对峙与对抗”?

中美安德雷奇高层会唔前, 布林肯谈到处理中美关系, “美国的三原则是: 应该竞争的竞争; 能够合作的合作; 必须要对抗的时候对抗.” 其实这三原则是存在逻辑冲突的. 它们表明美国政府既深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但依旧希望最好的结果. 多年以后, 美国政府和各个方面的精英们意识到中国发生了一些政治变化, 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已经转变为一个新极权主义. 许多人依然把中共政权看作为威权主义. 依赖于单方面的良好愿望和幻想, 继续坚持接触政策, 客观上使接触政策具有了某种 “绥靖” 效应.

笔者认为, 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对峙与对抗, 持这一看法是基于以下几点: 如果中共统治只是威权主义性质, 则有可能形成竞争为主调, 一定范围的合作以及必要时对抗的中美关系, 正如如美国政府所希望的. 这对极权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

尽管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都是专制独裁制度, 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 政治学家乔万尼. 萨托利区分不同类型的专制独裁制度. 对照萨托利理论, 分析不同类型专制制度的核心特征, 就很清楚地表明中共政权是极权而不是威权.[28]

布热津斯基的著作, 一位研究共产主义制度的杰出学者也指出相似的结论. 他写道: “极权主义的两个决定性维度是恐惧+意识形态. 正是二者的极度结合造就了这一体制的其他特点.[29] 极权主义的极端性, 僵硬性以及控制的严密程度, 决定了极权主义不可能直接推进到自由民主制度,必须先有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松动.[30]

高压恐怖和意识形态这两根支柱支撑了希特勒, 斯大林乃至后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 东欧国家,包括毛时期的中共极权统治. 习近平上台后, 他努力利用高科技从而获得超级强大的监控能力,超过了希特勒和前苏联. 在布热津斯基概括的基础上,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定义中共在中国的统治为: 恐惧 +意识形态+数字技术控制系统 (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 =重新定义为高度精致的新极权. 运用萨托利, 布热津斯基, 汉娜. 阿伦特, 乔治. 奥维尔和其他研究独裁制度的学者理论,应该很容易分辨出中共统治是什么.

说习近平政权为极权主义, 因为他同样实行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一个党” 和 “大一统 (汉族一统国家).” 习近平步毛泽东后尘, 大搞个人崇拜, 把自己等同于党, 修改宪法, 用进一步加强压制胁迫和谎言欺骗, 以稳固终身独裁. 希特勒控制下的纳粹党是 “国家社会主义” 基于种族主义;习近平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是与种族主义相关联. 长期以来, 中共持续不断强化大汉族主义优越感, 对新疆, 西藏, 内蒙等少数民族实行变相的文化种族灭绝.

说中共是精致的新纳粹主义, 是因为它利用大数据, 人脸识别技术 (AI), 一天 24 小时监视人们.这种精准监控与警察、国安部门的恐怖镇压严密地结合起来, 中国大陆已经很难发出反对的声音了. 自 2013 年以来, 我的 7 位朋友因发出反对声音而全部被被习当局捏造罪名拘留和被囚监.

总之, 随着对内镇压对外扩张, 中共政权已经恶劣地沦为新斯大林极权主义[31], 其性质与价值观理念与美国以及所有自由民主国家是根本对立的. 中共一直把美国看作敌人, 现在更加如此. 因此, 中美之间难以形成国务卿安托尼. 布林肯所认为的 “竞争, 合作, 某种情况下的对抗” 的多重关系, 最大的可能趋势就是走向对峙和对抗.

可以说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和中共习近平个人的负面因素, 将会使美国面对着一个不按常理,不讲规则, 不讲诚信, 难有正常预期性的敌手. 这将更加增加美国以及世界的高度风险. 与此同时, 中共长期而深度地渗透进入美国社会, 尤其是精英阶层, 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使华盛顿难以看清中共的真实战略意图, 目标和动机, 因而无法有效应对和消除中共的威胁. 总之, 中共政权没有底线, 中共是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中共不是铁板一块, 我从 1986 年起在中共党校系统工作, 三十多年与中共中高层官员的接触经历, 我能说至少有 60%–70% 的中共中高层官员是了解现代世界文明进步趋势的. 他们懂得只有民主宪政政府才能使中国长治久安, 才能使自己获得人权保障与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 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是认识到美国的善意的. 美国应该继续支持中国的公民社会,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已经转入地下; 同时, 扶植和支持党内自由民主力量重新回到政治改革路线, 以实现中国社会的良性和平转型.

最后, 虽然难以想象, 我建议美国要做应对中共可能突然瓦解的充分准备. 中共貌似强大, 但这个改良的新极权主义斯大林专制政权内部是相当脆弱的. 中共有饿龙一样的野心但内里是个纸老虎. 在某些情况下, 有许多因素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突变, 甚至政权的坍塌. 这些因素包括: 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例如高水平的负债率; 其虚假浮夸的意识形态宣传与真实现状之间,其在市场与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分配双轨制, 其不断扩大的社会贫富悬殊, 其持续不断的腐败问题, 其最高权力继任方面的激烈内斗等内在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冲突. 习近平的过分多疑和狭隘猜忌导致其在内部不断清洗异己, 这些带来中共内部中高层官员的极度不安全感, 以至于人人自危.

