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上的不平等一一職場性騷擾
長期以來,處於權力上位的身份優勢讓男性擁有的不僅是凝視他人的底氣,更有免遭凝視的運氣。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男性的公共裸體。在公共場所堂而皇之地褪去上衣可以說是父系社會以來男性被賦予的特權。男性的公共半裸是無差別且強勢的,不受身份身材各種因素限制,不管你是有腹肌還是只有啤酒肚,統統擁有脫衣自由,它的實質就是一種赤裸的男權表達。
台灣是我見過這種表達非常深重的地方。走在夏夜的街上,幾百米就會遇到袒胸露乳的半裸男,且大多掛著個啤酒肚,你甚至還能看到幾歲小男孩也學著大人的模樣褪去上衣。街邊大排檔更是半裸重災區,坐著一排橫肉,啤酒瓶子敲得咣當作響,喝到興起就對女服務員大喊一句「美女,來陪我們喝一杯!」。不誇張地講,對台灣所有大排檔的女員工做一個社會調查,遭遇性騷擾或micro aggression的比例絕對不低。
在這個父權社會,男性因為性別區隔優勢被賦予太多特權,而且很多特權是自然且無形的,這些特權背後所築構的底層邏輯共同支撐和維護著男性的壓迫行為,讓之在順直的大道上橫行霸道。
我們經常能在職場看到一種要是計較就會被認為是「小題大做」的性騷擾,比如說2018年民進黨議員何文海對時代力量議員參選人吳佩芸一席「何不露胸」的言論,吳佩芸在臉書寫道,一場公開的小型餐會場合中,何文海不但評論她的選舉看板,還說「既然都拍泳裝照了,身材很好,就把上半身露出來,把胸部露出來」,她強調自己雖然微笑以對,但對這樣的言論確實感到不舒服;就在一個月前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委謝曉星遭控職場性騷擾女秘書,霸凌員工......
事實上,所謂民主黨派并不意味著會對女性擁有更多的尊重,美國自由主義的代表約翰·甘迺迪總統,在其死後被指控有性騷擾和性侵多名女性的嫌疑。在自由觀念的背後,掩蓋的是任何黨派男性在位登權力頂峰后愈發難以掩飾的雙面做派。
在職場和社會地位的權力結構中,女性大多時候都屈居弱勢。女性常會因為婚育或家庭因素離開或降低勞動參與,所以不論國內外,多數組織裡高層幾乎都以男性居多,女性很難躋身重要職位。身為工作場域中的弱勢,又被社會價值觀不平等看待,即使是地位相對較高的女性也很容易成為高層男性欺負的對象。
伊藤詩織曾在採訪中提及:「有些男性說,他們很難想像性暴力是什麼樣的,但是他們能明白被強權控制是什麼感受。我很確信每個人都感受過這種被權力控制的感覺,無論是在學校、公司還是家庭中。」
雖在現今,大家高喊著性別平權,卻還是難以忽略一件血淋淋的事實:我們的社會仍存在著以權力關係看待性的惡意眼光。在性騷擾或性侵害的過程中,重點不在於加害者是否為了滿足私慾而犯下惡行,關鍵在於加害者的目的往往是為了展現自己的權力、地位及力量,呈現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隨著社會民主化及自我意識的提升,儘管「非自願的性接觸是不對的」此種觀念已根植在教育、文化之中,但要如何超越傳統性別的框架,試著拆解權力不平等造成的性壓迫,仍是我們需要考慮和勇敢面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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