所有上述因素, 使任何可能的突发性事件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 而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 甚至政权的坍塌. 回想那些——没人预料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突然垮塌——但它们发生了. 由随机性事件触发的突然而瞬间的崩溃, 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来中国内部的失序混乱, 这将给中国外部的世界带来严重的后果. 因此, 美国要有清晰的认识和充分的应对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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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里, 我尝试提出了几点相互关联的论点. 首先, 中共政权是改进了的新极权主义而不是威权主义; 其次, 中共在国际关系方面, 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 最优先考虑的是巩固它对国内的控制和防止政权的倒台. 第三, 中美关系的性质实际上是无情对抗的敌手而不是竞争的对手.第四, 中美双方体量都大, 都有相当实力, 谁都不可能一口吞了谁, 两国之间的 “热战” 对于全世界将是灾难性的. 正是基于这些评估, 我建议美国需要清楚地看透中共和中国是什么——战略性的敌手——由此制定相对于中国的战略和政策. 一厢情愿的 “接触政策” 必须被冷静周全的防御政策所取代, 以保护美国避免中国的侵犯——同时带给它进攻性的压力, 因为中共比美国人想象的要虚弱的多.

参考文献

1 里查德 M. 尼克松, 《越战后的亚洲》,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1967 年 10 月, 第 121 页.

2 关岭, 《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了》, 多维新闻. 2018 年 07 月 15 日, https://www

.dwnews.com/中国/60070820/邓小平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了.

3 Orville Schell《接触政策的终结》, The Wire, 2020 年 07 月 02 日, https://www.thewirechina.com

/2020/06/07/the-birth-life-and-death-of-engagement.

4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第 164–65 页.

5 邓小平,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第 195 页.

6 《接触政策的终结》.

7 有一种内部说法: 据说中共 6.4 开枪, 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公开宣布制裁中国, 但暗地里欧美大公司为了利益游说本国政府放松制裁, 通过一些非官方渠道接触. 这使邓小平等中共高层有持无恐. 这个讲话, 我在《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中没有查到. 但是我对当时传达的这个讲话大意印象极为深刻. 中共在编撰中共领导人的文选时, 不会全部公开印发所有的讲话, 文稿, 有相当部分依旧处于保密状态.

8 邓小平,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359–61 页.

9 邓小平,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325 页.

10 邓小平, 《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邓小平文选》第 , 3 卷, 第 329 页.

11 邓小平, 《坚持社会主义, 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 , 3 卷, 第 345 页.

12 邓小平《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 《邓小平文选》第 , 3 卷, 第 333 页. 同时请见《人民领袖邓小平——邓小平思想年谱 ——1989 年》, http://zg.people.com.cn/GB/33839/34943

/34980/2632685.html.

13 邓小平《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 《邓小平文选》第 , 3 卷, 第 350–51 页.

14 邓小平《坚持对外部世界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邓小平选集》第 , 3 卷(英文版), 第 310–11 页.

15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八级电视片 “居安思危——前苏共党垮台的教训”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7). 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制作了内部传播的 TV 电视片: 反和平演变政治评论片.

16 说明: 这位来自中央党校的教授董云虎, 从此中断了他的学术生涯, 成为中共的省部级官员.后来曾任中央外宣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西藏自治区宣传部长,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2018 年任职上海市政协主席.

17 江泽民于 1994 年 7 月 12 日在驻外使节会议上作《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报告, 报告中谈到对美关系 16 字方针: “增加信任, 减少麻烦, 发展合作, 不搞对抗”.请见: 《江泽民与中美关系》, 作者: 倪世雄,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 2009 年第 6 期, 第56–64 页.

18 “三个代表”是: 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9 熊光楷《中文词汇 , “韬光养晦” 翻译的外交战略意义》《公共外交季刊》 , 2010 年 2 期, 第55–59 页.

20《接触政策的终结》.

21 Jane Perlez, “与军方关系紧密的中国新领导人可能考验美国,” 纽约时报, 2012 年 12 月 4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12/11/04/world/asia/chinas-xi-jinping-would-be-force-for-us-to

-contend-with.htm.

22《2021 年国防支出增长 6.8%, 专家: 中国军费并非单纯投入, 而会产生和平红利》 3/5/2021, 环球网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3/1217416.shtml.

23 Nan Tian and Fei Su, 中国军费开支增长的新评估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21),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1/2101_sipri_report_a_new_estimate_of_chinas

_military_expenditure.pdf.

24 重要的是记住人民解放军是 “党军,” 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向党而不是民族, 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

25 自由亚洲电台, 2020 年 12 月 3 日.

26 萨缪尔森.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 (纽约. 西蒙与舒斯特, 1997).

27 哈佛学者格雷厄姆. 艾利森, 注定要开战? 美国和中国能逃脱 “修昔底德” 陷阱? (波士顿: 亨廷顿, 密费林, 哈尔科特, 2017).

28 高琪琦 景跃进 (主编) 《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第 85 页.

29 《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 第 90 页.

30 注: 例西班牙和平推进的民主政治转型并得到巩固, 其基础建立在佛朗哥将军统治的最后十年. 那时西班牙已是事实上的威权主义政权. 而前苏联尽管政治剧变过程中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但并没有顺利走向民主政治体制而是事实上停留在叶利钦—普金的强人型威权统治阶段. 这表明, 极权体制不可能直接推进到民主政治体制, 但威权统治可以推进到民主政治体制.

31 裴敏欣《从天安门到新极权主义》《民主杂志》 , , 31 卷, 第 1 期 (2020 年 1 月), 第 148–57 页.

(此文章由蔡霞教授发表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